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魏延：因受小說《三國演義》的影響，長期以來在人們頭腦中魏延是一個腦後長有反骨的人物，因其謀反而被諸葛亮所殺，似乎是罪有應得。雖然曾有人替魏延寫翻案文章，但《三國演義》塑造的反賊魏延形象實在是深入人心，很難在世人的心目中抹殺。

　　魏延出身和履歷不詳。《三國誌·魏延傳》說他是「義陽人也，以部曲隨先主入蜀」。義陽縣(今河南信陽市西北)屬東漢荊州之南陽郡。所謂「部曲」，據《後漢書·百官一》云：「其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軍司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其餘將軍，置以征伐，無員職，亦有部曲、司馬、軍候以領兵。」可見，部曲本是漢代軍隊中三級編製的名稱。東漢末年，以世家和豪族地主為社會基礎的軍閥割據形成，軍閥採取「部曲」這種軍事建制來組織自己的軍隊，於是部曲便成了豪強地主割據勢力的私人武裝。魏延以部曲身份隨劉備入川，其地位雖然不高，但卻是劉備軍中的嫡系，而絕非降將(按：《三國演義》雲魏延本是劉表部將，後殺韓玄，獻長沙於劉備，完全是杜撰)。因其「數有戰功，遷牙門將軍」。《三國誌》卷四十《魏延傳》。

　　建安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劉備用法正之謀，舉傾國之師，歷時歲余從曹操手中奪得軍事重鎮漢中郡。至此，三國鼎立正式形成。劉備自稱漢中王，表示與曹操分庭抗禮。不久，劉備返回成都，臨行前「當得重將以鎮漢川」同上。。為何劉備如此重視鎮守漢中的大將人選呢？因為蜀漢的基本統治區域是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四川盆地，漢中郡坐落在關中和巴蜀之間，屬於兩大區域交界的地帶。蜀國為了保障自己根據地的安全，有必要將重兵部署在敵我接壤之處。

　　關於漢中的重要性，時人及後人多有論述。楊洪曾對諸葛亮云：「漢中則益中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三國誌》卷四十一《楊洪傳》。黃權亦說：「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三國誌》卷四十三《黃權傳》。清人顧祖禹曰：「漢中府北瞰關中，南蔽巴蜀，東達襄鄧，西控秦隴，形勢最重。」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六。曹魏若是佔領漢中，將嚴重威脅巴蜀。如建安二十年，曹操平張魯，「破漢中，蜀人震恐」，「蜀中一日數十驚，備雖斬之而不得安也」。《三國誌》卷十四《劉曄傳》注引《傅子》。蜀國如果據有此地，則不僅能夠保障劍閣、成都之安全，更能使其作為北伐之基地。對蜀漢而言，漢中的重要性絕不亞於荊州。基於此，劉備怎麼能不作慎重考慮呢？劉備手下大將著名者有關羽、張飛、馬超、趙雲、黃忠。劉備對關羽最為倚重，但其鎮守荊州，不可能調離原來的防區。趙雲其時的主要職責為「掌內事」，即劉備以其「嚴重」而主管劉備的宮中之事。《三國誌》卷三十六《趙雲傳》注引《雲別傳》。黃忠雖然勇猛，但畢竟年事已高。馬超威名顯赫，但因其是「羈旅歸國」的降將，《三國誌》卷四十《彭羕傳》。劉備對其不甚信任。在此情況下，似乎鎮守漢中的最佳人選非張飛莫屬了。而且「眾論以為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但出乎眾人意料的是，「先主乃拔延為督漢中，鎮遠將軍，漢中太守」。劉備置張飛情緒和全軍議論於不顧，而破格任用魏延，這不僅反映了魏延傑出的軍事指揮才能，也反映了魏延深得劉備的信任。如果魏延「腦後有反骨」，焉能受此重任？

　　效仿劉邦當年登壇拜韓信為大將的故事，劉備在封魏延為漢中督時大會群臣，並且故意在宴會上當面問魏延：「『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雲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眾至，請為大王吞之。』先主稱善，眾威壯其言。」《三國誌》卷四十《魏延傳》。當然豪言壯語誰都會講，那麼魏延鎮守漢中的實際功績究竟如何呢？《三國誌·姜維傳》說：「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御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其制。」到了姜維守漢中，他認為魏延的軍事部署，「雖合《周易》『重門』之義」，但只能保證不丟土地，卻不能大量殺傷敵人，於是他改變魏延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方針，放棄漢中外圍據點，將駐軍撤守漢、樂二城，採取堅壁清野、誘敵深入到盆地內部的做法，並認為此乃「殄敵之術也」。

　　對於姜維的此次調整軍事部署，歷代史家多認為是重大失誤，為後來漢中失守、蜀國滅亡種下了禍根。郭允蹈的《蜀鑒》論及此十分深刻。他說：「蜀之門戶，漢中而已。姜維之退屯於漢壽也，撤漢中之備，而為行險僥倖之計，則根本先拔矣。異時鐘會長驅直入，曾無一人之守，而敵已欣然得志。初不必鄧艾之出江油，而蜀已不支，不待智者而能見。嗚呼，姜維之亡蜀也。」由此可見，諸葛亮選拔的接班人——姜維的才能遠不如魏延，因為魏延守漢中凡十五年，漢中固若金湯，沒有放一個敵兵進入自己的防區。接任的王平完全按照魏延的既定方針辦，也以少勝多，在興勢打敗曹爽率領的十餘萬魏軍。而姜維輕易改變魏延的戰略部署，卻直接導致蜀漢的滅亡。魏、姜二人軍事才能之高低豈非一目瞭然！所以劉備在用人和識人上，確實要比諸葛亮高明得多。

　　魏延勇略過人，他馳騁沙場，所向披靡，可以稱之為善戰無敵。曹魏方面，除司馬懿以外，能與魏延匹敵者幾無其人。蜀漢建興八年(公元230年)，魏延率兵，「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於陽溪，延大破淮等」《三國誌》卷四十《魏延傳》。。此次戰役，並無諸葛亮指揮，而是魏延單獨領軍作戰。對手郭淮乃曹魏關西首屈一指的重將，號稱「方策精詳，垂問秦雍」。郭淮曾敗馬謖，「摧破廖化，擒虜句安」《三國誌》卷二十六《郭淮傳》。，即使諸葛亮亦畏懼他三分，但魏延卻能「大破淮等」。另外，在諸葛亮的幾次北伐中，魏延也立下赫赫戰功，《三國誌·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載：「宣王(指司馬懿)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宣王還保營。」史稱司馬懿「畏蜀如虎」，這個「蜀」不單指諸葛亮，恐怕也應包括魏延在內吧。

　　以治軍而論，魏延「善養士卒」，與張翼德「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兒」不可同日而語，而與關羽「善待卒伍」相似。《三國誌》卷三十六《張飛傳》。以此觀之，魏延統大軍能獨當一面，克敵斬將，治軍有方而勇猛過人，絕不遜於關羽、張飛等蜀漢一流大將也。

　　諸葛亮首次北伐，魏延提出出子午谷、奇襲長安的戰略：「聞夏侯楙(時鎮長安)少，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唯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諸葛亮「以為此懸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三國誌》卷四十《魏延傳》注引《魏略》。，因此沒有採納他的意見。

　　諸葛亮與魏延關於北伐路線之爭的公案，曾引起後世史家的濃厚興趣，為之而爭論不休。一些學者認為，魏延獻策由他率精兵五千，直出褒中，由子午谷偷襲長安，諸葛亮率大軍出斜谷，趨長安會師，乃「奇謀」，「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假如諸葛亮採用之，很可能北伐已經成功，可惜諸葛亮謹慎得近乎膽小。而另一些史家則支持諸葛亮「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的謀略，認為出子午谷雖是捷徑，但可行性極小。其反對理由主要有四條：一、子午谷道路險狹，危險係數極大，一旦魏軍卡住谷口，輕則勞而無功，重則全軍覆沒；二、夏侯楙未必會棄城而逃；三、就算攻下長安，也未必守得住；四、萬一失敗，兵力本來就不足的蜀軍損失太大。

　　那麼這四點質疑有沒有道理呢？我認為，無論從蜀魏戰爭長久的戰略角度，還是從這次戰役本身來看，這些理由都是站不住腳的。

　　首先，子午道雖然奇險難行，但很少有人去作過實地調查，而就算真的去實地勘察過，也不敢保證其路況和三國時代是一樣的。魏延終究是當時的名將，他久鎮漢中，對漢中一帶的地理狀況必然十分熟悉，所以他的判斷應該是正確的。至於魏軍是否會在子午谷埋下伏兵，我們不妨查閱《三國誌》中的有關史料。《三國誌·諸葛亮傳》注引《魏略》曰：「始，國家(指曹魏)以蜀中惟有劉備。備既死，數歲寂然無聲，是以略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這就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諸葛亮首次北伐帶有極大的隱蔽性和突然性，魏國無論在軍事上、物資上，甚至在精神上連一點準備都沒有，怎麼可能在人煙荒蕪、崇山峻嶺的狹長山谷中留下一支伏兵呢？

　　對於第二點理由，「夏侯楙未必會棄城逃走」。這又是不合情理的推論。夏侯楙何許人也，《三國誌·夏侯惇傳》注引《魏略》記載得很清楚，此人為曹魏名將夏侯惇之子，曹操以女清河公主嫁之。「文帝少與楙親，及即位，以為安西將軍，持節，都督關中。楙性無武略，而好治生。在西時，多蓄伎妾，公主由此與楙不和。」可見，夏侯楙只知蓄伎納妾，聚斂錢財，憑借「主婿」的裙帶關係而都督關中，完全是一個典型的膏粱子弟，衙內式的人物。魏延深知其人，故判斷「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是完全有道理的。

　　第三點反對意見是蜀軍「即使攻下了長安，也未必守得住」，這是最值得探討的一個問題。筆者認為夏侯楙貪生怕死，素不知兵，以魏延老於兵革，料敵審己，可謂是勝算盡握。況且，諸葛亮首次北伐，有十萬大軍，兵力「多於賊(指魏軍)」《三國誌》卷三十五《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袁子》。。此時趙雲、吳壹、馬岱等宿將尚在，關西胡羌誘而招撫之以為臂助。諸葛亮、魏延分別率領的主力與偏師會師於潼關，然後魏延配合諸葛亮奪取隴右，這樣八百里秦川，「咸陽以西」確實可以「一舉而定」。其實，魏延之謀可行是有先例的。楚漢戰爭時，韓信為大將，「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然後主力東出潼關，分支軍越隴山與從漢中向祁山的支軍配合成鉗形攻勢取隴右。高祖還定三秦，一舉而攻克關中。韓信用兵，看似弄險，實則妙奇無窮。魏延所出之謀，化自韓信出漢中之策，而其勇猛又過於淮陰侯，有如此良將善謀而諸葛亮不能用，違先主遺命而用庸才馬謖，實在是令人歎息不已。

　　至於第四點，「萬一失敗，本來實力就不足的蜀軍損失太大」。我認為，這實在是一個荒謬至極的理由。試問古今中外，哪兒有用兵打仗不帶有一點兒冒險性呢？袁、曹官渡決戰時，曹操置自己的大營於不顧，率輕騎火燒袁紹重兵駐守的烏巢糧倉，完全是置之死地而後生。以來鄧艾偷渡陰平，比魏延的計畫還要冒險百倍，結果不但勝利了，並且一仗就滅亡了蜀漢政權。更為重要的是，當時蜀漢國小力薄，無論軍力、財力、人力均遠不如曹魏，以弱蜀同強魏打曠日持久的消耗戰、陣地戰絕非上策。諸葛亮第一次北伐就應該攻敵不備，出奇制勝，一舉攻克長安，予敵以重創。以弱抗強，不出奇兵，靠穩紮穩打而取勝，古今中外無有一例。

　　其實，軍事謀略講究的是奇正相合，諸葛亮用兵只見其正而不見其奇。諸葛亮自認為「安從坦道」，即可「平取隴右」，所謂「平取」，其實乃「穩取」之意。但恰恰是這「穩取」使諸葛亮喪失了用奇取勝的戰機，形成了弱蜀與強魏在隴右對峙打陣地戰，中了曹魏的「致人」之術。實際上「平取隴右」乃捨敵咽喉而取其無關痛癢之處，且一擊不勝反而打草驚蛇。等到諸葛亮第二次北伐時，曹魏在陳倉、關中等地已有重兵據守，關中遂不可再圖，魏延之謀再不可行。這就無怪乎魏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三國誌》卷四十《魏延傳》。。筆者每閱三國史至此，不免掩卷而感慨。我以為所謂「魏延之策乃冒險，一旦失利，蜀軍損失太大，恐十萬蜀軍棄之死地，只輪不返」云云，參閱陳玉屏：《論諸葛亮的將略》，載《貴州師範大學學報》。完全是違反基本軍事常識的奇談怪論。因為即便魏延在子午谷中了埋伏，也不過損失數千人而已，而孔明攻祁山，失街亭，大敗於張郃，所喪之師又何止萬人！

　　第三，諸葛亮密令：「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這似乎已經內定魏延日後將抗命為「叛逆」。諸葛亮為何要作如此安排，史無明文記載。以余度之，其因有三。其一，諸葛亮一生用兵過於謹慎，其原因是實戰經驗不足，故陳壽評價他「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於將略」《三國誌》卷三十五《諸葛亮傳》。。魏延用兵一向主張出奇制勝，諸葛亮最大的顧慮，在於如果將軍事指揮權交給魏延，魏延就會違背他既定的軍事路線，而按自己的作戰方略行事，這是諸葛亮不能容忍的。其二，諸葛亮在選擇官員、使用人才上，以「奉職循理」作為標準，請看那篇著名的《前出師表》，再分析他所稱頌、推薦和重用的官吏，如郭攸之、費禕、董允、蔣琬、姜維、向寵等人，無一不是循規蹈矩，符合「循吏」標準的人物。而魏延是一個有自己獨立見解、「性矜高」、「不唯上」的大將，他以韓信自詡，認為諸葛亮膽怯，常感歎自己懷才不遇。劉備死後，諸葛亮獨攬朝中大權，「政事無鉅細，鹹決於亮」同上。，連後主劉禪都聲稱自己是「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三國誌》卷三十三《後主傳》注引《魏略》。。而魏延卻時常不買諸葛亮的賬，這當然招致諸葛亮的嫉恨。其三，諸葛亮排斥魏延是為他的接班人蔣琬、費禕、姜維掃除障礙。《三國誌·蔣琬傳》載：「亮每言，『公琰(蔣琬字)托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諸葛亮臨終之時，後主派遣尚書僕射李福詢問諸葛亮：「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諸葛亮答曰：「蔣琬之後，文偉(費禕字)可以繼之。」《三國誌》卷四十五《楊戲傳》注引《益州耆舊雜記》。姜維是公元228年歸附蜀漢的，諸葛亮對姜維一見如故，稱讚他「忠勤時事，思慮精密。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並很快就提拔他為中監軍征西將軍。

　　諸葛亮深知若要蔣琬、費禕、姜維順利地執掌朝政、軍政，魏延是一大障礙，因為魏延在朝中、軍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冀時論必當以代(諸葛)亮」《三國誌》卷四十《魏延傳》。。為了排斥異己，諸葛亮不惜毀掉蜀漢的國之棟樑，欲將魏延置於死地。

　　魏延被害的起因雖然同諸葛亮有密切關係，但畢竟不是諸葛亮的臨終遺命，殺害魏延的罪魁禍首是楊儀，當然費禕、蔣琬、董允等人也負有一定的責任。魏延與楊儀的矛盾由來已久，魏延驕狂，楊儀自負，兩人關係勢同水火。「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刀擬儀，儀泣涕橫集」，《三國誌》卷四十四《費禕傳》。已鬧到冰炭不能同器的程度。對魏、楊衝突，諸葛亮是如何表態的呢？史載：「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三國誌》卷四十《楊儀傳》。從表象上看，諸葛亮裝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樣子，「不忍有所偏廢」，但其在五丈原病重時，卻已經將權力和情感的天平傾斜到楊儀一邊。魏延未能參與諸葛亮的臨終決策，又被安排為斷後將軍，這就等於授予楊儀以全軍的最高指揮權。

　　諸葛亮死後，楊儀「秘不發喪」，又命費禕試探魏延的意圖和打算。魏延對費禕說：「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雲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同２。魏延此話，若以官階而論則不為亂，若以公私而論則不為不當。對於蜀國而言，「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三國誌》卷三十五《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袁子》。，伐魏乃天下之大事，諸葛亮一人身死，便將兵臨渭水、逼近長安的十萬大軍撤回，棄北伐之大業，豈不是以私廢公。再則，諸葛亮死後，姜維也曾九次北伐，魏延的軍事才幹遠遠超過姜維，為何不能繼武侯之志，擔當伐魏重任呢？

　　另外，魏延官爵在楊儀之上，也根本沒有必要服從楊儀的指揮。正因為如此，魏延才「與費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己連名，告下諸將」。也就是說他與費禕重新商量了治喪的步驟：誰護送諸葛亮靈柩回蜀，誰帶兵繼續北伐，兩人共同簽名，準備向部隊傳達。可費禕卻口是心非，尋求脫身之策，他騙魏延說：「當為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以此為借口，「費禕出門馳馬而去」，並隨即背信棄義，助楊儀整軍退回蜀中。等到魏延「遣人覘儀等」，才發覺上當，大軍已經「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魏延當然大怒，趁著楊儀行軍遲緩，搶先一步，「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魏延的意圖很明確，因楊儀掌握了全軍的統帥大權，故無法與之較量，所以只能趕回成都，向後主奏告事情原委。楊儀也不甘落後，於是二人都向劉禪上表，皆稱對方「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毫無主見的劉禪判斷不出孰是孰非，就此事詢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蔣琬、董允都是諸葛亮的心腹，加之魏延與同僚關係一向不好，「平時諸將素不同」，「當時皆避下之」，故而蔣琬、董允「鹹保儀疑延」。於是劉禪遂命「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準備討伐魏延。但不等蔣琬兵至，魏延已被楊儀所殺，原因是他「拒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在前御延」。

　　魏延為何不趕赴成都，而要在南谷口以弱勢兵力對抗楊儀呢？揣測原因，大概是劉禪派蔣琬討伐魏延的消息其已經獲悉，他已沒有機會進入成都，向後主辨明事實真相了。在此情況下，形勢對魏延當然極為不利，被王平臨陣一叫罵：「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魏延所部立刻軍心動搖，「士眾知曲在延，莫為用命，軍皆散」。其實，所謂的「曲在延」也是表象，當兵的怎會知道上層鬥爭的內幕？他們只知服從劉禪和諸葛亮的命令，既然皇帝和宰相都站在楊儀這一邊，認為魏延反叛，不願追隨他，也就是很正常的事。也就是說，魏延部下這樣做和整個事件的是非曲直是無關的。

　　在「軍皆散」的情況下，魏延無奈，只得「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致首於儀」。於是楊儀用腳踩著魏延的腦袋，嘲笑說：「庸奴，復能作惡不？」之後楊儀又「夷延三族」。《三國誌》卷四十《魏延傳》。一代名將魏延就這樣身死族滅，不能不說是一個悲劇。

　　魏、楊內訌以魏延徹底失敗而告終。魏延的失敗有主客觀的原因。從客觀上分析，魏延遭到諸葛亮多年的打擊和排斥，加上楊儀、費禕等人的嫉恨，處境艱難，勢單力薄。從主觀上分析，魏延本人在這場突發事件中頭腦發昏，處置失宜，他不該輕信費禕，也不應在退軍途中燒燬主力部隊回歸的「閣道」，授人以「謀反」之柄，更不該「據南谷口」，以所部數千之眾去對抗楊儀的十萬大軍。這完全是以卵擊石，自不量力。我認為，魏延的性格才能同韓信確實非常相似，即他善於用兵，是軍事上的奇才。但在政治上卻顯得幼稚，缺智少謀。魏延死後七年，蜀人楊戲著《季漢輔臣贊》，給魏延下了這樣幾句評語：「文長剛粗，臨難受命，折衝外御，鎮保國境，不協不和，忘節言亂，疾終惜始，實惟厥性。」楊戲肯定了魏延「折衝外御，鎮保國境」的功勞，歎息他不能善始善終，指出根源在於他那「不協不和」、桀驁不馴的性格，這個評價是比較公允的。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所謂魏延「謀反」說，那完全是羅貫中捏造的罪名。陳壽對此已經下了結論：「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冀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三國誌》卷四十《魏延傳》。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魏延的冤家對頭楊儀倒似乎是「腦後長有反骨」。楊儀誅殺魏延後，自以為「功勳至大」，代亮秉政非己莫屬。豈知諸葛亮生前早有安排，「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琬遂為尚書令、益州刺史」。後主僅給楊儀一個虛銜，「拜為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於是楊儀口出怨言：「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此等「大逆不道」之言被費禕密報後主，其後果是可想而知的，於是楊儀被廢為庶民，儀「復上書誹謗」，遂下獄治罪，「儀自殺」。

　　楊儀之死固然有咎由自取的成分，但畢竟也甚為可惜，因為他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諸葛亮北伐時，「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谷，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三國誌》卷四十《楊儀傳》。。蜀漢國小，人才較之魏、吳要少得多，諸葛亮生前用人不當，又不能協調好部屬的關係，死後導致蜀漢政權的這場內訌，這對人才資源匱乏的蜀漢來說更是雪上加霜，勢必加快蜀漢的衰落趨勢。對此，諸葛亮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