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特的遼代佛教興盛:一些大寺院竟「富可敵國」
隨著受漢族文化影響的日益加深,佛教信仰也開始在契丹貴族階層中間流行。遼廷已不再把佛教看作是漢人的事情,而是自覺地傚法唐代帝王的奉佛故事,利用佛教為其政治服務。這一點,在諸多規模宏大的遼代佛教建築遺構中均有體現,我省的義縣奉國寺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中原文化,越來越多地濡染著契丹人。
遼代佛教逐步興盛
奉國寺位於我省錦州市義縣城內之東北隅,自山門以內,沿中軸線自南至北依次有牌樓、無量殿、大雄殿等主要建築,除遼代遺構大雄殿外,其餘皆為清代重建。奉國寺大雄殿曾被梁思成先生譽為「千年國寶、無尚國寶、罕有的寶物」,雖後代多有修葺改建,但學界仍公認其大木結構乃為遼開泰九年(1020年)奉國寺初創之時的遼代原構。
大雄殿殿身面闊九間,進深五間,單簷廡殿,斗拱比例雄大,屋簷高峻,氣勢非凡。殿無論是規模與形制,抑或鋪作以及用材等,均已達到現今所知古代遺構的最大極限。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文物研究所資深古建築專家杜仙洲先生發表 《義縣奉國寺大雄殿調查報告》稱,「奉國寺大雄殿木構建築,千年仍平直挺健,是我國建築史一項極為光輝的成就。 」
遼自聖宗朝以後,其佛教進入全盛期,史稱聖宗對「道釋二教,皆洞其旨,尤留心釋典」。而奉國寺大雄殿之始建年代恰在聖宗時期,其時佛教之盛,在諸多規模宏大的遼代佛教建築遺構中均有所體現,義縣奉國寺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魏道儒說,契丹人本沒有佛教信仰,隨著對外征服戰爭的擴大,契丹人接觸到漢族和女真族的佛教。為了使被擄掠的漢民能夠在遷徙地穩定生活,契丹統治者開始容許佛教的存在和發展。
阿保機即位的第三年夏天,詔命左僕射韓知古在龍化州大廣寺建碑,以紀功德。神冊三年,又下詔建立佛寺。
當「燕雲十六州」這些佛教興盛的地區被納入遼的版圖之後,又有了真正意義上的遼代佛教。也正是在這個時期,佛教信仰開始滲透到契丹人的宗教生活和政治生活中,與契丹人的原有宗教信仰相互融合。
世宗、穆宗和景宗(947年—982年)這三朝,遼代佛教逐步發展起來,而聖宗、興宗和道宗(982年—1101年)這三朝,則是遼代佛教的百年興盛時期。
義縣奉國寺大雄殿內梁坊上的彩繪飛天
「遼以釋廢」有何根據
魏道儒認為,就遼歷代帝王對佛教的態度而言,基本上走了一條從信佛到佞佛的發展路線。特別是道宗耶律洪基(1055年—1101年)對佛教的尊崇、沉醉和癡迷尤為突出。根據《遼史·道宗本紀》中的資料,鹹雍四年(1068年)二月,他頒行自己撰寫的 《華嚴經贊》;鹹雍八年(1072年)七月,頒行自己書寫的華嚴五頌。此外,他還著有《華嚴經隨品贊》等。太康元年,他命皇太子寫佛書。
遼代寺院大多有相當規模的地產,其主要來源是社會的捐獻,特別是遼帝室、貴族的大量施捨。例如,聖宗次女秦越長公主捨南京(今北京)私宅,建大昊天寺,同時施捨田地百頃,民戶百家,其女懿德皇后又施捨錢13萬貫。蘭陵郡夫人蕭氏施中京(內蒙古大名城)靜安寺土地3000頃,谷1萬石,錢2000貫,民戶50家,牛50頭,馬40匹。還有些寺院,並沒有直接獲得朝廷或富豪的土地捐賜,而是通過社會捐獻的錢財購買土地,置辦莊園。
遼代寺院一般都比較富裕,僧尼生活優裕。特別是一些大寺院,可以說是富可敵國。在道宗末年,政府財政困難,出現了寺院向國家捐獻的現象。遼代佛教僧人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空前提高,他們所享有的某些特權,只有以後元代的喇嘛教僧人可以相比。所以,民間願意出家為僧尼的人很多。
義縣奉國寺大雄殿內梁坊上的彩繪飛天
「遼以釋廢」有何根據
魏道儒認為,就遼歷代帝王對佛教的態度而言,基本上走了一條從信佛到佞佛的發展路線。特別是道宗耶律洪基(1055年—1101年)對佛教的尊崇、沉醉和癡迷尤為突出。根據《遼史·道宗本紀》中的資料,鹹雍四年(1068年)二月,他頒行自己撰寫的 《華嚴經贊》;鹹雍八年(1072年)七月,頒行自己書寫的華嚴五頌。此外,他還著有《華嚴經隨品贊》等。太康元年,他命皇太子寫佛書。
遼代寺院大多有相當規模的地產,其主要來源是社會的捐獻,特別是遼帝室、貴族的大量施捨。例如,聖宗次女秦越長公主捨南京(今北京)私宅,建大昊天寺,同時施捨田地百頃,民戶百家,其女懿德皇后又施捨錢13萬貫。蘭陵郡夫人蕭氏施中京(內蒙古大名城)靜安寺土地3000頃,谷1萬石,錢2000貫,民戶50家,牛50頭,馬40匹。還有些寺院,並沒有直接獲得朝廷或富豪的土地捐賜,而是通過社會捐獻的錢財購買土地,置辦莊園。
遼代寺院一般都比較富裕,僧尼生活優裕。特別是一些大寺院,可以說是富可敵國。在道宗末年,政府財政困難,出現了寺院向國家捐獻的現象。遼代佛教僧人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空前提高,他們所享有的某些特權,只有以後元代的喇嘛教僧人可以相比。所以,民間願意出家為僧尼的人很多。
道宗時濫度僧尼的情形臻於極致,僧侶人口數量達到了高峰。學界近年的研究成果表明,遼代總人口約近千萬,道宗時的僧侶人口約占總人口數的3.6%。與遼同時代的北宋,其僧侶人口的最高峰是真宗天禧五年,僧侶人口占總人口數也不過0.92%。當時,這已經遭到朝中有識之士的強烈批評,認為當時僧侶數量之眾,已經到了國家財政所無法承受的地步。
出使遼國的蘇轍,對這一點看得更清楚:「契丹之人,緣此誦經念佛,殺心稍悛。此蓋北界之巨蠹,而中朝之利也。 」此言道出了在佛教的長期濡染浸潤下,契丹人由強健變為文弱,遼王朝由雄盛轉為衰微,國勢由此一蹶不振。以致最後竟不敵以2500人起兵的女真,走向覆亡。
對於遼代佛教的消極影響,金末元初,在士大夫階層中流行著「遼以釋廢,金以儒亡」的說法。 1247年,忽必烈召見金朝遺老張德輝,曾就此說法徵詢他的意見,張德輝著力闡述了他對「金以儒亡」的不同看法,而對「遼以釋廢」一語未予置評。
遼寧省博物館展出的遼代佛像
內憂的遼抗不住外患
歷史上,完顏阿骨打起兵滅遼是遼滅亡的直接原因,但遼以那樣一種「打不過人家」的方式覆滅,與其內部的「不安」也有很大關係。
耶律阿保機通過契丹族的世選製成為契丹迭剌部首領,從而登上契丹政治舞台創立了遼。世選制是契丹固有的傳統,與「立嫡以長,不以賢」的世襲標準不同,是採用一定範圍的「擇選」方式來選出領袖,並有任期限制。所以,當他將皇位繼承權限定在其直系後代,改變了這一「世選制」傳統後,便遭到了同樣具有世選權利的親兄弟的挑戰。其後,他任命長子耶律倍為皇太子,但遭到以皇后為首的各大草原部落阻撓,耶律倍最終未能以太子身份登上皇位。
此後,遼的幾位皇帝——耶律德光、遼世宗、遼穆宗、遼景宗也都是以世選方式登上皇位。直到遼景宗在外戚和漢族世家大族的支持下,冊封太子,封建世襲制度才真正在遼確立,但世選派的影響仍然很大,遼興宗、遼道宗、遼天祚帝三朝內部的激烈權力鬥爭都與此有關。從歷史角度看,世選制和世襲制兩派的不可調和的矛盾,並由此導致遼內部的激烈權力鬥爭,這也是遼滅亡的原因之一。
此外,遼的邊疆政策也留下後患。遼初統一東北的渤海國後,主要方略轉為南侵中原,因此對東北地區採取了「遷人棄地」的做法。在遼初,這是正確舉措,但在中後期,這裡的軍事力量就顯得薄弱,《契丹國志》載:「景宗乾亨元年,自東丹國南遷,契丹經營河朔,不復顧。 」
隨著遼國疆域的不斷擴大,契丹人口數量卻沒有相應地快速增加,可是遼的統治者沒有注意到其中的利害關係,反而在其統治的廣袤區域內,分地建城,派兵駐防,如此一來,遼的經濟壓力增大。到遼中期,這一問題已經日漸顯露,成為擺在遼統治者面前的一大難題。
大安九年(1093年)冬,蒙古族部落首領磨古斯率軍進犯,遼軍與之展開血戰。雖取勝,但也付出巨大代價。同時,由於遼將更多力量投入西北防務,東北轉而採用羈縻 (jīmi籠絡懷柔控制之意)統治策略,更多依靠女真部族首領維繫對女真各部的控制,這就為其後女真起兵滅遼埋下了伏筆。
雖然遼名義上仍保持對東北的管轄,但實際上,遼統治者很少干預這裡的事務,各小部族紛紛自立,特別是女真部族發展很快,逐漸形成了幾個大的女真部落集團。最終,遼天祚年間,東北女真變亂,遼國隨之土崩瓦解。
族群失散了,文字失傳了,文明失落了,這一切似乎發生在一夜之間。於是,我們忍不住想問:那個曾經強盛的王朝,真的存在過嗎?當我們尋訪在遼沈大地,我們忽的有一種感覺:他們留給我們的或許不僅僅是一份歷史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