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2日，在東京灣停靠的美國「密蘇里」號戰列艦上，日本向同盟國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終結。為了使日本記起它對盟軍俘虜的暴行，道格拉斯·麥克壓撒將軍讓兩名骨瘦如柴的戰俘營倖存者站在了日本代表團的正對面。這兩位倖存者是美國將領喬納森·溫賴特(他率領的部隊熬過了史上著名的慘劇「巴丹死亡行軍」)和英國將領阿瑟·珀西瓦爾(他簽署了將新加坡主權交給日本的投降書)。

　　當麥克壓撒走到麥克風前概述勝利條款時(他被任命為駐日盟軍最高司令)，日本人做好了最壞的打算。誰知麥克壓撒沒有宣佈對戰敗的敵人採取極為嚴酷的措施，而是熱情謳歌為日本建立一個「更好的世界」——這個世界的標誌是「自由、寬容和正義」。在《最高司令》一書中，西摩·莫裡斯寫道：「他為如何對待曾經在戰爭中幾乎毫不顧及榮譽的敵人樹立了一種道德行為標準。」

　　在出任駐日盟軍最高司令後的5年裡，行事張揚的麥克壓撒(他是保守的美國共和黨人的寵兒)在日本推行了大量自由主義改革，旨在把一個沒有個人自由傳統的封建軍國主義國家變成一個民主堡壘。多年以後，亞洲問題專家賴紹華(他曾在上世紀60年代擔任美國駐日本大使)把麥克壓撒稱作「美國有史以來最激進、甚至可以說最傾向社會主義的領導人，同時也是最成功的領導人之一」。

　　不過，儘管麥克壓撒在日本的履歷可以說是他職業生涯最偉大的成就，但他在二戰中的所作所為引發的爭議令這一成就黯然失色。在《美國最危險的人物》一書中(它講述了麥克壓撒率領美軍在太平洋作戰的經歷)，歷史學家馬克·佩裡文筆流暢、鞭辟入裡地刻畫了一位指揮官的形象，這位指揮官偶爾顯露出軍事天賦，而他的唯我獨尊令華盛頓的上司們對他紛紛迴避，並且最終導致他的隕落。

　　1941年12月8日下午，麥克壓撒的戰爭以屈辱的方式開始了。時任美國遠東軍司令的他當天一早得到了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消息。華盛頓命令麥克壓撒麾下的少量美國軍用飛機分散開來，但是當日本飛機在9個小時後襲擊菲律賓時，那些美國飛機竟然還整齊地排列在地面上。大多數飛機都在原地被炸毀了。

　　按照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命令，麥克壓撒3個月後離開菲律賓轉戰澳洲，留下溫賴特以及與日軍人數差距懸殊的美軍在巴丹作戰。在美軍公關機器的美化下，麥克壓撒成了這場英勇的死守戰的化身。

　　華盛頓沒有把他的撤退描述成一種潰敗，而是描述成一次穿越日軍陣線的英勇脫身——其目的是為了從澳洲組織對日本發起全面進攻。麥克壓撒的一句名言是：「我衝出來了，我一定會回來。」為了進一步把他粉飾成在美國遭遇太平洋慘敗之際的民族英雄，還向他授予了美國最高軍事獎章「榮譽勳章」。

      1942年4月9日，溫賴特率領的部隊由於不堪飢餓和疾病，還是投降了。當時任美軍參謀長的喬治·馬歇爾將軍宣佈打算也向溫賴特授予「榮譽勳章」時，在墨爾本高枕無憂的麥克壓撒對此表示抗議，聲稱他的前部下本應當戰鬥到最後一個人。

　　通過在島和島之間「蛙跳」，麥克壓撒的部隊終於在1945年2月奪回菲律賓。但是，麥克壓撒始終在與海軍爭奪戰役的控制權，而且到最後，他幾乎根本不信任自己麾下的戰將或者其他任何人。

　　麥克壓撒根本不把馬歇爾和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其他成員放在眼裡，他還公開批評他的總司令，而且還動過在1944年的總統大選中挑戰羅斯福的念頭。當戰爭接近尾聲時，華盛頓的高官們都煩透了麥克壓撒。正如時任陸軍部長的亨利·史汀生所言，麥克壓撒贏得了對日本發動地面總攻的指揮權，但「他的個性如此令人討厭，而且冒犯過陸軍和海軍中所有他必須與之共事的人，以至於很難令眾人贊同由他擔任這一任務的司令」。不過羅斯福最後還是把那項任務委派給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