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關羽之死與荊州覆敗有沒有幕後黑手？
幾種責任認定
建安二十四年冬，關羽水淹七軍，生擒龐德之後，遭遇江東集團的偷襲，後方的公安、江陵等重鎮瞬間落入敵手。腹背受敵之下，關羽軍團迅速土崩瓦解。十二月，關羽及其子關平等於臨沮被俘，隨後遭到處決，傳首於曹操。
從大勝到大敗，從軍鋒直逼許都迫使梟雄曹操亦有遷都之意，到全線崩潰軍敗身亡丟失荊州，前後不過半年。如此短的時間之內產生如此巨大的反差，在戰爭史上雖非特例，但也實屬罕見。探究關羽覆敗之謎遂成後世史家莫大的興趣所在，各種解釋也就應運而生。總結起來，大致上有這麼三種說法：
（1）關羽負責說。
這種說法認為：荊州覆敗這件事情乃關羽本人自作孽，不可活。此人「性護前」，驕傲自大；又不善於處理內部關係，「善待士卒而驕於士大夫」。遂致荊州軍團的領導班子內部矛盾叢生。同時還拒不執行諸葛亮《隆中對》中早已拍板了的聯吳為盟的基本外交政策，對孫權主動聯姻的提議作了粗暴的拒絕。性格決定命運，關羽實際上是死在了自己這種剛愎自用、目中無人的性格上面。
（2）諸葛亮負責說。
持此觀點者認為：從水淹七軍到軍敗身死，長達半年的時間裡，成都方面未出一兵一卒支援荊州，這種現象太反常。而作為劉備身邊的主要智囊，親自提出了「跨有荊益」的集團發展藍圖的諸葛亮，面對著發生在荊州上空的風雲變幻，竟然沒有向劉備提供一字半句的判斷和建議，這更加反常。
據此，持此觀點者進一步認為：諸葛亮緘口不言的沉默態度實際上是不負責任，是在玩忽職守。而且是有意為之。原因很簡單：諸葛亮胸懷大志，他希望人主不僅僅能夠「賢」自己，還希望人主能夠進一步地「盡」自己，讓自己的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空間。「盡」的出仕標準決定了諸葛亮所謀求的既不是什麼貼身秘書，也不是什麼辦公室主任，更不止於某一部門主管，而是擁有全部經營大權的總經理。這位以職業經理人為人生目標的臥
（3）劉備負責說。
這種觀點將成都方面不發一兵一卒救援荊州的主要責任追究到劉備身上，而不是諸葛亮。認為救不救關羽只能是劉備自己的意思，諸葛亮還不足以左右這個大局。至於劉備的用意，則是想假手江東集團除掉關羽，以鞏固自己的集權統治，更重要的是為自己的繼承人劉禪掃清障礙，掃除未來潛在的權臣。
一個貌似合理的解釋
在肯定「劉備負責說」這一觀點之前，有兩個難題亟需做出合理的解釋：（1）該如何看待劉備和關羽之間所謂的「恩若兄弟」、「名為君臣，實猶父子」的親密關係？（2）以放棄荊州這種方式除掉關羽，這種巨大的代價，劉備是否願意？
當然，在預設立場之後，做出「合理」的解釋其實並不難。
其一，劉備能夠聽從諸葛亮的建議，將「恐易世之後難以制御」的養子劉封處死，可見緊要關頭兒女情長堅決地服從於政治利益是劉備的基本行事準則。劉封之於劉備是養父子關係，關羽之於劉備是義兄弟關係（「恩若兄弟」），二者具備了相當強的可比性。劉備既然能夠忍痛殺掉養子劉封，自然也就具備了借刀殺人除去關羽的可能性。
其二，對於劉屬荊州的實際價值，需要重新做出評估。
自劉表死後，一直到關羽覆敗，這段時間荊州始終處於三足鼎立的局面。早期是劉備、劉琦、劉琮三足鼎立。赤壁之戰以後，變成曹操、劉備、孫權之間的三足鼎立——曹操據有荊州北部的整個南陽郡、南郡的一部分、江夏郡的一部分。孫劉雙方戰後就「分贓」問題先後有過兩次大規模的協商與調整。建安二十年，孫劉雙方達成了一個書面的協議，「遂分荊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南郡、零陵、武陵以西」這部分地區實際上就是建安二十四年關羽所丟失掉的那部分荊州，就面積而言，僅佔整個荊州面積的三分之一左右（荊襄七郡：南陽郡、江夏郡、南郡、長沙郡、桂陽郡、零陵郡、武陵郡。劉屬荊州僅僅擁有半個南郡、一個武陵郡和一個零陵郡）。
除了面積的大小之外，還應該全面地從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來立體考察劉屬荊州的價值的大小。
荊州的政治中心歷來都偏重於北方的襄陽、宛城，這些重鎮都控制在曹操的手裡。
據《後漢書．郡國志》記載：南陽郡人口為243萬餘，長沙郡人口為105萬餘，這些人口大郡都不歸劉備所有（雖然這不是漢末動亂之後的數據，但仍不減其代表性）。
荊州的文化重心偏北，故而荊北乃荊州人才的淵藪，劉屬荊州部分除了零陵郡的開化程度稍高一些外，武陵郡根本就是蠻荒之地。
故而，和曹、孫兩家相比，劉屬荊州在政治、文化、人才方面完全處於劣勢。更要命的是，劉屬荊州在經濟上也極其落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吃飯問題是最大的問題。《讀史方輿紀要》記載：「（長沙）後漢時亦為荊州大郡，吳蜀分荊州，長沙屬吳，以是蜀之資糧恆虞不給」。位於洞庭湖平原之上的長沙郡物產富饒、人丁繁庶，乃千年魚米之鄉。建安二十年，孫劉兩家重新「分贓」，將原屬劉備集團的長沙郡劃歸江東，自此之後，荊州軍團的後勤補給便不再能夠自給自足，相反，需要仰仗成都方面的支援。
經濟上的不獨立，使關羽統率下的荊州軍團實際上成了劉備的一大負擔、一個包袱。從這個角度上來看，荊州已經成為他的一塊不能承受之重，成為一塊「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如果扔掉這塊「雞肋」能夠同時一勞永逸地解決掉關羽這個巨大的潛在危險因素，也許，劉備是可以考慮考慮的。
所以，第三種解釋，貌似也很合理。
提前預設立場的好處，在於可以很輕鬆地為自己的立場找到證據。但壞處也顯而易見：容易蒙蔽真相。所以，探究歷史真相的最佳方式，是拋棄一切先入為主的立場，重新回到最原始的史實本身。
第四種關係
眾所周知，劉備和關羽，關係非同尋常。大致上，他們之間存在著這麼幾種形式的關係：
（1）君臣關係。千百年來，關羽都被視為忠臣義士的榜樣，受到廣泛宣傳，封帝封聖。
（2）兄弟關係。這種關係最早由陳壽確立，他在《三國誌．蜀書．關羽傳》中如此描述：劉、關、張三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
（3）父子關係。曹操集團晚期的主要謀士劉曄曾如此表述：「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
陳壽以蜀之遺民的身份撰寫《蜀書》，總結劉、關、張三人之間「恩若兄弟」，自然有很高的可信度。劉曄的判斷也不容忽視。他既是關羽的同時代人，而且是曹操的心腹謀士，職業決定了劉曄必定是一個消息靈通的「知道分子」，對劉備、關羽這樣的風雲人物，他的關注度必然極高，所以他作出的判斷的可信度也是相當高的。
陳壽與劉曄在在關、劉關係上產生這樣的分歧，尤其值得重視。這表明，在三國年間，所有人都無法否認關、劉之間存在著親密的關係，但似乎又很難對這種親密關係做一個準確的定位。
其實，如果回到具體的史實中去，就不難發現關、劉二人之間還存在著第四種關係：合夥人關係。這一關係對解讀日後關劉關係的演變是一條極為重要的線索，但卻一直被忽略掉了。
早在劉備「於鄉里合徒眾」拉隊伍的時候，關羽就作為一個合夥人的身份出場了：「羽、飛為之禦侮」。劉備無官無爵無名無財，單憑一己之力創業，是極其艱難的。一個籬笆兩個樁，劉備這塊一窮二白的籬笆對樁的迫切需要，決定了籬笆和樁之間沒有老闆與員工之間的高下之分。他們哥仨是在合夥創業，都是股東，不存在誰給誰打工的問題。
史書記載關、張二人如此侍奉劉備：「而稠人廣座，侍立終日」。這種情形發生在劉備作了平原相之後。這是否意味著關劉二人已經由合夥人轉變成了上下級了呢？並沒有。「侍立終日」的情形只發生在「稠人廣座」之中，私下裡仍然是哥仨同床共枕，「恩若兄弟」。至於這種「內外有別」，則可以如此理解：合夥創業也得在外部交涉、內部管理的時候有個領導，不能誰都去拋頭露面，誰都是決策者。誰說了都算實際上意味著誰說了都不算。哥仨中間數劉備學歷最高，也最年長，理所當然他是老大。平原相這份利潤是哥仨一起努力奮鬥賺回來的，但卻只能有一個人去配印帶綬，理所當然，官也是劉備去做。
這種平等的合夥關係一直貫穿於他們創業的始終。
建安四年年底，劉備背叛曹操，襲殺徐州刺史車胄後，「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以羽領徐州」。劉備自己則返回小沛（豫州）。關羽領有徐州，劉備則身為豫州刺史，二人之間的平等關係顯而易見。
建安十三年，劉備自樊城南撤，以避曹操鋒芒，自己率步騎兵團由陸路南赴江陵，另派關羽率領水軍順漢水南下夏口。從這種分工當中，也能隱約窺見一種平等關係的存在。
定川之後，劉備拜關羽「董督荊州事」。「董督」者，全權管理之意。其時劉備集團僅有益州、荊州二州之地。劉備自己直接據有益州，而將老根據地荊州交與關羽打理，這種利益分配也不免帶著一種平等、平衡的味道。
還有一些細節也很能說明問題。
建安十三年，劉備被曹操追得狼狽不堪，落荒而逃，「飄搖江渚」之際，關羽對劉備「怒曰」：「當日在許都的時候，你如果聽了我的建議，在打獵的時候趁機殺掉曹操，我們哪裡會淪落到今天這種地步！」面對關羽憤怒的牢騷與抱怨，劉備倒是充分展現出了他的好脾氣，他辯解說：「我當時也是為國家可惜他這個人才。如果他走正道，未必就不是漢室的福分。」
一個「怒」字，盡傳其神。關羽的憤怒和牢騷滿腹不是臣屬對於人主的態度，劉備的和顏悅色、沒有脾氣也沒有上級對下級的感覺。
從關劉二人這種集君臣關係、兄弟關係、父子關係和合夥人關係於一體的關係出發，反觀那些與關羽有關的軼事，也許會得到一些新的解讀。
問馬超
建安十九年，劉備圍成都，馬超來投，隨後劉璋開城出降，益州平定。
馬超的到來似乎讓遠在荊州的關羽頗為不爽，史書如此記載他的反映：「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
接到關羽的來信，諸葛亮也有很得體的表現。考慮到知道關羽為人「護前」，容不得別人強過自己，諸葛亮如此回答：「孟起（馬超字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關羽）之絕倫逸群也。」
得到回信，關羽相當高興，「省書大悅，以示賓客」。
此事充分展現出了關羽的性格，過於自負、驕傲、目中無人。也展示了諸葛亮為人圓滑，看人下菜碟的一面。但這件軼事的價值並不僅僅如此而已。
成都順利投降，馬超功不可沒，所以劉備隨即予以嘉獎：「以超為平西將軍，督臨沮，因為前都亭侯」。不久就發生了關羽「問馬超」之事。這二者之間應該是有聯繫的。馬超所督的「臨沮」，在荊州南郡境內，屬於關羽的轄區，日後關羽父子正是葬身於此。劉備既然已經拜關羽「董督」荊州之事，讓他全權負責荊州事務，卻又在這個時候將讓馬超去「督臨沮」，劉備的意圖是什麼？關羽會不會高興？自然是很引人深思的事情。
關羽給諸葛亮去信「問馬超」的原文如何表述，已經不得而知，留存於世的，只有陳壽對此信內容所作的一個總結：「問超人才可誰比類」。這是不是關羽信件原文所想要表達的本意？對此也應持保留和謹慎的態度。
最大的可能性是：在「問超人才可誰比類」這種看似「護前」的詢問背後，關羽遮遮掩掩、半掩琵琶、雲山霧罩，另有深意。這深意就是對劉備安插馬超「督臨沮」的不滿，是委婉的牢騷，是強烈的抗議，是隱諱的試探。
而且很顯然，諸葛亮也讀出了關羽信裡的情緒。
仔細咀嚼諸葛亮那封簡短的回信，他將馬超比作「黥、彭之徒」，並且說即便如此，馬超等人仍然不及「髯之絕倫逸群也」，個中隱意也是很明顯的。黥布、彭越是西漢初年風雲一時的人物，他們為劉邦消滅項羽，建立漢朝，立下了汗馬功勞。事後，二人均分茅裂土，受封為王。諸葛亮以馬超比黥、彭，又強調關羽勝過馬超，很可能是在暗示：關羽在劉備集團裡面的地位，超過了黥、彭之徒當年在劉邦集團裡面的地位。
比分茅裂土，受封為王的地位更高的，那就只能是人主，是君王了。
人主、君王的位置已經墊在劉備的屁股底下，關羽自然是沒有希望了（他恐怕也從來沒有如此希望過）。諸葛亮信裡的弦外之音無非是告訴關羽：主公從來都沒有忘記你們當初共同創業的往事，沒有忘記今天這番事業，是你們共同打拼下來的成果，主公從來沒有簡單地將你當作下屬看待。
作為劉備這條魚的水，諸葛亮的話實際上就代表了劉備的意思。關羽的抗議和試探取得了他希望得到的答覆：馬超最終並沒有去臨沮上班。
傲黃忠
建安二十四年，劉備進位漢中王，大封功臣。武將方面，設前後左右四位名號將軍。劉備親自擬定人選：前將軍關羽，後將軍黃忠，左將軍張飛，右將軍馬超。方案剛剛擬定，諸葛亮就道出了他對黃忠入選的擔憂：
「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
劉備回答說：我自己有辦法搞定。
果然不出諸葛亮所料，關羽又鬧起了情緒，聲稱「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拒絕接受前將軍的印綬。最後是使者費詩的說詞勸服了關羽：
「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主，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中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升，然意之輕重，
「傲黃忠」這件事情，似乎又一次充分展現出了關羽性格中的驕傲和自負，但和「問馬超」事件一樣，這並非是事件的全部。
諸葛亮擔憂關羽不服黃忠，恐怕只是他的一個借口而已。定軍山一役，黃忠力斬曹軍的方面大將夏侯淵，震動宇內，已足以令其無愧於後將軍的名號。關羽所謂的「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恐怕也並非真的就認為黃忠沒有榮升為後將軍的資格。實際上，早在幾年前，劉備平定益州的時候，關羽就已經與黃忠名位相齊了，當時關羽的職位是蕩寇將軍，黃忠則是討虜將軍。蕩寇討虜，級別相等。關羽那個時候不發飆，卻在此時跟黃忠爭意氣，跟劉備鬧彆扭，顯然另有原因。
應該注意，在此次大封功臣之前，關羽的官職爵號並不顯赫，這主要是因為劉備本人的官爵也不過只是個左將軍而已。那個時候，劉備集團內的官爵極不規範，有些是劉備封的，譬如黃忠；有些則沿襲了漢朝廷的封爵，譬如馬超。所以官爵的大小尚不足以體現各自在集團內部的地位。
但是，劉備自稱漢中王，正式封拜元勳之後，情形就不一樣了。官爵統一分配之後規範化了，官爵的大小也開始直接體現出各自交椅的先後。之前關羽爵號雖不顯赫，但無論是誰，都無法否認他在集團內部的次席地位，即使是諸葛亮也不能越過他。這可以從劉備留他鎮守荊州這一點上得到印證。
——認為關羽是在諸葛亮率軍入川之後才得到機會接掌荊州，是劉備在鎮守荊州人選中的次要選擇，是一個很常見的歷史誤解。這種觀點沒有任何史料可以佐證。事實上，從一開始，關羽就是劉備心目中鎮守荊州的最佳人選。劉備深諳權術之道，諸葛亮在荊州擁有龐大的社會關係網和影響力，這些優勢既是劉備所要利用的，同時也是劉備所需要防備的。他得到益州之後不會放心將諸葛亮單獨留在荊州，那樣極容易讓荊州成為獨立王國。入川是諸葛亮的宿命，而鎮守荊州則是關羽的宿命。
但是，劉備封拜前後左右四將軍，卻成了對關羽在集團內部次席地位的一種隱性打壓。四將軍中雖然仍以關羽為首，但其餘三人卻已無形中上升到了和關羽相同的台階之上。列朝站班雖仍有先後之分，卻已消弭了上下之別。這應該才是關羽最不滿的地方。這等於變相地降低了關羽的地位。
所以，他那句「大丈夫中不與老兵同列」的牢騷，真實的意思，並非是認為黃忠不夠資格充任後將軍，而只是覺得自己應得的官銜不應當僅僅只是一個前將軍。前將軍之上，從低到高還有衛將軍、車騎將軍、驃騎將軍、大將軍等職，關羽所希望的，是劉備能夠將自己和張、馬、黃諸人完全區別開來，繼續保持一個「次席」地位，而不僅僅是在同等級的班列中站在前排。
不過，殊不知讓關羽同張、馬、黃三人同班同列，也正是劉備煞費苦心的安排。今時不同往日，昔日四處流浪無家可歸寄人籬下的日子早已成了過眼雲煙，如今擺在劉備面前的，是一片蓬勃向上的大好基業。劉備為什麼要稱王？關羽恐怕沒有深入思考過這個問題，也很少有讀者去深入思考這個問題。稱王並不僅僅是因為「王」比什麼將軍啊州牧啊聽起來更有氣勢，更加唬人，更重要的是為了整頓集團內部秩序，在集團內部建立起一種穩固的君臣關係。不稱王，劉備和集團內的官員們之間的關係就只能停留在寄主和幕僚的程度，幕僚們需要對寄主承擔的道德義務要遠小於臣屬們需要對人主承擔的道德義務，譬如：幕僚們可以隨時憑自己的喜好離開寄主別投他處，沒有人指責這種行為是背叛，但臣屬之間卻不能這麼做。稱王則有國，有
對劉備的這番苦心，諸葛亮表示了他的擔憂。諸人之中，以黃忠聲望最低，如果關羽要在這件事上鬧彆扭，無疑，肯定會從黃忠身上入手，黃忠是最好的借口。諸葛亮最末來了一句：「得無不可乎？」意思是：非得這麼幹嗎。諸葛亮的口氣，似乎是在勸劉備向關羽妥協，這無疑是在火上澆油。所以劉備也沒有什麼好氣地回答他：「吾自當解之」。我自然有辦法解決，不用你操這份閒心。
劉備解決的辦法是派費詩為使者前往荊州。費詩的那番說詞大概是劉備授了意的，對關羽採取的是軟硬兼施的手段。
軟的一面，先是好言安慰。以蕭何、曹參之於劉邦比喻關羽之於劉備，而將黃忠諸人喻為陳平、韓信。這種比較既是在寬慰關羽，勿以爵號論親疏，同時也是在敲打關羽，注意學習蕭、曹如何侍奉劉邦，敲打他注意君臣之道。隨後又對關羽如此說：「且
胡蘿蔔給完之後就是大棒。費詩的態度陡然轉向強硬：「我不過是一個奉命而來的使者罷了，你拒絕受封，我回成都去就是了，沒什麼大不了的。只是有些擔憂你這樣做的話，恐怕會給你招來後悔。」言辭之間，已經帶著威脅的味道了。
關羽最終表示屈服，願意受封前將軍，願意和黃忠這個老兵同列。
但是，關羽的屈服也不是無條件的屈服。屈服的前提是劉備也做出了一定的讓步——他給了關羽「假節鉞」的權力。
前後左右四將軍中，張飛、馬超都只是「假節」，沒有「假節鉞」的權力。黃忠這個後將軍，則連「假節」的權力都沒有——這大概也是考慮到了關羽的抗議。前後左右四將軍這個級別，連個「假節」的特權都沒有，是極不常見的。諸人當中，只有關羽一人，擁有著「假節鉞」的特權，當然，在這個級別，「假節鉞」和連「假節」都沒有一樣，也是極不常見的。
「節鉞」是皇帝派專人代替自己行使權力時的一種憑證。「節」代表皇帝的身份，凡持節的使臣，就代表著皇帝親臨，象徵皇帝與國家，可行使相應的權利。武將「假節」的話，他在戰時狀態就不必左請示、右匯報，可以直接斬殺自己軍中觸犯軍令的士卒。
「鉞」則是斧鉞，本是一種高等級刑具。「斧鉞」專屬君王，偶爾會暫借給人臣，稱為「假節鉞」。在君王的所有的授權方式之中，「假節鉞」的規格是極高的。擁有了「假節鉞」的權力，不但可以隨意斬殺觸犯軍令的士卒，更可以代替君主出征，並擁有斬殺節將的權力。
無疑，「假節鉞」的崇高地位部分地滿足了關羽區別於張、馬、黃諸人的願望。
據此，另外一個常見的誤解也可以得到糾正：關羽在沒有徵得成都方面同意的前提下，擅自發動了襄樊之戰。據此指責關羽無組織無紀律，並進而推測他日後可能成為蜀漢集團的一大隱患，是極失公允的。既然劉備給了他「假節鉞」的特權，那麼，對外發動戰爭本就在他的權力範圍之內，不存在擅自出軍的問題。
只是，假如劉備當日沒有遷就關羽，沒有給他「假節鉞」的特權，歷史會不會改寫呢？襄樊之戰還會不會有？如果沒有襄樊之戰，那荊州覆敗還會不會有？
當然，歷史不容假設設。
拒孫權
史書記載，關羽鎮守荊州期間，孫權曾「遣使為子索羽女」，欲與關羽聯姻，結成兒女親家，但是關羽卻粗暴地表示了拒絕，非但如此，還「辱罵其使」，侮辱孫權。這使孫權極為憤怒。
拒婚孫權這件事一直被當作關羽最後咎由自取的一條重要理由。聯吳抗魏是蜀漢的一項基本國策，是諸葛亮早在《隆中對》時就提出來的，關羽不但不認真地執行，反而刻意破壞。他的破壞行為成了孫權下定決心襲取荊州的重要誘因。
顯然，這是對關羽的又一次誤解。聯吳抗魏的外交政策正式穩固下來，並成為蜀漢集團的一項基本國策，其實是劉備死後諸葛亮執政期間的結果。雖然早在《隆中對》中諸葛亮就提出了這一觀點，但劉備在世期間卻基本上沒有認真地去實踐過它。非但如此，在此期間，孫劉兩家相互之間還磨擦不斷，建安二十年雙方甚至發生了爭奪南三郡（長沙、零陵、桂陽）的武裝衝突。關羽拒婚實在算不上破壞孫劉聯盟，因為孫劉聯盟當時並未真正確立起來。
再者，應該說，關羽拒婚非但不是昏庸之舉，相反，正是其明智之處。孫權如果想改善與劉備集團的關係，那麼他就應該去找劉備聯姻，把
孫權方面，不能排除這次聯姻是個陰謀。這種陰謀孫權以前就使過，他給劉備送去了
劉封之死和孟達之叛
建安二十四年，劉備自漢中返回成都前夕，欲得一重將鎮守漢川，當時所有人都認為這個人應該是張飛，張飛自己也如此認為。然而劉備卻出人意料地起用了當時只是個牙門將軍的魏延。用魏延這麼個名不見經傳的年青小將，造成了「一軍皆驚」的震動。
劉備為什麼不用張飛？是因為張飛能力不夠嗎？是因為魏延比張飛能力更強嗎？顯然不是。張飛據水斷橋，喝退五千曹軍，足見其勇；釋降嚴顏，足見其義；宕渠之戰，大敗曹魏名將張郃，足見其智。如此能力，鎮守漢川足矣。是因為張飛另有他用嗎？也不是。從漢中回來之後，張飛長年無事可幹，閒置了起來。
如果聯繫到關羽此時的處境，也許可以對此事作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稱王之後，中央集權成了首要之務，但是關羽鎮守荊州，已經對這種集權構成了障礙。有了一個關羽，劉備不希望再出現一個張飛。。張飛與劉備之間存在著與關羽相同的合夥人關係，而魏延的身份卻有所不同，他只是劉備個人的「部曲將」，所謂「部曲」，實際上就是私人武裝，說白了，魏延只是劉備的家將。
棄張飛而用魏延只是劉備玩弄權術的一個小插曲，但也足以讓人窺視到他的真實用心。
漢中之戰結束後，孟達由秭歸北上進攻房陵。房陵、上庸、西城三郡處於襄陽以西，漢中以東，是漢中與荊州之間聯繫的必經通道，因三郡位於漢中東面，故通常稱之為「東三郡」。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提出的「跨有荊益」的構想中的「跨」的位置，據
第一，東三郡的戰略地位很重要，「西達梁、洋，東走襄、鄧，北連宛、鄧之郊，南有巴、峽之蔽」。但其自然、社會條件卻極其惡劣，其地四塞險固，地形複雜，民眾開化程度極低，人口也很稀少，經濟、文化極其落後。如果孟達想在這種這種鳥不拉屎的地方搞什麼獨立王國，真可謂是愚蠢至極。
第二，孟達的異心既然不可能不是自立一方，那就只能是做叛徒投靠他國。但是，當時的劉備集團正節節勝利，形式一片大好，孟達也沒理由在公司蓬勃上升之際跳槽。
漢中之戰於建安二十四年五月份結束，七月份，關羽就演了一出水淹七軍、生擒龐德的好戲。劉封剝奪孟達指揮權的時間正在此前後，正是關羽圍困襄樊，屢屢向東三郡兵團求援之時。劉備在關羽最需要援助的時候讓劉封取代孟達領導東三郡兵團，而劉封隨後就拒絕了關羽請求援軍的要求，致使其無力迅速擴大戰果，二者之間的這種聯繫，絕非偶然。
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是：劉備讓劉封去控制東三郡兵團的真實原因，並不是害怕孟達有什麼異心，而只是為了讓劉封控制住東三郡兵團，使其不去援助襄樊之戰。劉備之所以要這麼做，原因也很簡單。一者，他不願意關羽在襄樊之戰中進一步擴大戰果，不願意關羽的個人聲望進一步提升。關羽取得的戰果越大，劉備就越是提心吊膽。二者，關羽當時急於擴大襄樊戰役的規模，而劉備在漢中的軍隊剛剛與曹操結束對壘，正疲憊不堪，急需休整，根本無力援助關羽。所以，從大局著眼，劉備也不會希望襄樊之戰繼續擴大。
至於劉備為什麼不能直接指揮孟達去拒絕關羽，而要先讓劉封去取代孟達，一個最可能的原因是：孟達此時在編制上，其實是隸屬於關羽的。孟達此前是秭歸太守，出軍東三郡也是由秭歸出發，而秭歸正在關羽的荊州軍團的「董督」之下。所以，劉封取代孟達，實際上意味著劉備取代關羽而接手了東三郡的統治權——東三郡在行政區劃上原屬漢中，劉備此舉並沒有觸及關羽「董督荊州」的權限，所以在情理上並無任何不合適的地方。
劉備這種秘密的用心後來被孟達捅了出來。關羽覆亡七個月後，孟達降魏，官方史書總結他背叛的理由，一共兩條：一是罹罪。害怕劉備追究自己不救關羽的責任。二是憤慨於劉封對自己的侵凌，沒辦法在劉封手下繼續當差。這兩條理由都沒錯，但並不全面。
孟達投魏時，曾給劉備寫過一道表章，即《孟達辭先主表》，陳述自己投魏的理由。表章中有些話相當耐人尋味：
「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
孟達歷數古往今來忠臣孝子們沒有好下場的例子，最後說自己如今也遭遇了同樣的事情，那麼，他究竟遭遇了什麼樣的具體事件呢？接著聽他說：
「何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
孟達降魏和關羽覆敗有關，這是公認的，關鍵是如何個有關法。孟達稱自己由秭歸北上攻打東三郡是一次「自致」行為，意味著這次行動不是奉劉備之命展開的。那麼，孟達北上東三郡是受了誰的命令？孟達自己說是「自致」，是自己跑去的，但顯然不可能，孟達個人不具備這個權力，在劉備之外，還有誰能給孟達這個權力？只能是關羽。
孟達稱自己「親當」申生、伍子胥、蒙恬、樂毅之事，是說自己是被冤枉的。如果拒絕救援關羽是孟達自己的意思，那麼他對荊州的覆敗就確實負有責任，都投降曹魏了，又何必還在劉備面前喊冤，不明擺著是「既想當婊子又要立牌坊」麼？真相只能是：不救援關羽並非孟達之意，但現在他卻要為此承擔責任，所以他覺得很冤。
孟達的背叛恰逢其時。劉備如果對養子動了惻隱之心，不去追究劉封，那麼遭殃的就只有自己。如果他不背叛，就極有可能被當作控制東三郡不發兵救援荊州的主謀，成為一隻替罪羊而遭到「清算」。孟達是扶風人，客寓益州，在益州本土沒有多少社會關係和影響力，這種身份將使劉備烹調起自己來沒有多少顧忌。更何況，孟達的好友兼老鄉，唯一能在劉備面前替自己說話上話的法正又正好在幾個月前去世了。孤立無援的境況之中，除了投靠他國，孟達沒有更好的出路。
諸葛亮是清楚孟達之叛的內幕的。許多年後，有一個蜀國降人跑去跟孟達說：「你叛降魏國之後，諸葛亮對你切齒痛恨，欲盡誅你的妻兒子女。」孟達回答道：「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意思是：諸葛亮清楚當年之事的前後因果，知道事情的「本末」，知道我是個「末」，而不是「本」，他不會幹你說的那種事情。
相對的，孟達投魏之後，劉封的地位就變得危險了。關羽軍團的覆敗在劉備集團內部造成了巨大的震盪，必須有一個人出來為此負責。本來內定的替罪羊是孟達，但孟達見機較快，溜掉了。孟達降魏又進一步加劇了集團內部的動盪，尋找一個替罪羊更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無論是劉備還是諸葛亮，他們的目光都鎖定在了碩果僅存的「當事人」劉封身上。
劉封此人剛猛有餘，政治頭腦卻很缺乏，完全意識不到危機的迫近。孟達從魏國來信勸他降魏避禍，並警告他「（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是「失據而還」，必遭殺身之禍，劉封仍然沒有醒悟。
建安二十六年，劉封兵敗東三郡，撤回成都後馬上被殺。
劉封有三條必死的理由：
（1）他必須為荊州覆敗擔當替罪羊；
（2）他必須為孟達降魏承擔責任；
（3）這一點是諸葛亮提出來的：趁此機會，一勞永逸地解決掉這個「恐易世之後難以制御」，潛在威脅著劉禪統治的大麻煩。
廖立的「誹謗」
廖立這個人，諸葛亮曾將他和龐統相提並論，認為他是「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廖立也自許為「宜為諸葛亮之二」，但劉備死後，其職位卻反而連李嚴等人都不如，這讓他心情鬱悶至極，所以經常是牢騷滿腹。
有一次他發了這麼一場牢騷：
「昔先帝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更士，無益而還。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邰深入於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孑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
建安二十四年，關羽襄樊戰役期間，廖立時任劉備的「侍中」。所謂「侍中」，就是貼身秘書兼高級顧問。所以，劉備對於襄樊戰役的態度以及做了什麼小動作，廖立很可能是極為清楚的。他認為「關侯身死無孑遺，上庸覆敗」之事，劉備應負主要責任，這個觀點值得重視。
劉備棄張飛而用魏延鎮守漢中，棄孟達而用劉封統領東三郡，都是用自己的心腹取代關羽的心腹——張飛對關羽「兄事之」，而孟達則受關羽管轄。廖立這個貼身秘書兼高級顧問很可能相當瞭解這種人事安排與調動背後的深意。他對劉備的「誹謗」也許並非無因。至於具體內容是怎樣的，因為廖立這段牢騷被公認存在著脫文，已很難揣測了。
結論：一個偶然的偽命題而已
發生在建安二十四年冬天的荊州覆敗事件，絕非某個因素單獨造就的，而是多種合力的結果。也並不存在什麼針對關羽個人的陰謀計畫，當然，一些若隱若現的權力糾葛潛伏在這場戰役的前前後後，但並沒有任何人在算計關羽本人。
也就是說：這場覆敗的背後，沒有什麼所謂的幕後黑手；但卻存在著剪不斷理還亂的權力糾葛。蜀漢內部誰在謀害關羽，只不過是一個偽命題罷了。
這是一場由多個偶然性因素和多個必然性因素融合在一起而產生的結果。
（１）關羽方面。
關羽選擇發動襄樊戰役的時機是不合適的。就內部條件而言，劉備剛剛結束漢中之戰，部隊急需休整，暫時無力再發動大規模的戰役，也就是說，暫時無力在西面開闢第二戰線，以減輕荊州方面的重壓。就外部條件而言，劉備集團與江東集團之間始終沒有形成穩固的同盟關係，孫權對荊州一直虎視耽耽。這一點關羽也極為清楚，他發動襄樊之戰時，在戰場後方的江陵、公安等軍事重鎮留下了重兵防守。但這也就導致了前線兵力的不足，關羽不得不向東三郡求援。
（２）劉備方面。
如何解決自己和關羽之間尷尬的不清不楚的關係，如何讓這種關係由合夥人轉向臣屬，如何防止荊州尾大不掉難以駕馭，是比北伐中原更加迫在眉睫的事情。為此，他使用了許多隱蔽的手段。封拜前後左右四將軍就是這手段中的一種；讓潘濬「留典（荊）州事」，又留下自己的大舅子糜芳、親信士仁在荊州為將，也是手段之一；後來用劉封代替孟達統領東三郡，更是為了限制關羽勢力坐大——無論是從集團內部的權力分配上，還是從集團的整體戰略上，劉備都不會認同關羽繼續擴大襄樊之戰的規模。
（３）江東方面。
從張紘的《江都對》到魯肅的《吳中對》，「荊揚合一」，建立起一條完整的長江防線，始終被認為是江東集團的立國之本，是生存的前提。無論關羽是否拒婚，也無論孫劉兩家如何開展外交，江東集團不得到荊州，雙方之間的同盟關係就永遠穩定不下來。所以，只要關羽鎮守荊州一天，他就必須面對來自江東的威脅和壓力。
（４）諸葛亮方面
諸葛亮在荊州覆敗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微乎其微的。指責他一味地沉默，玩忽職守並不公平。諸葛亮或許清楚劉備抑制關羽軍團的想法，他大致上應該也贊同劉備這麼幹。但他的作用也僅此而已：贊同與輔助。在解決關羽的身份（是合夥人還是臣屬）問題中，劉備唱主角，諸葛亮只能敲敲邊鼓。但也僅此而已，他和劉備二人都不可能對關羽實施借刀殺人之計。一是沒必要，問題遠沒嚴重到那種程度；二是不可行，太多的偶然性因素否決了這個計畫的可行性。
——要最後達成棄荊州以殺關羽的目的，有許多隨機因素是劉備無法控制的。如漢江的大洪水淹掉於禁七軍，這純屬意外；如糜芳、士仁的獻城投敵，這也並非劉備的指示；如呂蒙白衣渡江，神不知鬼不覺地襲取江陵、公安，這也不是劉備能預料的。這些隨機性因素只要有一件沒有發生或發生轉向，最後的結局就會是天壤之別。劉備不支援襄樊之戰，僅僅是希望能夠阻止關羽擴大戰爭規模，並不希望他全軍崩潰，荊州易手。後來形勢的變化之快，完全超出了劉備意料之外。誰也沒有想到，江東軍隊會不費一槍一彈，就襲取了關羽的大後方。
當然，歷史總是讓人惋惜。襄樊之戰始於建安二十三年，其時規模很小，只是支援劉備與曹操直接對決的漢中之戰的一場牽制戰，關羽對襄陽的攻勢，只是為了牽制曹仁軍團，使其無法馳援漢中。這場戰爭本應隨漢中之戰的結束而偃旗息鼓，但劉備進位漢中王之後，賜給了關羽「假節鉞」的特權。設若沒有這種特權，好大喜功的關羽便不會將襄樊牽制戰迅速擴大成一場震動華夏的大戰役，而很可能會作為一場已經完成了使命的牽制戰而漸漸趨於平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