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爆發後，對如何在有利於蘇聯的前提下貫徹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蘇共領導人斯大林一直有著種種擔憂。1937年11月，王明被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派回中國。這位「欽差大臣」自恃有強硬的國際背景，根本不把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放在眼裡，在主持長江局工作期間，王明目空一切，屢屢違反組織原則，擅自發號施令，公然與中共中央分庭抗禮。

奉命回國

王明是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由共產國際代表米夫一手扶植上台的。會後不久，他便受共產國際的召喚，前往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行前，他成立了臨時中央，指定博古為總負責人。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正是通過博古等人推行貫徹，使中共蒙受4年之久的危害。在共產國際工作期間，由於他不折不扣地推行「國際路線」，很得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喜愛，他也因此節節攀升。1935年，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王明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和政治書記處候補書記。這也就難怪他回國後，「天上地下，惟我獨尊」了。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後，國共兩黨攜手合作，可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具體執行中，斯大林卻在國際主義的幌子下，打起自己的小算盤。當時，蘇聯在西線已與納粹德國成生死對頭，如果日本又從東面發起攻擊，蘇聯就會兩面受敵，處境極其危險。正是如此，蘇聯才和國民政府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希望中國在東面拖住日本。為此，斯大林把寶全都押到國民黨政府身上，不相信「農民領袖」毛澤東領導的人民武裝。而毛澤東提出的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是斯大林最為憂慮的。為避免這種局面，斯大林想到了王明，決定派他回國。在斯大林看來，王明是「熟悉國際形勢的新生力量」，只有他才能「幫助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不讓「獨立自主」搞得太離譜。

行前，共產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特意會見王明。季米特洛夫叮囑說：「由於共產黨力量弱小，所以在統一戰線中，不要刺激國民黨，提出誰佔優勢、誰領導誰的問題，應當像法共那樣，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不要過分強調獨立自主。」同時，他還提醒王明說：「你回去以後，要謙遜，要尊重黨的領導同志，中國黨的領袖是毛澤東，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領袖。」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夫婦和康生、陳雲、曾山等乘坐蘇聯軍用飛機，經迪化（即烏魯木齊）和蘭州飛往延安。途中逗留幾天後，29日到達延安。當時，中共中央雖接到共產國際的電報，告以王明將回國，但具體日期及回來的途徑，均沒有明確安排，再加上延安沒有專門的空中航線，所以當王明的飛機到達延安上空時，人們還以為是日機前來轟炸呢。

據當時參與王明迎接儀式的一名政治局委員回憶說：「我們到達飛機場，毛澤東、張聞天等也同時來了，我們站得遠遠的。機場已有相當的戒備，似乎都不知道飛機裡面載的是什麼人物。大概毛澤東早已接到了莫斯科的電報，告以王明等要來。王明等回來的確實日期和如何來法，連毛澤東也不知道。直等到王明從飛機走出，陳雲、康生也跟著下來，我們才急步上前，彼此握手擁抱。當時一堂歡敘，所談都是高興的事。」

毛澤東致歡迎詞時充滿熱情地說：「歡迎從崑崙山下來的『神仙』，歡迎我們敬愛的國際朋友，歡迎從蘇聯回來的同志們。你們回延安來是一件大喜事。這叫做『喜從天降』。」在歡迎儀式上，王明在回話中則有些反客為主的口氣：「我們是共產國際派來的，是斯大林同志派來的。我們幾個人都是我黨駐共產國際的代表，沒有什麼地方值得歡迎，應當歡迎的是毛澤東同志。」這些話聽起來有些莫名其妙，但可反映出王明當時激動而紛亂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