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李鴻章與伊籐博文，一個是中國的首輔大臣，一個是日本的首任首相，他們地位相當，所處時代和大環境也相同，風雲際會，砥柱中流。面對共同的「千年未有之變局」，歷史發令槍猛然打響，在中日近代化大比拚的賽道上，洋運動與明治維新幾乎同時起跑。懷著富國強兵的同樣夢想，李鴻章和伊籐博文作為領軍人物，帶領各自的國家一路追趕。儘管日本起步比中國還遲，然而最終的結局卻大相逕庭，一悲一喜：大清王朝愈加搖搖欲墜，日本帝國則一飛沖天。

世事流雲，人生飛絮，同樣是經世之才，一個身背罵名，抑鬱而終；一個大功告成，奇勳蓋世。這樣懸殊的結果，難道真的是南橘北枳、水土不服？還是真如李鴻章所抱怨的，只怪「君臣朝野人心不齊」？

1901年12月26日，即李鴻章死後50天，一代大家梁啟超便寫出皇皇大作《李鴻章傳》。該書敘述評價了李鴻章的風雲一生，並率先把李鴻章與伊籐博文作了比較分析。梁啟超認為：「鴻章必為數千年中國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李鴻章必為19世紀世界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在早年的「櫛風沐雨之閱歷」方面，「伊非李之匹」，而李在政治識見和客觀環境方面，難比伊籐。梁還把李鴻章放在近代「國民國家」的政治理念下進行評判，指出「今日世界之競爭不在國家而在國民」，而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體之本原」、「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事，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認為李鴻章是時勢所造之英雄，而非造時勢之英雄。

梁啟超不愧目光如炬，巨筆如椽，其學貫中西，識見犀利，一劍封喉。千載而下，恐怕對李客觀全面的認識和評判，無出其右者。

不過，梁任公只見樹木，未見森林；只見其果，未證其因。蘋果埋進肥沃的土壤就會生根發芽，投進五色醬缸只會腐爛變質。讓我們試著從文化結構上找找原因。

據李鴻章的幕僚范當世說，李在直隸總督任內，喜看《管子》，甲午戰爭後喜看《莊子》。李鴻章在給一代大儒吳廷棟寫信的時候，自己也說「鴻章少年，有志於學，不得已為事情所累」。因此人們通常認為，李鴻章是沿著傳統的科舉道路進身的，他的知識結構是中國傳統儒家文化，這種知識結構本身的弱點與缺陷，決定了他不可能走得更遠。著名科學家周光召指出：「中國古代大多數知識分子不善於做定量的數學分析和形式邏輯的推理……所以對自然界的理解常常是一種猜測，缺少科學根據。」已故學者馮建輝在其《命運與使命——中國知識分子問題世紀回眸》中進一步闡明，歐洲的自然科學知識伴隨著「文藝復興」而迅猛發展，促進了整個生產力和社會經濟的飛速進步；而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儘管不乏深刻的見解與合理的成分，但總體上，其基本主張、價值觀念、思維方式，與現代化發展趨勢是不相適應的。就連被稱為「東方聖哲」、終生致力於弘揚儒家文化的著名學者梁漱溟，晚年也曾深刻反思說：「儒學開不出新天地來。」

伊籐博文的知識結構和文化觀念，顯然要比李鴻章開闊新穎得多。梁啟超說：「伊有優於李者一事焉，則曾遊學歐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伊籐學過漢語，在倒幕運動（日本明治維新時期，以中下級武士為主體的改革派發起的旨在推翻幕府統治的運動）中又學會了英語，不斷從洋學中獲得啟益。1863至1864年間，他曾留學英國，時日雖短，見識卻頗豐。他在日本政要中向以「勤學家」和「讀書癖」著稱。據記載，他不斷讀書研究，直至做了總理大臣後，依然驅車至丸善書店看書，連外國的新聞雜誌都期期必看。

然而，在幾乎沒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機的大清國裡，頭上是頂戴花翎、腦後依然拖著辮子的李鴻章，練淮軍、興北洋；開招商局、置機器局，製造兵器、倡修鐵路……如果沒有點兒真功夫，能辦出47個中國「第一」？僅僅從自身文化結構上找原因，顯然是不夠的。伊籐博文照樣精通儒學，樂此不疲（他的名字就來源於《論語·雍也》中的「君子博學於文」），甚至他的治國名言就是「一手拿《論語》，一手拿算盤」。他為什麼沒有「中毒」呢？

追根溯源，李鴻章的腳跨進了新時代，而腦袋卻還留在舊時代。如梁啟超說：「伊籐博文能制定憲法為日本長治久安之計，李鴻章則惟彌縫補苴，畫虎效顰，而終無成就也。」儘管他受了鴉片戰爭後「經世之學」的影響，但他對西學的瞭解，始終停留在比較淺薄的「器物」層面上。他作為大清重臣，迫於滿朝清流非議之壓力，變革只敢觸及器物層面，絕不敢越「中體西用」雷池半步，抱殘守缺，膠柱鼓瑟，「未嘗有立百年大計以遺後人之志」。如他自己所言，只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

一個國家的近代化，如何正確對待「西化」和西方文化，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台灣學者柏楊比喻得好，大清朝就像一個被晚期癌症擊敗的老拳師，在觀察強大對手的優點時，不歸功於對手的強壯如牛，反而歸功於對手有一副漂亮的拳擊手套，認為自己只要也有這麼一副漂亮手套，就可發生同等威力。李鴻章並非沒有接受外來文化，但作為士大夫的主流意識，他一方面固守中華文化天下第一，另一方面也羨慕西洋文明的巨大威力。中西文化的矛盾與不調，妨礙了他在深層次上吸取西方近代文化，這也成為他難於擺脫悲劇命運的致命弱點。他培養的西學人才，要麼為軍事人才，要麼為翻譯人才。比如他在19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所奏派的200餘名正式留學歐美的學生，全是學習軍事和工程技術等，沒有學習西方哲學、政治和文史等學科的。

在事關國計民生的大政方針上，他也未能突破中國歷代封建王朝重農抑商的弊政，重軍事工業，輕基礎工業，害怕商民壯大，只為清政府謀財，不重視為老百姓謀利。這種推行缺乏近代經濟靈魂的錯誤產業政策的結果是中國不僅沒有豪商，也沒有勁卒。

整個中國的近代化，都是在畸形的軌道上爬行。

當天朝上下羞羞答答舉步維艱地撩開西洋的神秘面紗時，日本舉國喊響了全面「脫亞入歐」的口號，掀起了一浪又一浪「文明開化」的狂潮。

外相井上馨認為，日本只有成為「歐化新帝國」，才能獲得列強好感，繼而修改不平等條約。於是一場狂飆突進的全面「西化」運動開展起來，在政府的帶領下，日本舉國上下刮起了鋪天蓋地的「歐風美雨」：吃西餐、穿洋服、說英語、理分頭、跳交誼舞，甚至嫁洋人，這些都被視作是上流生活。有一首打油詩說：「敲敲短髮蓬鬆的天靈蓋，文明開化的聲音就響起來。」

伊籐博文喜好洋風，是「歐化政策」的積極倡導者。但當他看到彼時用力過猛、矯枉過正後，就及時調整政策，順應大勢，照顧國情，恢復傳統文化，扭轉了淺薄庸俗、極端西化的傾向。日本一時出現了西服與和服並存、酒吧與茶室共處、西洋歌劇和日本浮士繪競相奪目的奇觀。在此基礎上，伊籐博文大力勸獎百工，扶持私營企業，使日本經濟欣欣向榮。耐人尋味的是，儘管強調富國強兵，但伊籐博文卻沒有推行片面的唯軍事的產業政策，始終把資產興業作為富國強兵的基礎。伊籐博文既重視勁卒，更重視豪商，結果日本豪商遍地，勁卒無敵。

按近代文化標準，伊籐博文要比李鴻章「文明開化」得多。1896年李鴻章訪俄時，俄國財政大臣維特評論對李的印象說：「從中國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從我們歐洲的觀點看，他是沒有享受什麼教育，也並不文明。」

在維特評價李鴻章五年之後，伊籐博文於1901年9月獲贈美國耶魯大學名譽學位；而李鴻章呢，也許在喝著洋咖啡，吟詩作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