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是唐代一條重要的分界線。戰前社會經濟充分發展，一派歌舞昇平的景象，處於封建盛世的頂點。戰後經濟遭到破壞，藩鎮割據興起，朝廷財政危機不斷。對這樣一個重要事件出現的原因，人們意見分歧，說法眾多。那麼，這個事件的起因到底是什麼?

　　天寶十四年(755年)，身兼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的安祿山，以奉旨誅殺楊國忠為名，在范陽發動叛亂。叛軍勢如破竹，一路攻陷陳留、洛陽，直逼潼關。次年，安祿山在洛陽稱帝，國號大燕。六月，叛軍攻克潼關，進軍長安，玄宗倉皇出逃。太子李亨逃至靈武即位，是為唐肅宗。玄宗被尊為太上皇。這場叛亂直至代宗廣德元年(762年)史朝義兵敗自殺，才算勉強平息。至此，長達8年之久的安史之亂結束。

　　安史之亂對唐中後期影響重大。叛亂之後，唐朝政局趨於混亂，藩鎮割據勢力日益坐大，經濟遭到極大破壞，安史之亂成了唐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因此，安史之亂歷來都是唐史研究者們關注的重要歷史事件。在談到安史之亂的起因時，大家有不同的認識，呈現百花齊放、眾說紛紜之勢。人們分別從軍事、經濟、民族、階級鬥爭、用人得失等各個角度闡述了叛亂爆發的原因。

　　一些人著重從軍事角度來闡述安史之亂的起因，認為設立藩鎮、邊兵過重是叛亂爆發的原因之一。唐前期，在邊防要地設置藩鎮，以節度使統領軍隊，代表皇帝駐守邊疆，後來逐漸推廣成為制度。到了玄宗時期，在邊地設置了九個節度使，每個節度使擁有2至9萬人的軍隊，而當時唐朝全部軍隊的總數不過57萬。節度使的邊兵要比京師及內地的兵多出6倍，且精兵強將都集中在邊疆地區，這就形成了外重內輕的局面。節度使不僅擁有長期受自己控制的軍隊，還兼管著當地的民政、財賦，很快發展成強大的地方割據勢力，直接導致了安史之亂的爆發。

　　也有學者反對這種觀點，認為設置邊鎮與節度使並不是動亂發生的原因。他們從經濟的角度出發，認為相鄰民族經濟發展差距過大，會使經濟條件較低者為物質享受所引誘，向經濟發達地區施行掠奪與侵略。也就是說，安祿山是被當時中國繁榮景象所引誘，才發動了叛亂。

　　唐玄宗即位後勵精圖治，做了許多有利於社會經濟發展的改革和調整。他整頓綱紀、廢除苛法、重視生產、對外開放，天下太平，經濟繁榮，開創了有唐一代的盛世，史稱「開元盛世」。史書記載，開元盛世之時，穀物連年豐收，倉庫裡都堆滿了糧食，有的陳年稻穀都已腐爛，繁榮富裕可見一斑。而唐代交通較為便利，水陸交通貫通全國，江淮物資源源不斷地通過漕運送往京師。玄宗時的漕運改革，使他不必移駕洛陽，便可坐享江淮的豐富物產，這使胡人出身的安祿山十分眼紅。而玄宗長年不至洛陽，無法直接掌控河北軍隊，也給了安祿山在此地坐大的機會。手握重兵的安祿山有了造反的能力與想法，為了得到更多的財富、更多的物質享受以及更大的權力，便趁朝廷不備之際，發動了叛亂。

　　再反觀唐朝經濟，雖然表面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但盛世背後，己潛伏著深刻的經濟危機。唐朝賴以富強的「均田制」遭到嚴重破壞，土地被大官僚、大地主、大豪商大量兼併。大批農民陷入了失田失業，破產流離的絕境。大地主兼併壟斷土地，使經濟惡性膨脹。到玄宗執政後期，這種以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為主的經濟完全主宰了國家經濟命脈，導致貧富兩極分化的極端懸殊。貧富差距的極端化，激化了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失去土地的農民承擔不起日益繁重的賦役，被迫背井離鄉，四處逃亡，生活越來越艱苦，只有淪為大地主的蔭戶、奴埠或者是鋌而走險、佔山為王，以劫掠為生，甚至是聚眾造反，進行武力反抗鬥爭。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矛盾日益激化，給了安祿山之流可乘之機。

　　富裕奢侈的生活也腐化了統治階級的頭腦，政治腐朽、精神墮落。為了維護既得利益、奪取更多的財富與權力，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也在不斷激化。部分學者便從統治階級內部矛盾這一角度來闡述安史之亂的起因。認為安史之亂實際上是一次統治階級內部爭奪權力的鬥爭。首先是宰相與寒族、胡人之間的矛盾激化。唐初原就有「出將入相」的制度，但到了李林甫任宰相之時，為了鞏固自己的宰相之位，向玄宗提議用胡人為將。胡人沒有文化，不識漢字，即使有再大的功勞，也不可能入朝為相。這樣，他就可以長期佔據相位。殊不知此舉必然引起胡人的不滿。而邊防重鎮長期落入胡人之手，也是一種隱患。當雜胡出身的安祿山實力擴大又極得玄宗寵信之時，必然不將貪暴無能的宰相放在眼裡，兩人的明爭暗鬥，促使了安祿山舉兵叛亂。楊國忠繼李林甫為宰相後，見其手握重兵，飛揚跋扈，亟欲除之，他多次在玄宗面前陳述安祿山有叛亂之心，但玄宗始終對安深信不疑。楊國忠為了證明自己所言非虛，派門客捕殺安祿山的心腹，希望能激怒安祿山，促其叛亂。後來安祿山以誅楊國忠之名起兵叛亂，蓋緣於此。其次，安祿山與太子的矛盾也是原因之一。安祿山曾為了討好玄宗，不拜太子，聲稱「只知陛下，不知太子」。這樣的言行必然引起太子的強烈不滿。到玄宗年事漸高，身體漸弱之時，安祿山擔心玄宗一死，太子即位會對他不利，遂生叛亂之心。

　　也有從民族矛盾來探討叛亂爆發的原因的。唐朝雖屬開放型的封建王朝，但在大漢族主義的傳統影響下，仍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玄宗時期，就多次攻伐奚、契丹部落。但同時，玄宗又完全不設種姓之防，寵信雜胡安祿山，任由他大肆提拔胡將，排斥漢人。安祿山在天寶十四年(755年)，以胡將32人代替漢將，還養同羅及降奚、契丹健兒八千多人為假子。他以後的叛亂就是以這些少數民族將士為主體。錢穆在《國史大綱》中就提到:「安祿山的勢力，是唐室用中國財富豢養成的胡兵團。此種胡兵團只吮吸了唐室的膏血，並沒有受到唐室的教育。他們一旦羽翼長成，自然要撲到唐室的內地來。」個別學者還提出了全新的見解，認為安史之亂的參與者以粟特人為核心，叛亂是粟特人問鼎中原的一次明顯的表現。安祿山打扮成該族的光明之神，以此為號召，在當地粟特人聚集部落，利用粟特人的組織和理財本領，組織起叛亂。這兩種觀點都視角獨特，同時也深化了對這場叛亂的認識。

　　最為普遍的看法，要屬認為玄宗腐朽統治是安史之亂的主要原因。這種觀點把安史之亂的起因歸結於玄宗統治失誤的個人因素，包括他的任相非人、拒諫殺諫、沉溺酒色、不問政事、任用胡人、姑息養奸等等。玄宗享有太平之世日久，以為天下太平，從此萬世無憂，「宴安驕侈」就代替了「勵精圖治」。從早年的積極納諫轉變到拒諫甚至殺諫。對敢於直言進諫的正直君子憎恨排斥，反而「遠正士，暱小人」。他罷黜張九齡，任用口蜜腹劍的李林甫為相，正是安史之亂的禍端。玄宗迷戀楊貴妃，還使其一家得貴。三個姐姐都封為國夫人，從兄不是朝中高官就是駙馬。而另一從兄、不學無術的楊國忠竟出任宰相，甚至身兼四十多個職位。封建綱紀完全亂套了。玄宗對楊氏一門的寵溺嚴重影響到了國家的經濟財政和軍國大事。他「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僅三位國夫人每年的脂粉費就要賜錢百萬，其他賞賜更是不計其數。他還無數次地帶楊貴妃臨幸華清池，鋪張浪費更是史上罕見。因此，唐以後各代皇帝都對「女禍」有所防範。明太祖朱元璋就曾說過:「昔玄宗內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奸，以養成安史之亂。」這「聲色」就是指楊貴妃的女子之禍，而「權奸」則是指任相非人。

　　當然，也有學者並不贊同以上觀點，認為個人統治的得失並不能改變歷史發展的大趨勢。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叛亂的起因，認為這是不可改變的歷史發展的必然。安史之亂是唐前期各種社會矛盾激化的產物。唐玄宗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來壓制日益強大的藩鎮勢力。他以傳統的御臣之術來駕馭邊將，以藩鎮牽制藩鎮。重用安祿山就是為了保持藩鎮之間的力量平衡。但最終還是形成了以哥舒翰和安祿山為首的兩大軍事集團。玄宗根本無力阻止這場災難的降臨。

　　還有人認為玄宗對藩鎮勢力過於信任，毫無警惕，招致大禍。但有人不同意，認為玄宗面對崛起的強藩，並非毫無顧忌，對安祿山也不能說毫無警惕，作為一個封建君主，他只能用傳統的御臣之術駕馭邊將，再通過各鎮蕃將控制各地的鎮軍，因而無力制止必然到來的災難的發生。

　　有人認為這場戰亂既不是民族矛盾尖銳的結果，也不是社會矛盾、階級矛盾激化所致，是手握重兵的安祿山有了造反的能力與想法，朝廷虛弱，又給安祿山提供了叛亂的可乘之機。由於軍事體制的變革，邊防形勢變化的需要和唐玄宗對安祿山的信任，使得安祿山手握重兵，遂有了造反的野心。更有人認為安祿山是在李林甫拉攏和指使下勢力膨脹，企圖在唐玄宗死後以武力推翻太子李亨的一個配角。

　　有人認為唐玄宗重用李林甫、楊國忠，兩人積極地執行玄宗加強對農民剝削和擴大對各族戰爭的政策，而這種政策使得階級矛盾和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空前尖銳了起來，終於導致了安祿山的叛亂。因此安史之亂的爆發不是玄宗置相非其人，而是玄宗為首的統治者沒有能適應客觀形勢的要求，制定正確的方針。

　　可以這麼講，像安史之亂這樣重大的歷史事件，其起因本來就是相當複雜的，單從某一方面或某一角度都不能完全概括出它的起因。只有將諸多因素結合在一起，我們才能更清晰、透徹地看到歷史的真相，相信這一歷史謎案解開的日子已經不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