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盛夏，漢水之上發生了一宗搶劫案。

被劫的人是個年輕書商，自稱來自福建，船中滿是書籍和雜貨。這位書商看到劫匪卻不慌亂，從容對答。他對劫匪的頭目趙某道：「觀公狀貌，當系一方豪傑，何以不掠富豪，而劫餘小商人耶？余殊為可惜。」

趙某見這位少年書商臨危不懼，甚覺驚奇，便將其釋放。而這位少年書商居然掏出一支手槍相贈。這份大禮令趙某喜出望外，發誓將傳令沿途盜伙，對該書商一律不得為難，並妥加保護。

這位豪爽的書商，並非福建人，而是漢口樂善堂的日本間諜籐島武彥，時年僅19歲。此次是奉命前往西北調查，配合另一重要間諜浦敬一圖謀勸說新疆巡撫劉錦棠聯日抗俄，甚至希望能進入劉的幕僚長期潛伏。

湘軍名將劉錦棠（1844-1894），早年隨同叔父劉松山鎮壓太平軍和捻軍，軍功卓著。1870年，劉松山在鎮壓回部叛亂中陣亡，經左宗棠推薦，遺部由年僅26歲的劉錦棠接手。1875年，左宗棠西征新疆，劉錦棠擔任統領，總理行營營務，運籌帷幄，被叛匪驚為「飛將軍」。1878年左宗棠奉詔還京時，劉錦棠署理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直到新疆建省，於1884年被朝廷簡派為第一任新疆巡撫，其地位不僅是封疆大吏，更是對俄外交的關鍵人物。

作為在華最大的諜報機構，漢口樂善堂對此次西北行動極為重視，堂長荒尾精專派「學養有素、識見卓越」的「平戶三傑」之一浦敬一主持。樂善堂行動計畫十分周密：籐島武彥攜搭檔大屋半一郎先行，隨身帶價值1000餘元的書籍和雜貨，到蘭州先安頓下來開設店舖，以回收的貨款作為浦敬一進入新疆的費用。

但籐島在和水匪趙某分手之後，趙某卻被官府抓獲，羈押在襄陽大牢中。籐島得知消息，星夜兼程前往救援，但到達襄陽後，趙某已被梟首。籐島便乘官府疏忽，將趙某的首級盜回。據說，籐島此舉令趙某的手下感激涕零。

轉載此事的《日本侵華之間諜史》（華中圖書公司1938 年出版）一書作者鍾鶴鳴，因此感慨道：「浪人懷柔趙某部下也如此，其用心不可謂不深矣。」

另據日本《東亞先覺志士記傳》的記載，樂善堂將六類中國人定為偵察重點：君子、豪傑、豪族、長者、俠客、富者。趙某正符合其中的「豪傑」的類別，是日本間諜的重要「統戰對像」。因此，儘管可能耽誤西北偵察大事，籐島武彥還是不惜時日前往營救趙某。

籐島中途遇寇和營救寇首，畢竟耽誤了時間，浦敬一等在蘭州苦候30天，不見蹤跡，盤纏用盡，只好放棄此次新疆之行。次年，不甘失利的樂善堂，再度派出浦敬一和籐島武彥兩人化裝成華商西行，先由水路沿漢水北上，再棄水登陸，翻越終南山，到達西安。兩人從3月末離開漢口，5月初方到達西安。在西安盤桓一個月，將所攜帶的書籍、雜貨售出以作盤纏，又輾轉三個月方於9月份到達蘭州。但盤纏用盡，只好分手。籐島武彥分得18兩白銀，返回漢口；浦敬一則帶著剩餘的50多兩，獨自入疆，並從此失蹤，成為日本間諜史上一大懸案。

弱冠之年的籐島武彥，至此已兩次擔當西北考察重任，可見樂善堂對這位最年輕間諜的器重和栽培。

籐島武彥出生於日本鹿兒島人一個藩士家庭，順應當時日本潮流，考入東京陸軍士官學校，但因英語、數學費力，學業堪憂，後經前輩指點，決意到中國發展。1888年加入樂善堂，隨即被派往西北考察。

西北之行失敗後，1890年，荒尾精、宗方小太郎等主要間諜在上海籌辦另一家諜報機構日清貿易研究所。因辦所經費困難，籐島武彥遂返回大阪，興辦紙草製造所，以所得利潤貼補日清貿易研究所。當時，日本諜報多靠私人贊助的浪人組織完成，官方的財政支持並不很多，全靠民間的「愛國熱情」維持。

1894年中日開戰後，籐島武彥乘德國客輪再渡上海。此時，日清貿易研究所由日本參謀總部所派的諜報軍官、「中國通」根津一主持。根津一派出大批間諜前往遼東，策應日軍登陸。8月中旬，籐島武彥亦被派往東北，為日本第一軍先遣隊擔任嚮導。但籐島在返回日本時已剪去髮辮，很難再偽裝成中國人。躊躇之下，根津一決定乾脆讓籐島偽裝成和尚，先到普陀山會合另一潛伏於法雨寺的間諜高見武夫。

籐島削髮後，搭乘8月16日的渡輪，從上海前往普陀山。19日，在鎮海換乘武寧輪（又稱江天商輪）。未想到，適值佛教中元節（鬼節），舉辦盂蘭盆法會。武寧輪上僧人頗多，相互傾談，而籐島這剛剛落發的假和尚，舉止古怪，情急之下竟脫口而出日語粗口，行藏遂露。

甲午戰爭的導火線是日本軍艦擊沉滿載中國軍隊的英國商船高昇號，當時海內外多懷疑是日本間諜探得中國運兵輪的航期，軍機處因此已經下令全國加強了對日諜的清查和防範，沿海一帶警惕性尤高。

籐島這一假和尚被真和尚們識破後，正好碰到軍事檢查。負責檢查的是元凱兵輪的大副把總貝名潤。籐島一開始自稱是廣西人，然後又說是貴州人。貝名潤見他言語支離，而且沒有隨身行李，就進行了搜身，查得墨盒紙筆、普陀山僧人名單、懷表及洋銀22元，認為形跡可疑，遂將其逮捕。

籐島被捕後，只承認自己是日本大阪鐵商，到普陀山是為了找到高見約其一同回國。問他：「既稱鐵商，何以故扮僧人？」答道：「現因中倭開仗，來往不便，故由上海削髮來鎮（鎮海）」。

正好此時法雨寺的方丈化聞亦在鎮海，他證實寺內確有個日本僧人高見，是今年正月裡才來的。官府遂派船將高見押到鎮海，將他混雜在眾僧人中，令籐島辨認。據日本《高見武夫傳》記載，這高見本是一個「沉默寡言、手不釋卷」的「篤學者」，在哲學館（東洋大學前身）學習時與間諜福原林平是同學。後在鐮倉圓覺寺修習禪學，因緣際會與荒尾精結識，十分投機，受荒尾鼓動來華。高見所學為宗教哲學，因此獲得了日本岡山國清寺住持海晏的介紹，得以順利進入法雨寺。

高見與籐島從未謀面，混於眾僧之中，籐島哪裡能辯。按寧紹台道吳引孫在報告中的說法，籐島「相視良久，茫然莫識」 。因此，吳引孫認為：「籐島改扮僧裝，行蹤甚為詭秘；供詞亦極閃爍，難保非圖混入內地窺探軍情。尤恐有華人作奸，亟應徹底根究；以期水落石出。」隨即令候補通判梅振宗、鄞縣知縣楊文斌會同審訊，隨後吳引孫也親自審問，但籐島供詞依舊。

吳引孫無奈，對籐島用上了大刑。籐島熬刑不過，「於無可分辨之時，始據供稱繫上海日本大越領事遣其來甬。並稱前往普陀，因恐路上有人盤問，故先落髮。」再問他是否刺探軍情、以及同夥等，則咬牙忍受酷刑，絕不招供。

籐島在供詞中說：「有一個姓福的東洋人，住在上海跑馬場開雜貨店，與高見好朋友；他因有病回國了。六月二十七日。小的由大阪動身，……七月初四日到上海；會見那前在漢口領事處寫字的速水一孔，是小的朋友。十一日，帶領小的去見駐上海日本領事大越大人。那大越當與小的盤費英洋二十元，囑令小的到普陀山邀高見和尚同到上海，可與小的一同回國。並沒別言交代，也沒應許賞官賞財的事。十二日，大越就同速水一孔回國了。小的又受姓福的朋友所托，代向高見說他有病在家的話。因想日本人到中國來不便，故於十七日剃落頭髮，不為識破日本入了。況且小的會講中國話；普陀地方東洋人又不到的，所以小的扮做和尚；趁搭輪船要到普陀去的。小的是有傢俬兼開店業，漢口、上海認得小的的人俱多……今蒙研訊。小的實業受領事所托,去到普陀接高見，並沒作奸細，探聽炮台洋面消息事。求寬恩是了。」

吳引孫密令定海廳同知趙惟崳前往普陀山再次勘察，並未發現除高見之外的其它日本間諜蹤跡。再三提審籐島和高見兩人，口供如前，沒有實質進展。便將籐島送押到鄞縣大牢，高見則交給城內的天寧寺，由普陀山下院僧人看管，並要求僧人們將可能前來探望的任何日本人一同拿獲。同時，通過浙江巡撫廖壽豐向總理衙門提交了報告。籐島一案，因查無實據，只好暫時擱置下來。

就在籐島被捕的前兩天，上海也破獲了日本間諜案，在中國政府要求下，兩名日本間諜楠內有次郎和福原林平在法租界內被中國差弁抓獲，但法國人堅持將他們送往美國駐上海總領事看管。中日開戰後，雙方均邀請美國代為照管在對方國家內的財物和人員。福原林平就是高見武夫的同學、籐島武彥的同事。上海間諜案引發了中日美三國之間的一場錯綜複雜的多邊外交角力，迫於中方壓力，美國方面只好將兩名間諜引渡給中方，相互關聯的上海諜案與浙江諜案遂得以迎刃而解。值得注意的是，我從美國外交文件中發現，當時為了給逮捕籐島與高見的浙江官方施加壓力，一艘美國軍艦Concord被派往寧波示威。（作者另有專著詳論此中日美「三國演義」）。

9月下旬，上海諜案的兩名間諜供認不諱，坐實了籐島與高見的間諜身份。籐島也即招認，其得到日本總領事大越的密令，並領取了密碼，計畫會合高見後，一道測繪中國地形、窺探軍情。

案情查清後，根據大清律，「境外奸細入境內探聽軍情者，不分首從皆斬」。10月27日，根據電旨，浙江巡撫飭將籐島、高見兩犯押赴杭州清波門外執行斬首。籐島時年25歲，高見46歲。兩年後，1896年6月，在甲午戰爭中大獲全勝的日本，派員前往杭州，起出了兩人的屍骸帶回日本。

日本史料記載說，高見在臨終前曾賦詩一首：「此歲此時吾事止，男兒復不說行藏。蓋天蓋地無端恨，附與斷頭機上霜。」而中國的官方文件中，則記載了籐島在供詞中的結語：「我說間諜也是敵國忠臣，這有何妨。」

1938 年，鍾鶴鳴在其《日本侵華之間諜史》一書中，感慨道：「我人對彼輩（指日本間諜）之用心，固宜深惡痛絕，但若輩之不懼艱險，為祖國作侵略先鋒的行動，以與國人早期之僅事口頭呼號，不曾在實際上用工夫以救祖國危亡者相較，國人思之，能無汗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