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謂東漢光武當朝，有「退功臣而進文吏」之舉，此事史證甚多，無庸贅言。問題在於，建武功臣中的許多人物與在政治上取代他們的文吏階層，實際上具有相近的學術素養和行政經驗，王夫之稱他們「皆出可為能吏，入可為大臣者」，光武何以卻要捨近求遠，罷退功臣，招攬大批文吏入朝呢？再者，光武稱帝時功臣勢力之大，足以改變三公人選，他們何以又接受光武處置，相繼讓位於文吏呢？筆者以為：「退功臣而進文吏」的局面雖形成於建武後期，但光武利用功臣內部不同集團的彼此制約，壓抑一部分急劇增長的功臣勢力，卻是從他即位時就開始的。光武建國後南北、新舊功臣間及功臣、文吏間地位的消長變化，牽涉建武一朝皇權的運作，表現為一個複雜的過程，並非一蹴而就。光武屢屢調整國家的權力結構，造成皇權強化的趨勢，應是認識建武時期皇權與功臣、文吏間關係的主要線索。筆者試圖依循這條主線，重新探索東漢建國初期的一段歷史進程。

一、南北功臣的制衡

光武「以征伐濟大業」，故建武元年（25年）六月初即位時，非但不能「退功臣」，而且還要任之以顯職。據萬斯同《東漢將相大臣年表》，其時除太傅卓茂外，大司馬吳漢、大司徒鄧禹、大司空王梁、驃騎大將軍景丹、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建義大將軍朱祜（大將軍杜茂與以上四大將軍官次相當，亦應入表）、前將軍耿純、右將軍萬修，均為開國功臣。

又建武二年（26年）正月分封，以「功次輕重」為標準，功臣自然是主要的受益者。《光武帝紀》：「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余各有差。」博士丁恭引古制以諫，光武竟宣稱：「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遂遣謁者即授印綬。相形之下，文吏尚未能獲得與功臣同等的優待。《後漢書》卷二六《侯霸傳》：霸以「明習故事」，累遷至大司徒，建武十三年（37年）卒於官，光武下詔吊曰：「唯霸積善清潔，視事九年。漢家舊制，丞相拜日，封為列侯。朕以軍師暴露，功臣未封，緣忠臣之義，不欲相逾，未及爵命，奄然而終。嗚呼哀哉。」文吏爵賞不得超越功臣，直到11年後仍為一項通行的原則。功臣在東漢新政權中的地位遠遠高於文吏，由此略見一斑。

建武功臣擁戴光武稱帝，同時對皇帝權力又有所干預。《後漢書》卷二二《景丹傳》：「世祖即位，以讖文用平狄將軍孫鹹行大司馬，眾鹹不悅。詔舉可為大司馬者，群臣所推唯吳漢及（景）丹。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是其人也。然吳將軍有建大策之勳，又誅苗幽州、謝尚書，其功大。舊制驃騎將軍官與大司馬相兼也。』乃以吳漢為大司馬，而拜景丹為驃騎大將軍。」孫鹹經歷未詳，由「眾鹹不悅」的情節，可知其軍功不及吳漢、景丹之輩。此例說明功臣最初在國家政治事務中擁有極大的發言權，有時甚至會壓倒光武的聲音。

功臣的官爵既由其軍功所決定，就難免對皇權表現出一種獨立性。《後漢書》卷二二《王梁傳》：建武二年，光武遣大司空王梁與大司馬吳漢俱擊檀鄉，「有詔軍事一屬大司馬，而梁輒發野王兵，帝以其不奉詔敕，令止在所縣，而梁復以便宜進軍。」光武以梁「前後違命」，派尚書持節往軍中斬梁，但最終又將其赦免。儘管功臣並非都像王梁那樣肆意妄為，然而他們無疑要比文吏難於控制。范曄論光武「退功臣、進文吏」事，著眼於他從武功到文治的轉變，固然不錯，但其中還有另外一層背景：即光武為了確立他在東漢政治體系中的絕對權威，需要對功臣有效地加以制約，用文吏為施政的爪牙。本文第三節將就此問題作詳細論述。

但是，功臣們畢竟已在政治上尤其是在軍事上取得舉足輕重的地位，光武開始只能通過南北功臣相互制衡以達到強化皇權的目的。

光武轉戰河北時，手下功臣大致有南北的分野。「南人」即從南陽、穎川追隨光武進入河北，充當其大司馬、破虜大將軍府早期僚佐的人物。「南人」見於記載者有鄧禹等十餘人，除朱浮為沛人，陳副原籍不明外，其餘均出自南陽、穎川二郡。袁宏《後漢紀》卷二謂光武剛到河北時，「官屬腹心皆南方人」，不為無據。這些「南人」地域觀念十分強烈，《後漢書》卷一九《耿傳》：王郎發難，耿投奔光武，建議北征漁陽、上谷兵騎以擊王郎，「光武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此謂「光武官屬腹心」，即指鄧禹一班「南人」，他們身在異鄉，總是懷念桑梓。

「北人」則泛指光武抵達河北前已活躍於該地，後又相繼投入光武幕府的人物。「北人」以河北土著居多，其中王梁等6人，《後漢書》有傳。另如耿況、彭寵、景丹、吳漢、耿諸人，籍貫雖不在河北，但由於長期滯留此地，大多已供職郡縣，鄉土意識逐漸淡漠，在政治上與河北人士趨於認同。馮翊櫟陽人景丹，王莽時拜朔調（即上谷）連率副貳，降於更始後復為上谷長史，及附光武，光武遂稱之為「北州大將」，其原因就在於此。

如所周知，光武「誅王郎、銅馬於河北」，奠定其建國的基礎。而北人特別是上谷、漁陽諸將，在平定河北的大小戰役中尤為光武所倚重，軍功也比南人更顯著，所以他們在建武元年的權力分配中佔有突出的優勢。萬斯同所列三公、諸大將軍，為當時最高官階，其中北人5名，南人僅3名；而且，大司馬位居三公之首，群臣所推薦的大司馬人選又都是北人。值得注意的是，光武特別提及景丹「北州大將」的身份，似乎僅憑這一點，理所當然應該入選。景丹作為上谷長史，在往援光武的同郡僚佐中位次最高，故獲「大將」之名。此事又反映了一種輿論，即北州諸將在選官時是普遍要優先的。

光武放棄初衷，改任吳漢為大司馬，是被迫向群臣論功授官的要求作出讓步。但《北堂書鈔》卷五二引應劭《漢官儀》，錄明帝甲辰策書云：「高密侯鄧禹，元功之首。」鄧禹以「元功之首」任大司徒，位次反在大司馬吳漢之下。《三國誌》卷五六《呂范傳》注引《江表傳》載：孫權謂光武受更始使，撫河北，「未有帝王之志也。」鄧禹勸之以復漢業，「是禹開初議之端矣。」可知鄧禹稱「無功之首」，功在定策，不在軍功。另據高似孫《史略》引《東觀漢記》曰：「天下既定，將帥論功，吳公（即吳漢）為大。」建武時期群臣中軍功最盛者，當屬北人吳漢。鄧禹初封侯，胡三省曰：「蓋以禹功比蕭何，故封之。」是有道理的。然鄧禹、吳漢終依軍功高下排定位次，又與蕭何軍功低於曹參而位次列在第一的故事迥然不同。

建武初，北人權勢凌駕南人，光武的基本對策就是借助南人鉗制北人。如上所述，北人軍功超過了南人，但光武選擇的第一位三公卻是南人。《後漢書》卷一六《鄧禹傳》所載光武遙授鄧禹大司徒之策，其中隻字未提河北戰事，證明鄧氏在河北的軍功微不足道。事實上鄧禹於河北平後始拜前將軍，位在北人吳漢、耿諸大將軍之下。光武即位5天之後，建武元年六月甲子，鄧禹破更始將王匡於安邑；僅過了7天，七月辛未，光武便匆匆以「平定山西」之功，發表鄧禹為大司徒。

鄧禹就任後，其他功臣才陸續得到安置。雖然光武迫於壓力，容忍眾多北人佔據軍政要職，但南人中仍有鄧禹、朱祜、杜茂等數人，躋身東漢最高統治層。光武扶持親信的南人以便盡快駕馭新政權，其意圖顯而易見。

光武力求維持南北功臣權力的平衡，這種意圖在其分封活動中亦有所體現。《太平御覽》卷二○○引《東觀漢記》云：「光武功臣鄧禹等二十八人皆為侯，封余功臣一百八十九人。」又《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十三年（37年）四月條：「大饗將士，班勞策勳，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建武年間大規模的分封，載入史籍的僅有建武二年正月、十三年四月兩次，上引《東觀漢記》所錄應是建武二年的那一次，故受封人數大大少於建武十三年。

「光武功臣鄧禹等二十八人」被史臣特意提示，可見其地位高於「余功臣一百八十九人」，他們疑即諸史所謂「建武元功」。這28人是否即為明帝圖畫於南宮雲台的28位「前世功臣」，尚難確認。不過，「雲台二十八將」皆從光武征戰河北，也都是東漢開國元勳，況且，「雲台二十八將」同樣以鄧禹為首，數量又與「光武功臣鄧禹等二十八人」相等，這些皆非巧合。二者可能就是一回事，至少「雲台二十八將」中的多數人，已在「鄧禹等二十八人」之內。「雲台二十八將」中有南人16名，北人12名，雙方大體上平分秋色。建武二年分封時的形勢，可信是與此近似的。

南人憑恃皇權與北人抗衡，皇權則利用南人遏止北人權力的膨脹，由此構成建武前期政治的一大特色。

光武大力提攜南人，在當時人們議論中也有體現。如《後漢書》卷三一《郭伋傳》：建武十一年（35年），郭調任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光武引見，「因言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史雲光武「納之」，表明所謂「選補眾職」「專用南陽人」，已是人所共見的事實。郭西漢末任漁陽都尉，王莽時又拜上谷大尹，與北州人士有著特殊的淵源關係。光武在漁陽郡將彭寵叛亂平後，立即將郭轉為漁陽太守，大約是想借助郭在當地的聲望以安定局面。因此，郭批評光武用人，也有可能代表了一些北人的看法。

光武此後的做法的確有所更張，《後漢書》卷一六《寇恂傳》敘其建武十二年（36年）死前之事曰：「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寇恂最終卒於執金吾任上，光武並未順從「時人」的意願，選寇氏為相。比照前引建武元年光武更換大司馬一事，可以看出光武與功臣間地位的消長變化。又據《後漢書》卷一七《賈復傳》載：建武十三年，賈復罷左將軍官，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朱祜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賈復為南人，力薦賈復的朱祜也是南人。寇恂系北人，推舉寇恂的「時人」是否亦為北人，尚不清楚。至少我們知道南北兩大功臣集團，一直在設法維護自身的利益。然而，光武將北人寇恂、南人賈復統統排斥於三公之外，又是借南北功臣權力的制衡，為其他新興的政治勢力，進而也為君主專制的發展開闢了道路。

光武在建武中後期相繼解除功臣的兵權，是其處理功臣問題的另一項重大舉措，史家已多有論列。此事的開端在建武十三年四月，《後漢書·光武帝紀》該月條：「罷左右將軍官，建威大將軍耿罷。」按左右將軍分別為賈復和鄧禹，同書《賈復傳》揭示了這次罷官事件的內幕：「（賈）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眾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官。」「功臣擁眾京師」，是東漢初年的普遍現象，光武頗為憂慮。《續漢書·百官志一》「將軍」條云：「世祖中興，吳漢以大將軍為大司馬。景丹為驃騎大將軍，位在公下。及前、後、左、右雜號將軍眾多，皆主征伐，事訖皆罷」。現有史料足以證明，建武十三年以前東漢功臣拜將軍官者，並非「事訖皆罷」。功臣帶將軍名號，就有權領兵，故光武解決「功臣擁眾京師」之隱患的關鍵，就在於能否削奪功臣的軍職。

其時中都官中地位最高的武官是建威大將軍、北州大功臣耿，但光武並不是從耿開刀。南人賈復、鄧禹揣度人主心思，率先「剽甲兵」。光武「深然之」，遂罷其左、右將軍官。儘管我們無從斷定光武同賈復、鄧禹是否密謀在先，然而賈、鄧二人的免官，無疑給包括耿在內的其他功臣造成巨大壓力。耿明於「時之度數」，范書本傳說他不久便「上大將軍印綬」，拱手交出了兵權。這實際上是耿為形勢所迫採取的不得已之舉。此事清楚地表明：南北功臣間彼此制約，真正獲利的是光武本人。

二、「新臣」與「舊臣」的興替

《後漢書》卷二三《竇融傳》：隴、蜀既定，光武命竇融與河西五郡太守奏事東都，「融到，詣洛陽城門，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數月，拜為冀州牧，十餘日，又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

竇融進京在建武十二年，當時東漢朝臣有新舊之別，史載甚明，這裡需要討論的是「新臣」與「舊臣」如何界定。前引《竇融傳》中一段話，即「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云云，使人易於產生誤解：彷彿「舊臣」就是「功臣」，而「新臣」則不是「功臣」。但同樣據《竇融傳》載：建武八年（32年），融率河西諸郡兵，配合漢軍共擊隗囂，及「囂眾大潰，城邑皆降，帝高融功，下詔以安豐、陽泉、蓼、安風四縣封融安豐侯」。由此可見，卑恭以「新臣」自居的竇融，其實正是一位功臣。

「新臣」、「舊臣」的劃分是相對的，二者的界限在於其依附光武特別是入朝的先後，而不在於是否已取得軍功。具體說來，竇融等河西功臣在隴右平後始奉詔進京，他們此前既未參與光武經營河北的活動，也未投入光武征伐關東及關中的戰爭，其經歷與上面提到的「南人」、「北人」頗為不同。兩漢之際，河西長期和中原隔絕，由竇融主持的地方政權實際上處於割據狀態。竇融等人雖然久奉東漢正朔，接受光武封拜，但他們在朝廷中尚無一席之地，所以同建武元功鄧禹、吳漢等大批「舊臣」相比，就只能算是「新進」了。

耐人尋味的，是光武對待竇融一班新人的態度。如果說竇融獲光武召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還只是一項虛譽，到他拜冀州牧、遷大司空時，就已擁有實實在在的權勢了，故連他本人也感受到「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的顯赫。如果進一步聯繫建武十三年前後光武選相，於「（南、北）功臣並不用」的事例，便會發現對竇融的任命是非同尋常的。

光武優寵「新臣」的又一個顯著跡象，是新臣多與皇室結親。《竇融傳》：「融長子穆，尚內黃公主……穆子勳，尚東海恭王強女陽公主，（融弟）友子固，亦尚光武女涅陽公主」。《後漢書》卷三四《梁統傳附子松傳》：「松字伯孫，少為郎，尚光武女舞，再遷虎賁中郎將。」按梁統本傳云：「（建武）十二年，統與（竇）融等俱詣京師，以列侯奉朝請，更封高山侯，拜太中大夫，除四子為郎。」梁統以武威太守隨竇融進京，也是一位「新臣」。統子松尚主，當是竇融、梁統等人在洛陽定居後的事。據《後漢書》卷一○《皇后紀》載：光武共五女，長女舞陰長公主，嫁給梁松；次女涅陽公主，嫁給竇固；另外三女分別嫁給韓光、郭璜及陰豐。韓光家族背景待考，郭璜、陰豐則出自光武後族。竇、梁二氏得與椒房之家比肩聯姻皇室，在當時又是其他功臣可望而不可及的。

「舊臣」逐漸喪失軍權後，「新臣」仍被光武委以軍事重任。《竇融傳》：建武二十三年（47年），竇融代陰興行衛尉事，融弟友為城門校尉，「兄弟並典禁兵」。光武建國後，長期由功臣任禁衛官職，直到建武十九年（43年），明帝被立為皇太子，始以陰皇后異母兄（明帝舅）陰識守執金吾。《後漢書》卷三二《陰識傳》：「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委以禁兵」；同年，識弟興拜衛尉，「典領禁兵」，從此開啟東漢以外戚執掌禁旅之端。竇融步陰識後塵，也是「兄弟並典禁兵」，證明光武對竇氏比其他功臣更為信賴。

另一位「新臣」馬援，原系隗囂部將，後歸光武，從平隴右立有大功。建武中後期，馬援是光武最為倚重的大將，「每有所謀，未嘗不用」。他「北出塞漠，南度江海」，屢建功勳。建武二十四年（48年），他62歲時，仍獲准遠征五溪，「觸冒害氣，僵死軍事」。這在建武功臣中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

建武、永平之際，竇、梁諸家權勢炙手可熱，已有凌駕舊臣之勢。《竇融傳》曰：「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與並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數，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為比。」《梁松傳》云：松以尚主，再遷虎賁中郎將，「與諸儒修明堂、辟雍、郊祀、封禪禮儀，常與議論，寵幸莫比。」以至馬援諸子要對馬援說：「梁伯孫（梁松字伯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憚之」。及光武崩，梁松「受遺詔輔政」，地位更是盛極一時。

新臣異軍突起，不免引起舊臣反感。《馬援傳》：建武二十五年（49年）春，馬援所率4萬漢軍在壺頭遭五溪阻擊，士卒多疫死。其時，馬援裨將耿舒與其兄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眾怫郁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得此書即奏之，光武遂使梁松乘驛責問馬援，而援竟染疾身亡。

馬援一向以晚輩看待梁松，故其死後仍為梁松所陷，此是新臣間門戶、長幼之爭，與本題無關。耿舒對馬援的進軍路線持有異議，而兩條路線本來各有利弊，光武也難於決斷，未必就是馬援用兵的失誤。

不過，耿氏兄弟俱為舊臣中重要人物，耿更是北州名將、建武元功。《後漢書·耿傳》後論曰：「然自克拔全齊（指建武七年滅張步之役），而無復尺寸功。夫豈不懷？（李賢註：言豈不思重立大功乎？）將時之度數，不足以相容乎？」范曄所謂「時之度數」，其意不明，我懷疑暗指光武一朝抑制舊臣的趨勢。儘管從史籍中看不出耿有任何激烈的反應，但是只要他確「思重立大功」，便不會面對新臣如馬援輩軍事上一再得到重用，而他本人卻數年「無復尺寸功」的窘境無動於衷。「伏波類西域賈胡」，是相當鄙夷的語氣，流露出耿舒對馬援等「新臣」所存的偏見。耿參與對馬援發難，耿氏兄弟，可能還有其他舊臣，在此問題上顯示了一致的立場，他們實際上將矛頭指向光武的用人方針。

那麼，光武何以非要「捨舊臣而任新進」呢？我認為，光武此舉依然是出於制御功臣、伸張皇權的目的。

如前所析，作為「舊臣」骨幹的南北功臣，在建武前期形成龐大的政治勢力，光武的專制地位不斷受到其衝擊。南北兩大功臣集團內部又有著盤根錯節的關係，他們暗通聲氣，彼此呼應，往往難於動搖。相反，「新臣」在東漢朝廷中勢孤力單，缺乏黨援，唯有攀附皇權才能立足。光武極力拉攏新臣，並藉以壓抑舊臣，恐怕是他在當時形勢下的唯一選擇。《後漢書·竇融傳》說他「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雙方是為各自的利益加快結合，如果僅強調君臣之際意氣相投的一面，就會背離問題的本質。

《後漢書》卷二《明帝紀》注引《東觀漢記》曰：「光武閔傷前代權臣太盛，外戚與政，上濁明主，下危臣子，後族陰、郭之家不過九卿，親屬榮位不能及許、史、王氏之半耳。」按照《東觀漢記》的看法，光武是接受前朝教訓，面對外戚干政嚴設防範。陰、郭之家固然是外戚，而竇、梁之家同樣也是外戚。竇融位至三公，「在功臣之右」；梁松「貴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憚之」，均已見諸史籍。

「前代權臣太盛，外戚與政」，醞成王氏篡權的惡劣後果，此事對於在新莽廢墟上建國的光武帝來說，無疑是殷鑒不遠。然而，他最終還是賦予外戚極大的權勢，未能真正脫離西漢的窠臼。《後漢書》卷三二《陰識附弟興傳》載建武二十年（44年）夏，「帝風眩疾甚，後以興領侍中（按興本官為衛尉），受顧命於雲台廣室。會疾瘳，召見興，欲以代吳漢為大司馬。」儘管此議終因陰興固讓作罷，但由陰氏出任三公中最為顯赫的大司馬一職，已在光武考慮甚至實際安排之中。這表明所謂「後族陰、郭之家不過九卿」的結果，實非光武本意，《東觀漢記》之說並不確切。

我想，出現上述局面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光武從前代繼承的政治體制中，官吏權力相互約束的機制尚不完備，光武必須反覆尋找新臣以牽制舊臣。而外戚由於與皇室關係特殊，容易得到信任，如果他們同時也具有從政能力，就無可避免地成為光武優選的對象。

東觀史臣議論東漢外戚問題，拘泥於「後族陰、郭之家」，而對竇融、梁松之輩避而不談，甚至忽略了光武曾準備以陰興代吳漢為大司馬的重要事實。縱觀東漢時代的歷史，竇、梁、馬諸家得以發展成強大的外戚勢力，影響政局達百年之久，其根源就在建武年間光武扶植新臣之舉。

三、文官與武官的進退

《後漢書·光武帝紀》論東漢初年「退功臣而進文吏」之事，將「功臣」與「文吏」並舉，是以有無軍功作為二者區分的唯一標準，可知此外所謂「文吏」，應包含文法之吏和儒學之士兩部分人。這與將「文吏」與儒生相對而言的場合，意義有所不同。

征諸史籍，建武年間獲光武重用的文吏，確實普遍具備儒學的背景，如太傅卓茂、大司徒（後改司徒）伏湛、侯霸、歐陽歙、蔡茂、大司空（後改司空）杜林、太常桓榮、光祿勳伏黯、劉昆、席廣、大鴻臚窪丹、大司農高詡、少府丁恭、司隸校尉鮑永諸人，西漢之際或「通經名家」，或「避世教授」，多為儒者所宗。

然而光武一朝功臣也頗具儒者氣象。趙翼《廿二史札記》卷四有「東漢功臣多近儒」一條，引述鄧禹、寇恂、馮異、賈復、耿況、耿、祭遵、李忠、朱祜、郭涼、竇融、王霸、耿純、劉隆、景丹等十餘位功臣事跡，證實「光武諸功臣大半多習儒術」。這是史家所熟知的。據此可知，建武時期在朝的「文吏」與下野的「功臣」，學術素養本來是相近的，雖說後者一般不如前者在經學方面那樣久負盛名。

《後漢書》卷二六《伏湛傳》稱：光武選用「文吏」時，對於「名儒舊臣」尤為青睞。也就是說，光武不但關心候選者在學界的聲望，而且注重其參政的經歷。本節上面提到的卓茂、伏湛、侯霸、歐陽歙、蔡茂、杜林、鮑永，及未提到的大司空宋弘、張純、光祿勳張湛、尚書令郭、申屠剛，於西漢末和新莽時或拜九卿，或任郡太守、縣令長，或應闢為郡縣掾史，均已得到了「舊臣」的資格。

我們再來看看建武功臣在同一時期的仕履，《後漢書》等史籍記載：邳彤為和成卒正（王莽分巨鹿為和成，卒正職如太守），耿況為朔調連率（莽改上谷為朔調，太守為連率），馬援為新成大尹（莽改漢中為新成，太守為大尹），李忠為新博屬長（莽改信都為新博，都尉為屬長），岑彭守棘陽長，景丹為固德相，遷朔調連率副貳，寇恂、蓋延、陳俊、堅鐔、馮異、王梁為郡吏，賈復、馬成為縣吏，耿純為納言士（莽以尚書為納言，下置士）。可信他們又與卓茂、伏湛之輩，有著類似的行政能力和經驗。

光武中興之初，為使東漢國家機器得以充實、運轉，急需大批儒學之士和文法之吏，這是不言而喻的。問題是光武麾下功臣中本不乏此類人才，他偏偏棄而不用，執意「退功臣而進文吏」，其原因究竟何在呢？

《後漢書》卷二二朱祜等傳後論剖析光武用人之道，頗有深意。范曄這樣說道：「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群心難塞，並列則其敝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暴露出光武與功臣關係中十分微妙的一面。上文所舉王梁「前後違命」，光武卻不得不赦其死罪，即是「違廢舊典」的事例。至於「虧喪恩舊」，又有彭寵之亂為證。

《後漢書》卷一二《彭寵傳》曰：「及王郎死，光武追銅馬，北至薊。寵上謁，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光武即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為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不得志。」彭寵為漁陽太守，光武以其心腹朱浮任幽州牧，「朱浮與寵不相能，浮數譖構之。」袁宏《後漢紀》卷四：光武接到朱浮密奏，「輒漏洩，令寵聞，以脅恐之」。建武二年春，光武「遣使征寵，寵上書願與朱浮俱征。又與吳漢、王梁、蓋延書，自陳無罪，為朱浮所侵。」光武不許，吳漢等「亦不敢報書」。彭寵自疑，「遂發兵反，攻朱浮」。

北州功臣彭寵的叛亂，緣於同「年少驕躁」之朱浮的衝突，但朱浮身後時時有光武的影子。光武支持朱浮加緊對彭寵的監控，最終導致雙方兵戎相見。這一突發事件，正是皇權與功臣之間限制和反限制鬥爭的產物。

彭寵起兵後，朱浮等人根據光武對待彭寵問題的一貫態度，推測他將會親征。而事實上光武僅僅派了鄧隆一支偏師暗中增援，及鄧隆、朱浮兩軍敗後，他索性就放棄漁陽，聽任彭寵割據稱雄。光武處理此事畏首畏尾，似有難言之隱。他可能是擔心一旦實行嚴厲的鎮壓，會引來其他功臣的反感和猜疑。彭寵曾是北州諸將中一位領袖人物，雖說吳漢、王梁、蓋延等北州功臣的態度並不明朗，但他們多半是同情其故主彭寵而敵視朱浮的。

建武功臣中瀰漫著居功自傲的情緒，光武如果「接之不能滿」，他們難免流露對皇權的離心傾向，彭寵之亂正是一個危險的信號。而且隨著時間推移，南北、新舊功臣間的界限也逐漸泯滅，出現了融合的趨勢。這方面最顯著的例子，是舊臣賈復與新臣馬援的聯姻。此事見於洛陽出土的《馬姜墓誌》，馬姜嫁與賈武仲，武仲系賈復第五子，馬姜為馬援女，明帝馬皇后之姊。馬援卒於建武二十五年（49年），馬姜此前當已聘入賈家。賈復、馬援各為舊臣、新臣的代表人物，儘管舊臣耿兄弟對馬援頗有微詞，可是賈武仲、馬姜的婚姻，勢必又密切了兩個功臣之家的關係。現存功臣間通婚的記錄不多，但可以斷定絕非僅此一例。這種日益錯綜複雜的親戚網絡，更增添了光武制御功臣的難度。

總之，可以這樣說，無論功臣具備怎樣的儒學造詣和政治閱歷，遲早都為皇權所不容，遲早要在政治上為文吏讓路。光武與功臣關係中，既有寬容、和諧的一面，又有制約、矛盾的一面。歷代史家往往注意前者而忽略後者，因此難於對建武年間權力結構的演化作出透闢的闡釋。

光武「退功臣而進文吏」，當其稱帝之初就已顯露端倪。據《後漢書·伏湛傳》：「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干任內職，征拜尚書，使典定舊制。時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為司直，行大司徒事。」這是光武一項煞費苦心的安排。如上兩節所述，當時光武在功臣的巨大壓力下，並不能隨心所欲地任免政府高級官員。大司徒一職，光武雖屬意伏湛，卻由於伏湛不是功臣，而仍須由功臣鄧禹掛名。不過伏湛本傳又說：「車駕每出征伐，（湛）常留鎮守，總攝群司」，可見伏湛以司直行大司徒事，實際權力極大。至建武三年（27年）閏二月，鄧禹在回溪慘敗於赤眉後辭官，伏湛接任大司徒，成為文吏階層在東漢崛起的先聲。

自建武三年迄於三十一年（55年），相繼出任大司徒（二十七年改司徒）的共有7人，除韓歆「以征伐有功」外，其餘6人都是文吏。而與大司徒並立為三公、最初也被功臣所據有的大司空一職，建武二年王梁免職後就已改授文吏宋弘。至於同一時期的九卿之中，文吏更是佔了絕大多數，其中見於記載者，就有伏黯等17人。

光武大量擢任文吏，當時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令人困惑的是，功臣們對此似乎毫無反應，至少諸史中均未發現他們抵制重用文吏的跡象。這與建武元年功臣群起反對光武以孫鹹行大司馬一事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上文引述的《後漢書》朱祜等傳末有關東漢初年吏治的一番評論，以「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數語，概括光武時處置功臣的方略，這也為我們提供了一條解釋上述疑點的線索。使「元功」（功臣）」與「吏職（文吏）」分流，的確是光武在政治上的重大決策，不過，光武此舉得以奏效，又是和其時文官、武官分途的制度緊密相關的。

文武分途始於何時，迄今難於斷言。《尉繚子·原官》：「官分文武，唯王之二術也」，可能反映了戰國時期的實際狀況，也是現存最早的記錄。在秦代官制以及大體承襲秦制的西漢官制中，可由中央、地方各級官吏有明確規定的職掌，判別其為文官或武官。故近來又有學者將秦漢官僚體制，劃分為文武兩個系統。

西漢文官、武官分途與否，儘管史家眾說紛紜，但至少從當時的朝儀看，文官、武官是有所區別的。《史記》卷九九《叔孫通傳》：通為高祖建朝歲之禮，「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向；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向」。這是司馬遷的記載。「西向」的「丞相以下」諸官若為「文官」，則「東向」的「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應是「武官」。

文官、武官的區別，東漢時依然存在。《續漢書·祭祀志中》：永平中，采元始故事，兆五郊於洛陽四方。立春祭青帝，「因賜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縑各有差。」《太平御覽》卷二○節錄此條，注引《漢官名秩》曰：「賜司徒、司空帛三十匹，九卿十五匹。」又《續漢書·禮儀志中》注引《漢官名秩》曰：「賜太尉、將軍各六十匹，執金吾、諸校尉各三十匹，武官倍於文官。」《御覽》及《續漢志》分別引述的兩條《漢官名秩》，記敘的則為同一件事，即立秋斬牲之禮。按照應劭的說法，司徒、司空、九卿屬於「文官」，太尉、將軍、執金吾及諸校尉屬於「武官」。其中列於文官之首的司徒，正是由西漢初列於文官之首的丞相所改，可見兩漢文官、武官的劃定實有相承之處。

但建武初年官制又有一個特點，即其文武官的界限往往不甚清晰。例如大司徒、大司空均系文官，然而鄧禹在擔任大司徒的近3年間，始終在關西前線主持軍事；王梁則在建武二年，以大司空身份與吳漢等共擊檀鄉。又如邳彤在光武定都洛陽後所任太常、少府，也是文官，可本傳卻說他「常從征伐」。進一步分析又會發現，上述3人鄧禹、王梁、邳彤都是功臣。因為東漢建國時仍處於戰爭狀態，而且功臣勢力相當強大，所以光武在軍事上只能繼續依靠以武力見長的功臣，同時也只能聽任功臣壟斷包括公卿在內的高級文武官職。於是就如我們所見：多數功臣擔任了從大司馬、大將軍、將軍、執金吾，到偏將軍、都尉的各類武官，少數功臣則掛名為文職而實掌武事。

東漢統一戰爭過程中，功臣在軍隊中的作用，是文吏所難於替代的，功臣因此就可以穩固地把持軍職。鑒於這樣一種形勢，光武為了有效地行使權力，當時所採用的辦法，是把文吏、功臣分別納入文官、武官兩套體系，首先實現對文吏所擔負的文官系統的絕對控制。自大司空王梁、大司徒鄧禹相繼免官起，公卿中的文官職務紛紛落入文吏之手。以至於數年之後朝野間輿論也相應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據《後漢書》卷三六《鄭興傳》：建武七年三月，鄭興因日食上疏云：「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鹹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郭經歷已見上述，可知其不在功臣之列。鄭興及「公卿大夫」們也正是將郭視為文吏，而推舉他做大司空的。回顧光武稱帝之初，選官以軍功為本位。功臣王梁任大司空，並未遇到任何阻力。但到此時，「朝廷欲用功臣」，已經成了引起廣泛非議的反常之舉。鄭興敢於公開提出「功臣用則人位謬」的觀點，因為這是世人普遍認可的原則。

另一方面，功臣任職雖限定為武官，他們在社會上的尊顯地位卻未見動搖。大司空王梁、大司徒鄧禹免官後不久即被重新起用：王梁任中郎將，行執金吾事，建武三年遷前將軍，鄧禹同年拜右將軍。他們儘管未能恢復原職，但新任軍職的位次仍然不低。而原已出任武官的功臣，如大司馬吳漢、驃騎大將軍景丹、建威大將軍耿、虎牙大將軍蓋延、建義大將軍朱祜、大將軍杜茂，職位均無變動；執金吾賈復改任左將軍，亦屬平遷；強弩將軍陳俊加大將軍，行大將軍事岑彭拜征南大將軍，雜號將軍馮異遷征西大將軍，偏將軍祭遵遷征虜將軍，護軍都尉馬成遷揚武將軍，騎都尉臧宮、王霸、劉隆、馬武遷輔威、討虜、誅虜、捕虜諸色將軍，則皆在晉陞之列。

更重要的是，東漢初期封爵主要以軍功為依據。建武二年的一次分封，「封功臣皆為列侯」，事見上引《後漢書·光武帝紀》。此後，功臣們長期擔任武職，仍在不斷積累軍功，並且憑借軍功保留其爵邑。雖有個別功臣以過失遭貶，但就整體而言，功臣的社會地位無疑是高於文吏的。光武使文吏功臣分流、文官武官分途的變革，最終能夠順利推進，這也許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建武年間文官、武官分途，而武官地位一度高居文官之上，於當時朝儀中亦有所體現。上引《史記·叔孫通傳》：高帝的歲首大朝，武官東向，文官西向。漢代尚右，東向為尊，說詳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二三「尚右」，及卷三五「進見東向」條。東漢朝會時百官如何排列，未見文獻記載，然據《後漢書·鄧禹傳》云：「顯宗即位，以禹光帝元功，拜為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按明帝特意用「進見東向」以示對鄧禹的「尊寵」，說明按照慣例太傅進見時並非東向。進而對比西漢初年朝歲「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向」之舊儀，我懷疑光武時朝班次序乃是倣傚前代：太傅為首的中央文官（太傅缺省時則以司徒為首），依舊「陳東方，西向」。也即是說，以功臣為主體的武官序列，朝會時處在比文官更為尊貴的位置。

建武十二年（36年），東漢帝國實現了大一統，功臣與文吏在政權結構中的原有地位也隨之發生變動。兩漢之際連綿不絕的大規模戰爭結束後，功臣們喪失了賴以發揮其關鍵作用的軍事舞台。光武因勢利導，「退功臣而進文吏」。他的第一個步驟就是通過改革將軍制度，剝奪多數功臣的武官身份。一般說，建武前期功臣拜將軍者，不論其是否真正參與軍事活動，均可長期帶職領兵，如《賈復傳》所謂「擁眾京師」。建武十三年賈復、鄧禹及耿免去將軍官後，陸續又有許多功臣被削除軍職。《續漢書·百官志》「將軍」條稱「事訖皆罷」，嚴格地講，應是建武後期施行的一項新制。

功臣罷官後，多以列侯奉朝請，或加位特進。儘管他們社會地位仍然很高，但是參預國政的機會卻是微乎其微了。《後漢書·賈復傳》載建武後期事云：「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除高密侯鄧禹、固始侯李通及膠東侯賈復外，其他眾多功臣的議政權業已不復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吳漢。如前所述，北人吳漢是建武朝頭號功臣，他所擔任的大司馬一職又是當時最高武職。與耿諸將不同，吳漢在全國統一後並未被免官，直到建武二十年（44年）死於大司馬任上。但據《藝文類聚》卷四七後漢杜篤《大司馬吳漢誄》云：「勳業既崇，持盈守虛，功成即退，挹而損諸」。祝總斌先生謂其中「功成即退」一句確有所指，認為吳漢最晚在建武十八年（42年）已經隱退。由此可見，即使像吳漢這樣功勳卓著的人物，也不免要被排擠出東漢權力中樞。至於其他少數繼續充任武職的功臣，更是無由介入國家軍政大事了。如《北堂書鈔》卷五四注引《漢官儀》曰：「執金吾……中興以來，但專徼循，不預國政。」武官專掌兵事而「不預國政」，其政治地位的下降是顯見的。

綜合上述，建武十三年以後，光武「退功臣而進文吏」，主要表現為退武官而進文官。到建武末大司馬更名太尉，並改由文吏擔任，光武已將建國時以功臣為核心的武官體制，改造為以文吏為核心的文官體制。以此為標誌，東漢實現了武功到文治的歷史轉折。而光武所確立的一套官制，又為他的後繼者們提供了值得借鑒的模式。

這裡附帶要說明：東漢「事歸台閣」，亦由光武開其先河。據《後漢書》伏湛、侯霸、馮勤等傳記載，建武一朝得到光武重用的文吏，多有「干任內職」的經歷。如伏湛諸人或任尚書，或為令僕，最終皆登宰相之位。東漢早期尚書制度發展的主要背景，在於光武「退功臣而進文吏」，其實質則是專制皇權的逐步強化。

新莽、東漢易代紛爭，主要戰場在洛陽、長安一帶。光武以偏師徇河北，平王郎、銅馬，收漁人利而得天下。光武統治集團主要是河北用兵時形成的，功臣們建國後仍隨光武四出征伐，他們普遍維持與光武的傳統親密關係，光武也易於掌握他們。唯其如此，光武在建武年間得以從容協調其內部關係，而無須採用強力手段處理權力分配的矛盾。光武與功臣間的劇烈衝突，並不多見。但是，功臣地位的強大，權力的膨脹，終歸有礙於皇權的擴展，光武又不能無視此點，於是就出現後世史家所概括的「退功臣而進文吏」。這不止是光武的用人策略，而且是他重建皇權政治格局的必要措施。

本文的論證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1.光武建國之初，北方功臣的勢力鼎盛一時，因此光武往往要扶持南方功臣，以造成對北方功臣的制衡。

2.隴右平定，一批新的功臣湧入中央，光武籠絡、提拔新人，意在削弱舊臣（包括南方功臣和北方功臣）在政治、軍事方面的優勢地位。

3.建武時期文官與武官分途，實際上又是文吏與功臣分流。光武建立兩套並行的官僚系統，從根本上改變了功臣主宰政權、左右政局的形勢。

4.在文武分途的前提下，光武進而改革將軍制度，以配合人事調整。功臣在全國統一後陸續脫離武官序列，又喪失了領兵權。

光武最終以和平的方式，妥善解決了功臣權重的隱患，這是他比歷代帝王高明之處。建武功臣在完成其歷史使命之後，光榮退出政治舞台。杜篤謂「功成即退，挹而損諸」，又可以說是功臣們共同的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