(圖1)

1937年「七七」事變，中日戰爭全面爆發。日本一些作家立即介入了這場戰爭，許多人成為軍國主義的可恥幫兇。

(圖2)

首先是如吉川英治這樣有廣泛影響力的作家，作為報社和雜誌社的特派員，來到中國戰場，向日本國內做「戰地報道」，之後眾多作家響應軍部與內閣情報部的文壇總動員，以作家的身份從軍，走上中國前線，用手中的筆桿子為侵略戰爭效力，這就是大家熟知的「筆部隊」。

(圖3)

和那些到戰場之前已經是日本文壇稱霸一方的「腕兒」相比，後來被稱為「第一號文化戰犯」的火野葦平較為特殊。1937年，文學青年火野葦平是以侵華日軍中的一名士兵的身份，握著父親的軍刀來中國的。在他從中國寫給日本孩子的信中有這樣的話：「爸爸就要殺那些……」

(圖4)

「……爸爸使用那把爺爺給的日本刀……等我把敵人的青龍刀和鋼盔帶回去給你做禮物好嗎？」使用這種「美麗武器」參加侵略戰爭的日本作家們，戰後是如何面對自己的昨天的呢？

(圖5)

1946年1月，美國佔領軍最高司令部發佈了追究戰爭責任的文件，規定被追究者包括「通過文筆、言論，積極鼓吹好戰的國家主義的代表人物」。

(圖6)

火野說日本軍部限制寫作的規定主要有以下七條：一、不得寫日本軍隊的失敗；二、不得涉及戰爭中所必然出現的罪惡行為；三、寫到敵方時必須充滿憎惡和憤恨；四、不得表現作戰的整體情況；五、不得透露部隊編制和部隊名稱；

(圖7)

六、不得把軍人當作普通人來寫；七、不得寫有關女人的事。在這種限制下產生的作品，又有何真實性可言？所謂的「戰爭文學」就是為戰爭所用、為戰爭服務的文學。

(圖8)

井伏鱒二在「徵用作家」中年齡比較大，出發時已經43歲，太平洋戰爭期間他被派遣到南方戰場。

(圖9)

戰爭中他以新加坡市井生活為題材寫了《花街》，連載於《東京日日新聞》和《大阪每日新聞》上。有人評價井伏的文學是桃子，皮很軟，但裡邊有堅硬的內核。井伏不屬於狂熱的軍國主義作家，他當時的很多作品因為不符合軍方要求沒能發表。

(圖10)

1977年起他通過文學雜誌《海》，歷時兩年零五個月連續載文《徵用中的事情》，回憶當年在新加坡的生活，在短篇《犧牲》、《戰死·戰病死》中，井伏曾一一細數那些死在戰爭中的同伴：「自殺者一名、被憲兵射殺一名、戰死兩名、戰中病死一名。從軍中得病。

(圖11)

他痛楚地說：「戰爭中被裹挾出去的人很可憐。戰死、負傷的人更可憐。不論反覆多少次，我的回憶用這一句話就說盡了。」日軍佔領新加坡後，曾經大量屠殺當地華人，不少家庭慘遭滅門。

(圖12)

像井伏這樣特殊的戰時作家，其作品所體現的也是戰後日本反戰文學的共同套路———寫前線軍人的死傷、內心的痛苦，寫原子彈給廣島、長崎人民的傷害，寫美軍的空襲等等，加害者的身份在作品中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一路讀下去，你甚至會產生一種錯覺。

(圖13)

而參戰作家揭露侵略戰爭給周邊國家人民帶來的痛苦，對日本軍國主義犯下的罪行以及自己作為參與者的戰爭責任進行認真反省的作品，卻少而又少。

(圖14)

近年來，日本開始有學者對當年從軍作家的作品進行整理出版。正在編輯「徵用作家叢書」的立命館大學教授木村一信說，期望能在清理出事實的前提下，對這些作品給以歷史的認識。

(圖15)

「雪炸裂於山峰／雪傾瀉而下／坐在傾瀉而下的雪上／是熊／它撓著朝天的鼻子／安閒地／彷彿是在吸煙的模樣／一隻熊在那裡。」這是井伏鱒二《除厄詩集》中的詩句。

(圖16)

如果說60年前，日本作家對於那場戰爭的「雪崩」如同那只熊，那麼，60年後的今天，日本文壇該如何面對歷史上那場傾瀉而下的「雪崩」和「雪崩」中的那只熊呢？

(圖17)

這是日軍在浙江散發的色情紙鈔傳單，正面為仿造紙鈔，背面為裸體女子，文字大意是：我時常遠望，盼望你回來，你仍在打仗，如果你繼續打仗，你將會死在戰場上！回來吧，傾聽我的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