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宋慶齡在真如與蔡廷鍇合影

 

 

1932年2月宋慶齡在吳淞殘垣旁手持炮彈留影

 

 

宋慶齡國民傷兵醫院全體成員合影

 

 

1932年淞滬抗戰紀念章

 

 

一九三七年淞滬會戰期間中國軍隊在江灣抗擊日軍

 

 

昔日宋慶齡在滬寓所今上海孫中山故居

 

 

1933年宋慶齡在上海

 

 

1936年宋慶齡參加魯迅葬禮

 

    「九一八」事變後，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當時，寓居上海的宋慶齡憑借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崇高威望，以各種形式推動抗日救亡。

    壹 赴前線慰問官兵

    1932年1月28日午夜，侵華日軍發動「一二八」事變，兵分三路突襲上海閘北一帶，隨後又進攻吳淞和江灣。十九路軍抵制蔣介石的命令奮起反抗，開始了彪炳青史的淞滬抗戰。宋慶齡對此給予極高評價：「十九路軍衛國抗敵之忠勇，實為真正之民眾武力。」「明知眾寡懸殊，器械財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顧一切，以血肉為中國爭一線之生機，使世界知中國尚有不可侮之軍隊與民氣。」

    1月30日，宋慶齡和何香凝一起帶著滿卡車的物品，在大雪紛飛中赴市郊真如十九路軍指揮部慰問，她熱情地邀軍長蔡廷鍇合影，並褒揚該軍洗刷了「九一八」不戰而退的恥辱。2月6日，宋慶齡再次偕宋子文夫人張樂怡到真如犒軍，巡視戰地。2月12日，宋慶齡又前往吳淞，她不顧敵機在上空盤旋，毅然到前沿陣地向官兵致意，並手持戰利品——日軍炮彈在殘垣旁留影。這極大地鼓舞了十九路軍的士氣。

    因為國民黨當局沒有發給棉衣，並拖欠軍餉，十九路軍官兵在數九嚴寒僅穿單薄衣褲。宋慶齡從前線歸來，立即發動各界緊急提供御寒衣物，幾天內三萬套棉衣、絲棉背心分批送到陣地。另外，她還與何香凝、楊杏佛等借用上海交通大學部分校舍創辦了一所擁有300個床位的「國民傷兵醫院」，並常赴病房看望傷員。

    與此同時，宋慶齡作為國際反帝同盟的領導成員，還曾呼籲各國著名人士主持正義，譴責日本侵華。這產生很大反響，如高爾基於3月2日在蘇聯《消息報》上發表《響應孫中山夫人宋慶齡的呼籲》，其中說：「援助中國——世界無產階級團結的表現——這是一個偉大的事業。」

    由於上海軍民團結一致，同仇敵愾，堅持一個多月的頑強抵抗，給了來犯之敵沉重打擊。但國民黨當局堅持不抵抗政策，3月初日軍在太倉瀏河登陸，十九路軍腹背受敵被迫撤離。宋慶齡並沒有氣餒，她認為這將「益堅國民犧牲奮鬥之志」。

    翌年3月8日，國民禦侮自救會成立於上海，宋慶齡擔任會長。在成立大會上，宋慶齡發表重要講話，號召民眾團結起來，「反對國民黨的投降妥協並反對一切障礙一個民族革命戰爭的發展的種種罪惡」，並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全國軍隊至少百分之八十以上，配以適當的軍械與飛機，應開拔去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人民應全部武裝，組織人民自衛團」等要求。

    貳 全力營救七君子

    1936年5月3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簡稱「全救會」)在上海成立，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等四十餘人被選為執行委員。

    當時，中共中央派馮雪峰到上海恢復黨的地下組織。馮雪峰抵滬僅數日，就拜訪宋慶齡，轉達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精神，並一起研究「全救會」的相關工作；隨後，他應宋慶齡的要求，專門為她安排了一位地下黨員做交通聯絡工作。

    隨著抗日救亡運動的蓬勃開展，「全救會」迅速成為一股強勁的政治力量。國民黨當局感到坐立不安，對沈鈞儒等實行嚴密監視；而日本駐滬領事寺崎則一再施壓，聲稱「要等確鑿證據那將遙遙無期」「說不定將發生不測的情況」。因而，國民黨當局在11月23日凌晨以「危害民國」的罪名逮捕「全救會」七位領袖(史稱「七君子」事件)，他們是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樸、章乃器、王造時、沙千里、史良。宋慶齡聞訊立即向新聞界發表聲明：「關於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七位領袖的被捕，我以這個組織執行委員會的名義，特提出抗議，反對這種違法的逮捕，反對以毫無根據的罪名橫加在他們身上。」她還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帝國主義在幕後指使這次逮捕，有很明顯的證據。」「全中國的人民是不會饒恕他們的。」在馮雪峰、潘漢年等的支持下，宋慶齡帶領「全救會」開展了聲勢浩大的營救活動，一些政界、軍界知名人士也加入其中。

    然而，國民黨當局仍於翌年4月初對「七君子」提起公訴。4月12日，中共中央發表《對沈、章諸氏被起訴宣言》，讚揚沈鈞儒等「以坦白之襟懷，熱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態度，提倡全國團結、共赴國難、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此實為我中華男女之應盡責任與光榮模範，而為中國及全世界人民所敬仰」，譴責國民黨當局製造「愛國有罪之冤獄」，要求釋放「七君子」等全體政治犯。宋慶齡認為鬥爭已到關鍵時刻，必須採取新的策略，於是她和何香凝等十六人向蘇州江蘇高等法院呈文具狀提出：「不忍獨聽沈鈞儒等領罪，而願與沈鈞儒等同負因奔走救國而發生之責任。」「愛國無罪，則與沈鈞儒等同享自由，愛國有罪，則與沈鈞儒等同受處罰。」7月5日，宋慶齡不顧胃病發作，帶領鬍子嬰、胡愈之等十一人來到蘇州江蘇高等法院，表示如果愛國有罪，就要求陪「七君子」坐牢。江蘇高等法院的官僚沒料到被尊為「國母」的宋慶齡會「自請入獄」，一下子狼狽不堪，理屈詞窮。

    在全國人民共同聲援下，國民黨當局最終不得不承認「救國會以救國為目的，當然無罪」，於7月31日釋放「七君子」。營救「七君子」的活動，促進了抗日浪潮高漲，壯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力量。

    三 冷靜看西安事變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張學良、楊虎城出於愛國發動「兵諫」，在西安華清池扣留蔣介石，並聯名通電全國，西安事變爆發。

    宋慶齡獲悉蔣介石被扣留，最初反應是興奮，並拍手稱快。當晚，國民黨政府財政部長、宋慶齡姐夫孔祥熙趕來，想請她在一份擬好的譴責張學良「犯上」的聲明上聯署簽字，她斷然拒絕，美國記者斯諾的《復始之旅》提及：「『張學良做得對』，宋慶齡告訴我，她是這樣對孔祥熙說的，『要是我處在他的地位，我也會這樣做的，甚至還會走得更遠！』」

    宋慶齡作了冷靜思考和分析後，第二天就清醒意識到大敵當前，應以民族大義為重，擱置政見爭議。鬍子嬰在《光耀日月氣貫長虹——回憶宋慶齡名譽主席在救國會時期二三事》中說：「12月13日，孫夫人叫我到她家去，把西安事變告訴了我。作惡萬端的獨夫民賊落入羅網，我以為她一定會很高興的。哪知她帶著焦急的樣子，問我能否陪她到西安去。我好奇地問她：『去做什麼？』出乎我意料的回答是：『我去勸說張學良釋放蔣介石。』她看到我發愕，就婉轉地給我解釋說：何應欽等親日派唯恐中國不亂；蔣介石被殺，內戰勢必全面爆發，日軍就可長驅直入，侵佔全中國。」鬍子嬰對宋慶齡深感敬佩，表示願同赴西安，並陪她去請何香凝(因病難以出行)；由於孫科多方設法搞不到飛機，兩人未能成行。1993年，在上海宋慶齡故居曾發現一份用英文撰寫的《宋慶齡關於西安事變的聲明》，其中說：「在一份電文中，張學良稱，他唯一的目的是勸諫蔣介石同意建立一個統一戰線，抵禦日本的入侵」「面臨日本入侵我國國門的危急時刻，個人的不同政見都必須放棄」「現在，另外一場南京和西安間的內戰正在有逼近的危險。我熱切地呼籲每一個中國公民盡自己最大的努力阻止這樣一場災難的發生。讓我們所有的中國人聯合起來，抵抗日本侵略、保衛自己的祖國」。此件左上角標「立即發」字樣，由宋慶齡簽署，是她對西安事變態度的原始記錄。

    當時，南京國民黨政府亂作一團，以汪精衛、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派陰謀擴大內戰，企圖調軍隊進攻西安。中共中央認為必須使事變朝有利抗日大局的方向發展，毛澤東於12月19日致電潘漢年：「請向南京接洽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條件，避免亡國慘禍。」潘漢年按中共中央指示，努力開展工作。宋慶齡接受宋美齡之托，找到潘漢年，說明宋子文要見他；潘漢年把中共中央決定派周恩來等赴西安的消息告訴宋慶齡，請她勸說宋子文、宋美齡盡快前往西安，與張學良、楊虎城及中共代表協商。潘漢年與宋慶齡晤談後，很快趕往南京秘密會見宋子文、宋美齡，說明中共中央主張，商定由同蔣介石、張學良關係都很好的外籍顧問端納陪宋氏兄妹去西安。

    宋慶齡的斡旋對促成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齡西安之行有重要影響。據蔣介石《西安半月記》透露，他「曾再三叮囑子文，勸妻子萬萬不可到西安來」。宋美齡的《西安事變回憶錄》說：「當余心精神肉體憂勞交迫之時，孔部長及余兩姊孔夫人、孫夫人與其他戚友，掬誠慰藉，愛護之情，至足銘感」「因此，余竭全力求赴西安」。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

    肆 為抗戰四處奔波

    1937年8月13日，侵華日軍發動「八一三」事變，瘋狂進攻上海。中國駐軍奮起抵抗，開始歷時3個月的淞滬會戰，悲壯慘烈屬罕見。硝煙中，宋慶齡不辭辛勞四處奔波。

    炮聲隆隆的日子裡，宋慶齡多次發表演講，產生很大社會影響。有一次，宋慶齡來到上海南洋女中，用近一個小時向師生介紹形勢，號召為抗日出錢出力；在她的鼓勵下，師生們深入社區開展募捐活動，短短數日僅小沙渡路(今西康路)一帶居民就趕做出千餘件絲棉背心。9月9日《中山日報》報道，廣東佛山有位老太捐出全部積蓄，並致函宋慶齡：「我雖婦人，愛國之心，不敢後人，茲特將數十年所積之國幣一千元匯呈政府，以作抗戰救國之用……」

    同時，宋慶齡熱忱支持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簡稱「文協」)的工作。她為「文協」的《救亡日報》寫過不少文章，如10月15日發表《中國當前的急務》，具體闡述粉碎日本侵略陰謀的主張。當「文協」救護組發起募集物品和慰問品時，她在百忙中抽空參加，為之籌到490餘元。後「文協」救護組派救護隊赴前線，她又出錢雇兩輛卡車接送傷員，並冒著危險乘車到陣地慰問將士。

    宋慶齡還積極尋求國際和平民主力量對中國抗戰的支持。8月，宋慶齡在美國紐約《論壇與世紀》雜誌發表《中國是不可征服的》一文，表示:「中國不但能夠抵抗日本的任何侵略，並且能夠而且必須準備收復失地。中國最大的力量在於中國人民大眾已經覺醒。」「日本的武力已不過成為一隻紙老虎。」10月3日，宋慶齡發表《致英國工黨來華調查日本侵略的代表團的信》：「中華民族現在已經像一個巨人似的站起來抵抗日本侵略了。全國在精神、行動和意志上這樣的團結一致，在我國歷史上是空前未有的。」10月20日，宋慶齡在上海美商廣播電台用英語向美國發表演講說，「日本軍閥必定在我們的領土上遭遇滅亡」，「我們發動反抗這些法西斯暴徒的戰爭，不僅是為了我們自己，也是為了一切仍舊愛護自由民主的人們」。這些都在世界上引起強烈反響，愛因斯坦、杜威、羅素、羅曼·羅蘭等曾聯名籲請各國共同抵制日貨，全力援助中國人民。

    11月12日，上海淪陷。宋慶齡無所畏懼地留在「孤島」，直到40天後接受中共中央意見，移居香港。翌年6月，她在香港創建保衛中國同盟，更廣泛地爭取國際友人、海外僑胞從道義上和物資上支持抗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