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戴笠不敢用又不敢殺中共地下黨:於炳然智斗戴笠 | 陽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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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戴笠不敢用又不敢殺中共地下黨:於炳然智斗戴笠

2017年01月30日 歷史解密 暫無評論 閱讀 74 次

  戴笠一面以殺頭相威脅,一面以高官相引誘。於炳然既不為所屈,又不為所動,憑借大智大勇,巧與周旋,使戴笠無可奈何。

  他早年在英國加入共產黨,回國後從事抗日救亡、統戰和情報工作;他是一位傳奇人物:張學良認定他是大才;蔣介石親授他一項重要使命;他與以高官相誘惑、以殺頭相逼迫的戴笠鬥智;他深受周恩來的器重與關愛;他最早站出來批判陳伯達,而遭康生陷害;他成功密說衛立煌,加速了遼沈戰役的勝利……

  他就是於炳然,在對敵鬥爭隱蔽戰線上,演繹了一幅傳奇、壯麗的人生畫卷!

  一、在歐洲,同張學良從論政到相知

  於炳然,原名於斌,1903年生,黑龍江省望奎縣人。1917年7月,16歲的於炳然考入齊齊哈爾黑龍江省立第一中學。在校讀書期間,被推選為學聯主席,先後領導了反對軍閥吳俊陞和貪官耿之光的兩次學潮。

  1923年,於炳然中學畢業後,被選送日本留學,恰逢東京大地震,在生死線上掙扎15天後,終於脫險歸國。1924年9月,他又考入國立北平法政大學。「五卅慘案」發生後,北京各大學為聲援上海學生的鬥爭,舉行示威遊行。於炳然是這次遊行的組織者之一。1928年冬,日本侵略者要在東三省強修鐵路,北平各大學東北籍學生,聯合起來組織「東北旅平學生路權保持後援會」,掀起聲勢浩大的護路運動,於炳然是總指揮、請願總代表。

  1930年夏,於炳然大學畢業。後來,黑龍江省招考公費留歐學生,於炳然在考試中一舉奪魁,於1931年4月動身赴英國,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學習,研究國際問題。九一八事變後,他苦苦求索救國之道,加入了英國共產黨中國語言組。不久,他被選為中語組書記,領導著「反帝大同盟」等多個進步組織,開展抗日救國活動。

  1933年春,張學良出訪歐洲。5月,到達羅馬。於炳然給他寫了封信,提出三個問題:一、東北之失,你以為原因何在?二、你是否準備收復東北?三、如想收復,將採取何種方法與步驟?

  一星期後,於炳然收到張學良的親筆回信。對方懇切地表示,願意就抗日救國問題共同探討。對第一個問題,張學良說是因為當時東北建設的飛速發展,深為日本人嫉恨,所以他們迫不及待地侵佔東北。對第二個問題,張學良的答覆是肯定的,並說「沒有比張氏父子更早就與日本人合作的了。日本人所以殺死我父親、奪取我的防地,正是因為我們不再與之合作。國仇家仇,誓死必報。」對第三個問題,他說:「待世界第二次大戰時,只要我們站在日本對立一方,就一定會打垮日本……」最後說:「不久將去倫敦,願當面詳談。」

  7月下旬,張學良到了倫敦,於炳然又寫了一封萬言長信,以中國共產黨的觀點闡述了抗日救國方略,並駁斥了「等待第二次世界大戰」之說。

  兩天後,張學良托陳洪海約於炳然共進晚餐。這是一次朋友式的會面,同餐者只有陳洪海和張學良的兩個兒子。餐後,張學良說:「明天我去北歐參觀丹麥、挪威與瑞典,返回倫敦,再約你詳談。」

  張學良由北歐回來,即約於炳然面談。張學良圍繞抗日救國提出一連串問題,於炳然彷彿面對一個老朋友,滔滔宏論達四小時之久。張學良傾聽後,說:「我很想瞭解一下社會主義的情況;如果你願意,就作個準備,同我去莫斯科。」

  十天後,張學良又約於炳然談話。他先說:「顏大使已有回電,蘇聯記了我1929年(指『中東路事件』)的仇,不同意我前去。這次出國,最想看的是四個國家——德、意與蘇、土。蘇聯看不成,土耳其便不想看了。」又說:「據我瞭解,你確是個人才。但你的思想是左傾的。不過我並不怕你。你若願意在倫敦讀書,我幫助你學費。但我希望你去蘇聯讀書,去後與蘇聯朝野人士好好聯絡。將來我們抗日,如能得到蘇聯的支援,那要比你帶十萬大軍作戰的功勞還大。」

  10月,張學良又約於炳然會面。幾次長談,於炳然一方面看到了兩人在政治觀點上的同異,另一方面,張學良真誠磊落的品格、深沉的愛國之忱,留給他極深的印象。

  1934年8月,張學良來信,告訴於炳然,去蘇聯留學已辦成。於炳然把信寄給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不久接到覆信,同意他去莫斯科。

  1930年夏,於炳然大學畢業。後來,黑龍江省招考公費留歐學生,於炳然在考試中一舉奪魁,於1931年4月動身赴英國,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學習,研究國際問題。九一八事變後,他苦苦求索救國之道,加入了英國共產黨中國語言組。不久,他被選為中語組書記,領導著「反帝大同盟」等多個進步組織,開展抗日救國活動。

  1933年春,張學良出訪歐洲。5月,到達羅馬。於炳然給他寫了封信,提出三個問題:一、東北之失,你以為原因何在?二、你是否準備收復東北?三、如想收復,將採取何種方法與步驟?

  一星期後,於炳然收到張學良的親筆回信。對方懇切地表示,願意就抗日救國問題共同探討。對第一個問題,張學良說是因為當時東北建設的飛速發展,深為日本人嫉恨,所以他們迫不及待地侵佔東北。對第二個問題,張學良的答覆是肯定的,並說「沒有比張氏父子更早就與日本人合作的了。日本人所以殺死我父親、奪取我的防地,正是因為我們不再與之合作。國仇家仇,誓死必報。」對第三個問題,他說:「待世界第二次大戰時,只要我們站在日本對立一方,就一定會打垮日本……」最後說:「不久將去倫敦,願當面詳談。」

  7月下旬,張學良到了倫敦,於炳然又寫了一封萬言長信,以中國共產黨的觀點闡述了抗日救國方略,並駁斥了「等待第二次世界大戰」之說。

  兩天後,張學良托陳洪海約於炳然共進晚餐。這是一次朋友式的會面,同餐者只有陳洪海和張學良的兩個兒子。餐後,張學良說:「明天我去北歐參觀丹麥、挪威與瑞典,返回倫敦,再約你詳談。」

  張學良由北歐回來,即約於炳然面談。張學良圍繞抗日救國提出一連串問題,於炳然彷彿面對一個老朋友,滔滔宏論達四小時之久。張學良傾聽後,說:「我很想瞭解一下社會主義的情況;如果你願意,就作個準備,同我去莫斯科。」

  十天後,張學良又約於炳然談話。他先說:「顏大使已有回電,蘇聯記了我1929年(指『中東路事件』)的仇,不同意我前去。這次出國,最想看的是四個國家——德、意與蘇、土。蘇聯看不成,土耳其便不想看了。」又說:「據我瞭解,你確是個人才。但你的思想是左傾的。不過我並不怕你。你若願意在倫敦讀書,我幫助你學費。但我希望你去蘇聯讀書,去後與蘇聯朝野人士好好聯絡。將來我們抗日,如能得到蘇聯的支援,那要比你帶十萬大軍作戰的功勞還大。」

  10月,張學良又約於炳然會面。幾次長談,於炳然一方面看到了兩人在政治觀點上的同異,另一方面,張學良真誠磊落的品格、深沉的愛國之忱,留給他極深的印象。

  1934年8月,張學良來信,告訴於炳然,去蘇聯留學已辦成。於炳然把信寄給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不久接到覆信,同意他去莫斯科。

  二、蔣介石授命他策反德王

  1934年10月,於炳然來到了莫斯科,從事黨的建設工作,並在出版社做編輯。

  1937年3月,蘇聯《真理報》發表了一則消息,說西安事變後被囚禁的張學良已經恢復自由,將接洽重要任務。據此,黨組織交給於炳然一項新任務:回國幫助張學良鞏固東北軍。黨的關係,是到上海尋找潘漢年。

  1937年4月,於炳然到滬,才知道《真理報》上那則消息是誤傳。他見到了潘漢年,後赴北平參加了「東北救亡總會」成立大會,當選為宣傳部部長。

  7月18日,於炳然接到他在倫敦時結識的朋友王芃生從南京打來的電話,芃生王說:「最高當局請你來南京。」

  於炳然說:「你開什麼玩笑?」王芃生說:「真的,與你談關於德王的事。」

  德王即內蒙古德穆楚克棟魯普親王,已經降日。原來,此前於炳然曾與王芃生談過內蒙問題,王芃生又與戴笠說到此事,戴笠向蔣介石建議由於炳然前去內蒙。

  於炳然到了南京。次日,戴笠親自乘車來接,到了國民政府軍委會,入一大會客室。等候的蔣介石站起來,面現微笑,與於炳然握手,然後伸手指向身旁的沙發,說:「請坐!」

  入座後,蔣介石問:「你是黑龍江人?」於炳然答:「是的。」

  蔣接著問:「你到英國是怎樣去的?」於炳然答:「是考取公費留學去的。」

  蔣再問:「你到俄國是張漢卿送去的?」於炳然說:「張將軍去歐洲考察,到倫敦時,我們見了幾次面。他建議我去蘇聯學習,又幫我辦了手續。」

  蔣介石說:「聽說你對內蒙古問題頗有見地,想請你去華北接洽德王反正,你有什麼意見?」

  於炳然說:「學生人微言輕,恐不足當此大任。最好是另派大員,我可以同去幫助。」

  蔣介石說:「你是不是人微言輕,只看政府對你是不是信任。如對你信任,人不微,言亦不輕。必要時可以派人——但那是派人幫助你,而不是要你幫助別人。一切詳細情形,去與戴雨農商量。」

  於炳然說:「好,我當盡力。」

  其實,每個人都看得出蔣介石很重視德王反正。為了讓於炳然感到有所倚恃,他特意安排了會見。

  載笠派孫殿英護送於炳然前往北平。但到了河北房山,中日軍隊正激戰,炮火連天,無法前行,在當地滯留了二十多天。無奈,於炳然只好隻身輾轉至青島,搭英輪奔往天津。

  至天津,於炳然見到了在北平大學時的同學,時任德王駐北平辦事處處長的趙福海。趙建議由他和杜超傑先去張家口向德王轉達於炳然此番的來意,必要時於炳然再去。於炳然把勸說德王的思路、策略詳細交代給他們。12月20日,二人回津,說已見到德王,曉以中華民族大義,分析了抗戰前途,勸其反正。德王表示:反正,需待國軍與他的軍隊能夠銜接時。此時反正,徒遭損失。

  這時,南京已陷落,敵焰十分凶狂,的確不是使德王轉向的好時機。

  入座後,蔣介石問:「你是黑龍江人?」於炳然答:「是的。」

  蔣接著問:「你到英國是怎樣去的?」於炳然答:「是考取公費留學去的。」

  蔣再問:「你到俄國是張漢卿送去的?」於炳然說:「張將軍去歐洲考察,到倫敦時,我們見了幾次面。他建議我去蘇聯學習,又幫我辦了手續。」

  蔣介石說:「聽說你對內蒙古問題頗有見地,想請你去華北接洽德王反正,你有什麼意見?」

  於炳然說:「學生人微言輕,恐不足當此大任。最好是另派大員,我可以同去幫助。」

  蔣介石說:「你是不是人微言輕,只看政府對你是不是信任。如對你信任,人不微,言亦不輕。必要時可以派人——但那是派人幫助你,而不是要你幫助別人。一切詳細情形,去與戴雨農商量。」

  於炳然說:「好,我當盡力。」

  其實,每個人都看得出蔣介石很重視德王反正。為了讓於炳然感到有所倚恃,他特意安排了會見。

  載笠派孫殿英護送於炳然前往北平。但到了河北房山,中日軍隊正激戰,炮火連天,無法前行,在當地滯留了二十多天。無奈,於炳然只好隻身輾轉至青島,搭英輪奔往天津。

  至天津,於炳然見到了在北平大學時的同學,時任德王駐北平辦事處處長的趙福海。趙建議由他和杜超傑先去張家口向德王轉達於炳然此番的來意,必要時於炳然再去。於炳然把勸說德王的思路、策略詳細交代給他們。12月20日,二人回津,說已見到德王,曉以中華民族大義,分析了抗戰前途,勸其反正。德王表示:反正,需待國軍與他的軍隊能夠銜接時。此時反正,徒遭損失。

  這時,南京已陷落,敵焰十分凶狂,的確不是使德王轉向的好時機。

  三、懸劍之下,舌戰戴笠

  國民政府退到武漢,「東北救亡總會」按照周恩來的指示,也轉至武漢。張學良被幽禁後,東北軍及東北人的問題,蔣介石都交給戴笠來對付,目的在於防止他們反蔣,並相機拉攏他們為蔣所用。

  1938年4月,戴笠找於炳然進行了一次不同尋常的談話。

  戴笠開門見山地說:「炳然兄,咱們做個什麼樣的朋友?普通朋友還是特殊朋友?」

  於炳然反問:「什麼是普通朋友?什麼是特殊朋友?」

  戴笠說:「普通的朋友,你有事,你求我;我有事,我求你。如果是特殊朋友,我可以給你介紹幾個很重要的好朋友,而且可以使你馬上負起一部的責任。」

  於炳然問:「雨農兄,你看我夠一個普通朋友,還是夠一個特殊朋友呢?」

  戴笠哈哈大笑,說:「如果你僅夠個普通朋友,今天的話我就不說了。」

  於炳然也笑著說:「我當然高興做你的特殊朋友。」

  戴笠的神色變得有些詭譎,不緊不慢地又說:「不過這裡還有個問題。你從莫斯科回國的時候,干卓(中華民國駐蘇聯大使館武官)曾給我一封電報,其中說到你有四個優點:第一是富有國家與民族思想;第二是為人精明強幹;第三是很有吃苦耐勞精神;第四是很重義氣。但另一方面,你的思想左傾,曾與王明有來往,恐系共產黨員。他的結論是:此人能用則用之,不能用則殺之。」

  戴笠擲出「殺」字後,注視著於炳然的神色。見對方沒什麼反應,他又做出微笑來:「我接到這封電報,曾很費思考。這樣一個好人,為什麼會加入共產黨呢?我想不外他主張抗日,當時政府還未抗日。也許他是個理論上有修養的人,認為救中國的辦法,三民主義還不夠,必須共產主義。可他該知道中國並不是個資本主義國家,不能實行共產主義。因此,思考之後,我只想了個『用』字,沒想那個『殺』字。據我的觀察,干卓說的你的四點長處,都是事實。因此我想,他說你『恐系共產黨員』,也不會不是事實。現在這樣,你在《大公報》上登個『鄭重啟事』,說你從未加入共產黨,或是脫離共產黨。只要這樣,我到委員長那裡,以人頭擔保你馬上負起一部的責任來。」

  於炳然從容不迫地說:「你願不願意你的特殊朋友在社會上鬧到人所不齒的地步?」

  戴笠說:「當然不願意。」

  於炳然說:「假如我在《大公報》上登個『鄭重啟事』,說我於炳然不是共產黨員;隨後,人家在《新日報》上登個反問啟事,說某某人聲明不是共產黨員,但誰說他是共產黨員了?無的放矢,何其無聊乃爾!或者再加幾句更挖苦的話,叫我在一般朋友中何言自解?干武官說我的長處,我雖然愧不敢當,可是我願用以自勉。至於說我『恐系共產黨員』,這絕非事實。不錯,在莫斯科由於我主張抗日救國,我願意知道共產黨對於抗日救國的主張,所以接觸過。我可以給自己擔保。以你的權力,難道還怕我嗎?」他態度平靜,話中寓理。

  戴笠聽了之後,沒有吱聲。最後勉強地說:「請你考慮考慮吧。」

  戴笠一面以殺頭相威脅,一面以高官相引誘。於炳然既不為所屈,又不為所動,憑借大智大勇,巧與周旋,使戴笠無可奈何。

  四、獲周恩來細緻入微的關懷

  「東北救亡總會」上屬中共中央長江局。1938年6月,周恩來指示,為適應新的形勢、加強統戰工作,由於炳然任「東總」秘書長。

  1939年8月在重慶,由中共南方局委派於炳然到「國民黨戰地黨政委員會」任設計委員、少將參議、敵情研究組組長。

  1940年7月,周恩來決定讓於炳然撤回延安。於炳然向「戰地黨政委員會」提出前往東北挺進軍視察,獲李濟深批准,讓他攜帶副官、秘書前去。

  有人告知於炳然,戴笠曾問他:「於炳然去東北挺進軍幹什麼?帶什麼人去?」於炳然約於毅夫同去八路軍辦事處見周恩來,報告了上述情況。

  周恩來問:「炳然,你對此有什麼考慮?」

  於炳然說:「可否去見戴笠,表示向他辭行,看他怎樣。」

  周恩來點了點頭,說:「可以,至少可以看看他的態度。」

  戴笠見了於炳然,仍像往常那樣趨前握手,獻煙獻茶。於炳然說:「最近我要去馬占山將軍那裡,雨農兄有什麼事沒有?我可以代辦。」戴笠說:「沒什麼事,我那裡有人。你儘管走,路上若有什麼麻煩,你給我來電報。」

  恰在這時,傳出消息:與於炳然同做戰地黨政委員會的設計委員、又同是被李濟深派出的陳希周,行至浙閩交界處,被特務暗殺了,同行人一同遇難。

  於炳然深夜又去了八路軍辦事處,周恩來、鄧穎超、王梓木、於毅夫和於炳然一同研究於炳然如何安全撤退。

  最後,周恩來說:「從戴笠的性情來說,他可能把人情送到底。但也要防備他這是放煙幕彈,一方面他安定你的心,一方面暗下毒手。估計由重慶到西安不成問題,最怕的是西安以北。炳然到西安後,要去辦事處見林老(林伯渠),請他多加幫助,商量好安全辦法再北去。」

  於炳然點頭應諾,心中深為周恩來的真切關懷而感動。

  五、批判陳伯達慘遭迫害

  於炳然於1941年1月返回延安,先後在中央政研室及情報部任職。他可回到家裡了,滿腔熱情地開展工作。

  陳伯達此時是政研室主任。於炳然發現,陳著意培植自己的勢力,拉攏親信,擠壓、欺負持不同意見的正直同志——這實在有損於黨的形象。於是,他給任弼時寫信,指出陳的領導是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沒有料到,這為自己植下了苦果。

  整風運動開始後,陳伯達在1942年6月27日的《解放日報》發表了《舊階級本性的改造》一文。於炳然發現該文歪曲了毛澤東「治病救人」的方針,對運動造成誤導。7月23日,《解放日報》登出於炳然的《就教於陳伯達同志》一文,逐點分析了陳伯達的原則性錯誤,還不客氣地指出陳的多處理論失誤。

  陳伯達又在《解放日報》發表了一篇《回答於炳然同志》,為自己辯護,最後幾句話更是鋒芒畢露:「在整風運動中,每個同志都著重反省自己,而於炳然同志倒也不妨在這些上面多關照—下自己。於黨、於己、於人都是會有好處的。」

  不久,於炳然禍從天降。那時,康生與陳伯達已相當「默契」。康生曾先後任中央社會部長、情報部部長、調查部部長等數職,掌握著生殺予奪大權。他在《搶救失足者》報告中,公然信口雌黃:「『東北救亡總會』是紅旗特務機關……於炳然準備好人,準備好槍(指與炳然同來延安的副官、警衛員及他們的佩槍),要與胡宗南裡應外合,包圍邊區,進攻延安……」

衛立煌(右)

  於是,於炳然被捕,慘遭各種批鬥、逼供、酷刑。

  1944年初,周恩來回到延安。得知於炳然和「東總」其他人蒙冤遭害,他痛心地說:「怎麼能這樣搞法呢?『東總』是我們黨的外圍組織,哪有什麼『紅旗特務機關』?一定要甄別。」他證實了於炳然從事統戰、情報工作的經歷、貢獻及撤回延安的情況。但康生對周恩來的指示,用拖延戰術頂著不辦。兩年後,周恩來聽說於炳然仍然在押,立即從重慶發回電報,於炳然這才恢復了自由。

  六、赴東北密說衛立煌

  1948年10月,在遼沈戰役的決戰階段,於炳然奉命到瀋陽做國民黨東北「剿總」總司令衛立煌的工作。

  一天,衛立煌接到一封密封的信,上面寫:「俊如兄如面:分別數載,甚為思念。弟已到沈,盼能於今晚八時在『大鴻運』一見。弟炳然。」

  晚上,衛立煌換便裝來到「大鴻運」。在一個豪華餐室,他們先是一番敘舊。飲酒中,於炳然問道:「聽說老蔣調杜聿明當你的副司令,俊如兄以為如何?」

  衛立煌說:「憑良心講,杜聿明還是能打仗的。但按照拿破侖的說法,兩個優秀的司令在一起,還不如一個愚蠢的司令。他這一來,也許要壞事。」

  於炳然點點頭,又問:「俊如兄認為目前東北局勢如何?」

  衛立煌歎了口氣,說:「當局指揮無能,共軍攻擊甚猛,東北局勢勝負難卜啊!」

  於炳然單刀直入:「以弟看目前之局勢,東北四十萬國軍,根本逃不出共軍的圈子,俊如兄何不早作安排!」

  「你是什麼意思?」衛立煌直愣愣地望著他。

  「濟南吳化文的事,想俊如兄知道了吧?」

  衛立煌知道,於炳然說的是上月濟南戰役中守衛機場的吳化文率部起義的事,於是笑問:「炳然兄莫不是來當說客的?」

  「哦,我這全是為俊如兄和幾十萬國軍弟兄著想。」於炳然坦然一笑,「大勢難違啊,何必跟著老蔣當殉葬品!」

  衛立煌聽了,雙眉緊蹙,陷入思索。

  兩人一直談到深夜……這次談話某種程度上使衛立煌發生了變化。蔣介石一次次嚴令他盡快打通沈錦路,將瀋陽主力撤到錦州,但他並未從命。蔣介石派杜聿明前去敦促,又被他轟出家門。他暗暗「消極避戰」,這加速了遼沈戰役的進程。

  於炳然此行,不負使命,為加速東北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自1948年底,於炳然參加了北平、南京、重慶三大城市的接管工作。後至西南地區公安部工作。1952年春,正當政務院根據周恩來指示通知調於炳然赴北京到外交部工作時,他不幸溘然逝世於重慶,年僅49歲。黨組織給他以「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黨對敵鬥爭隱蔽戰線上傑出的戰士」的光榮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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