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幫」上海黨羽武裝叛亂經過
「文革」中的上海灘，究竟隱藏著一些什麼樣的秘密？
我想還是從粉碎「四人幫」之後上海的形勢談起吧。
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粉碎。
馬天水，原名馬登年，1911年生，河北唐縣人。1931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後歷任唐縣縣政府財經科長、三區區長、中共山西繁峙縣縣委書記、中共冀晉五分區地委書記等職。1949年5月南下任中共皖南區黨委副書記、書記。1952年1月，調上海市工作，任中共上海市委鋼鐵黨委書記。 1954年10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書記、書記處書記。1959年2月至1963年2月，兼任上海市工業生產委員會主任。長期負責上海工業生產工作。「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4月被結合進市革委會領導班子，1970年3月起任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1971年1月後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是中共九屆中央候補委員、十屆中央委員。1972年起全面主持上海市工作，成為江青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
此時通知進京，使馬天水感到有些突然。
原來，在粉碎「四人幫」之前的9月28日中午，張春橋曾派王洪文的秘書蕭木來到上海，向上海市委常委直接傳話。
「四人幫」雖然一直控制著上海，但以如此方式讓秘書直接代表「首長」傳達的方式卻從未有過，當時在場聽傳達的有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王少庸、馮國柱、張敬標六個市委常委，他們立刻感到事情的嚴重性。
原來，蕭木傳達張春橋的話說，階級鬥爭的形勢要經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當然要看到還有曲折，看到資產階級還有力量，問題是誰掛帥……我不是一個憂天派，但是有憂，多難興邦。老實說，上海沒有經過嚴重的考驗。林彪、鄧小平要搞上海都沒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話，有大考驗，要打仗……
也許張春橋已經預感到了什麼，向他在上海的餘黨發出了要有「要打仗」的思想準備。
兩種政治力量的較量已經到了白熱化的程度。
馬天水走了以後，上海的餘黨們便惶惶不可終日，通過各種渠道打聽北京的消息。
那時不像現在有手機，一個電話或者是發一個簡訊就行了，那時通訊還沒有現在發達，加之中央對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封鎖很嚴，外界根本無從知道。
徐景賢感到事情有些奇怪，但還是吃不準北京的情況，接著又撥通了衛生部部長劉湘屏的電話。
劉湘屏的回答和於會泳有些相似。她說，江青原定今天晚上請她看戲的，現在卻找不到人了。
與此同時，王秀珍也和到了北京的馬天水的秘書房佐庭聯繫。房佐庭在電話裡告訴王秀珍說，中央還沒有開會，馬天水正在京西賓館待命，還不知道會議的內容。
王秀珍急迫地問房佐庭，見到「四位中央首長」沒有。
房佐庭回答說，還沒有見到。
粉碎「四人幫」之後的第二天，儘管「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們想盡了辦法，但仍然沒有得到一點有關「四位首長」的準確消息，在惶恐和猜測中度過了一天。
由此可見，粉碎「四人幫」的保密工作做得是多麼嚴密。
10月8日清晨，王秀珍突然接到張春橋在上海的老婆李文靜的電話，說她給張春橋打了一夜的電話也沒有打通，原定他們的兒子到北京去的，現在也不知去還是不去的好，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情。
王秀珍一聽，事情有些奇怪，於是就親自給王洪文那裡打電話，想問問情況，結果就是打不通。
沒有辦法，惶惶不可終日的徐景賢和王秀珍一夥人經過商量，決定將張春橋在上海的秘書何秀文以及當時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和蕭木都找來，讓他們一起給北京打電話。
這幾個神通廣大的秘書，想盡各種辦法給北京他們認為可靠的人打電話，又用他們知道的各種電話號碼給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打電話，結果同樣是一個也打不通。
正當一群人急得像熱鍋上螞蟻的時候，徐景賢突然撥通了《人民日報》負責人魯瑛的電話。
大家一陣興奮。
可是，當徐景賢剛要問情況時，魯瑛接電話的聲音卻有些反常，沒有講兩句就急忙把電話掛上了。
耳機裡響起一片忙音，這一夥人興奮之後又是當頭一盆冷水。
廖祖康立刻接過電話，大聲地問：你們到機場時誰去接的？
房佐庭回答說：是穿軍裝的人接的。
廖祖康又問：有沒有見到中央辦公廳的人？
房佐庭回答說：沒有。
廖祖康接著問：你那裡不准往外打電話是誰通知你的？
房佐庭回答說：是我問別的省的。
最後，房佐庭又一次告訴廖祖康，說自己的「胃病」發作了。
聽完電話，上海這伙餘黨對於北京的情況雖然有了一些瞭解，但具體情況仍然是雲裡霧裡，不好下結論。
廖祖康放下電話，就問王秀珍：老房有「胃病」嗎？
王秀珍說：沒有聽說過。
廖祖康有些警覺地說：這就怪了。那他說「胃病」又犯了是什麼意思呢？
這夥人越想越覺得事情有些反常，更有些嚴重。雖然在此之前，張春橋早就有了「準備打仗」的指示，王洪文對於上海民兵也早已進行了武裝，加之控制的公安、財貿等一部分力量，也可以暫時與北京形成對抗之勢。可是具體情況未落實，也不好行動。
焦躁不安的徐景賢再次拿起話筒，重新撥通了房佐庭的電話，聲稱一定要「馬老」親自接電話。
房佐庭回答：馬老不能聽電話。
說完之後，房佐庭又說了一句：我的老「胃病」又犯了。
房佐庭反覆說到的是句暗語。這使「四人幫」在上海的一夥餘黨心中十分不安，可是又實在無法摸到準確情況，於是徐景賢、王秀珍、王少庸、張敬標、蕭木、廖祖康、何秀文等人，就跑進常委學習室，關起門來「分析形勢」，商量對策。
徐景賢認為：毛主席逝世之後，一號戰備命令剛剛通知撤銷，怎麼現在中央又通知加強戰備呢？而且這個通知裡面還特別提到要防止內潛外逃，看來是有什麼人出了事情。
「四人幫」在上海餘黨的政治嗅覺還是很靈敏的。
廖祖康接著說：在北京的幾個老帥，像葉（劍英）帥、徐（向前）帥他們還是很有號召力的。
說到這裡，廖祖康便不再說下去了。
此時，屋子裡的空氣彷彿一下子凝固了，一夥人面面相覷，廖祖康後面未說出的話大家都明白，意思是幾個老帥可能已經對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他們下手了，這夥人當時做夢也沒有想到他們的「旗手」江青也同時遭到了覆滅的下場。
一分析，這夥人立刻覺得張春橋過去的「指示」是何等的「英明」。
在此之前張春橋也許是預感到自己人心的喪失，力量的單薄，曾不止一次對他在上海的親信說過，軍隊靠不住，軍隊是支持保守派的。大家都同意廖祖康的分析，感到現在軍隊已經將槍口對準了他們的「首長」，形勢非常嚴重。
在這種情況下，當年在上海灘上說一不二的「女強人」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揮部的幾個負責人「打招呼」。
接著，王少庸提出，他在下午要找公安局的負責人「打招呼」。
負責分管宣傳和新聞媒體的徐景賢接著也提出，他在下午要找廣播電台和報社的新聞界負責人「吹吹風」。
就這樣，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的第三天下午，他們在上海的一夥餘黨分成兩個地方，分別按照計畫，開始對控制的「文」「武」兩支力量的頭頭們進行「吹風」和「打招呼」。
公安部「內線」告密
下午四時，徐景賢來到康平路小禮堂。
徐景賢在會上將於會泳突然不出國，《人民日報》魯瑛接電話十分反常，在京的三位「首長」聯繫不上，房佐庭又在電話裡總說他「老胃病發作」等情況向這些人作了「通報」。
接著，他便根據自己軍隊可能發生「政變」的猜想說：「中央電台通知停播的兩首歌曲《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和《永遠按既定方針辦》，我看不出有什麼問題。蘇修軍隊侵佔捷克時，捷克國家電台有一名播音員聽中央負責人的指揮，堅持廣播了一天的抗議聲明，根本不聽蘇軍的。」
徐景賢還佈置了各新聞單位的保衛工作，指示要調集民兵來保衛。並要求這些人發表什麼東西，都要告訴市委，把上海的輿論牢牢地控制起來。
為了進一步摸清情況，會議結束，徐景賢又給浙江省委副書記羅毅，福建省委常委陳佳忠分別打了電話。王秀珍接著又給遼寧省委副書記魏秉奎打電話，要魏秉奎給當時在北京的毛遠新那裡打電話。
由於中央和直接參加行動的8341部隊，對這次粉碎「四人幫」行動的保密工作做得十分謹慎、嚴密，致使他們在「四人幫」一夥餘黨千方百計、挖空心思、幾經打探終未能獲得一點可靠的消息。
8日下午5時，徐景賢在康平路常委學習室主持召開了常委擴大會，讓一些骨幹分子列席。
徐景賢在會上強調：這種種跡象說明中央出了事情，我們大家都要有思想準備。
散會後徐景賢回家吃飯。這時朱永嘉、王知常等四人有些沉不住氣了，就跑到徐景賢的家裡，共同商量下一步的對策。
由於徐景賢急著要去劇院看演出，就說：我下午已經找報社、電台的人談過了。國務院有幾位部長在上海，今晚上看戲，我到劇場露露面，同時摸摸情況。你們到學習室等我，我一會兒回來再談。
徐景賢在戲院裡坐了一會，就找個借口離開，急忙趕回康平路。這時只見學習室裡已擠滿了人，氣氛很緊張。
還未等徐景賢向這夥人報告剛才的「好消息」，警衛處的康寧一就急忙向他報告，說是金祖敏的秘書繆文金從北京打來電話報告暗號：我娘心肌梗死。
徐景賢頓時大驚，忙問：繆文金不是在上海嗎，怎麼又到北京去了？
王秀珍說：是我下午派他乘飛機到北京去瞭解情況的。臨走我告訴他說，如果出事了，電話裡就說「我娘心肌梗死」，現在看來真的出事了。
於是，廖祖康拿過電話，親自給江青住的那個樓打電話，不通。接著他又給劉慶棠、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等處打電話，仍然不通。
「四人幫」在上海的這伙餘黨頓時感到自己的末日來臨，在屋子裡亂成一團。
此時，徐景賢的秘書張家龍接通了解放軍總政治部保衛部部長徐海濤家的電話，是徐海濤老婆接的。
張家龍說：徐景賢同志要和徐部長講話。
徐海濤的老婆在那頭慌張地說：他不在，去辦公室了，不要再打電話了。
徐景賢在聽了秘書的通話情況匯報後，猜測徐海濤也可能被抓起來了。
屋子裡再次出現混亂，一夥人頓時慌作一團。
這時，警衛處康寧一突然接到公安部祝家耀打來的電話，大家的耳朵都跟著豎了起來。
祝家耀，男，漢族，1937年12月生，浙江杭州人，初中文化。1955年3月至1959年4月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戰士、副班長。1959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59年5月至1966年12月為上海五七O三廠工人，後在廠勞資科工作。1967年1月至1973年6月在上海「工總司」工交組、組織組工作。1973年11月至1977年6月為公安部黨的核心小組成員。1977年6月至1984年6月被隔離審查。1984年6月被開除黨籍。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
祝家耀是王洪文從上海調往公安部擔任要職的，自然不會忘記這份「恩情」，不會忘記自己「成長」起來的這塊基地，在關鍵時刻及時來了電話。這位「四人幫 」在公安部的「內線」在電話裡說，繆文金到京後確實進過京西賓館。祝家耀真不愧是搞公安工作的，在電話裡除報告繆文金的情況之外，只講了三句話：「人都集中了，鎖起來了，不能動了。」
這是自粉碎「四人幫」之後，他們在上海的餘黨所得到的最可靠的一個消息。這樣就從公安部「內線」那裡證實了他們一夥的猜測，說明北京的確發生了「政變」，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這四個人統統都被抓起來了。
緊接著電話鈴又一陣急響，張家龍拿起話筒，一聽是劉慶棠打來的。
劉慶棠在電話裡說：馬老不能接電話，我們文化部的幾個人也都「病」了。
蕭木聽後立刻驚叫起來：不好了，對文化部動手了，下一個就輪到我們了！
他這麼一叫，整個學習室裡頓時一片混亂，一個個如喪家之犬，立刻條件反射地各自看看自己的周圍，然後又將目光一起轉向大門，生怕外面此刻突然衝進幾個人來將自己抓走。
看著如此一派局面，徐景賢立刻制止，大聲宣佈：誰也不能再往外打電話了。
密謀武裝叛亂
為了挽救覆滅的命運，就在這間市委常委學習室裡，徐景賢召開了密謀進行武裝叛亂的第一次會議。
參加會議的有市委書記王秀珍、市委常委王少庸、馮國柱、張敬標，還有朱永嘉、何秀文、蕭木、廖祖康、康寧一等人。
當徐景賢問大家下一步怎麼辦時，朱永嘉發言說：「我看這次『政變』是華國鋒、汪東興兩個結合，除了他倆，其他人是搞不起來的。」
接著，瞭解中南海保衛情況的廖祖康發言，他同意朱永嘉的看法，並說：8341部隊是很厲害的，都聽汪（東興）主任的，沒有汪主任的指揮，一下子搞掉幾個人是不可能的。
朱永嘉接著又說：他們先抓一個，然後再宣佈一個決定，說這個人反黨。這種手法，古今中外用得多了。我們要干，應該把民兵拉出來打，打它一個禮拜不行，打它三天五天也好，讓全世界都知道，就像巴黎公社一樣。
一場觸目驚心的反革命武裝叛亂，就在這間小小的學習室裡開始密謀。
「四人幫」的倒台使他們的餘黨預感到自己即將失去手中竊取的權力，受到人民正義的審判，因此困獸猶鬥，妄圖與黨和人民作一場生死的較量。
對於這些人來講，當時解決的辦法很多：一是向真理投降，主動向中央交待自己的問題，與「四人幫」劃清界限；二是保持沉默，靜觀動向，看中央是如何處理上海的事情……為什麼他們會選擇武裝叛亂？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他們的所作所為不是憑空想出來的，而是有其很深的思想基礎的。
我在參加特別法庭對上海反革命武裝叛亂事件的審判時，面對王洪文和張春橋策劃這場反革命武裝判亂的罪行，曾讓徐景賢出庭作證，徐景賢認為，他之所以在當時要召開這樣的武裝叛亂會議，是有兩個依據的：「第一是依據張春橋的指令和我們打仗的資本。張春橋在9月28日的指令當中就說，有人要搞上海的話，有大考驗，要打仗，打仗就要有實力，我們的實力就是上海民兵。第二個依據是姚文元的指示和理論。1976年天安門事件以後，姚文元進行總結說：『天安門事件的一條基本經驗就是必須以革命的暴力對付與鎮壓反革命的暴力，這種鬥爭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我們今後要堅持這樣一條基本經驗。』」
在商量的時候王秀珍說：我白天已經同民兵指揮部的幾個負責人談過了，現在我們有帶槍的民兵2500人，已在各工廠集中，可以隨時拉出來。還有31000人分散待命。
王秀珍接著還強調，她已經給民兵指揮部的施尚英打了招呼。
分管公安工作的市委常委王少庸是位老幹部，過去是打過仗的，見徐景賢、王秀珍這幾個從未上過戰場的人都很自信，就出謀說：光靠民兵不行，起碼要有部隊一個團的兵力才能形成一個拳頭。
廖祖康說：那就把警備區的幾個負責人帶在我們身邊。因為靠我們去調動部隊是調不動的，只有通過他們下命令才能調動部隊。
接著，廖祖康就提出要「帶在我們身邊」的人選，他們是：警備區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員張宜愛，警備師師長李仁齋。
馮國柱對廖祖康提出的人員還不太滿意，接著又補充了一個，他說：把楊××副司令員也叫來，他熟悉作戰。
就這樣，「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就開始了分裂軍隊、陰謀叛亂的活動。他們背著上海警備區黨委，由市委辦公室直接通知這幾個軍隊領導來跟他們會合。
在這次武裝叛亂的策劃會上，廖祖康還提出把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如陳阿大、戴立清、黃金海、馬振龍、葉昌明都找來，說是這樣可以調動工人隊伍。
這夥人覺得廖祖康的這個辦法很好，於是廖祖康就主動提出來由他去具體實施。
與此同時，朱永嘉還提出「還我春橋，還我洪文，還我文元」以及「一月革命風暴萬歲」的口號，以此煽動群眾。
朱永嘉與陳阿大、葉昌明、黃金海、戴立清等王洪文的小兄弟不同，那些人是搞武的，而朱是搞文的，從抓輿論入手進行叛亂活動。在10月8日這一天，他就先後跑到《文匯報》、《解放日報》、上海人民廣播電台和新華社上海分社，向他們佈置任務。
最後，「四人幫」在上海的這伙餘黨，還認真討論了武裝叛亂中指揮部的設立問題。
會議最後決定設立兩個秘密指揮點。
一號指揮點由徐景賢帶領，負責抓整個武裝叛亂的總指揮和輿論準備，最後行動的命令由徐景賢這裡發佈，地點設在華山路丁香花園。
二號指揮點由王秀珍帶領，負責民兵和部隊的軍事行動指揮，地點定在市民兵指揮部（後移到東湖招待所）。
看來這場武裝叛亂是文武齊下。
徐景賢於10月8日晚下達了準備上海武裝叛亂的「指示」：
「請民兵指揮部加強戰備，3500人集中，31000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請民兵指揮部立即派人加強對電台、報社的保衛。」
寫好後，徐景賢當面交給了王秀珍。
時間過去三十多年了，有的人也許有意或無意地淡忘了那個時代，可是歷史卻是不能被忘卻的！如果這場叛亂得逞，中國就會是另外一個樣子了，也許還得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
徐景賢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上，對於參加這場武裝叛亂的證詞中說：
「我當時估計，中央很可能就近調六十軍來抓我們，我們就要抵抗到底。丁盛叫我們要有所準備，我們的確也做了準備。馬天水最後一次批的給民兵增發武器文件我是圈閱過的。光是這一次就發了半自動步槍35000支，另外還有各種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夠打上一仗的了。
「到了一號指揮點丁香花園以後，休息了一會兒，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從二號指揮點打了紅色的保密電話到一號指揮點要我接聽電話。廖祖康說，王秀珍跟馮國柱他們商量，有一個意見就是要把部隊守衛電台的連交給劉象賢指揮。劉象賢原來是上海警備區的，當時調到人民廣播電台擔任黨委書記。廖祖康又說，原來守衛康平路市委的那個連交給市委辦公室指揮。你如果同意的話，請你告訴李師長一下。我答應了，而且掛了電話以後，我又親筆寫下了第二個反革命手令：
「電台由李仁齋同志告電台的連，注意警衛，聽從劉象賢同志的指揮。
「三連由李仁齋同志告知一下，要聽從市委的指揮。
「寫好以後，我讓秘書叫醒了正在睡覺的李仁齋，由我當面把這個手令交給了他，然後我聽到他去打電話，進行佈置了。
「到了這個時候，我們所策劃的反革命武裝叛亂已經箭在弦上了，只要一聲令下，上海就會陷入到一片血海之中。」
當時參加這場叛亂的上海民兵領導小組副組長施尚英在特別法庭審理此案時，曾向法庭陳述了這場叛亂的具體實施情況。
施尚英說：
「我在被捕以前是在上海民兵指揮部擔任領導小組副組長。在（1976年）10月8日的晚上10點鐘，我和李彬山、鐘定棟策劃制定了武裝叛亂的方案，研究制定了戰備值班的民兵、車輛、巡邏艇，設立秘密指揮點，開設電台和聯絡暗號等。
「在10月8日晚上12時，王秀珍、馮國柱兩個人又糾集了警備區和總工會的一幫人到民兵指揮部機關，進一步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我和鐘定棟兩個人向王秀珍、馮國柱兩個匯報了我們擬定的方案：民兵第一批有3240人和摩托車100輛、卡車100輛，配正副駕駛員；第二批有13000人，起用民兵101 艇、15瓦電台15部，秘密指揮點設在江南造船廠和國棉十七廠或國棉三十一廠，選擇了我們信得過的人進駐各區當聯絡員，並且要求各個區的民兵指揮部的頭頭全部在位值班，還要求在9日18時以前，全部落實。王秀珍提出國棉十七廠和國棉三十一廠這兩個單位目標太大，要我們在楊浦區另外再找一個工廠作秘密指揮點，其他都同意。王秀珍還告訴我們，她和馮國柱一幫人立即到東湖路七號，並要我們聽他們那裡指揮。
「根據王秀珍和馮國柱的指揮，我們就選擇了中國紡織機械廠為另一個秘密指揮點，並在10月9日的上午9點鐘，由我和吳立義、鐘定棟召開了10個區民兵指揮部和5個直屬民兵師的負責人會議，把我們擬定的方案作了佈置。之後……我們都帶了手槍和文件等撤離民兵指揮部，到兩個秘密指揮點上待命。
「（我們）從9日18時以後就開通了電台，一直到14日晚上，我們聽了打招呼會議傳達以後，就封閉了。
「從9日到12日，我還每天按約定時間，與總工會的陳阿大、葉昌明、黃金海、馬振龍、廖祖康等人碰頭……10月12日晚上8點鐘，馮國柱等四個常委召集總工會和寫作班子，以及張春橋、王洪文的秘書十餘人，到康平路開會，進一步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會議氣氛非常緊張，並且吵吵鬧鬧的。在混亂的吵聲中，朱永嘉突然站起來，兩手把袖子捲起，態度十分囂張地拋出了要在13日6點鐘之前干的一整套反革命武裝叛亂方案，口號是四個還我：『還我江青，還我春橋，還我洪文，還我文元』。」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四人幫」餘黨在上海策動武裝叛亂的目的是很明確的，那就是妄圖挽救他們覆滅的命運。
當時的上海真是劍拔弩張。
更加露骨地效忠「四人幫」的反革命行動方案還在後面。
法庭上施尚英還供認說：「（朱永嘉說）要民兵進駐電台，要電台廣播告全市人民書。王知常接著說，現在不能等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回來做決定了，要麼大幹，要麼不幹，口號是『四個還我』。蕭木急急忙忙地說，現在不能再等下去了，等馬天水他們回來，就來不及了。王少庸態度極其囂張地說，我提出把全市搞癱瘓了，請大家考慮。陳阿大極其反動地接著說，把上海搞癱瘓很方便，只要把電網一破壞就行了。馮國柱積極地接著說，我補充一條，明天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從北京回到上海虹橋機場的時候，給扣起來。我不理解，問馮國柱為什麼要扣馬、徐、王三人，馮國柱說，你不懂，他們三個回來也可以代表市委下命令的。」
失去了張春橋這個「軍師」的統率，「四人幫」的一夥餘黨即將發生內訌。
如此看來，當時真是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了。成千上萬善良的人們、其中包括那些受騙參加民兵的工人，如何能夠想像得到這些呢！
然而，觸目驚心的陰謀活動還在後頭。
特別法庭上施尚英還供認說：「會上還有人叫嚷，要封鎖長江航道和機場。馬振龍的態度極其囂張，又哭又鬧，並且說，現在就要干，不能再等了…… 朱永嘉說，上海帶一個頭，外省市也會跟著上來的，這樣就迫使他們放人——指迫使黨中央放『四人幫』。朱永嘉並且極其反動地提出，如果被鎮壓，失敗了，那麼像巴黎公社一樣，歷史上也會記上我們的業績的，我們這樣斗了，也對得起幾位『領導』了。朱永嘉、王知常提出了一整套武裝叛亂（方案）以後，馮國柱要每一個（人）表態，廖祖康接著逼每個人，點著名要表態同意朱、王兩個人提出的方案。到會的人都表示了同意干的態度……從10月9日開始，我和鐘定棟召集十個區、五個直屬民兵師負責人開會，命令兵力集中，人車槍彈配套，動用各種槍炮二萬七千餘件，調集汽車、摩托車二百二十五輛，巡邏艇一艘，集中大量物資和食品，並在江南造船廠和中國紡織機械廠設立兩個秘密指揮點。各區民兵攜帶手槍、地圖，帶領人員進駐設在江南造船廠的秘密指揮點。同時，各區民兵指揮部和一個民兵師，也都設立了指揮所；各指揮所共架設了十五部電台，組成兩個通訊網，溝通了聯絡，先後收發了七十九份電報，直至15日凌晨一時才停止發報。
「12日，我指使鐘定棟制定了以『捍一』、『方二』為代號的武裝叛亂方案，從上海外圍到市中心設置三道『控制圈』；部署對上海首腦機關、車站、碼頭、機場、港口、浦江隧道、橋樑和交通要道的控制；規定了口令和秘定聯絡暗語。」
特別法庭上當場投影了他們的「捍一」、「方二」武裝叛亂作戰方案。
法庭工作人員宣讀了這兩個方案的主要內容：
「這是1976年10月12日上海民兵指揮部鐘定棟等人制定的『捍一』、『方二』武裝叛亂方案。『方案』規定了上海外圍到市中心設置三道『控制圈』，加強對首腦機關、車站、碼頭、機場、港口、浦江隧道、橋樑和交通要道的控制，規定了行動口令和暗語。」
法庭又投影了上海武裝叛亂使用的武器彈藥的照片。
法庭工作人員介紹說：
「這是上海武裝叛亂時使用的十五部電台，已組成了兩個通訊網，於10月9日十八時溝通聯絡，晝夜通聯，收發電報，至15日一時才被迫停止聯絡。」
施尚英當場對這些都進行了辨認，承認是他們當時為武裝叛亂準備的物資。
經我所在的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庭和上海審判「四人幫」餘黨的法庭查明：
在徐景賢、王秀珍去北京開會後，10月12日下午，陳阿大、葉昌明、黃金海、戴立清、王明龍、廖祖康等人，在市工人文化宮召開秘密會議，確定在上棉三十一廠設一個秘密聯絡點，策劃制定叛亂用的反革命標語二十一條。同日晚，王少庸、馮國柱（會議主持人）、張敬標、黃濤、陳阿大、葉昌明、黃金海、戴立清、馬振龍、朱永嘉、王知常、施尚英、蕭木、王日初、廖祖康、何秀文等又開會，進一步提出停產罷工，遊行示威，控制報社、電台，封鎖中央消息，切斷電網，用鋼錠堵塞機場跑道，沉船堵塞吳淞口等方案。朱永嘉、王知常則提出了「還我江青、還我春橋、還我文元、還我洪文」的反革命口號（此時「四人幫」上海餘黨已經知道江青也被拘捕了，所以在原先的口號中又加上了一個江青），並準備發佈《告全市人民書》，表示要「決一死戰」。最後，王少庸、馮國柱、張敬標、黃濤四個常委議定：要干，要準備好，要等馬、徐、王回來以後再統一行動。
和平中的善良的人們，那時何曾想到一場反革命武裝叛亂的陰雲，正籠罩著大上海，整個上海灘將被「四人幫」的這伙餘黨浸入血雨腥風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