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衰敗何以始於漢元帝劉奭?倚重宦官威權旁落
呂思勉說過:「漢室盛衰,當以宣、元為界。」也就是說,宣帝在位及以前,朝政運行較好,處於興盛狀態;自元帝以後,宦官外戚競相專權,綱紀紊亂,國勢衰微。
性情柔弱缺乏主見
客觀地說,漢元帝不失為一位多才多藝、品行不錯的好人。但是,好人不一定成為好君。作為君主,漢元帝談不上優秀,主要是性格與能力問題。史書說他「柔仁好儒」。其實,這並非弱點,一個君主胸懷寬宏柔軟,主張行仁政,偏好重用儒臣,應該是天下人福分。問題是,漢元帝的寬柔最終表現為優柔寡斷、軟弱可欺,不能駕馭局勢,聽任宦官專權。
宣帝臨終前,已為元帝安排「三駕馬車」輔政,以樂陵侯史高領銜,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為副。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孫,宣帝幼年時養在史家,與史高關係密切。重用外戚是西漢的政治傳統,宣帝也不例外。蕭望之、周堪都是元帝的老師,一代名儒。元帝即位後,對兩位恩師格外倚重,多次宴見兩人,探討治國方略。蕭望之隨後雙引薦宗室大儒劉更生(成帝時改名劉向)、侍中金敞參與朝政,四位儒臣「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
元帝的信任與支持,似乎讓蕭望之等儒臣看到改弦更張推行仁政的希望。然而,元帝與儒臣相得益彰的好景只是曇花一現。元帝對兩位師傅特別信任,儒臣的影響力與日俱增,致使被冷落的史高心理失衡,與蕭望之產生嫌隙,權力鬥爭的陰影隨即籠罩著朝廷。史高與宦官裡外呼應,議論常堅持遵從故事或慣例,反對蕭望之的改革主張。蕭望之憂慮外戚放縱、宦官擅權,於是向元帝建議:中書是國家政事之本,應由賢明公正之士掌管,武帝優遊飲宴於後庭,任用宦官掌管中書,不合乎國家舊制,且違反「古不近刑人之義」,必須予以糾正。元帝初即位,由于謙讓,不敢做出調整,議論久而不決。蕭望之提出此動議,卻招致宦官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等人嫉恨,於是他們與史、許兩姓外戚聯手,共同對付蕭望之,只用兩個回合,就將蕭望之逼死。
蕭望之飲鴆自殺,元帝非常震驚,為之痛哭流涕,責怪弘恭、石顯等人害死自己的賢傅。師傅含冤身亡,讓元帝終生難以釋懷,追念不已。此後每年忌日,他都派使者前往蕭望之墓地祭祀。在這個事件上,元帝的性格缺點暴露無遺。如果他堅信蕭望之賢良忠誠,完全可以使蕭免遭小人陷害。可是他缺乏主見,容易被宦官左右。兩次讓蕭望之下獄,都是聽信小人讒言而草率下詔。第一次是他不知「招致廷尉為下獄」,輕易被官宦忽悠;第二次是在他明知道師傅性情剛烈,仍被宦官牽著鼻子走,讓師傅再次蒙受下獄羞辱。再者,他已然知曉師傅清白無辜,卻沒有懲治逼死師傅的幕後推手,只是口頭責問弘恭、石顯等人,使其「免冠謝」而已,事後對他們寵信如故。如此寬仁,實則是非不分,賞罰不明,使得宦官有恃無恐,日後更為放縱。
從蕭望之死,也能看出元帝政治上短視與低能,空懷匡正理想,而缺乏戰略眼光與政治謀略。毫無疑問,元帝若要推行新政有所作為,必須將儒臣作為主要依靠力量。畢竟蕭望之等儒臣不僅胸懷治國平天下的理想,而且具有較高的治理能力與道德修養。而宦官、外戚往往注重自身的權勢與利益,既缺乏對天下的擔當,又缺乏做人的操守,只要滿足一己私慾,哪管死後洪水滔天。元帝居然讓宦官逼死蕭望之,放逐其他儒臣,無異於自廢武功,自斷臂膀。
漢元帝劉奭劇照
倚重宦官威權旁落
外戚、儒臣、宦官三種勢力角逐,宦官終究成為大贏家。蕭望之死後不久,中書令弘恭當年病死,石顯繼任中書令。此後,中樞權力急劇失衡,向石顯一方傾斜。出於對石顯的信任及自身健康原因,元帝將朝政全部委託他處理,事無大小,都由他匯報決斷。於是石顯威權日盛,貴幸傾朝,公卿以下無不畏懼他。石顯儼然一言九鼎,「重足一跡」。元帝雖為天子,權柄卻握在石顯手中,一切聽任石顯說了算。
元帝特別寵信宦官,主要基於一種天真的想法,認為宦官沒有家室,不會締結「外黨」。但這是一種錯覺,石顯之流其實頗擅長「結黨」,他不僅與宮廷太監結為「內黨」,而且勾結史丹、許嘉等外戚,並拉攏那些見風使舵的匡衡、貢禹、五鹿充宗等儒臣,結為「外黨」;內外呼應,興風作浪,黨同伐異。易學大師京房曾提醒元帝不要寵信佞臣,元帝卻執迷不悟,依然聽任石顯專權;京房觸怒石顯,很快被逐出朝廷,隨後又因「非謗政治」而被處死。
當然,石顯能得到元帝信賴,必然有他過人之處。「(石)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眥,輒被以危法。」(《漢書·佞幸傳》)元帝「好儒」,石顯樂於投其所好。蕭望之含冤而死,朝廷內外議論紛紛,石顯為了逃避責任,轉而向儒士示好,極力向元帝推薦大儒貢禹,讓他擔任御史大夫。此舉,收到一箭三雕的效果,一則迎合元帝意趣,二則討好天下儒士,三則博得舉賢任能的好名聲。此後,凡是依附石顯的儒士,都會得到重用,官運亨通。如匡衡、五鹿充宗,分別官拜丞相、尚書令。如果不依附或反對石顯,即使是元帝親自選用的,也要被他排除。元帝重新起用周堪,並提拔其學生張猛,石顯不是在元帝面前譖毀,就是暗中搗鬼,使元帝無所適從,逐漸疏遠兩人。周堪後來疾喑,不能言而卒,張猛被逼迫自殺。
儘管石顯熟悉法典,精於權術,但缺乏治國理政才能。如此心術不正的人,不但不能造福於國家與民眾,而且還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成為貪腐的「大老虎」。在這個「大老虎」擅權期間,綱紀紊亂,吏治腐敗,欺上罔下,賄賂公行,奸佞得勢,正氣不暢。王昭君因為不願出錢行賄,畫師便將她醜化,不得不出塞遠嫁匈奴。
失去王昭君,讓元帝頓時驚悟。然而,對於宦官危害國家,他始終未能悟察。司馬光在書寫這段歷史的時候,禁不住感歎:「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悟也。」說白了,元帝太好糊弄,居然讓石顯玩弄於股掌之間。在帝制時代,大權旁落乃為君之大忌,尤其是想要有所作為的君主,必須善用最高權力施展抱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