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在以化名「方回」公開發表的萬字長文中，向達痛心疾首地指出了張大千行為的巨大破壞性。

　　傅斯年、李濟致信於右任：張大千在敦煌破壞壁畫，情形很嚴重

　　曾有不少人替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的行為做過辯護

　　近日，有情侶因在故宮三百年銅缸上「畫心刻字秀恩愛」而遭輿論聲討。不過，揆諸歷史，為個人喜好而破壞文物這種事情，名人們幹得也不少，只是或為尊者諱，或因現實利益勾連，大多隱而不彰。張大千40年代對敦煌壁畫的破壞，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1941年初，張大千率妻兒門生，抵達敦煌莫高窟「考察」。一共待了兩年七個月。期間破壞壁畫甚多。不過，對張的這一行為，迄今仍有不少辯護之詞謬種流傳。如有人以「親歷者」身份公開刊文：「我在敦煌莫高窟工作過十多年，據我親眼所見，張大千先生不僅沒有破壞過敦煌壁畫，相反對恢復和整理敦煌壁畫藝術做出了不可否認的貢獻。」更有張的友人謝稚柳辯稱：「要是你當時在敦煌，你也會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層已經剝落，無貌可辨，又肯定內裡還有壁畫，為什麼不把外層去掉來揭發內裡的菁華呢?」１

張大千在敦煌描摹壁畫

　　這些辯護都站不住腳。張大千不但亂剝壁畫，還亂在壁畫上勾描，甚至題寫自己的名字

　　之所以說上述辯護之詞乃「謬種流傳」，是因為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的核心檔案尚在，不容辯駁。茲引1942年12月5日傅斯年、李濟給於右任信函如下：

　　「右任先生院長賜鑒：去年年底，濟(李濟)接四川省立博物館館長馮漢驥、華西大學博物館館長鄭德坤兩君聯名一函，謂：衛聚賢君自敦煌考古歸來，在成都公開講演，有云:敦煌千佛洞現尚保有北魏、隋、唐、宋、元、明、清歷代壁畫，張大千先生刻正居石室中臨摹。惟各朝代之壁畫，並非在一平面之上，乃最早者在最內，後來之人，於其上層塗施泥土，重新繪畫。張大千先生欲遍摹各朝代人之手跡，故先繪最上一層，繪後將其剝去，然後又繪再下一層，漸繪漸剝，冀得各代之畫法。馮、鄭二君認為張先生此舉，對於古物之保存方法，未能計及。蓋壁畫剝去一層，即毀壞一層，對於張先生個人在藝術上之進展甚大，而對於整個之文化，則為一種無法補償之損失，盼教育部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從速去電制止。斯年(傅斯年)等得此函後，對於馮、鄭二君之意見，深表同情，惟以張先生剝去壁畫之舉，馮、鄭兩君未嘗親見，僅憑衛君口說，或有失實，深恐有傷賢者，故未敢率爾上塵清聽。以後間接聞之教育部派員前往者，亦作同樣說法，斯年等亦未以奉陳。本年夏，西北史地考察團組成，延聘西南聯大教授向達先生參加，向君為史學界之權威，其研究中西交通史之成績，又早為中外人士所共曉。九月間，由渝飛蘭，西至敦煌，頃接其來函，謂在千佛洞視察一過，並與張大千先生相識。張先生僱用喇嘛四人，益以子侄、學生之助，終日在石室內臨摹壁畫。壁畫有單層者，有數層者;數層者，由歷代加繪積累而成……『辛巳八月發現此復壁有唐畫，命兒子心，率同畫工口口、李富，破三日之功，剝去外層，頗還舊觀，歡喜讚歎，因題於上。蜀都張髯大千。』又，臨摹之時，於原畫任意鉤勒，梯桌畫架即擱壁上，如何損及畫面，毫不顧惜。向君認為此種舉動，如尚任其繼續，再過二、三年，千佛洞壁畫將毀壞殆盡，因草成《敦煌千佛洞之管理研究以及其他連帶的幾個問題》一文，寄來此間，斯年深覺向君此文關係重大，埋沒可惜，故油印廿餘份，分送有關藝術之友人……至於向君將千佛洞收歸國有，設立管理所之建議，及斯年之附註意見，亦冀大力劈畫促成。庶幾國家重寶，得以永存……」２

　　1959年於右任(前排左)、張大千(前排中)、張群(前排右)合影

　　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出，張大千破壞壁畫一事，自1941年他率團隊抵達敦煌後，就已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而且告狀信很早就遞到了傅斯年和李濟手中。但傅、李二人礙於張大千在政學兩界的深厚關係，更礙於其和於右任乃是密友，在未獲直接證據的情況下，沒有採取行動。直到著名史學家向達1942年隨考察團前往敦煌，親眼目睹了張大千大肆剝掉外層壁畫，而且還在壁畫上隨意塗抹，甚至題上自己的名字「蜀都張髯大千」……向達深感「千佛洞壁畫將毀壞殆盡」，向傅、李寫了詳細的報告，傅、李二人才以聯名函的形式，請求於右任以私人管道制止張大千。

張大千在敦煌描摹壁畫

　　這些辯護都站不住腳。張大千不但亂剝壁畫，還亂在壁畫上勾描，甚至題寫自己的名字

　　之所以說上述辯護之詞乃「謬種流傳」，是因為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的核心檔案尚在，不容辯駁。茲引1942年12月5日傅斯年、李濟給於右任信函如下：

　　「右任先生院長賜鑒：去年年底，濟(李濟)接四川省立博物館館長馮漢驥、華西大學博物館館長鄭德坤兩君聯名一函，謂：衛聚賢君自敦煌考古歸來，在成都公開講演，有云:敦煌千佛洞現尚保有北魏、隋、唐、宋、元、明、清歷代壁畫，張大千先生刻正居石室中臨摹。惟各朝代之壁畫，並非在一平面之上，乃最早者在最內，後來之人，於其上層塗施泥土，重新繪畫。張大千先生欲遍摹各朝代人之手跡，故先繪最上一層，繪後將其剝去，然後又繪再下一層，漸繪漸剝，冀得各代之畫法。馮、鄭二君認為張先生此舉，對於古物之保存方法，未能計及。蓋壁畫剝去一層，即毀壞一層，對於張先生個人在藝術上之進展甚大，而對於整個之文化，則為一種無法補償之損失，盼教育部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從速去電制止。斯年(傅斯年)等得此函後，對於馮、鄭二君之意見，深表同情，惟以張先生剝去壁畫之舉，馮、鄭兩君未嘗親見，僅憑衛君口說，或有失實，深恐有傷賢者，故未敢率爾上塵清聽。以後間接聞之教育部派員前往者，亦作同樣說法，斯年等亦未以奉陳。本年夏，西北史地考察團組成，延聘西南聯大教授向達先生參加，向君為史學界之權威，其研究中西交通史之成績，又早為中外人士所共曉。九月間，由渝飛蘭，西至敦煌，頃接其來函，謂在千佛洞視察一過，並與張大千先生相識。張先生僱用喇嘛四人，益以子侄、學生之助，終日在石室內臨摹壁畫。壁畫有單層者，有數層者;數層者，由歷代加繪積累而成……『辛巳八月發現此復壁有唐畫，命兒子心，率同畫工口口、李富，破三日之功，剝去外層，頗還舊觀，歡喜讚歎，因題於上。蜀都張髯大千。』又，臨摹之時，於原畫任意鉤勒，梯桌畫架即擱壁上，如何損及畫面，毫不顧惜。向君認為此種舉動，如尚任其繼續，再過二、三年，千佛洞壁畫將毀壞殆盡，因草成《敦煌千佛洞之管理研究以及其他連帶的幾個問題》一文，寄來此間，斯年深覺向君此文關係重大，埋沒可惜，故油印廿餘份，分送有關藝術之友人……至於向君將千佛洞收歸國有，設立管理所之建議，及斯年之附註意見，亦冀大力劈畫促成。庶幾國家重寶，得以永存……」２

　　1959年於右任(前排左)、張大千(前排中)、張群(前排右)合影

　　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出，張大千破壞壁畫一事，自1941年他率團隊抵達敦煌後，就已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而且告狀信很早就遞到了傅斯年和李濟手中。但傅、李二人礙於張大千在政學兩界的深厚關係，更礙於其和於右任乃是密友，在未獲直接證據的情況下，沒有採取行動。直到著名史學家向達1942年隨考察團前往敦煌，親眼目睹了張大千大肆剝掉外層壁畫，而且還在壁畫上隨意塗抹，甚至題上自己的名字「蜀都張髯大千」……向達深感「千佛洞壁畫將毀壞殆盡」，向傅、李寫了詳細的報告，傅、李二人才以聯名函的形式，請求於右任以私人管道制止張大千。

　　著名史學家向達，是阻止張大千將敦煌壁畫破壞殆盡的最大功臣

　　教育部考察團目睹了張大千不按原圖臨摹外層壁畫，被毀壁畫永難再現

　　傅、李信中提到「間接聞之教育部派員前往者，亦作同樣說法」，乃是指由王子雲任團長的教育部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張大千率自己的團隊在莫高窟「考察」時，該考察團也在莫高窟做調查。王子雲目睹了張大千對壁畫的臨摹方式，很不以為然。王說：「我們(臨摹的)目的是為了保存原有面貌，按照原畫現有的色彩很忠實地把它摹繪下來，而張大千則不是保存現有面目，是『恢復』原有面目。他從青海塔爾寺雇來三位喇嘛畫師，運用塔爾寺藏教壁畫的畫法和色彩，把千佛洞因年久褪色的壁畫，加以恢復原貌，但是否真是原貌，還要深入研究，只令人感到紅紅綠綠，十分刺目，好像看到新修的寺廟那樣，顯得有些『匠氣』和火氣。」３換言之，張雖然在毀壞外層壁畫時，留下了臨摹稿，但他的臨摹，並非對被毀壁畫的忠實記錄，相反，只是根據個人理解而繪成的「還原圖」，這就直接導致被毀壁畫已沒有任何可能再現，惟張大千擁有獨一份的帶有強烈個人印記的「還原圖」。

　　向達目睹張大千因個人喜好，「大刀闊斧，將宋元壁畫砍去」

　　向達向傅、李二人反映張大千對文物的破壞，傅、李二人再向於右任轉述時，是做了弱化處理的。姑引一段向達致傅斯年書信原文：「張大千以一江湖畫家，盤踞此間，已歷年餘，組合十餘人，作臨摹工作，任意勾勒原畫，以便描摹，損壞畫面，毫不顧惜。且以洞窟作為臥室，鎮日關鎖，遊人裹足。尤其令人憤慨者，為擅自剝離壁畫。張氏崇拜北魏、隋、唐，遂以為宋以下無一可取，凡屬北魏、隋、唐原開而經宋元重修者，輒大刀闊斧，將宋元壁畫砍去，以求發見隋、唐作品年號、題識，唯日孜孜，若恐不及。似此更二三年，千佛洞遭罹浩劫，將不知伊于胡底矣!」４

張大千所臨摹的敦煌壁畫《隋 文殊問疾》（部分）

　　被砍掉的壁畫徹底損毀，露出的新壁畫也多因毫無剝離技術而殘破不堪

　　在給曾昭燏的書信中，向達對張大千破壞文物的行徑，有更細緻的描述：「臨畫本是佳事，無可非議，而此輩對於壁畫，任意勾勒，以便描摹，梯桌畫架，即擱壁上，是否損及畫面，毫不憐惜。並即以洞窟作為家人臥室，鎮日上鎖，觀者裹足。而最令人憤恨者，為任意剝離壁畫一舉。千佛洞各窟，往往有為北魏隋唐原開、經五代宋元人重修者。畫面偶爾剝落破損，原來面目，暴露一二。張氏酷嗜北魏隋唐，遂大刀闊斧，將上層砍去，而後人重修時，十九將原畫劃破，以使灰泥易於粘著。故上層砍去後，所得者仍不過殘山剩水，有時並此殘山剩水而亦無之者。如張氏所編三0二號窟，窟外經宋人重修，張氏將宋畫剝去，現唐人所畫二天王像，遂續將此窟門洞宋人所畫一層毀去，下乃一無所有，而宋人畫已破碎支離，不可收拾矣。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夫千佛洞乃先民精神所聚，為中國藝術上之瑰寶，是國家所有，非地方個人所得而私。張氏何人，彼有何權，竟視千佛洞若私產，任意破壞，至於此極?此而可忍孰不可忍!」５

　　在稍後以化名「方回」公開發表的萬字長文中，向達痛心疾首地指出了張大千行為的巨大破壞性：

　　「千佛洞各窟往往有原是北魏隋唐所開，而經五代西夏以至宋元人重修的。第一層畫面偶爾剝落，便可看出下面還有一層或者兩層的痕跡。一位偏好北魏隋唐以至於五代的藝術家，便大發其歷史癖，大刀闊斧的把上層砍去，露出底下一層來供他們欣賞。但是在重修壁畫的時候，往往還把下面一層劃破鑿爛，後來的泥灰才能粘上，剝離之後，所得者不過是一些殘山剩水而已。即或下層未被剝壞，而被上面的泥土粘住過久，一經剝離，下層畫面的色彩以及墨跡，也往往連帶的粘去了。所以剝離壁畫，在技術上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在技術問題沒有得到滿意的解決以前，個人的意見，以為還是不要輕易去動手剝離的好。隨便剝離，往往得不償失，後悔無窮。至於描畫時之不可任意將原畫加以勾勒，不可將桌梯之類靠在壁畫上，以免損壞畫面，那是學畫的人頂起碼的戒條和道德，用不著一一細說。但是很不幸的，這種剝離壁畫和描畫的工作還在進行著，沒有人能勸止，也沒有人來勸止，眼見得千佛洞壁畫，再過二三年，便要毀壞殆盡了，這是多麼令人痛心的事。」６

　　雖於1942年底遭曝光，但張大千手眼通天，仍遲至1943年11月才離開敦煌

　　但是，向達的大聲疾呼，並沒有能夠得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到1943年4月，才有甘肅省政府主席谷正倫致電敦煌縣長陳儒學，請他「轉告張君大千，對於壁畫，毋稍污損，免茲誤會。」與此同時，張被聘為「敦煌藝術研究院」籌委會委員。該年11月，張大千才帶著自己的團隊遲遲離開敦煌。就現有材料來看，張大千及其團隊，對敦煌壁畫的破壞，至少自1941年底延續至1943年初，至於破壞總量如何，因向達當年的統計資料散佚，今日已難詳細考證。７學術界針對此事，當日曾有感慨：「近來國人頗言開發西北，敦煌藝術遂常為名流所注意，然其所成立機關之一，以於髯(於右任)為護持，張大千為主幹，西北古跡之能否長存，恐為一疑問。」８

　　事實上，除破壞壁畫一項外，張大千還帶走了數量不明的敦煌文物。據敦煌研究院資深學者賀世哲披露，「據我所知，張大千先生只是把張君義手交給前敦煌藝術研究所，現在還保存在敦煌研究院，其餘文物張大千先生都帶走了，後來流散到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９

　　註釋

　　１李永翹，《張大千年譜》，四川省社會科學院，1987，P482-483。２該函原件現藏台灣中研院;函中提及四川省立博物館館長馮漢驥、華西大學博物館館長鄭德坤對張大千的控告函，寫於1941年12月20日，原件亦藏於台灣中研院。３王子雲，《從長安到雅典：中外美術考古遊記》(上)，岳麓書社，2005，P70-71。４５向達致傅斯年函，1942年11月5日。向達致曾昭燏函，1942年11月5日。６向達，《論敦煌千佛洞之管理研究以及其他連帶的幾個問題》，重慶《大公報》，1942年12月27日、28日、30日連載。７向達曾撰有一份《敦煌千佛洞各窟剝離剜損略表》，但不知現存何處。見榮新江，《驚沙撼大漠——向達的敦煌考察及其學術意義》，收錄於《向達學記》，三聯書店，2010。８湯用彤致胡適信，1943年1月19日。９賀世哲，《對張大千「不曾破壞敦煌壁畫」之質疑》，《敦煌研究》2001年第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