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至5月，紅軍東征突破黃河天險，在晉西北和晉南地區，兵分數路，長驅直入，轉戰山西50餘縣，擊潰晉軍30多個團，殲敵13000餘人，俘敵4000餘人，繳獲各種槍支4000多支、火炮20餘門，擴大紅軍8000餘名，籌款50萬元，取得了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以來的巨大軍事勝利。

對於東征勝利的意義，毛澤東在1936年5月14日至15日於延川縣大相寺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做了高度概括，即打了勝仗，喚起了民眾，籌備了財物，擴大了紅軍；以後有關的研究論著也大都據此立論。毛澤東是紅軍東征的決策者、親歷者和實際統帥，他的總結概括無疑正確。但是，毛澤東的總結概括僅僅是就軍事戰役的角度而言。對於一名務實的革命家和軍事統帥，我們沒有必要苛求他在戰役剛剛結束之際就預言若干年後才能顯現出的戰略價值和歷史意義。今天，在紀念長征勝利70週年之際，當我們回首70年前作為紅軍長征的組成部分——東征的歷史，重新審視中共領導的中國革命從危急走向坦途、從低潮走向高潮特別是從土地革命到抗日戰爭轉折的歷程時，我們有必要揭示紅軍東征的戰略價值和歷史意義。

紅軍東征的歷史意義，筆者認為可以用兩個「標誌」來加以概括，即：標誌著由土地革命求發展向以抗日求發展的政治戰略的轉變；標誌著由經營西北向以華北為目標的軍事戰略的轉變。中共以抗日求發展的戰略思想應該說始於1935年12月的瓦窯堡會議，但開始付諸實踐或曰在軍事上得到體現則是在瓦窯堡會議上決定並隨後進行的東征。東征一開始行動就是以「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的名義出師的，1936年2月17日發表的《東征宣言》，4月5日發表的《為反對賣國賊蔣介石、閻錫山阻攔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東渡抗日搗亂抗日後方宣言》和東征結束之際發表的《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無不是以抗日為旗幟和口號的。所以，東征不僅僅是一次重大的軍事行動，而且也是積極抗日和謀求建立統一戰線的政治宣示，是中共以抗日求發展政治戰略形成的標誌。

關於東征的第二個標誌性意義，我們主要是想強調它在中共新的地緣戰略即進軍華北的軍事戰略（以華北為目標的軍事戰略）形成中的作用和影響，並進一步闡述這一軍事戰略對中國革命地緣戰略轉變的歷史意義。我們知道，紅軍東征的直接目的是在山西建立根據地，然後再尋機進入河北或察綏。也就是說，紅軍的戰略目標分為兩步，第一步是進軍山西，第二步是如果條件許可再進軍河北或綏遠、察哈爾，以「開赴抗日前線」。關於這一點，紅軍出師的《東征宣言》就公開宣佈「東渡黃河，挺進山西，並準備出師河北與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東征期間，毛澤東一方面指出：「經營山陝，主要是山西，是對日作戰必要與重要的步驟」；另一方面也說：「山西是主要的，也可以臨時到河北、綏遠去」。因此，紅軍東征既是一次以在山西境內創建根據地為目標的戰役行動，也是一次以華北為方向謀求發展的戰略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