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毓嶦談末代皇帝溥儀：極其喜怒無常
除了聽力稍差些外，反應敏捷、語速極快的毓絲毫不像一位82歲的老人。曾採訪過毓的一位英國作家描述他「精力充沛、溫和而又幽默」，「體現出了這個皇族勇於承受的精神，對於失去的地位、財產、封號，毫無怨言，為還能活下來而感恩」。曾經的顯赫家世、與末代皇帝相伴二十年的特殊經歷，特別是作為戰犯的十年囹圄，而今都變成一種歷盡滄桑後的豁達與淡定。
我的身世
我和溥儀都是道光皇帝的後代，道光皇帝有七個兒子，繼承皇位的咸豐是皇四子，被封為恭親王的奕（也就是我的曾祖父）是皇六子，皇七子醇親王就是溥儀的祖父。所以從輩分講，我是溥儀的下一輩，我們是叔侄關係。
我1923年出生在大連。我們家怎麼從北京「流落」到大連？這還有一個故事。當年咸豐賜給「恭親王」奕一柄白虹刀，這把刀有點像現在常說的「尚方寶劍」的威力，可以先斬後奏。有人說這把刀曾殺過史可法，不過我至今還沒找到過證據。白虹刀後來傳到父親溥偉手中。光緒臨死前，讓攝政王載灃殺掉袁世凱。父親說，我可以用這把白虹刀殺袁世凱。後來的歷史大家都知道，清朝內部一時猶豫，袁世凱沒有殺成，反而做了大總統。父親怕袁世凱報復，就跑到德國的租界地青島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青島又被日本佔了，但在1922年還給了民國，既反對共和、又想復辟的父親只好搬到了大連。
我記得小時候，這把刀就在大連的家中收藏著。我們家就住在海邊，可能是潮氣太大，刀上長滿了銹。這和清末時期乾清門的侍衛帶的刀差不多，都是銹得都拔不出來。後來找到常在我們家門口轉的一個磨刀的老白俄——他用一個木頭架子，安上一個大輪子，下邊有個踏板，類似縫紉機，一踩起來帶著砂輪轉，把銹磨掉後，白虹刀還亮了許多。
父親到大連後，住在日本東拓（東洋拓植株式會社）給蓋的房子，在大連黑石礁附近，一座很大的洋房。1936年父親去世後，連地帶房都沒錢還，後來就被「東拓」收走了。我在上世紀80年代第一次回大連時，那幢房子還在;90年代第二次去，房子已被拆了。
我們在大連生活時，「滿洲國」一年給父親一萬塊錢的生活費，幾乎等於平均一個月800多塊大洋，生活肯定比普通人家過得充裕一些。但父親以前是住在恭王府裡的人，到了大連，還擺出王府的架子——很大的一個樓，這麼一大家子，還有傭人、廚子、司機，父親每月花幾百塊錢聘一個秘書幫他處理事情，家裡的開支太大。
當然，說起來北京的「恭王府」曾經是我們家的。後來有人問我，對恭王府「你家」有什麼印象？我說我能有什麼印象？！1957年我從撫順戰犯管理所放出來，人家溥儀是特赦回北京，到哪兒都有安排。我們放出來時，人家只給20塊錢，問一句:「家在哪兒？」「北京。」給一張回北京的票就來了。那是我第一次進北京，住在什剎海附近的南關房，離恭王府非常近。那時候看恭王府，覺得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我吃飯還沒著落呢！
與溥儀在長春
父親是1936年去世的。依然按照前清王室規定，我帶著三件傳家寶——咸豐皇帝的密諭、大閱御用的紫寶石黃絲腰帶和那把白虹刀，前往長春，追隨溥儀。其實我到長春溥儀那兒唸書，也是為了帶出一張嘴，給家裡減輕點負擔。我到了長春後，溥儀將我母親和兩個弟弟也接過去了，每個月還給一定的生活費。
溥儀在長春辦了個私塾，還是抱著復興大清國的夢想，他想先培養出心腹，送到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畢業回來之後，到偽滿軍隊裡當官，這樣偽滿軍隊就成了他的嫡系。1937年我到長春時，私塾裡有五個學生。除了漢語、數理化、歷史課等，我來的第二年趕上開英語課，老師陳承翰是溥儀二妹夫的舅舅，早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我們都是從ABCD開始學的，讀的課本叫《New Crown》。學了兩年後，太平洋戰爭打起來了，溥儀怕日本人說他親美，就不讓我們學英語了。
私塾裡有一堂特殊的課是溥儀親自給上的，專講雍正的上諭，因為溥儀最崇拜雍正皇帝，反對結黨營私，溥儀本人就有些「談黨色變」，當時偽執政時期日本人就要成立「協和黨」，溥儀就害怕聽見「黨」字，堅決反對，所以日本人把它改為「協和會」，雖然是換湯不換藥，但溥儀就同意了。
溥儀也是個「三分鐘熱情」的人，那時他新買了打字機、油印機，想圖個新鮮。他不會打字，宮府內的打字員正好是我們的遠親，溥儀就把他叫到緝熙樓上來看著他打字;溥儀用打字蠟紙在玻璃板上用複寫筆抄的雍正上諭，再油印出來。溥儀也沒長性，沒講幾課，他就停了。
溥儀給我們上的第一課是雍正的《朋黨論》。學《朋黨論》不能白學，要用實際行動表示我們絕不結黨營私，怎麼表示呢？就要人人互相監視，對其他人的一言一行隨時要向溥儀打小報告。我們幾個學生其實都是同族宗親，但到最後都變成了非公事不言，都怕給小報告;而我們這些學生，要對他無限忠誠，絕對不許說假話。後來有的學生年歲大了，結了婚，溥儀高興了會問一句:「昨天回家和你媳婦⋯⋯」學生也得如實回稟，不然就犯了欺君之罪。
溥儀的疑心重。他可能聽了很多傳聞，比如汪精衛到日本治病後死在那裡，吳佩孚也在日本治死了，溥儀聽了，總是害怕日本人安竊聽器或是害他。他那段時間比較苦悶、煩躁，經常打我們出氣。溥儀有一次得了痔瘡，買了不少藥，我那時還小，看到這種藥很稀奇，隨口說了句:「這藥很像個槍彈！」這立即觸動了溥儀的忌諱，「這不是咒我吃槍彈嗎？」於是我狠狠挨了一頓板子。溥儀那時候沒有生殺大權，我相信，如果有，他肯定把我拉出去斃了。皇上殺個人算什麼呀？
在溥儀身邊「不勝小心」——他喜怒無常，你真的是沒法小心。有一次溥儀有點感冒，發了點燒，要避風。你在他身邊看報，翻過來看另外一版，就這點風，也能讓他「龍顏大怒」:「你不知道我在避風嗎？用報紙在我身邊扇風，是不想讓我快點好吧？」於是趕緊趴在地上請罪、磕頭。
以前我們對溥儀一概叫皇上，直到改造後才改口叫「大叔」。溥儀在《我的前半生》裡提到了數百人，都用的真名實姓，但唯獨我們三個「毓」字輩的，他都給化了名，我在這本書裡就是那個「小固」，至於為什麼把我們「三小」用了化名，我還從來沒有問過他。
「溥儀不是同性戀」
1937年初我到長春時，有一次溥儀在西花園東屋裡舉行家宴，他的弟、妹、妹夫們還有我們幾個學生都參加了，我在這次家宴上第一次見到了「皇后」婉容:她特別瘦，臉上化了妝，燙了發，穿件綠色絲絨的花旗袍，旗袍的面料特軟。
那天吃的是西餐，我們只顧低頭吃，也不敢亂看。溥儀向婉容介紹了我，說「這是恭親王溥偉的兒子」——如果論輩分，我和婉容的外祖父毓朗是一輩。那時候婉容還可以出來參加宴會，溥儀的妹妹們有時也到她那邊去。
那時溥儀住的緝熙樓是一幢兩邊對稱的二層建築，西半部是「帝居」，東半部是「後居」，有點老死不相往來的勢頭。婉容的飲食起居由幾個女傭人伺候著，還有一個太監，也是個大煙鬼，他們住在東廂房，有時偶爾靠近了東半部，就能聞見由門縫裡飄出來的鴉片煙味，混雜了屋子裡的各種怪味，實在是熏死人！
我第二次見婉容是在幾年後的一天，我正隨著溥儀上緝熙樓，剛上了一半，溥儀忽然朝對面一指，我一看，婉容正站在那邊，蓬散著頭髮，穿著一件土黃色的睡袍，骨瘦如柴，滿臉是鴉片煙灰的顏色，樣子很是嚇人。我也不敢多看，也不知溥儀作何感想。
在偽滿洲國最後一周的日子裡，蘇聯的飛機天天晚上飛到長春空襲，每一次空襲警報後，溥儀就帶著後來的「貴人」李玉琴鑽進防空洞，卻從來沒有叫過「皇后」婉容，看來在他眼裡早就沒有這個妻子了。
我想婉容的不幸，溥儀也有責任。關於溥儀，後來有很多傳言，但我可以肯定地說，溥儀不是同性戀。婚姻悲劇的根源在於他身體上的原因，其實寫兩個英文字母:ED，就明白了。
在我去長春之前，曾聽父親講過，有一年他去長春祝賀溥儀生日時，正好遇到溥儀生父——醇親王載灃，還有其他從北京來的清廷遺老遺少們。他們當然談到了皇嗣問題。清宮自同治皇帝以後就再沒生過皇子，那時候溥儀也正是壯年，這些遺老遺少們的希望都寄托於「今上」了。那時大家都認為不生孩子的過錯在女人，所以想讓溥儀的父親出面勸溥儀再娶一房。據我父親說，王爺聽了大家的請求之後，又搖頭又擺手。「知子莫若父」，當時我父親哪裡知道溥儀的難言之隱呢！
溥儀後來在長春又找了譚玉齡，譚玉齡在北京不過是個中學生，十七八歲，但我看見她時，燙著頭髮、絲襪、高跟鞋，穿著很講究的旗袍，完全是一副少奶奶的模樣。吃飯時，我們陪著溥儀，而譚玉齡由溥儀的妹妹們陪著，男女不同席。
溥儀在回憶錄裡說譚玉齡的死，「對我至今還是個謎」，我倒覺得，譚玉齡究竟得的什麼病才是個謎。很多人說譚玉齡的死是日本人害死的，我如果說譚玉齡不是被日本人所害，我也沒有證據，但我可以這樣說:如果譚玉齡不找日本醫生治病，她當時的病情十有八九也要死。
譚玉齡死後，吉岡安直一直張羅著給溥儀找日本女人。我那時在溥儀寢宮的桌子上，看到過一些女學生的相片，都貼在一份「體檢表」上，大概有20多份，但我也不敢正視，只能偷偷瞥一眼。
過了一段時間，在原本為皇后設計的「同德殿」的二層，本來是空白，忽然擺上了一張雙人床;有一天我從緝熙樓後門出來，見到穿著中式花衣的女孩子，正在接受消毒——就是往身上和腳底下噴石碳酸液，然後就去了同德殿。晚飯時，一個女傭向溥儀匯報「奴才小姐」今天如何如何;過了沒多久，女傭匯報時，突然改口「奴才貴人」，我們明白，已經封李玉琴為貴人了。
溥儀納了新貴人，也沒見他的生活有何變化，我好像也從來沒見過他在李玉琴的同德殿留宿，而且也沒有和李玉琴一起吃過飯。溥儀高興的時候，偶爾也講講李玉琴，說她現在也學會消毒了，比如有個蒼蠅落在手上，她馬上就用酒精棉球擦擦。這當然是溥儀「言傳身教」的結果了。
不知為什麼，溥儀在《我的前半生》裡，對李玉琴提得很少，對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離婚的事也都刪掉了。李玉琴後來到撫順戰犯管理所見過溥儀兩三次，最後一次是下定決心離婚而來的，管理所特別破例留她在管理所住一宿，想幫溥儀做最後的努力。但留宿的結果，恰恰相反，似乎更促成了李玉琴離婚的決心。她從1943年進了偽皇宮到1945年8月兩年多的時間，我只見他們分樓而居，不知是否曾真的同床共枕過。也許在戰犯管理所的這一次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了。
我再見到李玉琴是20年後的事了。溥儀被特赦回北京後，當上了全國政協的文史委員會委員。有一次已在長春圖書館工作的李玉琴來北京，想見溥儀。溥儀那時還沒有結婚，李玉琴早就又結了婚，孩子也大了。怕單獨見面不太合適，就把我和毓找來作陪。
那時候溥儀住在全國政協的宿舍裡，我們陪著李玉琴去了。寒暄幾句後，沒有什麼可說的。我和李玉琴坐在沙發上隨便翻看畫報，我突然想:這要在20年前，溥儀不把我打個半死才怪呢。
「末代皇帝」的最後
從1937年到長春，一直到1957年1月離開戰犯管理所，我和溥儀一起整整20年。其中付出「十年鐵窗」的代價，我這一輩子，算是為溥儀犧牲了。
從撫順回到北京，大家和溥儀見面，但叔侄關係平平。1961年初，溥儀到了全國政協，我那時在大興一農場勞動，每個月公休四天，進城回家，有時就去政協找溥儀，那時也沒有電話事先聯繫，好在他和我一樣都是獨身，倒也容易見面。
大概是1961年年底，我有一次到政協去看溥儀，他正好要穿大衣外出。我還沒來得及問他去哪兒。他的街坊趙大爺也在屋裡，對我說:「這人啊，要是一搞上對象，就和往常大不一樣啦！你看，這麼大冷的天，一早就往外跑。」我一下子明白怎麼回事，趕緊告辭出來。後來聽說溥儀和李淑賢結了婚，不過他也沒邀請我。
1963年，我結了婚。本來我不想告訴任何人，但母親還是告訴了溥儀。後來溥儀和李淑賢夫婦到我家賀喜，我也沒見著。溥儀送了我一個鐵皮暖瓶，上面印了一個古代美人，這在當時已算很講究的了，因為一般的都是竹子套的。
後來一個朋友到我家看到這個暖瓶，告訴我這是溥儀結婚時別人送的禮物，但他嫌古代美人屬於「四舊」，不太好，一直沒用，又送給了我。看來溥儀的腦筋真是夠「新潮」的！但我也沒幾個錢，「四舊」就「四舊」吧，裁了個紅紙條寫上「破舊立新」四個大字，貼到大美人身上，接著用。
溥儀在「文革」中得了腎癌，手術切除了一個後沒多久，另一個腎也出現了癌細胞，最後在60歲那年死於尿毒症。溥儀臨死前也沒得安生，他的那本《我的前半生》被翻譯成好幾種外文，發行量那麼大，結果成了「大毒草」，他帶著病還得批自己的「大毒草」。
在長春，李玉琴的兄嫂被紅衛兵打成了「皇親國戚」。李玉琴為此專門帶著她的嫂子和一名紅衛兵，來到北京找溥儀，證明她的娘家在偽滿時期不是皇親國戚。那時候溥儀正在協和醫院住院呢，但誰還關心這個「牛鬼蛇神」呢？李玉琴在她的回憶錄裡說，他們為了弄這個證明，在北京前後呆了80多天，也就是說把住院的溥儀給折騰了兩個多月。
溥儀死後，骨灰本來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後來一個姓張的老闆在河北易縣西陵附近買了塊地，建了「華龍陵園」。經人介紹，張老闆認識了李淑賢。不知怎麼談的條件，勸李淑賢把溥儀骨灰搬過去。蓋了三個墳頭，除了溥儀和李淑賢外，還有一個是為了葬譚玉齡。
細心的人都能看出來，當時只有李淑賢一個人抱著骨灰盒，沒有愛新覺羅家族的其他人前來送葬，因為大家都反對把溥儀的骨灰由八寶山移走。譚玉齡死後就停在長春的般若寺，抗戰勝利後給火化了，把骨灰帶回北京，放在溥修家中，等到溥儀回北京後，骨灰又交還給溥儀保存。溥儀結婚後不久，有一天李淑賢告訴他，說自己做了一個噩夢，夢見一個穿白色長袍的女人。溥儀沒辦法，只好把骨灰交給毓保管。「文革」後，毓也被清出北京，他在房子的牆腳挖了個坑，把譚玉齡的骨灰暫時放在那兒。現在，譚的骨灰保存在長春偽皇宮裡，不知將來在哪兒安葬。
1997年，李淑賢也因癌症去世了。但她臨死前，卻說自己不想葬在溥儀那兒了。她說，溥儀生前給人當了半輩子傀儡，死後我不能再讓他當招牌了，我的骨灰堅決不和溥儀葬在一起，我要去八寶山。現在他倆都走了，也沒什麼直系親屬，溥儀的身後事現在也只能就這樣擱著，所以我給溥儀作了一首詩，最後一句是:「可憐秋月一塋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