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是三國時輔佐孫伯符、孫仲謀安定江東之功臣，東吳的第一謀士及軍事家。他一生的最高軍事成就乃是指揮了發生於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戰。此次戰役的結果是全盤粉碎了曹孟德南下進而統一中夏的戰略意圖。此戰公瑾以五萬江南健兒大破曹操的二十餘萬北軍，是中國歷史上以少勝多的經典戰例。當然，近日有另一種說法說赤壁之戰是一場遭遇戰，不過這也是一家之言，尚在商榷之列，即使真的是一場遭遇戰，周公瑾也還是以少勝多，擊破了曹孟德的南下計畫。

　　據《三國誌》記載，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時劉璋為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並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赤壁之役，十分明顯地顯示了漢末軍事家和謀士們，在「論帝王之秘策、攬倚伏之要最」一道上以及研究行軍用兵之道方面所達到的高明程度。魯子敬是名士，諸葛孔明是名士，孫策令文中給他的評價，及其與蔣干的對話，蔣干對他的品題，都可證明周公瑾也是個名士。

　　在曹操南下荊州的時候，張子布等以畏敵的心理，提出三大難題：第一，曹挾天子以征四方，拒之於義不順。意同沮授之諫袁紹，說明荀文若迎漢帝都許之策，在當時一般人的頭腦中，可以起一定作用。第二，曹得荊州，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第三，眾寡不敵。從地形兵力，據事實立論，頗不易駁斥。周公瑾首先提出：操非漢相，而是漢賊，駁倒第一道難題。以北軍不習水戰，雖得劉表戰船與長江之險，卻不能利用，破其第二道難題。以「十五六萬疲病之卒，御七八萬狐疑之眾」，兵雖多不足畏，破其第三道難題。再進而指出對方的短處：一、關西未定，不能曠日持久，與我相持。二、天寒，馬無草。三、北軍不服水土，必生疾病。孫子所謂「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周公瑾確實做到了這一點。

　　在曹操南下荊州的時候，張子布等以畏敵的心理，提出三大難題：第一，曹挾天子以征四方，拒之於義不順。意同沮授之諫袁紹，說明荀文若迎漢帝都許之策，在當時一般人的頭腦中，可以起一定作用。第二，曹得荊州，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第三，眾寡不敵。從地形兵力，據事實立論，頗不易駁斥。周公瑾首先提出：操非漢相，而是漢賊，駁倒第一道難題。以北軍不習水戰，雖得劉表戰船與長江之險，卻不能利用，破其第二道難題。以「十五六萬疲病之卒，御七八萬狐疑之眾」，兵雖多不足畏，破其第三道難題。再進而指出對方的短處：一、關西未定，不能曠日持久，與我相持。二、天寒，馬無草。三、北軍不服水土，必生疾病。孫子所謂「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周公瑾確實做到了這一點。

　　孫子說：「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司馬法》：「新氣勝舊氣。」周公瑾正是有一股朝氣或新氣。曹孟德在不戰而得荊州之後，則是一股惰氣雜以驕氣。而張子布輩則是頭巾氣未除，加上一股暮氣。故聞「水步八十萬」之虛聲恫嚇，便自茫然無措，從表面現象來立論。而周公瑾在強敵之假象前，神志不為之搖，剖析敵情，入木三分。進駐夏口，先佔地利。心細如髮，氣壯如山。孫伯符謂之「英俊異才」，劉玄德歎為「文武籌略，萬人之英」，洵不虛也。

　　以「梟雄」目劉備，以「熊虎」目關、張，品題恰到好處。而「徙備置吳」，娛以「宮室」「美女」，拆開關、張，「挾與攻戰」之計，老謀深算，何等可畏。程仲德輩，何曾想到這一層，只是勸曹孟德動刀耳!人之高下，計之長短，其相去又豈可以道里計哉!「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此絕妙談辭，又五言佳句也。公瑾平生精於音樂，又安知其不能詩耶?一方大敗之後，內部必不能穩定，尤其是以力服人者，此固另一方進取之機也。「取蜀並張魯，進據襄陽以蹙操」，制敵機先，規模弘選，與孔明隆中之策，大半不謀而合。惜乎後繼者不能承用其方略。孫仲謀與曹孟德角力於合肥濡須之間，自守而已，無進取之志矣。

　　曹、孫、劉赤壁之戰(208)，乃中古史上一大事。曹勝則漢末二十年分裂之局，可復歸統一。以曹孟德之明智，在眾多從漢末遺留下來的、有高度學術及操行修養的名士們的輔佐之下，可能做成比較像樣的統一事業。孫、劉勝，則三國鼎立之形勢以成，戰禍再延長七十年，民力物力，消耗殆盡。尤其糟糕的，由於分裂的時間長達九十年，人事推移，新陳代謝，一些在漢末分裂之初，飽經憂患，具有非凡才能的政略家、戰略家全數死光，政權卻落到一些襲祖父餘蔭的紈褲子弟手裡。由他們中間的一個，摘下了爛熟的統一之果，是為西晉王朝。西晉的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無經國之遠謨，無防患之預備，一味埋頭陶醉於腐化享樂之中，終於弄到骨肉相殘、蕭牆禍起。在階級矛盾及種族矛盾的激化下，不到二十年，又使中夏陷於血泊之中，導致三百年南北分裂之局。這一代價，真是太大了。客觀上不得辭其咎者，第一是周公瑾，第二是諸葛孔明。

　　秦末自陳涉首難，至項王烏江之敗，才八年，天下復歸一統。新莽之季，自新市、平林兵起，至公孫述敗死，凡十五年，天下復歸一統。隋末自李密起兵，到劉黑闥之敗，才八年，天下復歸一統。元末自方國珍起兵，至徐建入大都，凡二十年，天下復歸一統。大起義後，群雄角逐之最後獲勝者，其君臣之才智，必較傑出。他們在廣泛而頻繁的鬥智鬥力中，不斷豐富了政軍兩方面的經驗。他們對前朝的弊政，直接或間接嘗過味道。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瞭解民間的疾苦，從而採取相應的措施。加上分裂的時間短，有不少前朝遺留下來的人才，可資利用(分裂的時間愈短，則可資利用的人愈多)。這在政治的沿襲和制度的變革方面，便不致中斷或走錯路。兩漢唐明四朝之所以立國悠久，文治武功，炳耀史冊，統一全國的過程短，由角逐優勝者，親自在政軍兩方面，為新朝奠定鞏固的基礎，是一大原因。而西晉則否。且其政權之由來，是乃祖乃父靠陰謀手段取得(不少名士，被牽入政治漩渦，死在他們的屠刀之下)，其政治道德，較之曹孟德，尚差一大截。悖入悖出，原不足怪。所可痛惜者，帶累中夏之民，無辜遭池魚之殃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