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據說秋瑾還叫貴福「寄父」、「義父」。再問，她一口咬定：「義父乃我同黨。」貴福不敢再問下去了。他之所以決心要殺秋瑾，因為他們有交往，擔心秋瑾連累自己。

　　1907年7月15日，三十二歲的女子秋瑾在浙江紹興軒亭口被殺頭。驀然回首，已經整整一百年了。

　　西子湖邊，孤山腳下，秋瑾潔白的雕塑，而今已成為中國版的自由女神像。她成了中國的聖女貞德，不光是女性的驕傲，也是整個中華民族的驕傲。這位自號鑒湖女俠的奇女子，喜歡穿男裝，在紹興故居和暢堂，當年的臥室床頭上還擺放著她的男裝照片。她的臥室裡聞不到什麼脂粉氣，臥室後面還有秘室，一百年前就是藏秘密文件的。西邊的客廳也很隱蔽，王金髮等革命同志都曾到過這裡參加秘密會議。門前院子裡柚子樹早已長成大樹，現在還會結果子。

　　秋瑾好劍術，能喝酒，善騎馬，豪邁不拘小節，認識她的魯迅說她性格爽朗。她在日本留學時常常穿著學生裝，騎馬在街上跑。她還喜歡穿和服，買了一把鋒利的倭刀，隨身帶著。那張永垂青史的照片上，她手裡拿的就是那把刀。她是一位詩人，十一歲就能寫詩，在她短短的一生中留下不少傳世詩篇，其中有「拼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這樣豪邁的詩句，不像我們通常讀到的女性詩，而有著大江東去之風。

秋瑾雕塑

　　她在日本留學期間，組織過婦女「共愛會」、「十人團」，參加過橫濱三點會等革命團體，辦過《白話報》半月刊。她還是個天生的演說家，每次集會，她總要上去演講。她的演說生動精闢，有打動人心的力量，聽眾常常被感動得流淚。1905年，她先後參加光復會、同盟會，被推為同盟會的浙江主盟人。回國之後，她在上海辦過第一份以婦女為對像、宣傳女權和革命的《中國女報》。

　　1907年，徐錫麟前往安徽，請她主持紹興大通學堂。這是徐錫麟在1905年創辦的師範學堂，是光復會的一個中樞機構。秋瑾在紹興積極聯絡軍界、學界、會黨，將嵊縣、金華、麗水等地的龍華會、平陽黨等會黨力量編成光復軍，準備起義。她與徐錫麟還有廣東惠州的鄧存瑜約定同時起事，親自起草了《普告同胞檄稿》、《光復軍起義檄稿》等文件。起義日期先是定在1907年6月，後來一再改動，定為7月19日。不料，等不到這一天，7月6日，徐錫麟刺死了安徽巡撫恩銘，他和兩個主要助手馬宗漢、陳伯平都遭殺害，安慶起義迅速失敗。

　　消息傳來，秋瑾在大通學堂的辦公室裡哭了。不過她沒有想到逃走，她覺得自己沒暴露。朝廷沒證據，何況她是個女子。她和知縣、知府都有交情，不至於有大危險。清廷方面確實不知道秋瑾和安慶起義的關係，但秋瑾也不知道大通學堂已經暴露。那是金華武義的一個下屬無意中洩露機密，名冊被查，牽連到大通學堂。

　　1907年7月13日，當清兵進紹興時，學生勸秋瑾暫時避一下，她沒有回答，實際上當時她已決心一死。她疏散了最後一批同志，程毅等師生不願意走，堅持與她共進退。這時大通學堂被包圍了，清兵開槍，有兩個學生中彈犧牲。在搜查整個學堂時，沒有發現任何證據。

　　翰林出身的知府滿人貴福會同山陰、會稽兩個縣令連夜會審(紹興市那時分山陰、會稽兩縣)。地點在紹興府署，貴福和兩個知縣李瑞年、李鍾岳三堂會審。

　　問什麼她都不回答。問她有哪些朋友，她回答：你也經常到大通，並贈我一副對聯，同在大通學堂拍過照相。貴福對她的才學很佩眼，因為秋瑾號競雄，曾送她對聯：「競爭世界，雄冠地球」。據說秋瑾還叫他「寄父」、「義父」。再問，她一口咬定：「義父乃我同黨。」貴福不敢再問下去了。他之所以決心要殺秋瑾，因為他們有交往，擔心秋瑾連累自己。

　　貴福將她交給山陰縣令李鍾岳來審，交代他用嚴刑，務必得到確證。李鍾岳是山東人，耕讀傳家，進士出身，先後在浙江江山、山陰做縣令，深得民心。軍隊荷槍實彈包圍大通學堂之時，他在現場向士兵大呼「本縣在此，大家放心，無庸開槍」，要他們「但加逮捕，弗許傷害」。

　　紹興不大，李和留學歸來的秋瑾也早已認識，對秋瑾的學問文章很讚賞，曾經拿著秋瑾寫的詩對幾個兒子說：「以一女子而能詩，勝汝輩多矣!」

　　李的第五個兒子當時十二歲，記得秋瑾被捕時，蓄髮辮，穿玄色湖縐長袍，上面還有血污，面色微紅，鼻高端尖，雙目奕奕有光，神色自若。

　　第二天，細雨濛濛，李鍾岳在縣署花廳提審秋瑾，不但不肯刑訊逼供，還讓她坐在椅子上，問秋瑾：你是否是革命黨?她回答：是。問她為什麼革命?她說我所主張的只是男女革命、家庭革命，並沒有觸犯法網，不知道為什麼要抓我?

　　李默然無語，只是讓秋瑾用自己問案用的硃筆寫供詞，開始她只寫了一個字，大家猜這是什麼字?就是一個「秋」字，這是她的姓。再叫她寫，她續了六個字，這就是一百年來有名的：「秋風秋雨愁煞人」。

　　李還讚許她書法好，她回答自己沒有臨過帖，字寫得不好，文章是能寫幾篇的。李讓她寫文章，她說毛筆書寫不習慣，給了她鋼筆、墨水和英文練習本。她在一小時中寫了上千字的生平自述，以及這次被捕之冤。

　　生死關頭還這樣輕鬆地對話，如同會客，確實令人驚訝。

　　貴福聽了李鍾岳的審問報告，很不高興：「你待她如上賓，當然不招，為什麼不用刑?」李回答都是讀書人，秋瑾又是個女子，證據不足，怎麼能用刑。貴福說你看著辦吧，端茶送客。(另一種說法，貴福另外要幕僚余某去審秋瑾，用了酷刑，秋瑾只有一句話：「革命黨人不怕死，欲殺便殺。」)

　　貴福密電報杭州，向巡撫請示將秋瑾先行正法，午夜得到「秋瑾即行正法」的回電。凌晨兩點，貴福召見李鍾岳，令他監斬。李說：證供兩無，安能殺人?貴福冷笑，責問他是何居心，拂袖而去。李回到縣衙，貴福不放心，還派兩個心腹跟來監督。凌晨三點，李提審秋瑾，告訴她「殺你非我姓李的本意」，說完淚下，身邊的吏役也都神色黯然。秋瑾毫無畏色，只是提出三件要求：

　　一、不要以首級示眾;

　　二、臨刑不要剝去衣眼;

　　三、與家人訣別。

　　李鍾岳只答應了她的前兩個要求。

　　1907年7月15日(農曆六月初六)凌晨四點，最後的時刻到了，秋瑾被押到紹興古軒亭口。那天，秋瑾穿著白色汗衫，外穿玄色生紗衫褲，腳上是皮鞋，釘了鐵鐐，雙手反綁，一路有兵防護，臨刑時她不作一聲，只是默默地看了看兩邊圍觀的人，俯首就刑，從容鎮定，沒有哭哭啼啼，也沒有嚇得癱倒。「觀者如堵」，就是看殺頭的人很多。十多年後魯迅寫的小說《藥》，裡面的夏瑜就是指秋瑾。

　　貴福令李鍾岳幾次去秋家搜查軍火和其他證據，什麼也沒查出。三天後他就被貴福撤職。離任之際，本地百姓數千人送行。

秋瑾雕塑

　　她在日本留學期間，組織過婦女「共愛會」、「十人團」，參加過橫濱三點會等革命團體，辦過《白話報》半月刊。她還是個天生的演說家，每次集會，她總要上去演講。她的演說生動精闢，有打動人心的力量，聽眾常常被感動得流淚。1905年，她先後參加光復會、同盟會，被推為同盟會的浙江主盟人。回國之後，她在上海辦過第一份以婦女為對像、宣傳女權和革命的《中國女報》。

　　1907年，徐錫麟前往安徽，請她主持紹興大通學堂。這是徐錫麟在1905年創辦的師範學堂，是光復會的一個中樞機構。秋瑾在紹興積極聯絡軍界、學界、會黨，將嵊縣、金華、麗水等地的龍華會、平陽黨等會黨力量編成光復軍，準備起義。她與徐錫麟還有廣東惠州的鄧存瑜約定同時起事，親自起草了《普告同胞檄稿》、《光復軍起義檄稿》等文件。起義日期先是定在1907年6月，後來一再改動，定為7月19日。不料，等不到這一天，7月6日，徐錫麟刺死了安徽巡撫恩銘，他和兩個主要助手馬宗漢、陳伯平都遭殺害，安慶起義迅速失敗。

　　消息傳來，秋瑾在大通學堂的辦公室裡哭了。不過她沒有想到逃走，她覺得自己沒暴露。朝廷沒證據，何況她是個女子。她和知縣、知府都有交情，不至於有大危險。清廷方面確實不知道秋瑾和安慶起義的關係，但秋瑾也不知道大通學堂已經暴露。那是金華武義的一個下屬無意中洩露機密，名冊被查，牽連到大通學堂。

　　1907年7月13日，當清兵進紹興時，學生勸秋瑾暫時避一下，她沒有回答，實際上當時她已決心一死。她疏散了最後一批同志，程毅等師生不願意走，堅持與她共進退。這時大通學堂被包圍了，清兵開槍，有兩個學生中彈犧牲。在搜查整個學堂時，沒有發現任何證據。

　　翰林出身的知府滿人貴福會同山陰、會稽兩個縣令連夜會審(紹興市那時分山陰、會稽兩縣)。地點在紹興府署，貴福和兩個知縣李瑞年、李鍾岳三堂會審。

　　問什麼她都不回答。問她有哪些朋友，她回答：你也經常到大通，並贈我一副對聯，同在大通學堂拍過照相。貴福對她的才學很佩眼，因為秋瑾號競雄，曾送她對聯：「競爭世界，雄冠地球」。據說秋瑾還叫他「寄父」、「義父」。再問，她一口咬定：「義父乃我同黨。」貴福不敢再問下去了。他之所以決心要殺秋瑾，因為他們有交往，擔心秋瑾連累自己。

　　貴福將她交給山陰縣令李鍾岳來審，交代他用嚴刑，務必得到確證。李鍾岳是山東人，耕讀傳家，進士出身，先後在浙江江山、山陰做縣令，深得民心。軍隊荷槍實彈包圍大通學堂之時，他在現場向士兵大呼「本縣在此，大家放心，無庸開槍」，要他們「但加逮捕，弗許傷害」。

　　紹興不大，李和留學歸來的秋瑾也早已認識，對秋瑾的學問文章很讚賞，曾經拿著秋瑾寫的詩對幾個兒子說：「以一女子而能詩，勝汝輩多矣!」

　　李的第五個兒子當時十二歲，記得秋瑾被捕時，蓄髮辮，穿玄色湖縐長袍，上面還有血污，面色微紅，鼻高端尖，雙目奕奕有光，神色自若。

　　第二天，細雨濛濛，李鍾岳在縣署花廳提審秋瑾，不但不肯刑訊逼供，還讓她坐在椅子上，問秋瑾：你是否是革命黨?她回答：是。問她為什麼革命?她說我所主張的只是男女革命、家庭革命，並沒有觸犯法網，不知道為什麼要抓我?

　　李默然無語，只是讓秋瑾用自己問案用的硃筆寫供詞，開始她只寫了一個字，大家猜這是什麼字?就是一個「秋」字，這是她的姓。再叫她寫，她續了六個字，這就是一百年來有名的：「秋風秋雨愁煞人」。

　　李還讚許她書法好，她回答自己沒有臨過帖，字寫得不好，文章是能寫幾篇的。李讓她寫文章，她說毛筆書寫不習慣，給了她鋼筆、墨水和英文練習本。她在一小時中寫了上千字的生平自述，以及這次被捕之冤。

　　生死關頭還這樣輕鬆地對話，如同會客，確實令人驚訝。

　　貴福聽了李鍾岳的審問報告，很不高興：「你待她如上賓，當然不招，為什麼不用刑?」李回答都是讀書人，秋瑾又是個女子，證據不足，怎麼能用刑。貴福說你看著辦吧，端茶送客。(另一種說法，貴福另外要幕僚余某去審秋瑾，用了酷刑，秋瑾只有一句話：「革命黨人不怕死，欲殺便殺。」)

　　貴福密電報杭州，向巡撫請示將秋瑾先行正法，午夜得到「秋瑾即行正法」的回電。凌晨兩點，貴福召見李鍾岳，令他監斬。李說：證供兩無，安能殺人?貴福冷笑，責問他是何居心，拂袖而去。李回到縣衙，貴福不放心，還派兩個心腹跟來監督。凌晨三點，李提審秋瑾，告訴她「殺你非我姓李的本意」，說完淚下，身邊的吏役也都神色黯然。秋瑾毫無畏色，只是提出三件要求：

　　一、不要以首級示眾;

　　二、臨刑不要剝去衣眼;

　　三、與家人訣別。

　　李鍾岳只答應了她的前兩個要求。

　　1907年7月15日(農曆六月初六)凌晨四點，最後的時刻到了，秋瑾被押到紹興古軒亭口。那天，秋瑾穿著白色汗衫，外穿玄色生紗衫褲，腳上是皮鞋，釘了鐵鐐，雙手反綁，一路有兵防護，臨刑時她不作一聲，只是默默地看了看兩邊圍觀的人，俯首就刑，從容鎮定，沒有哭哭啼啼，也沒有嚇得癱倒。「觀者如堵」，就是看殺頭的人很多。十多年後魯迅寫的小說《藥》，裡面的夏瑜就是指秋瑾。

　　貴福令李鍾岳幾次去秋家搜查軍火和其他證據，什麼也沒查出。三天後他就被貴福撤職。離任之際，本地百姓數千人送行。

　　李鍾岳在杭州賦閒，經常獨自注視密藏的秋瑾遺墨「秋風秋雨愁煞人」，默默流淚。最終在10月29日自殺，終年五十三歲，離秋瑾被害還不到一百天。他身後蕭條，幾乎連買棺材收殮的錢都沒有。民國創立後，當年的革命黨人稱讚李為專制時代良吏，將他在秋社附祭。

　　另有一人，是紹興的「府署刑席」，主管司法的官員。我們只知道他姓陳，

　　紹興本地人，不願意辦秋瑾一案，告病辭去。

　　殺秋瑾並無確鑿證據，秋瑾的口供不過是「秋風秋雨愁煞人」七個字，張曾揚、貴福因此飽受輿論的抨擊，在浙江坐立不安。張在殺秋瑾後，上奏朝廷，獲得了朱批「著照所請」四個字的認可。他向朝廷請病假一個月，9月5日上諭將他調任江蘇巡撫，6日見報，立馬遭到當地紳士的反對。他們發電報給都察院，領銜的是江蘇常熟人、《孽海花》的作者曾孟樸，聯名的有三十多人。兩天後，上海《申報》發表了電文。結果，張曾揚沒能到任，他推說自己有病。一個月後上諭又調他任山西巡撫，幾個月就因病免職，據說抑鬱而死。

　　貴福想調往浙江衢州不成，調安徽寧國府知府又被當地拒絕，最後只好改名換姓趙景琪，在清朝垮台前的四年裡，沒有當官。帶兵包圍大通學堂的浙江新軍第一標標統李益智也名聲狼藉，為人所不齒。

　　會稽知縣李瑞年後來被委為蕭山縣知事，當地的沈定一通電反對，指控他是秋瑾案的禍首，他也沒能去成。

　　秋瑾被殺，秋家人都躲在外面，無人收屍。善堂草草將她收殮，隨意葬在府山腳下。兩個月後，她的家人才秘密將棺木移到一處，很久未能入土為安。最後義薄雲天葬她於西湖的人，是安徽桐城人吳芝瑛、浙江石門人徐自華姐妹。

　　吳是秋瑾早年在北京結識的結拜姐姐，出身桐城望族，精於書法，是秋瑾丈夫戶部同僚的夫人、鄰居，比她大八歲。吳氏夫婦都具有維新思想，是啟蒙她的人。秋瑾在吳家讀到許多新書刊，在吳的引導下，參加上層婦女談話會、女子不纏足會，還認識了京師大學堂日本籍教師的夫人，這才去了日本。

　　徐家二姐妹是秋瑾在南潯認識的。徐自華是她任教的潯溪女校校長，兩人身世相近，志趣相同，結成生死之交。徐有個妹妹徐蘊華，兩姐妹在她引導下，秘密參加了光復會與同盟會。秋瑾生前曾對徐自華說過：「如果不幸犧牲，願埋骨西泠。」

　　秋瑾被殺，吳芝瑛、徐自華傷心欲絕，她們決心完成秋瑾生前遺願，將她埋骨在西子湖畔。安排移葬西湖的事，其實在秋瑾遇難四個月後就開始了。當年11月，徐寫信給吳，約她一起聯名登報，發起開會，安葬秋瑾。吳覆信不贊成登報開會。此後，她們相約分工買地、營葬。其間有個自稱在西湖大悲庵出家的尼姑慧珠主動找吳，願捐獻三畝地作為墓地。12月29日，離秋瑾殉難五個半月，天降大雪。徐自華本來約了吳芝瑛，因為吳病得很重，而且懷孕，不能前來，徐自華便一人冒著茫茫風雪渡過錢塘江，和秋瑾家人商議遷葬西湖的事。住了三天，然後一條小船回杭州。

　　結果，她在西湖未能找到慧珠尼姑，大悲庵也沒有找到。徐自華和秋瑾哥哥秋譽章在西湖孤山下西泠橋邊買了一塊地。她興奮地寫信告訴吳，說這個地方和蘇小小、鄭貞娘的埋骨之地鄰近，俠女、美人、節婦三墳鼎立，足以讓西湖千古生色。陳去病則說，這裡有林和靖，有于謙、岳飛，蘇小小之類豈能與秋瑾相提並論。

　　1908年1月25日，秋瑾終於在西湖邊下葬。地是徐自華買的，葬費二百元是吳芝瑛出的。一個月後，在杭州鳳林寺為秋瑾舉行追悼會，有數百人參加(事先，徐自華在上海《時報》刊登呼籲學界公祭秋瑾的公函)。她們當場決定成立「秋社」，徐被推為社長，每年的農曆六月六日為秋瑾成仁紀念日。追悼會上滿人和漢人還有一場辯論。

　　秋瑾墓的墓碑上刻著十個大字：

　　「嗚呼，鑒湖女俠秋瑾之墓」。

　　這就是杭州人當年說的「西泠十字碑」，字為吳芝瑛手書，她因病未能參加葬禮。有些文章說墓碑上寫的是「嗚呼，山陰女子秋瑾之墓」，不對，我看到過當年的照片。

　　沒多久，一個叫常徽的御史巡查到杭州，看到了秋瑾之墓。那塊碑上的十個字震驚、刺激了他的神經，竟然有人在杭州西湖為大逆不道的「女匪」造這樣一個墓，差不多可以和岳飛墓相媲美，以致當地人將「岳王墳」與「秋女墳」並稱。1908年10月他上奏折，要求平秋墓，嚴懲吳、徐兩人，指控她們是秋瑾餘黨。

　　當年12月，秋墓被平毀，靈柩被秋家人運回，墓碑被徐自華妹妹徐蘊華星夜冒險保存下來，珍藏在「秋社」，為此她被巡邏兵打傷。但朝廷擔心引起民間/強烈反彈，只是下令遷墓，沒有毀屍。吳、徐也遭通緝，吳芝瑛得知這個消息，不顧咳血的病體，毅然從上海租界的德國醫院出來，不要洋人和租界的庇護。她寫信給兩江總督端方，說自己因為葬秋瑾獲罪，心本無他，死亦何憾?為了朝廷不牽連徐自華和其他人，她決心一個人承擔全部責任，大義凜然說了這段話：「是非縱有公論，處理則在朝廷，芝瑛不敢逃罪。然芝瑛願以一身當之，勿再牽涉學界一人。」

　　當時繼任的浙江巡撫增韞曾就近向杭州仁和縣令林孝恂打聽。林在石門做了六年縣令，對徐家有好感，他的答覆是：徐自華婦人之仁，物傷其類，徐蘊華是女孩子，少不懂事，盲目附從。這個縣令和前面我們說的李鍾岳，他們身上都有人性，有良知。

　　吳、徐之所以沒有被抓，一是因為社會輿論群起攻之，鬧得沸沸揚揚，上海的商紳大動公憤，連日開會，由江蘇省教育總會出面，江蘇的紳士上書兩江總督，力爭此事;二是張曾揚和貴福前車之鑒，增韞也不能不顧忌中外輿論，當時上海有很多外國報紙，最後不了了之。

　　辛亥革命後，秋瑾遺骨又歸葬西湖。徐自華一生守護先烈的英魂，耿耿忠心數十年，至死不渝。

　　更讓人想不到的還有，秋瑾死後，她當年培養的兩個小女孩成了反清志士，她們是一對姐妹，叫做尹銳志、尹維峻。尹維峻九歲參加光復會，大約是年齡最小的會員。秋瑾在上海的聯絡機關就取名「銳峻學社」。秋瑾犧牲後，她們遭到通緝，被迫亡命上海，學會了造炸彈。上海光復後，尹維峻組織一支援杭敢死隊。十七歲的她左手拿手槍，右手拿炸彈，站在敢死隊的前頭攻打浙江巡撫衙門。就是她活捉了巡撫增韞，對杭州獨立起到決定性的作用。由她任隊長的敢死隊對攻克南京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雨花台就是她的那支敢死隊首先佔領的。孫中山任命她們姐妹為臨時大總統府顧問，恐怕是世界上最年輕的總統顧問吧。

　　一百年前，秋瑾之死為什麼牽動著一個古老民族的神經?為什麼輿論如此強烈地譴責殺人者、告密者、旁觀者?秋瑾之死為什麼讓有良心的中國人感到如此心痛?至少有以下原因：

　　一、殺秋瑾沒有證據，連供詞都沒有。按大清律例，不應該殺沒有口供的人。輿論普遍稱為「秋案冤獄」，紛紛指責，「妄殺秋女士，無口供、無見證、無實據」，既沒有正式審判，也沒有明白宣佈的罪狀。《神州女報》指出，難道一支用來自衛的手槍，一句抒寫性情的文字(也就是「秋風秋雨愁煞人」)就是所謂的證據嗎?既然沒有證據，秋瑾就只是一個辦報、辦學的回國女學生。秋瑾就義後，一個叫陶心雲的人發電報給北京的軍機處。電文很長，其中說：「紹府蒙上，浙撫欺君，秋瑾無供無證，處以極刑，無法可據。彼所根據者，是彼心腹中野蠻之法律。」

　　電文揭發貴福的暴行很詳細。貴福為了得到證據，對被捕的大通學堂教員、學生程毅等六人嚴刑逼供，跪火練、火磚，「慘狀不忍睹」，試圖從他們口中得到秋瑾「通匪」的證據，但一無所得。因為沒有證據和口供，張曾揚頭痛，最後在上海《申報》公佈一份口供，已經是8月13日，也就是近一個月後。但，《申報》同時有個「編者按」，公開對這個「供詞」真實性表示懷疑。《時報》也認為是浙江官場授意模仿秋瑾筆跡偽造的。

　　當時殺秋瑾的所謂證據僅僅「有通匪筆據」，「有紹紳告密」。據說有十二個紹興士紳聯名向官府告密，說大通學堂、秋瑾和徐錫麟的關係。其實，他們都和秋有交往，怕牽連到自己，出此下策。

　　其中最受輿論譴責的紳士有兩個，一個是紹興府的中學堂監督袁翼，一個是做過長興縣教諭、當時山陰勸學所的總董胡道南。大通學堂案發後，巡撫指示知府，一切都要和胡商量著辦。貴福在殺秋瑾前一天給巡撫的電文中說，是胡告訴他，秋瑾要和竺紹康等人密謀起事，竺是平陽黨首領，有黨羽上萬人，在嵊州，近日要來紹興，請預防。這就讓胡的告密身份被確認下來了。當年秋瑾和胡都在日本留學，因為談革命和男女平等等問題，兩人意見不同，率直無忌的秋瑾當面罵胡是「死人」。

　　上海的(《神州日報》等報紙為秋瑾死事，指控袁翼是告密者，急得他上書浙江巡撫為自己辯白。可見輿論的厲害。

　　值得注意的是，案發不久，紹興有一批士紳聯名上書紹興府，請求保釋被抓的徐錫麟父親。其中，有袁翼，也有胡道南。領銜的正是胡。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也極力為胡辯解，認為胡不可能是告密者，胡和蔡、徐都很熟悉，對他們的革命舉動早就清楚，對秋瑾也敬重。有一種說法，胡愛好喝酒，蔡元培說他豪飲。那一天他正好喝醉了，正想睡，有人來找他，他貿然在舉報信上蓋了章。這是秋瑾弟弟宗章記的，據說是當地的一種傳聞。秋宗章文章中對胡是不是告密者前後有矛盾，有一處說胡「密函告變」，另一處又說胡是「代人受過」。秋瑾被殺三年後，胡在紹興被暗殺。殺胡的是兩個嵊縣人。蔡元培為胡抱不平，認為胡不過嫌疑，沒有確證。

　　二、秋瑾案的處理也違背了最高權力皇帝的諭旨。因為1905年4月，以光緒帝的名義批復伍庭芳、沈家本聯名的奏折，十分明確：「嗣後凡死罪至斬決而止，凌遲及梟首、戮屍三項永遠刪除。」同時明確連坐、株連，除了知情者治罪外，其他的一律寬免。當時，舉世都認為，秋瑾是因為安徽徐錫麟刺殺恩銘而被牽連，居然被殺頭，所以特別不平。秋瑾殉難三天後，浙江留學日本學生聯名發電報給浙江巡撫，就公開指責他們違背了上而說的這個諭旨。

　　三、秋瑾是個女性，因此處死秋瑾的方式特別引起當地人的非議。歷史學家範文瀾是紹興人，那時年少。他回憶，當年即使守舊的人、不贊同秋瑾觀點的人也認為，軒亭口是殺江洋大盜的地方，秋瑾不是強盜，不應該到那裡去殺。婦女只有絞刑和剮刑，秋瑾不應該用斬刑。紹興當時有兩個刑場，一個就是軒亭口，那裡有一塊高高的方石頭，是行刑石，斬刑在這裡執行。絞刑在水澄巷的小教場執行。他們說，以前婦女處死刑，最嚴重的是絞刑，沒有殺頭的。所以在本地引起震動，有民謠《十不防》其中四不防就是「秋瑾殺頭也不防」。以這樣血腥的方式殺一個弱女子、一個留學回來的讀書人，所以引起了公憤，不僅紹興，不僅上海，可以說是全國範圍的。當年非常繁榮的上海報紙、雜誌、出版和戲曲、小說界幾乎都被激怒了。而上海有租界的存在，清廷不能控制那些大逆不道的輿論。

　　四、何況，如夏曉虹教授說的，秋瑾的悲劇故事本身就包含了足以發揮文學想像的情節，熱血，女性，而且是美麗、年輕而富有才華的女性，為革命而獻身，這一切都是傳奇。僅據不完全統計，在辛亥革命前，以秋瑾被殺或相關題材為內容的戲曲、劇本就有十來種，小說長長短短的有四種。

　　在一百年前的長夜裡，秋瑾之死之所以讓一個民族如此傷痛，還有一個原因，泱泱大國，滿漢對立，政府腐敗無能，貪婪自私，讓人深深痛恨。人們在內心深處渴望社會發生變化。秋瑾代表了這樣的聲音。她的被殺，天良尚存的中國人能不痛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