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國戰敗刺激了日本人

　　萩市是山口縣北部的一座小城，這裡留存著從幕府末期到明治維新時期長州藩志士們的諸多歷史遺跡，松陰神社就是其中之一。

　　松陰神社的四周，有一圈黛青色的山影。神社前那一個昂然挺立的「鳥居」——一種類似於中國牌坊的日式建築，通常屹立在通向神社的大道上。「鳥居」的側面，有一塊巨大的石碑，上面寫著：「明治維新胎動之地」，既然是「胎動」，就必然是隱秘的，穿過一片幽黑的樹林，才能看見那隱秘的「胎心」——吉田松陰當年的村塾。那是一間傳統的和式民居，旁邊立著一塊石碑，寫著：「史跡 松下村塾」。

　　松下村塾的一部分門扇開著，我想像著吉田松陰在這裡教學的樣子，那時他剛剛從幕府的監獄裡出來，坐在「講義室」裡，面對著一些求知的目光，講述物理、化學這些新鮮的知識。有穿堂風吹過，拂動著他身上的和服，他的心情一定是舒暢的。

　　中(清)英剛剛開始交戰，日本幕府就開始有意識地搜集戰爭的情報，要求清國來的商人必須提供清國的信息，這些信息被稱為「風說書」。幕府政權根據這些來路不同、說法各異的「風說書」，將鴉片戰爭的詳細過程一點點地拼合成形。

　　此外，流傳到日本的清國書籍也成為幕府瞭解鴉片戰爭的重要信息源，這些書包括《夷匪犯境聞見錄》、《乍浦集詠》等。在這些信息的基礎上，日本人還自己撰寫、出版了一些介紹鴉片戰爭的著作，其中有一本名叫《海外新話》，書中詳細描述了林則徐在廣東禁煙的過程，以及雙方在廣東、定海、鎮海、乍浦、吳淞、鎮江等地交戰的場面。作者楓江釣人(嶺田楓江的筆名)在書前的序詩中寫：「海國要務在知彼，預備嚴整恃有待」[1]，透露出大難將至的緊張感。有意思的是，這本書由於沒有得到幕府政權的出版許可，因而被列為禁書不准發行，作者嶺田楓江也被捕入獄，就連為此書繪製插圖的畫家也被關進監獄，冤死獄中;而這部日本當時急切需要的著作，卻在幕府內部悄然流傳……

　　清國戰敗的消息，讓日本的志士張大了吃驚的嘴巴。以中國之力量，在西方面前都挺不過幾個回合，輪到日本，恐怕連交手的資格都沒有。這些日本志士中，就有吉田松陰。

　　吉田松陰是受到了鴉片戰爭的刺激，才開始決定放棄他少年時曾經學習過的傳統的山鹿流兵法。大清帝國在鴉片戰爭的一敗塗地讓他看傻了眼，這位十歲時就向藩主毛利敬親講解《武教全書》戰術篇的天才少年，已經痛切地認識到他學習的戰法完全是一堆垃圾，無論是武士刀砍，還是騎兵衝鋒，都只能是給西方人的槍炮充當炮灰。他學習成績優異，但那跟零分沒有區別，一切必須推倒重來。

　　他想隨「黑船」去美國學習

　　果然，13年後美國人兵臨城下，這一事件日本人叫「黑船事件」。對「黑船事件」的經過，我在《盛世的疼痛——中國歷史中的蝴蝶效應》一書中有如下描述：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佩裡准將率領的4艘軍艦，也就是日本人所說的「黑船」，正是在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被迫開放的門戶——上海完成編隊，直指日本江戶灣[2]的浦賀港的。與鴉片戰爭不同的是，美國艦隊沒有開炮，因為這個彈丸小國實在是不禁一打，也就沒有必要開炮，佩裡在給日本幕府的國書中傲慢地說：「你們可以選擇戰爭，但勝利無疑屬於美國。」他甚至送給幕府一面白旗，告誡他們，一旦爆發戰爭，他們要學會投降，簡直是羞辱到家了。只是嚇唬了一下，孝明天皇就天顏大失，一籌莫展了，江戶城也亂成一團，「城外大小寺院內鐘聲齊鳴，婦孺淒厲地哭喊，有錢人準備逃往鄉間，更多的人擁進神社，擊掌禱告神靈，乞求『神風』再起，摧毀『黑船』。」[3]「落後就要挨打」，終於，這個積貧積弱的島國在西方列強的逼迫下，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

　　公元1854年，當佩裡的「黑船」還停泊在江戶灣浦賀外的海面上時，有一天夜裡，一隻小舢板在向美國人的軍艦緩緩靠近。舢板上有兩個日本人，一個名叫吉田松陰，另一個叫金子重輔，都是長州藩的藩士。他們是在凌晨二時，從伊豆半島南端下田附近的柿崎村岸邊出發，一步步向「黑船」靠攏的。沒有人知道他們要幹什麼，甚至可能被誤認為向美國「黑船」襲擊報復，他們的呼喊也終將被海風吞沒，他們的命運也許就像這浪濤中的舢板一樣不堪一擊。即使今天，我們仍然很難想像他們當時的衝動。像吉田松陰這樣匪夷所思的舉動，或許只能產生在大變革時代的日本。遍尋中國歷史，也找不出一個這樣的人。起初，一切都比想像的順利，透過密集的風聲，軍艦上的水兵還是聽到了他們的呼喊，把他們拉上船。接著，他們提出了他們的請求，讓船上的美國人都覺得不可思議——他們希望跟著這條船去美國。

　　清國戰敗的消息，讓日本的志士張大了吃驚的嘴巴。以中國之力量，在西方面前都挺不過幾個回合，輪到日本，恐怕連交手的資格都沒有。這些日本志士中，就有吉田松陰。

　　吉田松陰是受到了鴉片戰爭的刺激，才開始決定放棄他少年時曾經學習過的傳統的山鹿流兵法。大清帝國在鴉片戰爭的一敗塗地讓他看傻了眼，這位十歲時就向藩主毛利敬親講解《武教全書》戰術篇的天才少年，已經痛切地認識到他學習的戰法完全是一堆垃圾，無論是武士刀砍，還是騎兵衝鋒，都只能是給西方人的槍炮充當炮灰。他學習成績優異，但那跟零分沒有區別，一切必須推倒重來。

　　他想隨「黑船」去美國學習

　　果然，13年後美國人兵臨城下，這一事件日本人叫「黑船事件」。對「黑船事件」的經過，我在《盛世的疼痛——中國歷史中的蝴蝶效應》一書中有如下描述：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佩裡准將率領的4艘軍艦，也就是日本人所說的「黑船」，正是在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被迫開放的門戶——上海完成編隊，直指日本江戶灣[2]的浦賀港的。與鴉片戰爭不同的是，美國艦隊沒有開炮，因為這個彈丸小國實在是不禁一打，也就沒有必要開炮，佩裡在給日本幕府的國書中傲慢地說：「你們可以選擇戰爭，但勝利無疑屬於美國。」他甚至送給幕府一面白旗，告誡他們，一旦爆發戰爭，他們要學會投降，簡直是羞辱到家了。只是嚇唬了一下，孝明天皇就天顏大失，一籌莫展了，江戶城也亂成一團，「城外大小寺院內鐘聲齊鳴，婦孺淒厲地哭喊，有錢人準備逃往鄉間，更多的人擁進神社，擊掌禱告神靈，乞求『神風』再起，摧毀『黑船』。」[3]「落後就要挨打」，終於，這個積貧積弱的島國在西方列強的逼迫下，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

　　公元1854年，當佩裡的「黑船」還停泊在江戶灣浦賀外的海面上時，有一天夜裡，一隻小舢板在向美國人的軍艦緩緩靠近。舢板上有兩個日本人，一個名叫吉田松陰，另一個叫金子重輔，都是長州藩的藩士。他們是在凌晨二時，從伊豆半島南端下田附近的柿崎村岸邊出發，一步步向「黑船」靠攏的。沒有人知道他們要幹什麼，甚至可能被誤認為向美國「黑船」襲擊報復，他們的呼喊也終將被海風吞沒，他們的命運也許就像這浪濤中的舢板一樣不堪一擊。即使今天，我們仍然很難想像他們當時的衝動。像吉田松陰這樣匪夷所思的舉動，或許只能產生在大變革時代的日本。遍尋中國歷史，也找不出一個這樣的人。起初，一切都比想像的順利，透過密集的風聲，軍艦上的水兵還是聽到了他們的呼喊，把他們拉上船。接著，他們提出了他們的請求，讓船上的美國人都覺得不可思議——他們希望跟著這條船去美國。

　　在當時的日本，偷渡屬於重罪，但是對西洋知識的渴望已經讓吉田松陰和金子重輔奮不顧身了。或許在他們看來，美國人不好惹，有美國軍艦保駕護航，沒有人能阻止他們遠渡重洋。但他們忘了，有一個人能夠阻止，那個就是佩裡。當時美國已經與日本簽訂了《日美親和條約》，在他內心的天平上，美國在日本的利益無疑是最重的，與此相比，這兩個小毛孩輕如鴻毛。他幾乎沒加思索，就決定把他們送回岸上，但承諾替他們保守秘密。吉田松陰和金子重輔回到岸上，望了一眼海上那艘黑漆漆的軍艦，就轉身走向奉行所自首了。

　　吉田松陰被關押時寫下《幽囚錄》一書。這部重要著作在1935年列入《吉田松陰全集》，由巖波書店出版。在這部書中，他提出了「船艦之於海國，譬之獸之有足，鳥之有翼」[4]，呼籲幕府迅速組建日本的國家艦隊，並將此作為當前的一大急務。同時，強調不能盲目照搬魏源「造艦不如購艦，造炮不如購炮」的觀念，他提醒幕府，西方侵略者之所以頻頻橫渡大洋，侵入東方，完全為商業利益所趨使：

　　夷以貿易為生，以侵掠為事。潮汐之所通，無遠而不至，唯其貿易為生，故其國富饒可以償制船之費。唯其侵掠為事，……故其船有所用，而非徒設之器[5]。

　　如此深刻的洞察，在今天也是令人無比欽佩的，因為他看到了那些如城堡般漂浮在海上的軍艦隻是一種表象，真正的驅動力不是它們肚子裡的蒸汽發動機，而是背後的商業利益，是那些白花花的銀子吸引他們遠道而來，成為那些軍艦的真正動力源，使它們的掠奪成為良性循環，使那些在東西方之間疲於奔命的西方戰艦們成為不會休止的永動機。

　　假如失去了商業的驅動，任何強大的船隊都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早在宋代，就有許多商人和航海者，有人把他們稱為「牧海人」，宋神宗早就意識到：「東南利國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宋孝宗也認定，「市舶之利最厚」，於是，宋朝頒布了鼓勵航海通商的政策，對影響「舶商」的官員一律降職查辦，還大興基礎設施建設，在海岸線上每隔30里建立燈塔導航系統，整個海岸線全部開放。南宋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造船業和航海技術，環中國海，西太平洋和印度洋都成了中國船的天下，14世紀阿拉伯大旅行家伊本·白圖泰在遊記中寫道：「當時所有印度、中國之間的交通，皆操於中國人之手。」在元代，波斯灣、紅海和非洲東海岸都留下了中國船的帆影。到了明清，情況就向相反的方向急轉直下。明代初年的鄭和船隊因為失去了商業利益的驅動而淪為一項「形象工程」，最終無以為繼。我在《盛世的疼痛》一書中說：「明清兩季的帝王更希望他們的帝國是一個看得見摸得著的固體，這樣，他們的權力才是真實可感的，因此，他們喜歡用草格子固沙法，把帝國的每一個臣民都固定在原有的位置上，漂泊不定的商人，將增加他們統治的難度，是『秩序』中的異類，所以要堅決取締，唯有如此，才能統一思想，統一行動，構建一個同質化的帝國。」[6]明朝人王圻曾經一針見血地批評當時的政府：

　　貢舶為王法所許，司於市舶，貿易之公也。

　　海商為王法所不許，不司於市舶，貿易之私也。[7]

　　吉田松陰為日本建立海軍提供了一個真正目標——「墾蝦夷，收琉球，取朝鮮，拉滿洲，壓支那，臨印度，以張進取之勢，以固退守之基。」似乎是擔心他的這些在當時看來很不靠譜「遠大理想」會嚇壞了幕府當局，吉田松陰還提供了一些可操作性的方案，其中包括：派遣優秀人才到國外直接學習;在日本設立近代化軍事學校，在軍事學校中的教學必須是按照外國書籍的原文去教授學生，如此才能直接瞭解並學習到外國的先進技術和經驗。

　　此外，吉田松陰在呼籲組建日本國家艦隊的同時，又附帶提出了許多強化日本軍事的建議。譬如為了取得在未來戰爭中的優勢，提議日本應利用並發揮間諜的作用。他認為：「軍之用間，猶人之有耳目。無耳何以聽，無目何以視」，使用間諜是使日本國力強大的重要手段……

　　假如失去了商業的驅動，任何強大的船隊都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早在宋代，就有許多商人和航海者，有人把他們稱為「牧海人」，宋神宗早就意識到：「東南利國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宋孝宗也認定，「市舶之利最厚」，於是，宋朝頒布了鼓勵航海通商的政策，對影響「舶商」的官員一律降職查辦，還大興基礎設施建設，在海岸線上每隔30里建立燈塔導航系統，整個海岸線全部開放。南宋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造船業和航海技術，環中國海，西太平洋和印度洋都成了中國船的天下，14世紀阿拉伯大旅行家伊本·白圖泰在遊記中寫道：「當時所有印度、中國之間的交通，皆操於中國人之手。」在元代，波斯灣、紅海和非洲東海岸都留下了中國船的帆影。到了明清，情況就向相反的方向急轉直下。明代初年的鄭和船隊因為失去了商業利益的驅動而淪為一項「形象工程」，最終無以為繼。我在《盛世的疼痛》一書中說：「明清兩季的帝王更希望他們的帝國是一個看得見摸得著的固體，這樣，他們的權力才是真實可感的，因此，他們喜歡用草格子固沙法，把帝國的每一個臣民都固定在原有的位置上，漂泊不定的商人，將增加他們統治的難度，是『秩序』中的異類，所以要堅決取締，唯有如此，才能統一思想，統一行動，構建一個同質化的帝國。」[6]明朝人王圻曾經一針見血地批評當時的政府：

　　貢舶為王法所許，司於市舶，貿易之公也。

　　海商為王法所不許，不司於市舶，貿易之私也。[7]

　　吉田松陰為日本建立海軍提供了一個真正目標——「墾蝦夷，收琉球，取朝鮮，拉滿洲，壓支那，臨印度，以張進取之勢，以固退守之基。」似乎是擔心他的這些在當時看來很不靠譜「遠大理想」會嚇壞了幕府當局，吉田松陰還提供了一些可操作性的方案，其中包括：派遣優秀人才到國外直接學習;在日本設立近代化軍事學校，在軍事學校中的教學必須是按照外國書籍的原文去教授學生，如此才能直接瞭解並學習到外國的先進技術和經驗。

　　此外，吉田松陰在呼籲組建日本國家艦隊的同時，又附帶提出了許多強化日本軍事的建議。譬如為了取得在未來戰爭中的優勢，提議日本應利用並發揮間諜的作用。他認為：「軍之用間，猶人之有耳目。無耳何以聽，無目何以視」，使用間諜是使日本國力強大的重要手段……

　　獄中的光陰，他並沒有浪費，除了寫作《幽囚錄》一書，他還給一同囚禁的11名囚犯辦起了學習班，從而開始了他的講學生涯。授課的內容，包括《孟子》等儒家經典。第二年(公元1855年)十二月，吉田松陰被改判在生父杉家中軟禁，他就繼承了叔父的松下村塾，教附近的孩子讀書，向其灌輸維新思想。公元1857年時，有三十多名塾生在這裡上學，杉家的幽室和起居間太狹窄，因此將院內的舊小屋改建成八席寬的教室。但是塾生繼續增加。翌年松陰和學生共同勞動，增建成十席半的私塾。

　　他從不採用「填鴨式」教學，而是與學生共同探討，希望通過討論達成一致意見。這股自由的教學空氣，瀰漫在當時日本的西學教育中，因為它本身就合乎西方的平等精神的熊本藩士橫井小楠的四時軒，也是採取「朋友講學」的方式，師徒之間以平等的身份自由討論。吉田松陰摒棄了「師道尊嚴」，在學術領域內，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他鼓勵學生擁有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從他的學生隊伍裡，相繼走出了木戶孝允、高山晉作、伊籐博文、山縣有朋……

　　老天似乎有意要成全吉田松陰，他在19世紀五十年代培養的這些年輕人，到了明治維新的六十年代、圖謀霸權的七八十年代、與大清決戰的九十年代，都剛好派上了用場——

　　他的學生木戶孝允(本名桂小五郎)是尊攘、討幕運動的領導者之一，與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一起被稱為「明治維新三傑」;高杉晉作成立「奇兵隊」，推翻幕府統治;伊籐博文是明治憲法的制定者，被稱為明治憲法之父，日本首任內閣總理大臣，共四次組閣。甲午戰爭就是他在任內閣總理大臣時發動的;山縣有朋是日本陸軍之父、第三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也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奠基人……

　　吉田松陰的這些學生在歷史中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卻又環環相扣，相互配合，彷彿一個精整的團隊，在合力完成一次歷史的長跑。

　　而吉田松陰本人則因其尊王攘夷的政治立場，在安政五年(公元1858年)十二月，被以蠱惑人心的罪名拘捕，並在次年五月押解至江戶傳馬町監獄。這一年十月二十七日上午，吉田松陰在江戶傳馬町監獄中被問斬，終年29歲。

　　吉田松陰被處死刑後，被安葬在小塚原回向院(現東京都荒川區)的墓地中。文久三年(公元1863年)，他的學生、攘夷派的志士高杉晉作等人將他的遺骨葬在現在的東京都世田谷區，墓碑仍然留在回向院的墓地。明治十五年(公元1882年)，世田谷區墓地對出的大街建造了松陰神社。我在萩市參觀的這座松陰神社，是在吉田松陰死後第一百天建造的遺發塚。日本的多位天皇、皇后曾經來這裡拜謁，植樹紀念，有碑刻為證。萩市還有另外一座松陰神社，是在明治二十三年(公元1890年)建立的。靖國神社內也供奉有吉田松陰的牌位。

　　梁啟超對吉田松陰有這樣的評價：

　　日本維新之首功，西鄉乎?木戶乎?大久保乎?曰唯唯否否。伊籐乎?大隈乎?井上乎?後籐乎?板垣乎?曰唯唯諾諾。諸子皆以成為成者也。若以敗為成者，則吉田松陰其人是也。[8]

　　在梁啟超看來，西鄉隆盛、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伊籐博文、大隈重信等維新精英，都是成功的英雄，唯有吉田松陰是沒有成功的英雄，他偷渡國外、策劃倒幕，一事無成，但正因為這一系列的失敗，才使他得以培育出一大批維新精英，他知道在亞洲崛起的時代裡人才最貴，所以梁啟超讚歎他是「敗於今而成於後，敗於己而成於人」。

　　吉田松陰被處死刑後，被安葬在小塚原回向院(現東京都荒川區)的墓地中。文久三年(公元1863年)，他的學生、攘夷派的志士高杉晉作等人將他的遺骨葬在現在的東京都世田谷區，墓碑仍然留在回向院的墓地。明治十五年(公元1882年)，世田谷區墓地對出的大街建造了松陰神社。我在萩市參觀的這座松陰神社，是在吉田松陰死後第一百天建造的遺發塚。日本的多位天皇、皇后曾經來這裡拜謁，植樹紀念，有碑刻為證。萩市還有另外一座松陰神社，是在明治二十三年(公元1890年)建立的。靖國神社內也供奉有吉田松陰的牌位。

　　梁啟超對吉田松陰有這樣的評價：

　　日本維新之首功，西鄉乎?木戶乎?大久保乎?曰唯唯否否。伊籐乎?大隈乎?井上乎?後籐乎?板垣乎?曰唯唯諾諾。諸子皆以成為成者也。若以敗為成者，則吉田松陰其人是也。[8]

　　在梁啟超看來，西鄉隆盛、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伊籐博文、大隈重信等維新精英，都是成功的英雄，唯有吉田松陰是沒有成功的英雄，他偷渡國外、策劃倒幕，一事無成，但正因為這一系列的失敗，才使他得以培育出一大批維新精英，他知道在亞洲崛起的時代裡人才最貴，所以梁啟超讚歎他是「敗於今而成於後，敗於己而成於人」。

　　吉田松陰的先見之明

　　吉田松陰是「幸運」的，因為後來日本的發展，幾乎完全按照吉田松陰設計的「六步舞曲」裡亦步亦趨——「墾蝦夷，收琉球，取朝鮮，拉滿洲，壓支那，臨印度」，他的「光輝思想」，為日本照亮了未來的航程。他以不在的方式存在著，而且是更加有力的存在。

　　他不僅使日本的學習西方運動不盲從、不機械，而是活學活用，後來的明治政府不斷向大清帝國派遣間諜，組成龐大的間諜情報網，便是採納了吉田松陰的構想。公元1884年在上海昆山建立了東洋學館「玄洋社」、公元1886年又在漢口成立了日本在華最大間諜機構「樂善堂」等，這些機構好聽的名字背後，都掩藏著各自不可告人的目的——搜集有關大清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地理山川、風土人情等各方面情報。僅根津一一人，就將漢口樂善堂成員搜集的清國情報整理成一部厚達兩千多頁的《清國通商綜覽》提供給日本軍部，成為日本軍政當局發動侵華戰爭的第一手資料。相比於日本，清國不僅未設任何專門的情報機構，而且對於對方的間諜活動一無所知，而且還熱心地幫忙。日本間諜頭目、參謀次長川上操六在甲午戰前的公元1893年4月來清國「考察」，或許連他自己都未曾想到，他這次探聽虛實之旅，竟然受到大清帝國當局的熱情接待，李鴻章試圖通過炫耀自身實力來打壓對方，允許他參觀軍工廠、武備學堂、軍事設施和軍隊演練，使川上操六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對清國的軍事現狀作出準確調查和評估。大清帝國用自己的錯誤驗證了吉田松陰的先見之明。可以說，甲午戰爭還沒有打響，大清國就已經輸定了。

　　歷史給日本天賜良機

　　日本由傳統王朝向近代社會的轉身，剛好踩在了時代的節拍上。19世紀六十年代，西方各國都被各自的問題絆住了腿，征服東方的步伐驟然出現了停頓。英國雖然在維多利亞女王的領導下走進了新時代，卻在愛爾蘭問題上一籌莫展;美國南北戰爭激戰正酣，無數人經歷著戰爭的煎熬，很多年後，這些人走進了瑪格麗特·米切爾的一部小說，作家為佐治亞莊園裡那個由高傲、叛逆走向倔強、堅強的斯人佳麗起了一個美麗的名字——斯佳麗;俄國人在克里米亞鏖戰;法國也因普法戰爭失敗而一蹶不振，割讓了阿爾薩斯和洛林兩地，普魯士佔領後禁教法語，改教德語，於是有了法國作家都德著名的《最後一課》……

　　這個歷史的空隙，彷彿是上帝專門為日本安排的，日本人沒有浪費這樣的天賜良機，開始了它的鹹魚大翻身。明治四年(公元1871年)，明治政府向西方派出一個以外務大臣巖倉具視為特命全權大使，包括大藏大臣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臣伊籐博文等為副使的特使團，遍訪歐美，試圖躋身先進國行列。公元1873年，是日本明治六年、大清同治十二年，這一年，日本外務大臣副島種臣抵達大清國，在謁見同治皇帝時，沒有按照要求行跪拜禮，而只是三鞠躬。一年後，明治政府禁止琉球向大清帝國派遣朝貢使，並下令廢琉球藩設沖繩縣。也是這一年，明治政府任命陸軍中將西鄉從道帶領著一支由3658人組成的軍隊登上了中國的台灣島，並開始了侵略和屠殺。

　　副島種臣認為：「把無主野蠻的人民變為文明人民，是文明國家的權利與義務;這個任務首先應該由清國承擔，然而清國自己放棄了這一任務，那麼下一個應該承擔這一任務的國家，從地理位置上來說就是日本。日本征討台灣，使其沐浴文明教化，是文明國家義不容辭的任務，這是國際公論所允許的。」[9]儘管他們所說的「教化」，是以屠殺和凌辱的方式進行的。

　　日本人是在「黑船」的刺激下猛醒和崛起的，所以「黑船」到來之日，就是日本開國之時。但日本人對美國並沒有切齒痛恨，他們不像中國人對1840年不期而至的英國軍艦那樣痛恨，相反是對美國人感激涕零。日本人認為美國人非但不是他們的大仇人，反而是他們的大恩人，是把他們從水深火熱中解放出來的大救星、活菩薩。是美國人給日本人上了生動的一課，讓他們睜眼看世界，並學會了弱肉強食的本領，在人類的食物鏈上爭當上遊——日本人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屌絲逆襲，從侵略台灣、甲午戰爭，到「大東亞戰爭」、太平洋戰爭，一路高歌猛進、所向披靡。當中國人還在為「西體」到底能夠「中用」、還是中看不「中用」而爭論不休，日本政客已經決心開著自製的「黑船」(航空母艦)去「解放」全人類了，因此，「黑船事件」非但沒有傷害日本人的民族自尊心，相反，給他們帶來無窮無盡的民族自豪感。

　　19世紀六十年代，大清陷入內戰不能自拔，日本則開始在西方的江湖上闖蕩。歷史錯進錯出，似乎已經成為決定中日兩國未來命運的勝負手。

　　日本自強夢想發酵成軍國主義

　　在吉田松陰的教導下，日本人聽懂了「黑船」的語言，也相信了「黑船」的哲學。他們很快有了自己的「黑船」，去兵臨別國的城下。這樣的「黑船」給他們帶來越來越多的快感，讓他們欲罷不能，最終讓他們陷入徹底的癲狂。從松陰神社的課堂出發，日本的自強夢想很快發酵成軍國主義。

　　吉田松陰的學生山縣有朋認為，歐洲列強與日本相距遙遠，日本憑借日益壯大的軍力，歐洲尚不構成威脅，日本中長期假定的敵國應該是近鄰清國。日本如不充實軍備，國家獨立就不能維持，更沒有富強可言。

　　從入侵台灣、黃海海戰的戰場出發，吉田松陰的徒子徒孫們一步步走向亞洲和世界的戰場，師傅教給他們的「墾蝦夷，收琉球，取朝鮮，拉滿洲，壓支那，臨印度」的理想，也變成南京屠殺的血腥殘忍、七三一部隊的活體實驗、「三光政策」的變態與瘋狂。最終，他們的「大東亞」之夢在美國人的兩顆原子彈中灰飛煙滅了。他們的帝國夢始於美國又終於美國。他們從西方列強那裡學來的威權原理最終又被西方徹底擊碎。

　　吉田松陰只看到了開始，而沒有看到結束。

　　[1]轉引自王曉秋：《近代中日啟示錄》，第13頁，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

　　[2]今東京灣。

　　[3]轉引自(澳)雪珥：《絕版甲午——從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戰爭》，第70頁，文匯出版社，2009年版。

　　[4](日)山口縣教育會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一卷，第593頁，巖波書店，1935年版。

　　[5](日)山口縣教育會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一卷，第492、302、592、593、597、601頁，巖波書店，1935年版。

　　[6]祝勇：《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見《盛世的疼痛——中國歷史中的蝴蝶效應》，第187頁，東方出版社，2013年版。

　　[7]轉引自蕭春雷：《中國的制海權是怎樣一步步喪失的》，原載《中國國家地理》，2011年第10期。

　　[8]梁啟超：《自由書》，見《梁啟超全集》，第二卷，第337頁，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9](日)阪本太郎：《日本史》，第378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