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知遇蔡元培:大總統甘當北大伯樂 | 陽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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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知遇蔡元培:大總統甘當北大伯樂

2017年04月29日 風雲人物 暫無評論 閱讀 195 次

  民國初年,雲波詭譎,過客匆匆,開國大都督與兩任大總統黎元洪,佔據了重要一頁。可是,長期以來,黎氏卻蓋棺難定論,評價兩極。這裡僅就黎元洪任命蔡元培為北大校長的台前幕後,說一說這位人們印象中的「武人」對教育、對文人的態度。

  外國記者筆下的「儒將」

  史書論及黎元洪,大多將其劃歸武人一類。從近年來發現的大量中外原始資料看,黎氏是一個徒有武人外形的文人雅士。他學貫中西、手不釋卷,他的書法作品,尤其是他重用文人與尊師重教,令人稱道。

  1920年,他捐資3萬銀元創辦了湖北黃陂第一所中學——私立前川中學。接著,他出資10萬元擬建江漢大學,並準備讓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長女主持。只因時局動盪未果,後改建武漢大學宋卿體育館。他還不拘一格地讓入伍的秀才因材得職,並推動選拔人才走出國門,使當時湖北的留學人數約佔全國總數的四分之一。

  黎任清廷湖北新軍旅長(協統)時,時軍中正在教唱張之洞填詞的軍歌,頌揚清朝「仁政」。投筆從戎的知識青年潘康時,竟將歌詞中的「大清深仁厚澤十餘朝,列聖相承無異舜與堯」,修改為「大清篡竊已歷十餘朝,列代相承無異金與遼」。這在當時可是殺頭的大罪,可是被告發到了黎大人那裡,居然逢凶化吉:不僅未給他加罪,反而認為人才難得,調到身邊當文書。後逐步提拔為排長和連長。接下來,潘成為辛亥革命中湖北隊官(連長)革命第一人。

  德、法軍事觀察家來漢考察,黎以一口流利的英語與之交流,洋人在張之洞面前稱讚黎為「知兵之將」。英國記者埃德溫·丁格爾採訪他後寫道:「黎元洪將軍具有中國人特有的儒雅,用英語跟我談話……他具有深邃的洞察力,這是一般軍人所無法企及的。」(《CHINAS REVOLUTION :1911-1912》,中譯為《中國革命記:1911-1912》,1912年英文倫敦版)

  黎元洪樂當北大伯樂

  蔡元培是武昌首義後才聽說黎元洪的名字。他們兩人的名字聯在一起,是在武昌首義陽夏之戰結束、南北停戰議和開始之時。此間,南方民軍的首腦機關,出現了中央軍政府設鄂、臨時議會設滬的「雙包案」。據《蔡元培日記》披露,1911年11月28日,蔡元培應陳其美之邀,從德國返回上海。12月2日南京光復後,同盟會與各省在滬代表醞釀推舉大元帥,負責籌組臨時政府。

  返國幾日,黨人告訴蔡元培,黎乃被迫起義,又正在與北洋軍妥協,認為黎當大元帥不妥。於是,蔡在開會前一天找到立憲派大佬、浙江軍政府都督湯壽潛,建議推舉黃興為大元帥,在場的章太炎也表贊同。次日,蔡元培提名黃興後,各省代表一致通過,於是大元帥一職順利定下。正在這時,章太炎站起來,垂泣而立稱,黎元洪是首難的人物,不可辜負他,應舉黎為副元帥。即獲通過。

  當時,身在武昌前線的中央軍政府大都督黎元洪得知後,立即通電反對。因為早在陽夏之戰設壇拜將時,就已經向世人宣示:黎是劉邦,黃是項羽。現在豈能本末倒置。後來雖然改任黎為大元帥,黃副之,但黃興已經掌握了組閣權,武昌集團被排斥在外。此時黎氏的失落心情,可想而知。

  不過,黎就任大總統後,表現得很大度,他打破黨同伐異的用人陳規,擬任蔡元培為浙江省長(未果),意在組成「全民政府」。

  1916年7月12日,黎元洪將教育總長孫洪伊改任內務總長,由范源廉長教育部。這時,社會名流紛紛呼籲整頓北京大學。黎首先想到的蔡元培任教育總長期間,主持制定了中國第一個西方化的新學制(史稱「壬子癸丑學制」),以及將京師大學堂改為北京大學的驚世之舉。覺得蔡氏堪當大任。

  這年9月的一天,范向黎報告:北京大學校長胡仁源做不下去了,湯爾和與馬敘倫建議將蔡元培請回來掌管。黎頓時眉開眼笑地說:「很好,正合吾意。」於是,先由范源廉致電蔡:

  「國事漸平,教育宜急。現以首都最高學府,萬頓大賢主宰,師表群儉。海內人士,鹹深景仰。用特專電敦請我公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一席,務祈鑒允,早日歸國,以慰瞻望。」(高平叔:《蔡元培年譜》,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9頁)

  而後,黎沿用蔡元培當年改革北京大學的任命程序:由黎大總統簽署「中華民國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簡字第七百九十二號」命令:「任命蔡元培為北京大學校長」。並經國務總理段祺瑞與教育總長范源廉附署生效。

  蔡元培應召回國,經滬抵京。他在《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中回憶說:

  「初到上海,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於自己的聲名有礙,這當然是出於愛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數的說,既然知道他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我到底服從後說,進北京。」(《東方雜誌》第31卷第1號,1934年1月1日)

  蔡元培走馬上任後,面對教育經費困難,黎氏首先從自己做起,不惜壓縮總統府預算,自減薪水,即由袁世凱規定的191.5萬元/年,減為57.465萬元/年。擠出資金扶植教育。

  黎與蔡討論女子應該參政問題時,黎說,有人以婦女程度不夠為由反對。蔡反駁道:只問婦女參政該不該,不能問她們程度夠不夠,縱然不夠,也可用教育補足不能剝奪其權利(姚全興:《蔡元培的男女平等思想》見《歷史知識》1981年第4期)。得到黎氏點頭後,北大開始招收女旁聽生。

  在黎的大力支持下,以及陳獨秀等的襄助下,蔡對北大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譜寫了北大的現代傳奇。

  蔡元培歡迎黎復位

  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半年後,因發生張勳復辟,黎元洪下野,蔡也宣佈辭職。不過,在復辟鬧劇流產後,蔡於當月重返北大。

  時隔五年後的1922年夏,舉國上下響起了一片要求徐世昌下野,歡迎黎黃陂出山的聲浪。

  這年5月13日,由知名學者胡適起草,經蔡元培、李大釗、王寵惠、羅文干、湯爾和等16人聯合簽署的題為《我們的政治主張》的提議,在胡適主編的《努力》週刊第二期上發表。提出了政治改革的基本要求:

  「第一、我們要求一個『憲政的政府』;第二、我們要求一個『公開的政府』;第三、我們要求一種『有計畫的政治』。」

  黎氏鑒於第一次當國的前車之鑒,正式發出通電,提出了「裁兵廢督」的主張,聲稱各省督軍「先行解職」之時就是他復位之日。

  黎電發出後,就連控制局勢的直系軍閥頭目曹錕與吳佩孚,也表示臣服。各地軍閥亦紛紛傚尤。

  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獲悉後,覺得該是「好人政府」法統重光的時候了。當胡適建議他不要發電催促黎元洪蒞京時,蔡仍堅持己見,表示「西南方反對舊國會,揭一黎以與孫對待而開議和,似亦未為不可」。於是,他於6月8日聯袂王家駒、李建勳、毛邦偉等10人,代表教育界發表通電,歡迎黎氏北上。電文云:

  天津黎大總統鈞鑒:

  中央政府負責之人,考量事實,非公莫屬。務懇俯順輿情,維持大局。事關國脈,萬乞即日蒞京,勉任艱巨,無任祈禱之至。(《民國日報》,1922年6月10 日)

  這年6月11日早上8時,黎就登上了赴京復職的專列,在王家襄、吳景濂以及直系各省代表陪同下,自天津赴北京,於11時抵達北京,北京火車站與沿途街道彩旗飄舞,儀仗隊鳴槍歡迎。下午在幕僚和各界名流的前呼後擁下,黎前往中南海懷仁堂參加總統就職典禮。

  黎氏重作馮婦後,北京城內出現了一些開明氣象。黎有意任蔡元培為教育總長,李大釗為次席(《世界日報》,1927年4月10日)。蔡李皆不就,遂改蔡的好友湯爾和就任。此時的蔡元培前所未有地關心政治,他和林長民等名流一樣,知道黎元洪和他的好人政府來之不易,又發動北京86個團體,於「雙十節」國慶這天,在天安門前召開了聲勢浩大的國民裁兵大會。那天他親自擔任大會主席,還請出黎大總統當場發表同意裁兵的演說。廣場上彩旗招展,五六萬人的口號聲,響徹天空。

  黎任命的「好人內閣」粉墨登台果然不負重望,湯爾和一出任教育總長,就按黎氏的旨意,從羅文干手裡弄來了一筆錢,緩解燃眉之急。因為當時北大的教職員工,已經五個月沒發薪水了。經蔡元培斡旋,教育部先撥給北大兩個月的工資。這真好似久旱逢雨,「北大派」一下來了勁,蔡元培和胡適、丁文江等「努力會」成員,似乎看到了法統重光的一線希望。

  蔡元培掛印而去

  不久,因羅文干捲入曹錕與吳佩孚的內鬥,羅文幹成為犧牲品。導致蔡元培於1923年1月17日第六次辭職。

  羅文干時任財政總長,曾經在北大任教。羅因金佛郎案被逮捕後,司法機關查無證據將羅放了。不料,教育總長彭允彝竟然在國務院會議上,提案將羅再抓起來。蔡元培瞭解羅的人格和清白,為了抗議行政干預司法,不與違背法治的北洋政府為伍,他正式向黎元洪和教育部提出辭職,並公開在《北京大學日刊》發表辭職聲明。還寫了一篇《關於不合作宣言》,發表在上海《申報》上。

  1月19日下午,為眾議員對閣員的票時間。北京大學等校的數千名學生前往眾議院請願,他們手執「驅逐教育界敗類彭允彝」的小旗子,在隊伍前舉著一桿大旗,上書「警告國會」四個大字。可是,當隊伍遊行到眾議院門口時,吳景濂竟指使警察毒打赤手空拳的學生,當場受傷者二百餘人。當學生隊伍被驅散後,多數議員居然投了彭的同意票。頓時引起全國學界的憤怒。1月20日,北大全體教職員呈黎大總統文,並發表宣言,懇請罷免彭允彝教育總長職務,挽留蔡元培校長。1月24日下午參議員投票時,北大等42所學校五千餘學生,前往參議院請願。要求該院否決眾議院對彭的同意案……

  到了6月23日,在杭州西湖的蔡還和胡適商定三個稿子,分別是給北京各校教職員聯席會議、北大教職員和北大學生會的公開信,繼續他和軍閥政府的不合作。蔡元培的這次辭職社會反響很大,因迫於輿論的強大壓力,彭允彝不得不下台。

  蔡元培辭職赴津後,黎元洪和國務院通電挽留,並不予批准,造成蔡辭職不成。但他不再到校,由蔣夢麟代理校務。北洋政府始終沒有免蔡元培的職。

  1911年11月上旬,宣統三年辛亥年,辛亥革命爆發,在陳其美去電催促下,蔡元培取道西伯利亞回國。

  1912年1月4日,民國元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他就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教育部在蔡元培之下對公眾徵求可能的國歌,後來頒布了中華民國臨時國歌,由沈恩孚作詞、沈彭年譜曲的國歌擬稿,歌名《五旗共和歌》(中華民國國歌)

  1月19日,民國元年,他頒布了《普通教育暫行辦法》,並主持制定了《大學令》和《中學令》,這是中國的第一個大學和中學校令,他強調要把中學和大學鍵造成健全國民的學校。

  2月,魯迅被他邀請到教育部任職。

  1912年7月,蔡元培因不願與袁世凱政府合作而辭職。

  1913年,民國二年蔡元培46歲時,再次赴法國從事學術研究,在留歐的三年時間裡,又編撰了不少哲學美學著作。

  1915年6月,民國四年,蔡元培48歲時,他與李石曾、吳玉章等發起組織華法教育會,在法國倡勤勤工儉學,希望以次組織幫助更多華人到歐洲求學,後來的周恩來、鄧小平等均是通過這個組織的幫助後順利在法國進行學習的。

  1916年夏,黎元洪的北京政府終於明令恢復了民國初年的《臨時約法》,孫中山、黃興等一大批流亡海外的革命黨人紛紛相約回國,一些浙江籍議員還發電給遠在法國的蔡元培,說是要推選他當浙江省督軍。

  1916年11月8日,蔡元培與吳玉章一起乘船由馬賽回國,抵達上海。

  1916年12月26日,民國五年,蔡元培49歲時,受命擔任北京大學校長。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發表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演說,對學生提出三點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礪德行,三曰敬愛師長,將「抱定宗旨」置於首位。

  1917年,蔡元培聘請《新青年》主編陳獨秀為文科學長,並聘請李大釗、胡適、錢玄同等「新派」人物在北大任教,採用「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實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學術民主,支持新文化運動。

      1917年,蔡元培邀請著名哲學家梁漱溟到北京大學講授印度哲學。

  1917年,徐悲鴻應蔡元培之邀從日本東京返北京,任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導師。

  1917年7月,胡適從美國學成回國,被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聘為教授。

  1917年7月3日,蔡元培在北大發表熱情洋溢的就職演說的餘熱未散,就向黎元洪總統提出辭職了,措辭委婉,但動因沉鬱,那就是抗議張勳復辟。

  1917年10月,民國六年,蔡元培50歲時,主持教育部召開北京各高等學校代表會議,討論修改大學規程,北京大學文科提出廢年級制,採用選科制的議案,會議議決通過,決定在北大試行。北大選科制規定每週一課時,學完一年為一個單位,本科應修滿80個單位,一半必修,一半選修(理科酌量減少),修滿即可畢業,不拘年限;預科應修滿40個單位,必修佔四分之三,選修佔四分之一。選修科目可以跨系。

  1918年,他更明確地指出:「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學者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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