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吳階平：「紅色御醫」的傳奇人生
求學時的身影
２０世紀５０年代，毛澤東主席的診療證
■ 中南海的紅牆內，周總理的言行風度給了他「終身難忘的教誨」。
■ 在他的倡議下，第一次在中國以教委體育衛生司的名義出版了《中學生青春期性教育百題問答》的小冊子，針對青春期進行性知識和性道德教育。
2011年3月2日21時18分，著名科學家（醫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中國泌尿外科的奠基人和中國性教育的開創者吳階平院士在北京逝世，享年94歲。這位曾經見證共和國總理最後歲月的「紅色御醫」，從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職位上退下來後，本應安享晚年，但因不少社會活動來找他，使他常常不得清閒。很少有人知道，這位新中國泌尿外科的學術帶頭人，自己也是一個病人。早在1939年，他就摘除了左腎，只靠右腎支撐，盡他的醫生職責。生前，吳階平曾說：「我現在還是醫生，找我看病的人還是很多，治病畢竟是我的職業。」可以說，吳階平所有的「傳奇」都被醫生這一職業所涵蓋。
考慮「吃飯問題」走上從醫路
吳階平出生在「齊梁故里」——江蘇常州城的一個殷實之家。父親為他取名泰然，號階平（後來一直以號代名），希望自己的孩子走一條逢山有路的平坦人生。幼年吳階平在江南水鄉那所鬧中取靜的大宅院裡度過了最初的時光。4歲那年，父親吳敬儀由人介紹來到上海寶成紡紗廠，小階平也跟隨父母告別了常州老宅。
5歲那年，小階平因父創辦天津寶成紡紗廠而北上。很小的時候，父親就教他認字，6歲時就能閱讀《史記·項羽本紀》、《三國演義》等。10歲前，他接受的是私塾教育，讀《四書》、《五經》，打下較好的古文功底，也學習數學、英語。後來，吳階平邁過小學考入天津匯文中學。
如果從16歲入北平燕京大學醫預科算起，吳階平可謂把一輩子的生命交給了他所熱愛的醫學事業。他很坦率地說：「我從來沒有想過不做醫生而去從事其他職業，我很早就決定做醫生。當然，這應該說是我父親的決定。」
父親吳敬儀是位思想開明、處世務實的實業家。在吳階平的記憶裡，父親十分重視對子女的教育，只是在大方向上對孩子進行影響，諸如做人、為學、處事等，卻很少具體關心他們哪門功課考了多少分。在當時軍閥割據、政治腐敗的情況下，吳敬儀對子女今後從業作出要求，第一不要從政，第二不要從商。他認為，官場太腐敗，做官會身敗名裂；社會動盪，經商會傾家蕩產——要學科學技術，而且必須學醫，醫生決不會失業，不過，要學醫一定要做個好醫生，一定要進協和。
於是，吳門三代及近親中有30餘人從醫。其中，同輩的姐夫陳舜名、大哥吳瑞萍、妹夫蔡如升、胞弟吳蔚然及吳階平本人，分別在臨床醫學中外科、內科、兒科、泌尿外科領域裡獨領風騷，胞弟吳安然則從事基礎醫學中的病毒學研究，系國內知名的免疫學家。
1947年，吳階平經著名泌尿科專家謝元甫教授推薦，赴美國芝加哥大學進修，師從現代腫瘤內分泌奠基人哈金斯教授。哈金斯非常喜歡這個年輕、勤奮的中國學生，有時看見吳階平乾脆利落地做實驗、做手術，感慨地說：「你有幾隻手啊！」由於手術技術不一般，吳階平在美國落下了一個「三隻手」的榮譽稱號。吳階平坦言自己手藝非常好，由於自己的手可能比一般人的小些，特別適合做外科醫生，「開個小口就進去了」。
第二年年底，在進修即將結束時，哈金斯非常希望吳階平能留下為自己主持臨床工作。哈金斯在學生面前鋪開了芝加哥大學醫院開始興建的科研大樓藍圖：「這是你將來的實驗室，這是辦公室。我可以把你的家眷都接來。」然而，吳階平卻婉言謝絕了。他知道自己應當回國發展祖國的泌尿外科。
■ 天津匯文中學，留下了他讀書的身影。
見證共和國總理最後的歲月
在吳階平家的書櫃上方，一直懸掛著一張放大了的周恩來總理的黑白照片，書櫃頂上擺著周恩來和鄧穎超贈送的銀座、花籃。他生前總是說，總理的言行風度給了他「終身難忘的教誨」。
從1957年起，他在周恩來身邊工作了近20年。吳階平多次擔負為國內外最高領導人治病的特殊任務，事前事後總理都有具體指點。總理對人熱情關懷，無微不至。不僅領導同志健康出現問題總理親自過問，對普通患者也很關切。對此吳階平觸動很大。
吳階平最不願意的是敬愛的周總理做自己的病人。從20世紀60年代起，他就參加了對總理本人的醫療保健工作。「文革」初期的一天，中南海出現一張敦促周總理務必注意健康、保重身體十分感人的「大字報」，吳階平和同在總理醫療組的胞弟吳蔚然的名字出現在上邊。他倆語重心長地勸說周總理一定要有勞有逸，並且提醒周總理：這樣夜以繼日地超極限地忘我拚命工作會嚴重影響身體，對自己的健康無異於「走鋼絲」。
在那特殊的年代，日理萬機的周恩來，終於積勞成疾。1972年5月19日，經過專家會診，診斷周恩來患了膀胱癌。當時，負責周恩來醫療工作的，是中央領導小組及其領導下的一個醫療組。醫療組除了給周恩來治療外，還要將周恩來的病情報告給中央領導小組，然後再由他們及時向毛澤東主席匯報。吳階平是醫療組的組長，醫療小組成員一致認為，為控制周恩來的病情，需要動手術，於是給中央領導小組成員打了報告，而中央領導小組卻認為，周恩來年事已高，又有心臟病，主張用中醫保守治療。因此，給周恩來動手術的報告遲遲未能批轉下來。
1973年1月13日凌晨，吳階平剛上床休息，忽然響起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敲門人是醫療組的方圻和卞志強。1月的北京滴水成冰，兩人卻是滿頭大汗。等吳階平走出房門，兩位醫生異口同聲：「吳院長，總理今天早上出現肉眼可見的血尿。」當時，吳階平只覺得腦袋「嗡」的一聲。他啞著嗓子說：「咱們得立刻把情況反映上去。」
醫生們拿著周恩來血尿試管、化驗單，驅車直奔西山葉劍英住處。葉劍英趕緊拿著裝有周恩來血尿的試管報告了毛澤東。於是，中央終於批准了醫療組為周恩來手術治療的報告。
在對周恩來進行膀胱鏡檢查的前一天，醫療組接到指示，大意是為了慎重起見，做檢查、觀察和治療要分「兩步走」。吳階平認為，真要分「兩步走」，很可能就永遠沒有第二步了。這時，吳階平靈機一動，對鄧穎超大姐說：「如果我在檢查的時候看見有一塊小石頭，順便拿出來就不用再走第二步了。是否還要留著等著走第二步？」「當然就順便拿出來了。」鄧穎超說。
這是吳階平第一次為了敬愛的周總理斗膽冒險。手術時，當通過膀胱鏡確診為膀胱癌腫塊出血時，醫生們便對病灶認真地做了電燒灼，緩解了周恩來的病情。很快，電話裡傳來了毛澤東的原話：「醫生們兩步並一步做得好，感謝他們。」
1975年入秋以前，總理的病日益加重，醫療組的專家們明白已回天乏術，但仍盡一切可能，盼望還有延長總理壽命的可能。吳階平和同志們不分晝夜地輪流守護在總理床前。彌留之際，周恩來從昏迷中醒來，首先認出了吳階平，說了他一生最後的幾句話：「我這裡沒什麼事了，你們去照顧別的生病的同志，那裡更需要你們！」看到這生離死別的場景，吳階平刺心的悲痛！追悼會過後，鄧穎超大姐把總理的親屬和醫療組全體成員找到一起，講了一番異常懇切的話，特別對醫療組的專家們說：「你們該做的都做到了，我感謝你們！總理也感謝你們！」
沒能治好總理的病，吳階平和其他專家們一樣，抱憾終生。每每有人問起周恩來病逝的情況，吳階平的眼裡總是溢出淚水，手似乎也在劇烈地抖動著。這時，他的思緒完全回到了1976年那個寒冷的晚上。
新中國成立以後，吳階平為許多國家領導人看過病。這給他的生活籠罩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他曾先後做過江青、康生、林彪等人的保健醫生。這無疑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憑著冷靜的頭腦和機敏的反應能力，吳階平渡過了一個又一個危險的難關。
在吳階平的一個記事本上有關用英文字母記錄著的特殊歲月裡發生的一些事情。吳階平說：「ckl代表周恩來，cc代表江青，k代表康生。」吳階平明白，在10年動亂期間，他擔任中央領導保健醫生，的的確確在「走鋼絲」，而保持平衡的槓桿兩端，一頭是高超的醫術，一頭則是高度的政治敏感和審時度勢的本領。
1967年11月的一天，中南海派車來接吳階平。吳階平認出來人是陳毅的保健醫生，還以為是陳毅病了。然而，汽車沒有駛向中南海，卻直奔釣魚台17號樓。周恩來走出來開門見山地對吳階平說：「從現在起由你負責江青同志的保健工作。」
不久，吳階平感到自己的工作岌岌可危。他對妻子說：「如果哪天我不回來，你就等，耐心等我回來，千萬千萬不要去找誰鬧。鬧，於事無補，只有壞事。」
不幸的事情終於發生了。一天中午，周恩來把吳階平叫到自己的西花廳辦公室，很生氣地問：「吳階平同志，你們是怎麼搞的？」吳階平一愣：周總理平時總是很客氣地稱自己「吳大夫」，今天怎麼直呼其名？
周恩來告訴吳階平說，江青剛打來電話，說給她寫的體檢報告不負責任。吳階平這才明白，原來是江青每次要到外地去，都是用身體不好、需要休息的名義向毛澤東請示，同時還要醫生寫一份報告。前天，吳階平給她寫報告時，描寫她積勞成疾的語氣不夠。吳階平看到周總理這樣生氣，知道是江青在電話裡又無理取鬧了。他這樣解釋後，周恩來才平緩過來。等吳階平要離開時，周恩來向他解釋說：「吳大夫，我是拿你們出氣，我心裡彆扭。」
1971年9月的一天，中南海門診部又突然接到通知，說江青中毒了。按照江青的旨意，中南海門診部頓時把所有的藥都封存起來，關於江青的所有的病歷都抱來讓她逐條審查，吳階平等人也被關了起來，由江青的警衛員看守著。直到晚上9點鐘，有人喊道：把吳階平帶到17號樓。大家都為吳階平捏了一把汗。來到17號樓會議室，吳階平一眼看到周總理坐在那裡踏實了許多。聽了周總理的提問，吳階平回答說，我作為醫生，現在沒有發現中毒的跡象。周恩來這才知道根本沒有中毒問題，就將話題一轉，講起林彪和葉群逃亡的事。這一下把江青的注意力吸引過去了，她聽得津津有味，還不時插話、提問，把「中毒」的事忘掉了。到晚上11點，周恩來好像隨口插了一句：「吳大夫，你休息去吧。」在周恩來的保護下，吳階平就這樣被「解放」了。
吳階平在晚年回憶說：「那個時候為他們做保健工作非常難，其中最難的是兩個人——江青與康生。」
就在「九大」上林彪被確定為「接班人」不久，吳階平突然得到通知，請他到林彪家中為林彪治病。怕風、怕光的林彪還怕水，那天沒有洗臉，再加上體質虛弱，臉顯得又髒又灰暗。原來是林彪患了闌尾炎，正準備到解放軍總醫院動手術，特請吳階平來與解放軍總醫院的專家會診。經過檢查，吳階平感到從體征和病象看符合闌尾炎特點，但是尿檢發現白血球數量很高。吳階平根據十幾年前自己給林彪治療的經驗，建議林彪先不要動手術，在家裡按尿路感染治療，密切注意白血球的變化。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早晨林彪的症狀就消失了。林彪和葉群非常高興，把整個治療過程都及時報告給毛澤東。
吳階平要離開毛家灣時，周恩來也趕來了。他一方面是代表毛澤東來看望林彪，祝賀他免除了動手術的負擔，另一方面是來向醫生表示感謝。周恩來笑著對吳階平說：「你立了一大功！」並傳達了毛澤東對吳階平的表揚。
「獲獎專業戶」心底最愛「伯樂獎」
1982年，一本名為《性醫學》的醫學專著，洛陽紙貴，倒賣入黑市價格翻了好幾倍，賣一本還要搭配一本別的滯銷書。該書由吳階平主持編譯，是中國有關「性」問題的第一本正式專著。
該書的編譯緣起於1965年。當年7月，在北京市大學生畢業分配前召開的動員大會上，周恩來出人意料地談到了青春期教育的問題。大意是他在南開中學唸書時，偶然聽到一個外國人講青春期知識，收穫很大。要不然，遺精也不懂，手淫也不懂，女孩子月經也不懂……「性」在當時還是禁區。在場的吳階平領會在心。
十多年後的一天，吳階平到香山參加一個關於生殖生育的會議，有人找到他並介紹說，幾位醫學院的研究生，想要翻譯美國的《性醫學》，希望由他主持。閱讀完《性醫學》原著後，吳階平就翻譯工作提出幾點要求：「首先，要選擇適合中國國情的，不適合的應該刪掉。比如書中有這樣的小標題：配偶、同居、性夥伴。從這個標題和書中內容來看，作者是把這三者並列提出，未加褒貶，這與中國的傳統道德和現實國情都是不符的。」吳階平嚴肅地指出，性教育是人人都需要的。從嬰兒、幼年、兒童到青春期、婚育期甚至老年都是不可或缺的。
為引導人們科學冷靜地對待「性醫學」，吳階平做了大量工作。20世紀80年代後期，在吳階平的倡議下，第一次在中國以教委體育衛生司的名義出版了《中學生青春期性教育百題問答》的小冊子，針對青春期進行性知識和性道德教育。整個80年代乃至90年代，許多人都把有關性醫學、性教育方面的書稿送給吳階平審閱。
幾十年來，吳階平所獲的獎勵不計其數，可謂「獲獎專業戶」。僅臨床科研方面，他已7次榮獲全國科學技術獎。1984年，他獲得了巴黎紅寶石榮譽獎章，1987年又獲巴黎紅寶石最高榮譽獎。然而，當原北京醫科大學向他頒發首屆「伯樂獎」時，他說：「我平生獲得的獎勵不止一種，但我最看重的是這『伯樂獎』。」
吳階平自幼最討厭死記硬背，上大學時還用一些刁鑽古怪的問題去戲弄死讀書的同學。因此，他當老師也不提倡自己的學生這樣去做，力主把教知識變為教本領。他認為一切知識來源於實踐，知識只有在實踐和思考中運用，才會轉化為才能；只有把實踐、思考、知識三者有機結合起來，才能走上自覺成長的道路。他是這樣教育學生的，也是這樣做的。
吳階平創立了中國第一個獨立完整的泌尿外科，培養了中國好幾代泌尿外科醫生。他是「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不斷開拓的探索者，也是廣栽桃李、識拔英才的醫學「伯樂」。他的學生郭應祿曾說：「現在中國泌尿外科界的骨幹力量，幾乎都是吳老師培養出來的。」
持手術刀的社會活動家
吳階平不僅是一位醫學家、教育學家，還是一位社會活動家，曾有人稱他為「中國『醫療外交』中的特殊『大使』」。他出任過九三學社中央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務，先後參加國際學術會議80餘次。很多年過去了，當年的「吳大夫」，除了參與立法還要進行執法檢查、監督，每年都要到不同的省市區檢查法律的執行情況，以及政府職能部門的工作情況，及時地收集信息、反饋情況或發現問題、提出問題。不論是在手術台上，還是政治舞台上，吳階平都是出色的。
退出領導崗位後，吳階平仍在不倦地奮鬥著。生活中的他，沒有業餘時間，每天上、下午和晚上3個單元，始終在忙。他始終牢記自己是救死扶傷、治病救人的醫生，而一視同仁地對待上自國家領導下至普通群眾的患者。
人生難得老來忙。忙，被吳階平視為十分正常的現象。有的報刊請他談養生之道，他總是特別推崇這個「忙」字。他認為，生命在於運動，動，非常重要，有兩個方面——軀體要動，腦子要動，尤其是後者，人老了腦子更不能停下，忙本身就可以幫助人們加強腦力活動。當然，他主張忙應該適當，要量力，忙不是累。對於老來忙，他有理有據地堅持著。
吳階平生前曾告誡退休的老人，不要完全閒下來，要繼續接觸外界，聯繫社會，還要適當訓練腦體、思考問題，這是維持健康體格的重要條件。他身材不很高大，卻透著博大深沉的氣質，給人印象最深的是那雙眼睛，蘊蓄著追索和求實，閃爍著睿智和剛毅。
2011年3月，一輩子孜孜不倦的吳階平停止了自己的思考，停止了自己的腳步，完成了一卷多彩的人生傳記，讀來耐人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