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荃（1824—1890）是曾國藩的胞弟，字沅甫。因在族中排行第九，故湘軍中人呼「九帥」。曾國荃五歲即入其父所執教之私塾，十七歲進京在曾國藩身邊學習，從小頗受乃兄之影響，《清史稿》稱其「少負奇氣」。後又師從湘軍統帥、大儒羅澤南。湖湘文化獨特的理學傳統和經世風氣，以及曾國藩的言傳身教，都對曾國荃政治理念的形成起到了極大作用。曾國荃「自謂是篤實一路人」，把治國經邦作為人生追求。但是他的科舉之路卻很不順意，咸豐二年，僅舉優貢。

　　老九剛剛被選為優貢（估計還有曾國藩的因素在），就碰到太平軍打進了湖南。其兄曾國藩被要求在長沙組織團練，對付太平軍。他也隨兄到長沙幫助辦理。但在咸豐四年初湘軍大舉東征之前夕，老九回鄉繼續讀書。

　　咸豐六年（1856），石達開兵犯江西，江西戰局十分危急，在曾國藩「道途久梗，呼救無從，中宵念此，魂夢屢驚」之際，曾國荃投筆從戎，招募三千湘勇，赴江西援助兄長，攻打吉安，其軍號曰「吉字營」。在眾多湘軍名將中，老九是後起之秀，卻也是崛起最快的，「吉字營」屢建奇功，成為曾國藩的嫡系部隊。

　　曾國藩曾稱老九是福將。在湘軍東征中，老九率軍轉戰湘、皖、贛等省，立下不少戰功，曾在「半年之裡，七遷其職」。他先後攻克安慶、南京等重鎮，與其兄同日封爵，為最終平定太平天國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人們評說「曾國藩以湘軍領袖而居功首」，「其弟國荃，論功僅亞國藩」。

　　後來，曾國荃先後擔任山西巡撫、湖北巡撫、兩廣總督、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等職。1890年卒於兩江總督任上。清政府聞信，追諡他為「忠襄」。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物，時至今日，都擺脫不了「老饕曾九帥」之罵名。

　　一、天下第一功，換來天下第一謗

　　老九初出茅廬，即告大捷，三戰而下吉安。爾後又接連攻下景德鎮，又以長圍久困之法攻下安徽省會安慶，繼而圍困太平軍老巢南京。這中間，他憑著五萬疲憊之師阻擋了太平軍六十餘萬援軍長達四十六天的反覆攻殺，並且為了獨佔打下南京這「天下第一功」，他連續拒絕曾國藩和朝廷派來的援軍，仍以長圍久困、掘地道入城的鐵桶戰法，歷時二年半之久於1864年攻克南京。

　　南京城破，「天下第一功」固然是到手了。然而，老九卻並沒有享受到他應得的回報，不僅朝廷食言，沒有兌現咸豐帝生前許下的「攻下南京者王」的諾言，只給了老九一個威毅伯，更為沮喪的是，老九把太平天國的金庫都搬回湖南老家了的傳言瞬間滿天飛。

　　清廷在嘉獎老九的同時，也在查究太平天國財產的去向，還專門派人來南京。

　　因為，就在攻下南京的消息傳開之時，一股小道消息也隨之而傳開了。這消息便是天京（即南京）城內「金銀如海，百貨充盈」，南京城裡有一座太平軍的金庫。

　　曾國藩、曾國荃兄弟亦曾對此深信不疑，因此在破城之前，也考慮到了如何處理「賊贓」的問題。曾國藩指示老九，「城破之日，查封賊庫，所得財物，多則進奉戶部，少則留充軍餉，酌濟難民」。但是萬萬沒想到，「克復老巢而全無財貨，實出微臣意計之外，亦為從來罕聞之事」。正如曾氏兄弟不敢相信眼前的現實一樣，朝廷對曾國藩所說的並無傳說中所謂的金庫一說也不相信。

　　但是，對南京城裡的金銀財貨的下落，朝廷自始也沒有查出一個所以然來。此事最後是不了了之。官方雖然不追究了，民間對於這個問題倒沒有停止關注，曾氏兄弟陷入了扯不清的是非漩渦。

　　民國８年（1919）７月由上海大東書局石印出版的《南亭筆記》中提出：

　　曾忠襄為文正公介弟，攻金陵既破，搜遺敵，入天王府。見殿上懸圓燈四，大於五石瓠。黑柱內撐如兒臂，而以紅紗飾其外。某提督在旁詫曰：「此元時寶物也！」蓋以風磨銅鼓鑄而成，後遂為忠襄所得……聞忠襄於此中，獲資數千萬。蓋無論何處，皆窖藏所在也。除報效若干外，其餘悉輦於家。

　　忠襄既破南京，於天王府獲東珠一掛，大如指頂，圓若彈丸，數之得百餘顆，誠稀世之寶也。忠襄配以背雲之類，改作朝珠，每出熠耀有光，奪人之目。忠襄病篤，忽發哮喘之症，醫者謂宜用珠粉。倉卒間，乃脫其一，碎而進之，聞者咸稱可惜。又獲一翡翠西瓜，大於栲栳，裂一縫，黑斑如子，紅質如瓤，朗潤鮮明，殆無其匹。識者曰：「此圓明園物也。」

　　類似的記載還見諸於其他：

　　至於曾國荃，時人估計其「獲資數千萬」，「除報效若干外，其餘悉輦於家」，以致「老饕之名遍天下」。曾國荃自領軍以來，「每克一名城，奏一凱歌，必請假回家一次，頗以求田問捨自晦」。此次攻下天京，獲贓尤巨。

　　這些記載言之鑿鑿，一如親見。特別是《南亭筆記》，由於它的作者正是《官場現形記》的作者李伯元，以反映晚清官場而聞名，更是彰顯了這一傳說的影響。一時間，曾老九「老饕」的名聲便越傳越廣。

　　老九萬萬沒有料到，這付出了血的代價貪到的「天下第一功」換來的卻是「天下第一謗」。以至於《清史稿》都說：「國荃功高多謗。」

　　功高者多謗，這本來就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常見的現象。但我們不妨來分析一下，老九這一「謗」由來可真可假？

　　1852年南京被太平軍攻佔後，被困在城內的張繼庚混入太平軍內部，潛伏了幾個月時間。他寫信給江南大營統帥向榮報告過「聖庫」的情況。在第一封信裡，張繼庚說，太平軍剛剛佔領南京時，運了大批的銀兩藏在聖庫，一共有一千八百餘萬兩，幾個月後，就只有八百多萬兩了。可見聖庫消耗揮霍之速。因此張繼庚催促向榮趕緊攻下南京。在另一封信裡他說道：前九月時，偽聖庫尚存八百餘萬，現只存百萬不足。這說明聖庫在咸豐六年的天京事變前，即已嚴重匱乏。

　　在太平天國後期，聖庫更是名存實亡。「昔年雖有聖庫之名，實系洪秀全之私藏，並非偽都之公帑」。亦即聖庫已由「公帑」變成了「私藏」，且由洪秀全的嫡系掌管，而洪派以下人眾，亦紛紛傚法，於「一切殺妖取城所得金寶綢帛物等項」中，僅向「聖庫」繳納穀物牛羊等食物，而將銀錢衣物等據為己有。

　　忠王李秀成在被俘後供稱：天京事變後，「國庫無存銀米」，他只好拿出自家的糧食救濟難民，部隊沒有給養，他只好又變賣家中女眷的首飾。同治二年蘇州告急，李秀成欲離天京前往赴援，洪秀全及朝臣令其「助餉銀十萬」。所謂南京城內的財寶可知一二。

　　這裡，一方面是緣於以洪秀全為首的太平軍諸王追求奢靡的享樂；一方面是由於本來城內軍民日用消耗、武器糧餉、僱傭工資等，耗費錢財巨大，而南京在被清軍圍困多年，只有出沒有進，眼看著江河日下。至同治二年，連基本的糧食儲備也成了問題。以致李秀成在湘軍圍困天京時，苦勸各位王兄王弟「切勿存留銀兩」，而「概行要買米糧」。

　　因此，所謂曾國荃「於此中獲資數千萬」很可能是一個想像之數。陳恭祿先生指出：「《南亭筆記》暴露他（即李伯元）的歷史知識極端貧乏」；馮爾康認為「其撰《南亭筆記》，帶有作小說的態度寫作，失實太多」，並將《南亭筆記》一書定為「史料失真的筆記的典型」。

　　《曾國荃全集》的整理者梁小進先生也指出，近百種晚清至民初的筆記史料中，李伯元之前的筆記均未發現有關曾國荃大量侵吞太平天國財物和金銀之事的記載，李伯元《南亭筆記》系記此事的第一家，但並未交代所聞的出處。其後徐凌霄、徐一士的記載與李的記載基本一致，亦未交代出處。

　　與之相佐證的還有趙烈文所見。趙烈文是曾國藩身邊的一個核心幕僚。同治二年，曾國藩對南京前線放心不下，特地把他打發到金陵大營，專門為老九出謀劃策。攻陷天京前後的情況，趙烈文是見證者。這是晚清末年一個有見識有眼光且人品高尚的知識分子，他留下一部《能靜居日記》被史學家稱為信史。在他的日記中沒有關於老九貪財的記載，假如有，他是會毫不猶豫地記錄下來的，就如他如實記錄湘軍殺人一樣。

　　與此同時，向來直爽痛快、不吝錢財的「九帥」戰後不僅沒有發財暴富之相，反而多次在家信中表達了經濟窘迫之狀。

　　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初二日老九給大哥寫信：「弟向未留剩活錢而用度日繁，亦漸有涸竭之意。」

　　同治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再次對老大表示：「住鄉應酬亦大，明春有權住省城之意，藉以省款客酒飯轎錢。」

　　克復天京後，曾國荃被朝廷賜封「一等威毅伯」，封爵實際上是沒有俸祿的。老九不知，以為朝廷會另給獎金，他實在是指望著有一筆獎金就好。

　　曾國荃在家信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老兄甚至侄兒哭窮，不大可能是「作秀」：一來不合老九的性格；二來瞞不住也不必瞞哄家人。到了光緒年間，老九甚至還表達了「做官完賬」的急切心情：

　　光緒元年（1875）五月初七日給曾紀澤寫信：「千辛萬苦，乃得此處，雖撙節用之也，年可省出八千兩完賬。」五月十三日再次給曾紀澤、曾紀鴻兄弟寫信說：「八年閒居……負欠如海。」六月十五日又對他們說：「鄧小山先生昔在此住六個月之久，亦為省錢與應酬起見，可見英雄所見自古相同。」十天後，又說：「惟曉亭所欠之項，陸續要取償，余所欠各處之項，自當相其緩急先後，次第以完之耳。」到了七月十七日他告訴曾紀澤：「余用度撙節，大約今年可剩萬五千兩完賬。借賬完賬，以無利之賬清有利之賬，以可久欠之賬完宜亟完之賬。如此周轉，究系正辦……」

　　一代名將，落到「以無利之賬清有利之賬」的地步，怎麼可能想像是一個曾經「暴得橫財」之人呢？

　　光緒二年（1876）六月初六日他在回復曾紀澤的信中談起了經驗：「乞退不可太早，亦不能不想做官完賬，此中全丈有機緣，否則不敢冒昧率爾徑行，且熟思定妥再詳覆信與侄也。」

　　巨大的家庭財政「赤字」，需要「做官完賬」，以至於對當年過早乞退而後悔，無疑不是故意放出的煙幕彈。老九若真從南京「獲資數千萬」，在短短的八年時間裡，即使日擲千金，也不可能落到如此地步。

　　後來，曾紀澤的兒子得了白喉，要錢治病，他都不敢向這位九叔借貸，而是寫信給左宗棠，托他向遠在新疆的劉錦棠那裡借三百兩銀子。

　　二、曾老九貪名成因平議

　　作為一代名將帥，老九貪名的由來其實非常值得我們今人深思。

　　除了上述傳言給老九聲名帶來極大損壞之外，老九的貪名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咎由自取。

　　第一，貪功使氣，喜好張揚。

　　老九出山，與乃兄曾國藩把剿滅太平軍當成經世的事業不同，他的動機有二。一是為了「赴兄急」。二是因科舉不順，故而想別求出路，以補償他久試不中的不平。老九並非正規科班出身，他的「優貢」不算科舉正途，在功名上有些名不正言不順的意味，以至於同治十三年冬天奉詔入京的老九與同年的優貢生聚會，會中有人提議輯刻《同年錄》，要老九作序。老九在序中還表示進士、舉人、拔貢三途，萃行省之精英，前程甚懋，而優貢則「不敢望夫豐情」，「往往自漸形穢」，也正是這樣，使得他也沒有一般科班出身的士大夫那般的道德約束。

　　曾國藩經濟上心清如水，立志做官以不要錢為本，那是因為他的官家身份，要上對朝廷下對百姓負責；老九卻毫不掩飾自己的貪心。因為他是一個布衣、匹夫，無須對朝廷負責，對百姓負責，打仗是玩命的事，無利誰起早呢？

　　因此，曾國藩對他的要求是，只要不比塔齊布、羅澤南、彭玉麟等諸位將帥做得過分，就算了。

　　咸豐八年（1858）八月，老九以鐵桶戰法攻克吉安府，送了一筆錢物回家；此時，他還有些害羞。在九月初六日《致仲兄》一信中寫到：「此時減勇大半，所有餉項擔子均輕也。惟數年應有之薪水雜款微有羨餘，不得不攜歸，為家中應用之費，實愧對老親與老兄平日之直節清名耳。祈兄寬看一層，勿哂責阿弟，是為至感……順解二竿之數，皆庫平原封也。又湊花邊元洋約共三封，約有三百零兩……」並囑「請仲兄大人飭弟婦至腰裡宅內，指點檢拾妥愜。不必另呼雇工，恐其宣傳於外，弟得貪名也。」以後每克一名城，奏一凱捷，老九必請假回家一次，實則是藉機送錢回鄉。

　　此後攻安慶，老九更是遭至物議沸騰。

　　他貪大求奢，我行我素，毫不在意外間議論。有了雄厚的財力，咸豐九年（1859），老九即開始在湖南老家修建房屋，名為「大夫第」；至最後全部竣工，前後共用了八年時間，數次擴建。大夫第由竹亭公祠、敦德堂、獎善堂三大部分組成，宅地總面積約十三萬多平方米，長六百米，寬二百三十米規模宏麗，「儼若城市」。

　　同時，老九大手筆資助同族及親友；改葬父母；替曾國藩擔負起了「照顧家族」的責任。曾國藩曾說：「九舍弟手筆寬博，將我分內應做之事一概做完，渠得貪名，而償我素願，皆意想所不到。」晚年他更說：「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

　　「外間訾議，沅自任之」。一幅慷慨擔當、毫不在乎之態。

　　第二，不拘小節，做事太拙。

　　「少負奇氣，倜儻不群」的老九還是一個不拘小節，做事太拙的人，太過露財，容易貽人口實，遭人忌恨。

　　咸豐七年，曾國藩就聽傳說省中（長沙）高麗參為九大人買盡。一打聽，果有其事。

　　南京城中傳說，老九花八百兩銀子買下幾張信紙。這傳說，曾國藩也聽說了。

　　這些事實說明老九確實是一個出手大方又不拘小節、做事太拙的人。曾國藩同治三年五月十五日《致沅弟》云：「昔年於銀錢取與之際不甚斟酌，朋輩之譏議菲薄，其根實在於此。」

　　其實，老九建房買田總共才花了三萬兩銀子。營建大夫第的資金只須曾國荃最多三年的薪酬即可解決。況且，身居高位而家有豪宅者，在晚清並不鮮見，即是清廉自守的官員亦多如此。左宗棠在長沙城內的私宅有一百多間、長達兩百米左右，彭玉麟也有房產三處（衡陽兩處，杭州西湖一處），郭嵩燾在長沙亦有三處房產。

　　老九為官二十年，六年湘軍統領，七年兩江總督。根據湘軍制度，營官月餉五十兩，辦公經費一百五十兩；統領自帶一營，除本營月餉照發外，統帶萬人者，每月加餉銀三百兩。老九身為統領獨擋一面，月入一千七百兩不算為過，一年是二萬一千四百兩，六年下來便是十二萬二千四百兩。七年的兩江總督，「督以兩江為最，一年三十萬」。正規收入就有二百一十萬。此外，他還擔任過湖北巡撫、河東河道總督、山西巡撫、兩廣總督等職。

　　對此，曾國藩亦不苛責，他對老九說：「弟之取與，與塔、羅、楊、彭、二李諸公相仿，有其不及，無或過也，盡可如此辦理，不必多疑。」也就是說，曾國荃在金錢的取與方面，和塔齊布、羅澤南、楊岳斌、彭玉麟和李續賓、李續宜兄弟相比，並無二致。

　　《近代名人小傳》替他鳴冤：「然世謂其既克江寧，洪、楊軍中鎡貨盡為所有，此實誣蔑不經之詞。」並舉出了如下事實為佐證：「國荃官鄂撫，至即劾官文提用公款，時文勢方烜赫，使己有貪行，安敢為此。其後文黨佛爾國春劾國荃，亦不及是事，可知傳說之誣。」《半隱廬叢稿》亦曾指出：「曾忠襄公既克江寧，大功告成，人猶有毀之者，謂其坐縛檻獸，且珍寶多入軍中。其實，蹀血二年，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賊久無糧米、火藥，罄其資以通外國奸民，並無有窖金。」也難怪其兄曾國藩要為乃弟抱屈：「吾弟所獲無幾，而『老饕』之名遍天下，亦太冤矣。」

　　另一方面，曾國荃性喜財貨，但也並非慳吝之徒。清人朱孔彰在《中興將帥傳略》中說他：公性豪邁，不屑屑於小節。輕財好義，為人謀衣食常恐不足。推心置腹，用人不疑。奉祿悉以周貧，族戚故舊待舉火常數百家。幕客宋紹祁死，他贈三千金養其孤。

　　有人記載：「公家居時，有朱瞑庵者流寓長沙，歲暮貧甚，榜詩於門曰：『申椒零落菊英殘，從古瀟湘作客難。連日市門三尺雪，更無人記問袁安。』公聞之，歎曰：『此我輩之責也。』急造訪，贈錢十萬」。

　　有人記曰：「山西大荒，……起曾九帥國荃為山西巡撫。九帥先出家資十萬，採買米粟，復多方設法賑救，所活無算，三晉人頗德之。」

　　光緒六年九月十三日的《申報》對他離開山西時的場景作了生動的報道：「光緒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晉撫曾沅甫爵帥，由晉啟程北上。……紳商士庶以及農工行戶、滿漢營兵皆公送。長生祿位，萬民衣傘，不計其數。憲即出城，經過街市，紳民則攀轅臥轍，鋪戶行商民等皆步送出城。四鄉百姓來觀者，數以萬計……南門外香案擺至十里之遙。非深得民心，何能若是哉？」

　　長生祿位、萬民衣傘，攀轅臥轍，香案十里……此等場景，我們只是在古裝電視劇中見過。以《申報》當年的影響力和公信力，如果不是親見，斷不可能紅口白牙地瞎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