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司徒雷登在美國華盛頓逝世。作為燕京大學無可爭議的創辦者和靈魂人物，他在中美兩國的外交史和教育史上都刻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值得我們今天再來認真思考和總結。不過，司徒雷登在國內之所以婦孺皆知，卻不完全是因為他創辦燕京大學的經歷，更多是因為毛澤東的文章《別了，司徒雷登》。因為創辦燕京大學而在國際上獲得極大聲譽，司徒雷登被馬歇爾看中，做了美國駐華大使，成為馬歇爾系統中的風雲人物之一。也正因為大使生涯，司徒雷登在國共之爭結束後被取得勝利的中共視為美國對華政策的執行者，遭到毛澤東無情而又辛辣的諷刺：司徒雷登走了，白皮書來了，很好，很好。這兩件事都是值得慶祝的。

　　第一個問題似乎不難解決，如前所述，他是燕大的創辦者，之後出任美國駐華大使，最後又在美國度過餘生。但解決第二個問題卻並非易事。黃宗江先生還健在時，記得有一次我採訪老人，老人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小子膽子夠大的，敢寫司徒雷登，這可是毛主席否定過的。儘管是玩笑話，但也體現出當時人們對於此課題存在的疑慮。

　　即使拋開政治因素，如何評價司徒雷登，依然是一個相當困難的問題。眾所周知，在近代，基督教是伴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來到中國的，教會學校在某種程度上，也正是在當時不平等條約的庇護之下得以創立和發展起來的。長期以來，「教會大學研究的使命就是要徹底揭露帝國主義侵略的罪惡，提高人民反帝鬥爭的意志。」在其自身發展的歷史中，西方傳教士確實一直佔據著強勢話語。但是，正如章開沅先生所論述的那樣：過去人們曾經將中國教會大學單純看作是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工具，殊不知它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它的發展變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回顧歷史，正是這些在院系調整中被撤銷了的教會大學，把現代教育模式和女子教育帶入了中國;也正是這些教會大學，對近代中國科技教育的發展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如何評價教會大學，一直是當下教會大學研究者的困境。在當時的教會大學中，沒有哪所學校能夠像燕京大學這樣如此深地介入中國的社會和政治甚至外交的各個角落。另外，燕京大學在其發展的歷程中，其與中國的合拍及不合拍，也讓評價這所曾馳名中外的大學的掌舵人顯得困難重重。

　　就與西方世界的關係而言，自首批傳教士來華，上個世紀上半葉的中國，與外界處於一系列緊張的衝突之中，其一是種族和文化觀念的衝突，其二又有民族衝突和國際衝突，在中共建政之後，意識形態方面的衝突又成為首要的問題。燕京大學的發展過程，恰巧和中國與外界的一系列衝突合拍，這使燕京大學自誕生起就處於一系列的衝突當中。傳教士一開始在中國舉步維艱，義和團運動、反基督教運動、收回教育權運動等等，正是這一系列衝突的外在表現。而化解這些衝突，正是與燕京大學「合二為一、甚至互為代名詞」的司徒雷登無法避免的歷史任務。

　　第一個問題似乎不難解決，如前所述，他是燕大的創辦者，之後出任美國駐華大使，最後又在美國度過餘生。但解決第二個問題卻並非易事。黃宗江先生還健在時，記得有一次我採訪老人，老人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小子膽子夠大的，敢寫司徒雷登，這可是毛主席否定過的。儘管是玩笑話，但也體現出當時人們對於此課題存在的疑慮。

　　悲劇的替罪羊

　　有必要回顧一下司徒雷登的思想淵源，才可以瞭解他何以能夠將這些衝突一一化解，並且使之成為燕京大學發展的有利條件。

　　司徒雷登出身於教育世家，在他之前，他的家族就已經先後獨自或參與創辦過五所學校，出了五位大學校長、學院院長和女子學校校長，這可以說是司徒雷登選擇從事教育的淵源所在，同時也讓他較早地熟諳教育的基本規律。同時，司徒雷登的家族具有濃厚的宗教傳統，從司徒雷登的曾祖父算起，司徒家族五代人中，共有十三位長老會的傳教士，其中不乏南長老會的重要成員，這樣的傳教士家庭，即使在傳教活動一度十分盛行的美國也不多見。不過，出生於中國並在這裡長大的司徒雷登在懂事之後，並不喜歡傳教士的生活。同許多傳教士家庭一樣，司徒雷登接受的是基督教教育，祈禱是家庭中每日必不可少的功課。但是當司徒雷登跟隨父親上街布道時，他看到圍觀的老百姓只是對他們的衣著和外表感興趣，這讓他對父親傳教效果的評價大打折扣。十一歲之後，司徒雷登和弟弟被父母送回美國接受教育，而父母則回到中國繼續傳教。由於是傳教士的兒子，在其他小夥伴無拘無束享受週日生活樂趣的時候，司徒雷登和弟弟卻不得不步行幾里路到城市另一頭的教堂去做禮拜。尤其難以容忍的是，他和弟弟被告知禁止跳舞和去戲院看戲，這一切讓司徒雷登對傳教士生活感到厭倦和鄙視。

　　不過，在經歷了猶疑與彷徨之後，成年的司徒雷登最終還是踏上了傳教士之路。在司徒雷登來華傳教的那段時期，美國教會中「現代主義」傳教方式逐漸佔據了上風，日益重視社會福音和對知識分子的傳教工作，注重面向整個中國社會。同時，司徒雷登從父親一生辛苦傳教卻無所作為的結局中看到了狹隘的老一輩傳教士的不足，他認識到「基督教不是永不進步的，每一時代應當有一個時代的解釋」，之後傾向於「現代主義」的他形成了篤信基督教義的世界觀和崇尚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在他看來，人們信仰基督教是為了獲得人生的真諦，是為了使現世生活更有意義，因此傳教士和教會學校的任務不是熟讀經書、背誦教義或者遵守教條，而是使人獲得解決人生和社會問題的精神力量。正是有了這樣的思想底色，使得司徒雷登在執掌燕京大學的歲月裡面對一系列衝突時，毫不猶豫地實施了使燕大「中國化」、積極向中國政府註冊等一系列措施，也才使得燕京大學在錯綜複雜的環境中獲得了極為迅速的發展。

　　正是燕京大學的成功，使司徒雷登成為當時各方政治勢力爭相拉攏的對象，這最終導致了司徒雷登出任駐華大使這一職位。但是在教育領域遊刃有餘的司徒雷登，在政治領域卻常常四處碰壁，最後竟然落得一個極為悲劇的收場。在美國，他成為對華政策失敗的替罪羊;在中國，因為最後批評和反對國民黨政府，他得罪了多年的老朋友蔣介石，以至於蔣在退守台灣之後對此依然不能釋懷;作為美國對華政策的執行人，儘管他在職權之內對中共做出了最大善意的表示，但由於意識形態的對立，他依然無法取得中共的認同。

　　司徒雷登的妻子葬在燕園，這是燕園中第一個墓地。在司徒雷登生命的最後，他曾經留下遺囑將自己的骨灰葬在燕園，並說如果此種安葬證實不可能，則骨灰可安葬於其他任何地方。儘管司徒雷登的遺囑執行人傅涇波及其後人經過諸多努力，但目前的結局證實了司徒雷登的擔憂。

　　如何評價司徒雷登，依然是一個難題。司徒雷登好友、燕京大學早期核心人物之一的劉廷芳曾經說過：我們可以有分歧，但必須用愛解決。或許，只有當我們心理真正強大之後，評價司徒雷登的困境才可以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