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畫《毛主席去安源》是「文革」期間的一幅名作，當時輿論稱之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出的燦爛藝術之花」，共印9億多張，超出了當時的人口總數。不過，毛澤東本人似乎不太滿意，據說他在審看時曾說：「我在安源不是穿長袍，是穿短衣。」這一「最高指示」通過非正式渠道逐漸傳開，有關這幅畫的宣傳也開始降溫。另外，有論者指出，毛澤東當時住在長沙清水塘，距安源300多華里，他不可能從長沙步行到安源。當時從長沙到安源有列車，所以毛澤東很可能是坐火車去的安源。（參見黃式國、黃愛國《〈毛主席去安源〉的幕後風波與歷史真實 》，載《南方週末》2006年4月20日）

毫無疑問，按圖索驥、據實考訂不是討論畫作的常規方法，但這幅油畫確實與中國革命的一段歷史及以後的政治運動有關。

三位湘籍革命家在安源的成功合作

曾被確定為機會主義路線的代表人物中，陳獨秀被開除黨籍後一度是中國托派名義上的領袖，晚年轉向自由主義，無論組織上還是思想上都不再是共產黨人；瞿秋白英勇就義，但其《多餘的話》已對「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政治生活深懷厭倦，並自稱是「叛徒」；羅章龍Ô不具有全局性影響，開除出黨後幾無聲息；王明1956年到蘇聯治病一去不回；張國燾1938年投向國民黨；只有「第二次左傾機會主義」的代表李立三雖經無數批判，一度還被關進蘇聯監獄，但對主義和組織矢志不渝，以其坦率的自我批判精神和「坦克車」式的工作熱情為黨工作，直到1967年自殺，終生都是一個堅定的共產黨人。

李立三與毛澤東、劉少奇同為湘籍革命家，把他們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首先是安源罷工。1922年9月14日爆發的這場罷工，雖然在規模與影響上小於1923年的京漢鐵路大罷工、1925年上海的五卅運動和廣東的省港大罷工，但由於它是三位領袖人物第一次成功的政治實踐，因此在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上具有特殊意義。

作為安源工運的指導者，毛澤東曾七赴安源，並先後派李立三、劉少奇、蔣先雲、黃靜源、毛澤民等人到安源，對動員方式和鬥爭策略作了許多具體指示。李立三是安源工運的主要組織者和罷工的最高指揮者。1922年1月，李創辦了安源第一所平民學校；2月，主持成立黨的第一個產業工人支部「安源路礦支部」；4月，發起成立具有合法地位的「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 9月10 日，任罷工委員會總指揮。為防止當局暗算，委員會議決定由9月11日剛到安源的劉少奇為俱樂部代表，負第一線指揮之責。9月13日到18日，罷工取得完全勝利。毛、李、劉成功地領導了安源罷工，安源也為三位領導人第一次施展政治組織才能提供了舞台。

1922年下半年到1923年初的時間內，毛澤東參與組織了幾次工人罷工。1923年「二七慘案」後，全國工運轉入低潮，毛對工運的局限性已有清醒認識。1925年初，毛澤東回湘研究農村狀況並推動湖南農運，次年在廣州主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再後一年又回湘考察農運，寫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從此，毛把注意力轉向了農村和軍隊，逐步走上工農武裝割據的暴力革命之路。

1923年4月，李立三奉調離開安源後，劉少奇代理工人俱樂部主任，組織領導了1925年的第二次罷工。1925年6月，李任上海總工會委員長，劉為總務科主任，共同參與了威武雄壯的五卅運動。此後，李參與領導了南昌起義，逐步走上中央領導崗位，劉則去天津主持順直省委，天各一方。

安源的成功，構建了李立三一生革命的經驗模式，其思想意識和工作作風始終保持著與安源的深刻聯繫。李維漢指出：「他領導過大的工人運動，如安源罷工、上海的五卅運動，還參加領導過武漢的工人運動、上海工人武裝起義，有領導工人運動的經驗，這本來是好事，可以運用有益的經驗指導革命，但立三忽視理論的學習，不重視總結革命的實踐經驗，又不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只是滿足於一般的、局部的經驗，把它當作普遍真理到處套用。」（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 ）李立三一生的榮辱都與工人、工運聯繫在一起。

劉少奇在李立三走上中央領導崗位後，繼續在滿洲省委和中央從事工運工作，抗戰後他主持北方局，也與工運保持密切接觸。當毛澤東成為全黨領袖、李立三因「立三路線」出局後，劉少奇成為黨在工人運動方面的首席代表。1964年夏，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到一些單位宣講「桃園經驗」，收到報告會通知的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革命史專家李新認為：「要是劉少奇做工人運動這類報告，我當然要去聽；至於農村工作，就是劉少奇講，我也不一定去，何況王光美，去她的吧！」（李新：《回望流年——李新回憶錄續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語氣雖然不恭，卻認可了劉在工運方面的權威地位。

李立三再度淪為對立面

經歷了千難萬險，從安源走出的革命者終於登上了天安門城樓。開國大典儀式上，劉少奇、李立三分立毛澤東左右。此時，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李立三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黨組書記，劉少奇以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分管全總工作。但28年前的情景不再——共產黨執政後，工會既要維護工人權益又要動員工人奉獻，這雙重使命並不是完全統一的。李立三認為，國營企業內部仍然存在公私矛盾，但這種矛盾的性質屬人民內部矛盾，可以而且應當用Ð調的方法即公私兼顧的方法加以解決，他「在全國範圍內提出『工會代表工人，政府代表國家』的說法」，強調工會要保護工人階級「私」的利益。

1951年10月，毛澤東尖銳地指出全總工作存在嚴重失誤和方向性錯誤。隨後，李的職務被解除，以山西省委書記賴若愚代之。1951年12月13～22日，李富春代表中央主持全總黨組第一次擴大會議，集中批判李立三的錯誤。1954年9月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人大上，李立三的勞動部長一職也被免去。

被批判的不止是李立三。新政權建立之初，黨的領導人在工會工作方針問題上逐步形成兩種不同的觀點。1950年7月19日，中南局副書記鄧子恢在中南總工會籌備成立擴大會議上的報告中，提出工會與行政在基本立場一致的前提下，因為彼此的崗位不同、任務不同，所以「具體立場又有所不同」。8月4日，鄧的報告由劉少奇加了贊同性的「批語」下發，李立三要求《工人日報》當天登載，並說：「群眾為什麼還要工會？工人認為工會能維護他們的利益。」東北局書記高崗不同意鄧的觀點，主持寫作了《論國營工廠中行政與工會的一致性》，認為國營企業中公私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公私兼顧的政策不適用於國營企業。文章上報中央後，劉少奇批示「暫不發表」。李立三受批判後，劉少奇也於1954年2月的七屆四中全會上作了檢討。

1951年揭批李立三工會路線錯誤的運動，對毛、劉、李三個老戰友來說，都具有重要意義。

對毛澤東來說，發起這場鬥爭既是當時黨內政治形勢的反映，也與其堅持黨的一元化領導、盡快實現社會主義的政治理念密切相關。共產黨既成為執政黨，工人階級的政治地位隨之提高，其經濟生活水平也高於作為革命主力軍的農民。站在黨的立場，毛高度警覺「工人至上」、工會獨立的傾向，絕不允許工會凌駕於黨和政府之上。三年恢復期結束後，毛主張趁熱打鐵，加速向社會主義過渡。1952年秋，他著手修改《共同綱領》中「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經濟方針，隨後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提出消滅資產階級，1953年6月正式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從這個勢頭看，1951年批判李立三「忽視工人和資本家的矛盾」，1953年批評劉少奇「確立新民主義秩序」等，都是毛構想中的消滅資產階級、建立社會主義的前期準備。

李立三再度被劃到毛澤東的對立面。現實錯誤又被聯繫到歷史錯誤。從此，他的歷史污點被揪住不放，不斷拿出來批一批，而他本人也實際上被打入「冷宮」，在委屈與困惑中淒然走向生命末路。

對劉少奇來說，這一錯誤使他面臨高崗的政治挑戰。1949年上半年劉在天津發表有關「剝削有功」、「剝削越多越好」的講話後，又批評東北局在關於民族資本家問題上的左傾錯誤。高崗心懷不滿，因而「黨內發生了一場反對少奇同志的風波」。 1950年1月，鑒於東北出現「富農黨員」的現象，高崗主張土改完成後立即向社會主義過渡，而劉認為「富農黨員」並不是什麼可怕的事，像高崗那樣以為黨員就不能有剝削的觀點，是一種教條主義。「據高崗說，他收到劉少奇關於東北富農問題與安子文的談話記錄後，曾在北京面呈毛澤東，毛澤東轉給陳伯達看，對劉少奇這次談話的不滿，形於顏色。」（魯彤、馮來剛《一代偉人：劉少奇在建國後的20年》，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1951年，山西省委主張「把老區互助組織提高一步」，起步向社會主義過渡，劉與華北局都不贊成。劉強調在新民主主義階段，不能立即動搖或否定私有制。這一觀點又為毛澤東否定。1952年，高崗進京，向劉少奇發起進攻。直到「高饒事件」後，劉的地位才穩定下來，但1950年代初的「錯誤」在「文革」中重新成為他的「罪行」。

李立三、鄧子恢等人與高崗、陳伯達等人爭論的焦點是國營企業內部是否存在公私矛盾，實質上是共產黨執政後工會的地位、作用等問題。當黨內出現意見分歧時，首先是劉少奇不贊成發表高崗的文章，然後是毛澤東以更嚴厲的方式批判李立三，問題並沒有得到真正解決……

毛與李：路線與路線之外

1928年11月，李立三成為中央主要領導人之一（此時他是毛澤東的上級）。李是一個頗有氣魄的領導人。張國燾有些漫»式地寫道：「他坐在那間秘密的辦公室中，儼如統帥，頒發軍隊番號，簽署委任狀¡¡因此他紙上的兵力，總在不斷增加，革命也就高漲起來。李立三於是左一個命令，右一個命令，指揮今天進攻這裡，明天又進攻那裡。」（張國燾《我的回憶》下冊，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

李在任內做了許多工作，不但率先高度評價朱、毛紅軍，向其他根據地推薦朱、毛的遊擊經驗，而且支持毛澤東領導紅四軍。由於朱、毛分歧，毛澤東四軍前委書記一職於1929年6月8日前委擴大會上落選。8月下旬，陳毅奉命到上海向中央匯報。李代表中央明確肯定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指示紅四軍前委恢復毛澤東的書記一職。毛澤東得知李在中央主持工作的消息後，十分高興，很快就給李寫了一封極其親切友好的信，以得到李的「指導」為幸：「我知識饑荒到十分，請你時常寄書報給我，能抽暇寫信指導尤幸。」（毛澤東《致李立三》（1929年11月28日），《毛澤東書信選》，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長期以來，毛澤東與「立三路線」的對立得到詳盡渲染，並因此模糊了歷史真相。1990年，胡喬木指出：「立三路線時，黨內並沒有很大的爭論。爭論主要是在六屆三中全會以後。周恩來、瞿秋白從蘇聯回來糾正立三路線。立三路線認為中國革命進入了直接革命的時期，把黨委改為行動委員會，讓紅軍攻取武漢、長沙等大城市。共產國際不贊成這麼搞，但李立三的所作所為，與共產國際的指導思想有關」（《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這樣看來，對毛澤東與「立三路線」的關係應當有新的認識：

第一，「立三路線」在黨內有沒有爭論？「立三路線」既來自莫斯科，尚處幼年的中國黨也就無權也不應該提出反對。「中央關於攻打中心城市的指示一經傳達，無論軍隊還是地方，從上到下，無不群情振奮，摩È擦掌，踴躍響應。當時尚無『立三路線』這個名詞，但『立三路線』在一段時期內確實得到大多數同志的積極擁護。」（《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在贛南中央蘇區，朱德後來回顧：「毛澤東和我對於整個方案都很懷疑，但我們久居山區多年，能夠得到的有關國內和國際局勢的情況很不全面。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得不接受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分析。」（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三聯書店1979年版）雖然婉轉，但朱德還是明確地指出包括毛澤東在內的領導人都接受了「立三路線」這一事實。

毛澤東對形勢的判斷曾與李立三大致相同，在某些局部且有過之。1930年1月，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宣稱「工農革命政權，不久就要代替反革命政權而出現於全國。」此文對勝利前景作了熱情洋溢的描繪：「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毛澤東也部分地實施了「立三路線」：1930年4月初，李立三要求½西紅軍攻打南昌並進軍武漢，6月下發《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的政治局決議。毛澤東接到後，制定了一個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暴動和集中紅軍向中心城市進攻的計畫，令一軍團打南昌，二、三軍團打武漢，爭取湘、鄂、贛數省的首先勝利。下旬，毛在進軍途中賦詩紀程：「六月天兵征腐惡，萬丈長纓要把鯤鵬縛。贛水那邊紅一角，偏師借重黃公略。百萬工農齊踴躍，席捲½西直搗湘和鄂。」最後一句是「立三路線」的詩化形式。7月11日，毛在興國召開向南昌進軍的誓師大會，後因敵情有變而放棄攻城，與退出長沙的彭德懷部會師組成紅一方面軍，8月21日再攻長沙，久攻不克後於9月12日撤圍。10月14日，在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傾向」已被糾正、李立三已動身赴莫斯科檢討之時，毛在給中央的信中仍對李立三的號召予以肯定。

當然，在革命高潮將屆、武裝奪權的大方向下，毛澤東與李立三確有分歧。李對中心城市的暴動更有興趣，毛作為軍事指揮員對敵我力量對比較清楚，沒有完全按中央要求，選擇了「不打南昌打吉安」並取得成功。《毛澤東傳》這樣總結：「毛澤東雖也根據中央的指示移師向南昌、長沙推進，對長沙發動了歷時16天的圍攻，不但沒有取得成功，反而造成較大傷亡；但總的說來，他保持著冷靜的頭腦，認真研究不斷變化著的實際情況，盡力避免盲目硬拚，機動靈活地使用兵力。」（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

與「立三路線」相關，毛澤東與彭德懷的紅三軍團也有過爭論。此後幾十年毛總是把彭劃在「立三路線」一邊。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批評彭：「李立三多長多大，你也不知道，我是知道的。」（李銳《廬山會議親歷記》，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

第二，「立三路線」的源頭在莫斯科。早期黨的路線和戰略多由莫斯科制定，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等實際上是代表全黨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然後又代表全黨為共產國際的錯誤承擔責任。在彭德懷部打下長沙的鼓舞下，8月初李立三主持成立全國總行動委員會，進一步提出準備全國暴動的設想：屆時蒙古和蘇聯可以出兵，將西伯利亞數十萬中國工人武裝起來，支持中國革命，引起世界大戰，而中國革命就可以在世界革命高潮中取得勝利。1930年10月，「共產國際得到了遠東局的報告和中央政治局8月初的各次會議的紀錄（向忠發、李立三及其他政治局委員在會上皆有對共產國際極為不恭的話）後，發現李立三沒有把國際放在眼裡，尤其是他竟敢『指揮斯大林』，要斯大林放棄五年計畫準備戰爭，主張把蘇聯拖向與日本發生戰爭的境地，這就不能不使斯大林『龍顏大怒』了。」（李思慎、劉之昆：《李立三之謎——一個忠誠革命者的曲折人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其實，共產黨人是國際主義者，斯大林可以要求中國配合蘇聯，李立三當然也可以要求蘇聯配合中國革命，這在理論上是說得通的。張國燾說：「當時斯大林的蠻幹歪風，就是促使李立三向左狂奔的主要原因。斯大林既然打著國際主義的幌子，要求一切共產國際的支部服從他，如今他的徒弟李立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是合於邏輯的發展。」

毛澤東於1959年說：「立三路線持續也只幾個月，白區受到損失，蘇區可以說沒有損失，紅軍在這期間還發展了。」 「立三路線」有一定的悲劇性，它部分地反映了中國黨不能獨立自主的困境。李立三不甘於做道具。李一氓記得，在1930年5月上海召開的全國蘇維埃大會上，「立三在作報告的時候，脫離稿子說了一句：『等我們打下武漢的時候，再告訴第三國際。』這一句豪言壯語，立刻傳遍了整個房子，甚至於我們這些男男女女的房主人都知道了，真可謂語驚四座。」（李一氓《李一氓回憶錄》，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他曾批評共產國際「不瞭解中國情況」，聲稱「忠實於國際，遵守紀律是一回事，忠實於中國革命是一回事」。這些都有爭取獨立自主的意味。

1946年5月李立三回國以後，學習毛著、檢討自己成為其主要工作。1946年6月在黨校大禮堂發表的長篇講話、1947年2月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1956年在「八大」上的講話等等都自覺配合「路線鬥爭」的黨史模式，以「反面教員」自居。但毛澤東並沒有忘記他的錯誤。1957年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中，毛當著李立三的面，把他與陳獨秀、王明、張國燾並列為「知識分子出壞人的例子」。會後李立三寫信申明自己與陳獨秀等人的不同，雖然報告正式發表時刪去了李立三的名字，但在1957年4月11日的一次談話中，毛仍然說：中國革命開始時很困難 ，陳獨秀、立三、王明、張國燾跟著別人跑，使中國遭受一個又一個損失。廬山會議提出彭德懷「裡通外國」的問題後，康生誣蔑李立三也是「裡通外國分子」，毛未予制止，致使這個問題一直糾纏著李立三。為他寫傳的李思慎感慨不已：「李立三確實犯過錯誤。對此，李立三一生都在檢討他犯了『左』傾錯誤，卻不斷受到一些比他更『左』的人的長期打擊迫害，因為自己不到4個月的錯誤，卻遭受將近40年的排斥和冷遇，最後還喪失了寶貴的生命…… 這一切究竟是怎樣發生的？」

比較明顯的一個原因是，毛、李之間只有工作聯繫而無個人之間的親和力。1938年，毛澤東在與斯諾談話時說起與立三的見面的經過：在湖南第一師範期間，我「在長沙一家報紙上登了一個廣告，邀請有志於愛國工作的青年和我聯繫……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個半人……『半』個回答來自一個沒有明白表示意見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聽了我說的話後，沒有任何具體建議就走了。我們的友誼始終沒有發展起來。」（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版）

對此重要史實，李立三的回憶是：「我們找到教室去，看見他坐在講台上，正聚精會神地看書。（毛）主席比我大（6歲），看去好像一個大先生的樣子，思想上有些拘束，加上原來在印象中他是一個『怪人』，就沒敢同他談話。我假裝去看牆上貼的課程表，有意悄悄地從他的背後走過去，看見他正在看『宋史』。我從他身後走過去了，他發現我，就起身下了講台向我走來，可是我沒有與他講話就很快走開了。」

真相已很難弄清楚，但 「友誼始終沒有發展起來」則是事實。1946年，去國多年的李立三回到延安，帶著激動的心情晉見毛澤東。師哲報告後，毛非常冷漠。「李立三如約來到，毛對勤務員說：『客人來了，倒杯茶。』然後對李立三仍是淡淡地說：『你回來了，好。你在東北情況怎麼樣？』李立三本來滿腔熱望，想向毛澤東傾吐衷腸，讓毛澤東瞭解自己的經歷和心思，但看見主席不愛聽，也就講不下去了，簡單地說了幾句就告辭。」政治生涯需要不斷的劃線站隊，個人交往的程度、氣質興趣的異同等等，在政治關係的不斷重組中絕不是無足輕重的。

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路線鬥爭」的需要。受斯大林《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啟發，延安時代以來，建構了以毛為代表（另外還有劉少奇）的正確路線與以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錯誤路線的鬥爭為模式的黨史。毛作為正確路線的代表，需要包括李立三在內的一系列錯誤路線的代表作為對比。1971年8月17日，毛澤東就林彪問題在武昌發表談話時指出：「犯了大的原則的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為首的，改也難。」並強調像李立三這樣犯了原則錯誤的領導人，始終「沒有改」。（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版）

安源與李立三、劉少奇的命運

1930年9月，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糾正了「立三路線」的錯誤，李立三從此離開中央領導崗位。同年10月，他到莫斯科「匯報和檢查」，行前對懷孕的妻子說：「生下孩子，不論是男是女，都送人吧。」在莫斯科，李立三徹底認輸，做了多次深刻而誠懇的檢討，獲得共產國際多數領導人的好評。胡蘭畦在莫斯科時與他有一段對話：「有一次，我問他，『有人說你每次開會，自己都要先把自己大罵一通，是嗎？』他說：『是的。』『為什麼？』我聽了有些驚異。他真誠地說：『我的錯誤給中國革命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損失，犧牲了很多革命同志，影響了革命形勢的發展，真是罪責難逃！』」（《胡蘭畦回憶錄》，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但國際執委曼努斯基仍然指出：「儘管李立三自我批評精神很好，但他還是一個很壞的布爾什維克。」

1931年11月，曾因錯誤受到李立三批評的王明就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他與副團長康生一起沒完沒了地批鬥李立三，1937年秋又借蘇聯「鎮反肅托」的肅殺之風誣陷李立三是「托派」、在上海時「貪污三萬美元」等等，致使李立三被捕，受到非人折磨，直到次年7月才在周恩來的干預下出獄。在1945年黨的「七大」上，作為黨內團結的標誌，身處異域的李立三缺席當選為中央委員，回國後任東北局敵工部部長等職。1948年8月，回到中華全國總工會的領導崗位上，進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28年3月，劉少奇到天津參加順直省委工作，次年6月出任滿洲省委書記，直接指導中東鐵路工人擁護蘇聯、反對國民政府佔領中東路的鬥爭。因為沒有實現建立全路總工會和實現全路總罷工的目的，劉受到中央領導的嚴厲批評。1932年3月，政治局開會討論工會問題，指出劉領導的中央職工部、全總黨團不能執行共產國際和中央的路線、已陷入「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泥坑之中」，並根據共產國際代表的意見撤銷其職工部長一職，保留政治局候補委員一職。隨後，劉少奇的「錯誤公佈於全黨」。1932年年底，劉進入江西蘇區，長征到陝北後不久又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

1936年4月，劉少奇撰寫《肅清立三路線的殘餘——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一文，結合次年寫給張聞天的信及在中央會議上所作的關於白區工作的報告看，劉在此時發表多篇批「左」的文章，主要是針對六屆四中全會的「王明路線」。正是這一批判，劉少奇見賞於毛澤東。1937年6月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不但明確表示「少奇的報告基本上是正確的」，而且說：過去「對少奇同志的處理態度是完全不對的（不分皂白的打擊，不尊重他的意見，幾次的組織結論——並以之對付一個中央的領導同志）」，「今天應該作出一個正確的結論」。（金沖及主編《劉少奇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從此劉少奇不但是傑出的工運領導人，也是陳雲所說的「蘇維埃運動後期正確路線的代表」，並在1943年成為黨內第二號人物。

也許劉少奇與李立三同以工運起家，思維與作風比較接近，在1952年李立三再度挨批後，劉給予了一定的關心。1959年，有人說李「反對三面紅旗」，要批他的「右傾機會主義」。劉知道後說：「要再批判李立三，他就爬不起來了，讓他自己檢查一下吧！」保李過了一關。

在武裝鬥爭、農村包圍城市等成為中國革命的金科玉律後，黨史、革命史宣傳中較少提到1920年代初的工人運動。由於毛澤東的關係，安源罷工光芒萬丈，只是這光榮已與李立三無關了。1954年9月，李立三到家鄉醴陵休假，他告誡自己絕不踏進安源一步。事後對秘書說：「安源是我很想念的地方，但是我去安源會引起人們對我革命歷史的稱頌，這在政治上是不適宜的……」

李立三的名字從安源罷工中抹去了，但他仍有義務為毛、劉的功績作證。1963年，根據安源罷工攝制的電影《燎原》上演，李立三應《北京日報》之請寫了一篇影評，主要內容是肯定毛澤東的正確領導。文章發表後，一位中央領導同志批評文章對毛澤東突出不夠，李只得增補修改後再度發表於《人民日報》，並加寫了一段話：「影片中一些個人的活動所取得的成果，正是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取得的。」 「一些個人」主要是指影片中的「雷煥覺」，即劉少奇。

《燎原》公映時，毛、劉關係已比較緊張。1966年，劉少奇被打倒，罪名之一是「工賊」，包括「反對安源工人罷工」、「出賣工人利益」、向資本家「屈膝投降」等。1967年5月，《人民日報》、《紅旗》雜誌開始批判《燎原》「篡改歷史，抹煞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光輝作用，為中國赫魯曉夫樹碑立傳」 ……同時也稍帶了一下李立三：「電影一出籠，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為之喝彩。老機會主義者李立三連續發表文章，公開聲明，『雷煥覺』就是某某人。」李立三原本是唯心的言論又成了一個罪狀。當造反派要已是「死老虎」的李立三揭發劉少奇的「罪行」時，他公正地指出，在他與劉少奇在安源、上海、武漢三次合作中，「沒有看出什麼大問題」。李立三無愧地結束了他與劉少奇的關係。

1966年，毛澤東就安源罷工問題說：劉少奇是第三代，李立三是第二代。

第一代是什麼人？這當然是對長期以來把劉少奇說成是安源罷工領導人的不滿。於是，從1967年10月到1969年8月，中國革命博物館一直開放著「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亮了安源工人運動展覽會」；1968年7月，中央美術學院的師生組織創作的油畫《毛主席去安源》由「兩報一刊」正式發表；進而，20年代流傳於安源工人中的敘事歌謠《勞工記》的歌詞「工人受苦難盡表，有個英雄天下少；名號能至李先生…… 他從長沙到萍鄉，要救工人出牢牆…… 劉少奇與朱少連，倡首發派到安源…… 」漸漸地變為：「直到一九二一年，忽然霧散見青天；有個能人毛潤之，打從湖南來安源…… 」

在全國一片「安源熱」中，1967年7月4日，華北局機關造反派宣佈：李立三留下以「最最敬愛的毛主席」開頭的遺書後「畏罪服毒自殺，自絕於黨」。自殺之前，李曾遭受造反派多次批鬥毆打。1969年11月，劉少奇病逝於開封，死時新加的帽子是「烈性傳染病患者」，姓名改為「劉衛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