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宋代以後的文人做官夢想得到「文正」謚號
縱觀歷史,宋代以後,有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文人做官後,夢寐以求的想得到一個謚號——文正。而作為統治者的皇帝,是絕對不會輕易把這個謚號賜贈給臣子的。能得到這個謚號的人,不管是本謚還是追諡,都有一個共性,那就是他們都是在文壇聲名鵲起、在政壇功績斐然、在民間深受敬仰的人。
宋代的謚舉乃是承唐謚之風,經歷了從文貞到文正的變化,據史書言是為避宋仁宗趙禎名諱故。自此之後,「文正」之謚可以說經元、明、清前後四朝相續不斷。眾人耳熟能詳的獲得此謚的人有宋代李昉、范仲淹、司馬光等,元代有耶律楚材等,明代有方孝孺等,清代有曹振鏞、曾國藩等。司馬光言:「文正是謚之極美,無以復加。」認為文是道德博聞,正是靖共其位,是文人道德的極至。大而言之,經天緯地曰文,內外賓服曰正;小而言之,博學多才曰文,忠直守節曰正。《逸周書?謚法》對於「文正」二字做了全面系統、精闢獨到的解釋,在此不一一闡述而盡。
中國的漢字是字音藏義、字形藏理的,文化的「文」加正直的「正」是政治的「政」字。我們再回頭去看這些人在歷史長河中為世人所留下的光輝軌跡。范仲淹,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學家,為政清廉,剛直不阿,官至參知政事,一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成為千古絕唱,遺《範文正公集》傳世。耶律楚材,元代著名民族政治家,促進蒙古族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第一人,官至尚書右丞,撰《湛然居士文集》留世。方孝孺,明代著名文學家,剛直不屈,孤忠赴難,被誅十族,官至文學博士,傳《遜志齋集》於世。曾國藩,清代著名政治家、文學家,晚晴四大名臣之首,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著《冰鑒》存世。這些人的共性是在文學方面具有極高才能,最終在政治方面頗有建樹居於高位。「文」、「正」、「政」三者之間的關係,由此亦可窺其一斑。
文化的內涵無比豐富,粗略瀏覽便可看到十幾種定義,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學術界也是意見紛紛,莫衷一是。「文」之一字,我們姑且說它為文字、文章、文學、文藝、文化,都是界定內的合情合理,無可厚非。不管是文字、文章、文學、文藝它都是文化的一種形式而已。
魏文帝曹丕在《典論·文論》中有言曰:蓋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他認為文章有兩大社會功能:一是「經國之大業」,有利於治國;二是「不朽之盛事」,有益於立身。這是首次將文學與治國大業和自我個體生命價值的實現連結在一起,富有一種威嚴浩大的帝王氣,使得文學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為文學的繁榮奠定了堅實基礎。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中指出:曹丕的一個時代可以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因為「自覺」,才走向了自覺時代的前奏,提高了文學的地位。文學地位的提升,又增強了文學自覺意識,從而增強了治國大業的文化精神。宋代著名理學家周敦頤在《通書?文辭》中指出:文所以載道也。文以載道是文學社會作用的深刻表述。一篇文章、一部文學作品如果我們將眼光僅僅停留在這篇文章上、這部作品裡,那我們看不到更高遠的東西,收穫不了更深層次的東西。借用佛家《楞嚴經》中的話來說: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當應看月。若復觀指以為月體,此人豈唯亡失月輪,亦亡其手指。「文」與「道」的關係,正如這手指與明月的關係,我們應當順著手指看到更高遠處的「月亮」,而不是停留在「手指」上。這充分說明了文化作為一種介質的指引作用,通過習「文」將其所載之「道」充分體悟出來,然後付諸實踐,經世致用。
文化是增強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內在軟實力。上世紀朱光烈先生在《知識就是力量嗎?》一文中提出了一個被認為是時代性的命題,即「文化就是力量」。中共十八大報告中所提出的未來發展和繁榮文化的總綱領是「紮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沒有文明的繼承和發展,沒有文化的弘揚和繁榮,就沒有中國夢的實現。習近平同志在多次講話中要求領導幹部要「吸收前人在修身處事、治國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經驗,養浩然之氣,塑高尚人格,不斷提高人文素養和精神境界」,並且提出「中華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等具有深遠指導思想的論斷。
可以說一定的社會文化是為一定的政治服務的,而政治又通過社會輿論引導文化的方向,二者是相互交融、不可分割的。至此,我們回歸到「文」「正」「政」三者之間的關係話題,可以確切地說習文以養浩然正氣,「文」「正」相融以從「政」。李昉、范仲淹、司馬光、耶律楚材、方孝孺等、曹振鏞、曾國藩等人,博學多才(文)而又直道不撓(正),最終蜚聲文壇、顯赫政界、留名後世,若無其文抑或不足以為政也。古為今鑒,我們當勤以廣才,善養正氣,積蓄文化力量以為政治建設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