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月4日，由上海開往香港的「胡佛總統號」響起了長長的汽笛，龐大的船體緩緩離開碼頭。船上有兩位非同尋常的乘客，他們是汪精衛叛國團伙中的「首義」人員高宗武、陶希聖。當客輪駛入公海後，他們的神色開始緩和了。隨即，他們通過船上的無線電台給在上海的汪精衛發去了電報：「……際此意去迥異之時，未得先生之許可，遽爾引離，但至此時止，我等對於一黨的秘密，決不向外宣洩……」汪精衛在上海愚園路官邸收到高、陶在公海發來的電報後，不禁大驚失色，沮喪十分。然而，1月22日《大公報》香港版全文披露了汪日密約，震驚中外。此「驚險」一幕，前後曲折。

　　在中國抗日戰爭的最艱苦時期，1938年底日本近衛內閣兩次發表「近衛聲明」，公開對國民黨政府進行政治誘降。這時，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了嚴重的分裂，身為國民黨副總裁的汪精衛公然表示響應「近衛聲明」，走上了可恥的賣國道路。而蔣介石對日的政策始終是遲疑不決的，一方面在全國人民強烈的反抗侵略的浪潮中，他不得不勉強地舉起抗日的大旗，又怕共產黨勢力強大威脅國民黨的統治地位;另一方面，他又積極響應德國駐中國大使陶德曼的對日調停，甚至時斷時續暗中與日談判媾和條件，意圖是在合適的條件下，能夠體面的結束戰爭，而面對日本苛刻的條件，他使用了慣用的政治手腕，即使不能與日媾和，也要擊敗國內的政治「對手」。

　　1937年11月，在國民黨放棄上海前，蔣介石利用杜月笙的門徒與戴笠的特務聯手，組建了「別動總隊」，在上海潛伏下來，對日軍及其卵翼下的漢奸進行所謂的「挖心戰」。因此，蔣介石命令在軍事委員會的直轄下，成立了對外不公開的「江浙行動委員會」，以杜月笙為主任，戴笠為常委兼書記長，主持此項工作。不料，國民黨軍隊剛一撤走，這群人馬上一哄而散，「江浙行動委員會」也就隨之而瓦解了。上海成為孤島後，杜月笙便離滬赴港。1939年汪精衛來滬進行組府活動時，蔣介石又想起杜月笙，意欲利用他的門徒破壞日汪「合作」。於是，蔣介石下令成立了一個「地下市政府」，名稱為「上海統一委員會」，仍以杜月笙為主任，戴笠等為常委。儘管杜未能親自回滬主持工作，但他派徐采丞為私人駐滬代表，隨後又加派他的總賬房萬墨林前來協助，這就說明他仍是這個委員會的核心。這個委員會的活動，既是政治性的，又有經濟性的：所謂政治性是指他們除反汪任務而外，還在暗中勾結日本侵略者，搞「秘密交易」;所謂經濟性是指他們勾結日方搞內地與淪陷區之間的走私活動。

　　《大公報》始終關注抗戰的進程，對一切降日活動都予以揭露。在1939年3月間，高宗武受托汪精衛在東京活動，並公開與日本新任首相平沼騏一郎簽訂了《汪平沼協定》。4月5日，《大公報》重慶版披露了這份駭人聽聞的「協定」，《大公報》渝館總編輯王芸生為此撰寫了題為《汪精衛的大陰謀》的社評，在對汪精衛的叛逆行徑進行譴責後，發表了兩點認識：「１汪精衛的通敵賣國，已不是一朝一夕之事，當他在重慶時即已開始策動。２汪氏的陰謀，並不是簡單的個人活動，是有相當規模的組織的。」王芸生在此認識的基礎上，談了一點感想：「汪氏的陰謀，既策動如此之久，且有組織的行動，蛛絲馬跡，佈滿滬渝，中央當早有所聞。當汪氏未離重慶之先，疏於防範，已是憾事，『艷電』發表之後，中央只予除籍撤職的處分，並未發動國法，對於附和之人亦未查究，以致任令彼等逍遙法外，繼續進行其大陰謀，寬大優容。語云：『姑息養奸』，正汪事之謂。這是我們的感想。事至今日，中央再不容姑息，應速查明事實，發動國法，各治應待之罪。」這是指責蔣介石對汪精衛過於寬容，以致「姑息養奸」，並敦促國民黨對附逆漢奸繩之以法，治之以罪。此外，《大公報》重慶版還揭露汪精衛要求日本每月津貼3百萬元法幣，作為建立賣國政府的開辦費，另加2億元法幣貸款，擬建立一支漢奸軍隊。

　　汪精衛一步一步地加緊與日本人的聯繫，他指使高宗武、梅思平，代表他與日本代表影佐禎昭、今井武夫在上海進行密談，並草簽了賣國的《日華協議記錄》，聲稱汪要脫離國民政府，成立親日的「新政府」。汪精衛的行徑，首先觸怒了蔣介石。蔣不滿意汪單獨去和日方勾結，搞什麼「和平運動」，而且準備成立的傀儡政府，也掛青天白日旗，也稱國民政府。所以，當蔣聽說汪偽組織即將登場之際，想抽它幾根台柱，給汪拆台。因此，蔣介石一再給在香港的杜月笙帶話，要他通過在上海的老關係，在這方面來一個「突破」，甚至不惜用許願、重金等方法，收買汪的走卒。

　　杜月笙在上海的幹將徐采丞，通過黃溯初得知高宗武、陶希聖有脫離汪逆之意，遂到香港向杜匯報。聽罷，杜矍然而起，雙手一拍，眉飛色舞的高聲說：「采丞兄，這件事情關於抗戰前途，國家大局，確實值得一試，你在香港住兩天，我乘最近一班飛機到重慶，我要去見蔣委員長，當面向他匯報。」1939年11月5日，杜自港飛赴重慶，在張群的聯絡下，他見到蔣介石。蔣面授機宜後，要求他從速返港，一切秘密進行。當時，杜感到十分振奮，搭中國航空公司的飛機，興沖沖地離開重慶回到香港。他又找到徐采丞，囑咐急辦兩件事：第一，請黃溯初火速到香港，跟他面談;第二，轉告在上海的萬墨林，只要高宗武說聲走，便不惜一切代價，務必把他和他的家眷，平安無事的送到香港來。黃溯初果真到了香港，把高宗武的意思向杜月笙和盤托出。杜又到重慶，再次向蔣介石當面匯報，臨走時蔣還寫了給高的親筆信，托杜帶去。杜月笙回到香港後，把蔣的親筆信交給徐采丞，要他立即回上海面交高宗武。徐按照杜的指令，把事情辦妥，高宗武答應把「密約」交給蔣介石。

　　那麼，高、陶為什麼要脫離汪精衛呢?據朱子家回憶：「高、陶之出走，絕非簡單的所謂『深明大義，幡然變計』。以高、陶的對於『和運』，均以勞苦功高之開國元勳自命，對權位志不在小，那時對日的談判雖方在開始，但政權成立後之重要人事，已擬有一個大概的輪廓。汪所內定的，是政權成立以後，陶除『宣傳部』外，兼任政府方面的『宣傳部長』，而陶則不願任空洞的『宣傳部』，志在取得『實業部』，但實業部汪曾面許由梅思平擔任，已無可變更。至高宗武汪認為其資歷不夠，只能任『外交部次長』，高則以為近衛三原則由其一手取來，且以後汪政權之外交，也不過著重在日本，外長一席，自非其莫屬。但兩人心中雖不滿意，而又不敢與汪面爭。『壯志』未酬，渝方特工人員仍得乘其觖望之際，一經誘勸，自然很容易取得成功。……周佛海一到上海，立即籌備擬於汪政權成立之日，在南京創辦一張日報，當時系由羅君強與葉如音進行(即後來之《中報》)，陶希聖為『宣傳部長』後，一再與君強商酌，欲改為《中央日報》，置於『中宣部』管轄之下，君強堅拒，至起齟齬。在高、陶臨走前數日，君強且抵書陶希聖痛罵之。」

　　1940年1月4日，高宗武、陶希聖帶著《要綱》秘密潛入香港。高、陶雖參與了日汪談判，但他們是如何把極為機密的文件拿走的?據當時負責談判收發文件的陳春圃回憶說：「我是負責分發和收回文件的，每次如此。記得有一天高宗武對我說他要帶一份回家參考，一二天就送回來，我請示過汪精衛點頭答應後才給他。過了兩天後高沒有送回，汪就命我往取。取回後誰也沒有懷疑過他已加以摘錄和攝影，後來在香港發表的自然就是這一份，現在細談其內容不獨沒有必要，手上沒有原本也無可能，反正這是見之報載人所共見之事。」另據參與談判的日本人犬養健說：「當時密約會議，因恐高宗武洩露，所以警戒非常嚴密，日方由矢荻，華方由梅思平負責收藏文件，任何小紙片，都須留下，不得攜出會場之外。據他們推測，高宗武等將每日結果，牢牢記住，一條一條寫下，故與原約無異。」這說明高陶事先是有準備的。

　　此時正在香港的《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總編輯張季鸞通過朋友的「串聯」，1940年1月21日得到了秘本《要綱》和有關資料，還收到了高宗武、陶希聖給《大公報》的親筆信。高、陶在信中，極力解釋參與密談的賣國行徑，其中有這樣的話，1939年11月5日「影佐禎昭在六三園親交周佛海、梅思平及聖等以『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之件，當由汪提交其最高幹部會議，武亦與焉。益知其中條件之苛酷，不但甚於民國四年之二十一條者，不止倍蓰。即與所謂近衛聲明，亦復大不相同。直欲夷我國於附庸，制我國之死命，殊足令人痛心疾首，掩耳而卻走。力爭不得，遂密為攝影存儲，以觀其後。其間敵方武人，頤指氣使，迫令承受，或花言巧語，涕淚縱橫。汪迷途已深，竟亦遷就允諾，即於12月30日簽字。武、聖認為，國家安亡生死之所關，未可再與含糊，乃攜各件，乘間赴港。離滬時，曾囑人通告日方，告以此種和平方案，為中華民國國民任何人所不能接受。抵港後，即函汪及其他諸人，請其懸崖勒馬，勿再受日閥之欺騙與利用，以冀公私兩全。除將攝存及抄錄各件，送呈國民政府外，茲送上『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暨附件之原文攝影(譯文另附)，又汪方提出『新政府成立前所急望於日本者』之去文，及同件日方覆文各一份，敬請貴報即予披露!俾世人皆得周知，勿使真相長此湮沒，以至於不可挽救。」

　　在得到這些極為機密的賣國文件後，胡政之、張季鸞馬上把該報港館經理金誠夫、編輯主任徐鑄成叫到他們的住處，要金、徐立即把《要綱》內容抄下來，把原件拍照，並給重慶版總編輯王芸生拍電報，通報此事，安排報道事項。徐鑄成作為當事人，他對當時的情景有這樣的回憶：「大約在1940年1月過春節的時候，一天下午，他們兩位(指胡政之和張季鸞)把我和港館經理金誠夫接到胡的家裡，張簡單地說：『我剛才得到一個極為機密的消息，陶希聖和高宗武已秘密到了香港，還帶了一份日汪已經商訂的密約。我從杜月笙手裡討來這份密約，答應晚飯前一定送還給他。他今晚要派專人送往重慶。鑄成，你趕快先細細看一遍，就在這裡寫一篇揭斥敵汪陰謀的社評，你看完這密件後，即由誠夫抄錄一份，以便和社評在明晨一起見報。』我們兩人，埋頭工作了兩個小時，總算趕出來了。胡政之又核對了金的抄件，張則細看我寫的社評稿，都點了頭。張立即揣上密件原稿，坐上汽車，趕去送還給杜月笙。」

　　22日，《大公報》香港版在《高宗武陶希聖攜港發表，汪兆銘賣國條件全文》、《集日閥多年夢想之大成!極中外歷史賣國之罪惡!從現在賣到將來，從物質賣到思想》的通欄正副標題下，獨家刊登了《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原件)，另在第九、十兩版整版刊登了日文原件照片，還發表題為《揭露亡國的「和平條件」》的社評。日汪簽訂的《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中有這樣的賣國文字：「日華兩國政府須根據『附錄一』關於日華新關係調整的基本原則調整國交;在新國交恢復以前，既成政府經辦事項，目前加以繼承，如情況許可時，再根據第一項原則加以調整;在事變繼續進行中，須諒解由此而發生的特殊情況的存在。」在「附錄一」中，汪精衛的賣國嘴臉和日本侵略者步步緊逼的行徑更加暴露無遺：「日、滿、華三國，在建設東亞新秩序的理想下，以互為善鄰、團結一致成為東洋和平的軸心為共同目標。因此，規定基本事項如下：１須確定以互惠為基礎的日、滿、華一般提攜，特別是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的原則。２須確定華北和蒙疆是國防上經濟上日華之間緊密的合作地帶。３在長江下遊地域，經濟上須實現日華之間的緊密合作。４在華南沿岸特定島嶼，須實現軍事上的緊密合作。」

　　這條獨家新聞在香港和內地引起轟動，22日的《大公報》香港版不得不加印，還是銷售一空。1月23日，《大公報》香港版還發表了陶希聖關於「日本對所謂新政權的條件」的談話，27日還刊登了陶希聖在日汪密談時的筆錄，對密約的出籠做了解釋。在短短幾天內，《大公報》香港版抓住日汪密約不放，連續發表社評，猛烈抨擊：23日發表題為《附汪者應速悔悟》的社評，24日發表題為《暴露了汪日亡國條件》的社評，30日發表了題為《粉碎汪派「組府」陰謀》的社評。高宗武、陶希聖由汪精衛投向蔣介石，並揭露汪精衛的賣國行為，經《大公報》香港版的及時披露，轟動中外，被稱為「高陶事件」。

　　《大公報》香港版率先披露賣國文字後，汪精衛、周佛海等很是惱火，汪在24日接受路透社記者採訪時，極力抵賴，竟說：「高、陶兩人所發表者，完全出於向壁虛造，事實必有可證明之耳。」周在22日的日記中寫道：「午飯後，接上海無線電，高、陶兩敗類，在港將條件全部發表，憤慨之至。……晚與思平談高、陶之事，憤極之餘，徹夜未睡。擬回滬發表長篇聲明，說明內容及吾輩態度，以正國人視聽，高、陶兩動物，今後誓當殺之也。」周在23日的日記中寫道：「下午接香港拍來高、陶二敗類致《大公報》緘，不禁發指，因赴海光亭，晤清水、犬養等，談及此事，餘憤極之餘，不禁泣下。」周在27日的日記中寫道：「余又謂此次高、陶發表文件，於吾輩大有不利，補救之法，在以事實證明其文件之不確。」日人今井武夫在回憶錄中寫道，「在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報》上，突然把作為日華兩國條約的基礎而進行談判的密約揭露了出來，發生了攻擊汪兆銘一派的和平運動為賣國行為的事件。……對於高、陶的暴露密約，汪兆銘、周佛海、梅思平立即分別加以反駁，聲明說：他們兩人在報紙上所發表的東西，不過是在談判過程中的一個草案。但他們內心受到的衝擊是難以掩蓋的無可爭辯，這對和平運動的前途投下了陰影。我和板垣總參謀長從1月22日起到27日逗留在青島東洋旅館中，知道了這個報道，立即同汪、周、梅等會見。最傷心的是周佛海，他認為高、陶的逃走毫不值得追究，但憤慨地說暴露密約完全是背叛行為，他淚下如雨，也不擦掉雙頰的淚水，惟有長歎而已。」日人影佐禎昭在回憶中寫道：高、陶「兩人逃出上海，在香港把興亞院指示的談判草案原封不動地在報紙上發表，引起了社會上的注意」。

　　就在《大公報》香港版披露汪精衛的賣國文字前夕，國民政府中央通訊社社長肖同滋正在香港，他於1月21日也拿到這份文件，立即讓中央通訊社向全國發佈日汪密約的消息，22日重慶國民黨《中央日報》刊登了這一消息，還做了三欄的標題：《汪逆賣國密約》、《經高宗武陶希聖揭破》、《條件苛刻甚於二十一條》，但並無密約的具體內容。23日，《中央日報》才刊登了這份臭名昭著的密約的全部內容。23日，《大公報》重慶版在《敵汪陰謀全盤暴露》的大標題下，也刊登了《要綱》，因《大公報》重慶版總編輯王芸生事先得到消息，所以他還撰寫了題為《汪陰謀的大暴露》的社評，揭露汪逆賣國實質。在23日的重慶國民黨《中央日報》上，發表了蔣介石的《為日汪密約告全國軍民書》，稱日汪密約「把近衛聲明『東亞新秩序』的一字一句都具體化了」，「骨子裡暗藏著機械利刃」，「比之二十一條兇惡十倍，比之亡韓手段更加毒辣」;號召中華民國「光復山河，蕩滌漢奸腥膻，報復先烈仇恨」。同日，中共重慶《新華日報》發表題為《全國同胞起來，反對汪派賣國密約》的社論，指出：「擺在中國人民面前只有兩條道路：一條就是堅持抗戰的道路，中華民族所走的道路，中華民族的生路;一條就是對日投降的道路，漢奸汪精衛及其他投降分子所走的道路，中華民族的死路。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而且也不可能有的。」

　　這次汪精衛的賣國文字被揭露，《大公報》搶了「獨家新聞」，而提供新聞材料的高宗武和陶希聖的命運卻是耐人尋味的。高宗武此後在香港得到蔣介石獎勵的5萬元美金，並由蔣親自批示給了「高其昌」的化名「官員護照」，得以出洋遊歷。他帶著年輕的妻子赴美作了「寓公」。那時，5萬元美金是一筆可觀的數字。從此，他在美國隱姓埋名，不談抗戰以及蔣汪之事。這是他接受蔣介石5萬元美金的交換條件。之後，蔣還不斷給他美元，陳佈雷曾於1942年5月28日致電中國駐美國大使胡適：「由賀主任耀祖名義匯上美金四千元，系委座發高宗武旅學費，即請轉交高君，並復為荷。」而陶希聖呢?他事後到了重慶，蔣介石給以高官厚祿，參加由陳佈雷主持的第二侍從室的工作，參與蔣的機密;陶還替蔣撰寫了《中國之命運》的小冊子，經陳佈雷潤色後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