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4年8月28日，廣州黃埔港，人群歡呼，盛況空前。

一艘小小的美國木帆商船——「中國皇后」號自2月22日從紐約啟航，乘風破浪，遠涉重洋，歷程長達188天，途經佛得角群島，繞道好望角，跨過印度洋，終於抵達廣州，勝利完成美國至中國的首航。「中國皇后」號自豪地鳴炮13響（代表當時美國13個州），向停泊在它周圍的船隻致敬，其他國家的船隻也熱情鳴炮回禮致賀。

這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刻：美國，這個只有8年歷史的年輕國家，開始與一個已有5000年歷史的古老國家直接交往。

遠隔萬里的兩個國家，此時顯得如此神秘而隔膜。歷史記載，此前到過中國的美國人屈指可數，僅有兩人。儘管中國商人熱情友好地接待了「中國皇后」號，但由於對素無淵源的美國認識模糊，甚至連其方位所在也一知半解，再加上他們相貌語言與英國人極為相仿，中國商人一致把美國人誤認為英國人。「中國皇后」號上29歲的管貨員山茂召在他的日記中寫道：「雖然這是第一艘到中國的美國船，但中國人對我們卻非常寬厚。他們不能分辨我們與英國人間的區別，視我們為『新人』……」

華盛頓和中國的姻緣，就從這次劃時代的首航開始。「中國皇后」號船長約翰·格林曾在美國獨立戰爭中任海軍上尉，是華盛頓的忠實追隨者，他專門挑選了華盛頓生日那天作為啟航遠行的日子。上帝保佑，格林船長的運氣不錯，他這次成功的航行轟動了美國社會。中國貨被運回美國之後，萬眾歡騰，美國人爭相購買。華盛頓也對中國充滿了好奇，1786年，他從山茂召那裡購買了一批中國瓷器，手撫那些精美的花紋，他深深地迷上了古老的東方藝術。

當華盛頓仔細欣賞著來自中國的精美瓷器時，在遙遠的彼岸，中國人對他和美國的接納瞭解，卻艱難深澀得多。

格林船長小小的木帆船，打通了太平洋兩岸中美兩國的通途。在優厚利潤的吸引下，富於冒險精神的美國商人為之瘋狂，就像當年他們勇於開拓的祖輩乘坐「五月花」號船踏上北美新大陸一樣，美國商船在通往廣州的航線上舉帆遠航，絡繹於途，掀起了美國歷史上的第一次「中國熱」。然而直到1795年，美國人到廣州已10餘年了，中國官吏還把他們和英國人混為一談。中國官吏並非沒有機會瞭解美國，也不是沒有碰到需要調查處理與美國人有關的事，而是在天朝上國觀念的支配下，他們缺乏瞭解外面世界的熱情。除了應允遇事查明旗號、敷衍辦理以外，中國官員對發生在「內地洋面」的事情向來不深究，借口「無從查考」，一直無法把這些「美夷」和「英夷」完全分清。面對亂點鴛鴦譜的中國人，深受其害的英國商人十分惱火，他們向兩廣總督長麟嚴正交涉：「（美國人）也會我們的話，也穿我們這樣的衣服，但他們另有旗號，不要把我們和他們混在一起！」自知理虧的長麟很不好意思，急忙飭令下屬：「此條應存記備查，遇有事件，自應查明旗號辦理，不致牽混影射。」

大清朝一些學問廣博且開眼看世界的新潮人物，對於美國歷史、地理位置、政治制度等，同樣認識不清。當時被稱為「一代碩學」的阮元在撰寫《廣州通志》時，還把美國說成是在非洲境內。對於聞所未聞的美國政治制度，中國人更是不可理解。兩廣總督蔣攸銛在給朝廷的奏報中含混說道：「該夷並無國主，止有頭人，系部落中公舉數人，拈閹輪充，四年一換。」令他無比詫異的是，美國竟然是一個「無國主」的國家。難怪蔣總督把美國視作一個未曾開化的原始部落，連「頭人」（實則是總統）也要通過抓閹產生，簡直不可思議。

1837年，普魯士傳教士郭實獵在中國近代第一份本土出版的中文期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上專門撰文，首次向中國人介紹華盛頓，他用傳統中國的「聖君」堯、舜的形象來描述華盛頓，盛讚他是「經綸濟世之才，寬仁清德遍施，忠義兩全之烈士」。

1844年美國專使顧聖來華，在向中國高官介紹美國歷史時，他自豪地說華盛頓是「大戰將，極有智能謀略之善人」，他的國家因為華盛頓的智勇才得以獨立，並由華盛頓制定的憲法才得以堅穩。華盛頓還在世時，就逐漸被「圖騰化」成一個政治神話，當時每一個美國人都認為在家中掛一幅華盛頓的畫像是神聖的事。人們甚至為他量身打造出那個耳熟能詳的「華盛頓和櫻桃樹」的故事，以此「證明」華盛頓是一位從幼年開始就有著至高品格的人。

而千百年來，中華大地內憂外患，戰亂頻仍。那數不盡的兵火紛亂、殺戮屠城，那演不盡的機鋒權謀、宮廷爭鬥，誰不是為了一襲龍袍加身、萬世江山獨霸？唐宗宋祖也好，成吉思汗也罷，都是有秦皇之威，而無堯舜之德。雖然統一了江山，但封建帝王打天下畢竟只是為了子子孫孫坐天下，建國家實則是建成家國。中國歷史上那些弒父殺子、裝神弄鬼的案例，都不過是為了權傾四海。兔死狗烹、血流成河的最終結局，乃帝制特色、王朝規律，試問誰又曾逃脫過？即使有那麼幾位禪讓退位的皇帝老倌兒，又有誰不是在帶血的劍鋒頂上了腰際，才一步三回頭地無奈遜位下野以保全身家性命？

因此，當華盛頓這樣一位「異國堯舜」形象突然出現在清代中國人的視野裡時，他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最感興趣的是林則徐，他實在想像不出，華盛頓在他的國度裡為何受到如此熱情的擁戴與尊敬。甚至「華盛頓」三個字不僅成為美國「皇城」（首都）的名字，連美國人生兒育女、開館造船，也喜歡取名「華盛頓」。他很想知道，一個大半生對農場和土地情有獨鍾的「美國第一農民」，為何具有如此之大的魅力。

舉國爭說「洋聖君」

通過進一步深入研究華盛頓創立的美國政治制度，林則徐不得不心悅誠服。在他的主導下，認識瞭解西方世界的《四洲志》於1839年開始翻譯。他在《四洲志》裡情不自禁地感慨，美國竟然超越了傳統中國「封建、郡縣、官家」三種政治體制，國家政事由輿論監督，言必施行，事簡政速，令行禁止，獨具一格，實在是領世界潮流之先。

相比之下，魏源對美國制度的大概模式，則知悉掌握得更為透徹。他在《海國圖志》裡，一連用「武、智、公、周、富、誼」六個字表達對美國政治、經濟和外交的推崇之情，他告訴中國人美國實行的是公開選舉（選官舉賢，皆自下始）、司法獨立（議事聽訟），國家元首（大酋）由「公舉」，而非世代相傳的「家天下」。面對「選舉」、「司法」這些中國人聞所未聞的新名詞，魏源認為正是有了「可垂奕世而無弊」的聯邦制度，才造就美國的進步與優良。他詠讚道：「一變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

出於對華盛頓個人品德的無私讚美，中國人對「華盛頓神話」佩服得五體投地。而華盛頓在中國轉化為「異國堯舜」形象的歷程裡，咸豐年間福建巡撫徐繼畬更是傾注了無限熱情，堪居「首功」。在他的學術名著《瀛環志略》裡，徐繼畬以生花妙筆身臨其境般寫道：「華盛頓建立了自己的國家後，就交出了權力去過平靜的生活。眾人不肯讓他走，堅決要立他為帝王。華盛頓就對眾人說：『建立一個國家並把這種權力傳遞給自己的後代，這是自私。你們的責任就是選擇有才德的人掌握國家領導職位。』」後來人們對華盛頓的諸多歌詠歎頌，大多以此生動的描寫為藍本。

徐繼畬把華盛頓看成是「一世之雄」，說他可與「堯、舜」相比擬，甚至於把他描述成前所未有的「堯、舜、湯、武合為一人」的形象。他滿腔熱情地讚揚道：「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於勝廣，割據雄於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哉！」

這位東方的學者型高官認為華盛頓勇武勝過陳勝吳廣，豪雄超越曹操劉備，且功成不居，不戀權位；創推舉之法，乃古代聖賢「天下為公」遺意之體現者。在他眼中，像華盛頓這樣率眾奪取天下卻放棄君王一統、藏起刺刀踢開王冠者，實在是曠古未見，令人佩服。

徐繼畬儘管有些類比失當，但足見美國的民主體制對清代的高官產生的深刻影響。華盛頓走向世界，也走向中國。

令美國人欣喜無比的是，在相隔萬里、閉關自大的「老大中國」，居然還有這樣一位黃皮膚黑眼睛的知音！1811年，美國政府為紀念開國總統華盛頓，開始籌建華盛頓紀念碑。在建碑過程中，美國政府向全世界廣徵紀念物。經過多方努力，徐繼畬這段讚頌美利堅的經典文字被刻在上等石碑上面，於1853年漂洋過海到達美國，被鑲嵌進華盛頓紀念碑的基座。1862年，美國傳教士伯駕將碑文譯成英文後發表，使徐繼畬的言論在美國不脛而走。尤其是徐繼畬對華盛頓的讚譽言論，使美國朝野上下大為感動，引起很大反響。為了表達對這位中國官員的崇敬，1867年10月21日，即將離任的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代表美國政府將一幅華盛頓像贈送給了徐繼畬。

在當時的清朝，徐繼畬的言論無異於晴空驚雷。保守派們強烈攻擊徐繼畬「稱頌夷人，獻媚夷酋」，就連思想開放曾經稱讚徐繼畬為「天下奇才」的曾國藩，也認為「徐松龕中丞著書，頗張大英夷」。更有甚者採取斷章摘句的手法，彈劾《瀛環志略》「輕重失倫，尤傷國體」，主張將它銷毀，欲置徐於死地。1851年，徐繼畬被免去福建巡撫，留京任太僕寺少卿，成了管馬政的副手，第二年更被削職回鄉。讓人百感交集的是，徐繼畬不僅生前宦海浮沉，命運坎坷，就連其死後的歷史地位也反之覆之——「美奸」與英雄的稱號交相替換，他的墳墓也在「文革」期間被紅衛兵們搗毀過。光緒二年（1876年），郭嵩燾出使西洋，親眼目睹了西方世界的實際情況，印證了《瀛環志略》對外面世界的真實描述，他在給國內的信中感歎地說：「徐先生從未到過西方，所寫的卻如此真實，並且早於我輩20餘年，這難道不是深謀遠慮高人一等者嗎？」

多重樂章譜「神話」

「華盛頓神話」作為一種政治理想登陸中國後，各色政治人物自然不會放過這一深具政治意義的「思想資源」。圍繞中國特殊的文化傳統和不同政治集團的現實需要，「華盛頓神話」與近代中國纏結互動，不斷變幻傳衍，一幕幕活劇令人深思慨歎。

在推翻封建專制的鬥爭過程中，華盛頓是一面最好的旗幟，一個最吸引人的口號和標語。1922年，《申報》創刊50年慶時，報紙撰文說，回想近50年來，中國若有華盛頓這樣的人，人民哪裡還會遭受到那麼多痛苦！

「華盛頓神話」很快成為激勵革命黨人的思想武器。興中會的機關報《中國旬報》公開倡言：「以華盛頓之心，行華盛頓之事。」華盛頓成為鼓勵人們革命救國的樣板，成為革命派們的實踐楷模。

民國肇始，孫中山也曾寄厚望於袁世凱成為「再造共和」的「中國華盛頓」。儘管袁世凱上台後，信誓旦旦地表示「深願竭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滌蕩專制之瑕穢」，但其骨子裡卻沒有一點點民主細胞。袁世凱橫下一條心，要把皇冠從歷史的垃圾堆中揀出來，並最終將專制獨裁一步步推向極端。有人勸他，可以通過修改約法，成為終身大總統，他不幹；又有人勸他可以再進一步，規定繼任總統由現任總統決定，這樣就可以總統世襲，他還是不幹。他最終恢復了帝制，但他很快就死在了國民的反抗與唾罵聲中，皇帝夢只做了83天。

華盛頓為國家鞠躬盡瘁，居功至偉，但他從不曾自我膨脹，戀棧高位。他從不拒絕人民賦予他的責任，但絕不為權力和交椅而戰。美國人民因此擺脫了歷史上通常的革命悲劇：以爭自由始，以行專制終。

而在中國這片土地上，戰國時期莊子就說：「竊鉤者誅，竊國者侯。」權謀文化盛行了幾千年，為一己之私，軍閥政客們可以為所欲為。竊國大盜袁世凱的表演，更是利慾熏心的典型代表。為了登上皇帝寶座，他不顧全國怒潮洶湧，極力討好日本侵略者，屈膝投降，喪權辱國，承認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他的親信甚至無恥到將流氓、妓女等組織起來，美化為「人力車伕請願團」、「乞丐請願團」、「妓女請願團」……表演可謂是淋漓盡致。華盛頓能當君主而絕對不當，袁世凱明知不能當拼了老命也要當；華盛頓為自由留下的是路標，是激勵，而袁世凱給中國留下的是「僭竊繼起，叛變屢作」的亂象。這就是他們的區別。華盛頓早生於袁世凱127年，一個聽從政治良知和國家民意的召喚，一個為權欲私心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在民主與進步的意識上，袁世凱與華盛頓相差何止千萬里之遙。

大道行思音未絕

如果單純把一種制度的創建歸功於一個人的道德自覺，未免主觀武斷。華盛頓是無愧於偉人稱號的，但他的偉大是建築在一種優質文化和先進制度的基礎之上的。

美國是在英國的憲政思想影響下建立的，當時的北美大陸既沒有西方式的封建傳統，也沒有東方式的專制傳統，美國共和制度的確立有著得天獨厚的社會歷史土壤。當年在獨立大廳參與制憲的55位代表，大多數人是博覽政治理論經典著作的理論家，他們對孟德斯鳩、盧梭等先賢的先進民主思想駕輕就熟，傑出的才能使他們成功起草出一部指導政府實踐的憲章。「近墨者黑，近朱者赤」，華盛頓身邊還有一批堅定維護共和政體的精英。他們是一群理想主義者，他們奮鬥的目標不是爭取個人富貴和權力，而是要建成一個他們心目中的理想社會。華盛頓的得力助手國務卿傑弗遜就是一個共和政體的堅定維護者，他似乎對君主制度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憎惡。傑弗遜對華盛頓的另一個有君主政體思想傾向的得力助手——財政部長漢密爾頓始終充滿戒心，深怕漢密爾頓對華盛頓「施加」影響；他還敢於當面批評華盛頓，說他的第一次就職儀式同共和政體的樸素作風不相符合，彷彿是有意要向歐洲宮廷的儀式看齊。華盛頓任職期間，美國的內政外交經常成為報界攻擊的目標。在他62歲生日的時候，部分國會議員建議休會半小時去給他祝壽，結果這不僅遭到了另一些議員的強烈反對，而且也遭到了《國民公報》的猛烈抨擊，指責這種做法是「臣民對君主的一種效忠儀式——是要樹立一種有害於自由的偶像——有君主制的味道」。在如此「嚴厲」的執政環境和現實政治背景下，華盛頓能選擇獨裁嗎？

而民主憲政這樣的「華盛頓神話」，對於古老的中國來說從頭到腳都是「新生兒」。

孫中山和革命黨人雖然致力於中國的變革，也攪起了驚天狂濤，但他們對中國制度的選擇更多的是出於理論設計，而非出於實踐驗證。因此，他們對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瞭解還是很模糊、很膚淺的。辛亥革命後，民主共和國的旗幟雖在中國這個古老的國度上空升起，但先進的民主文化並未能在中國大地生根開花。當時的革命黨人忙於為革命起義四處奔波，很少考慮美國的國家模式與其他模式的異同，以及中國是否適宜此種模式。他們把民主共和在一個國家的建立也未免看得過於簡單，以為只要推翻專制政府，制定臨時約法，就能確保共和制度的存在，國家就能長治久安，而未曾考慮從專制到民主需要經歷一個長期曲折的過程。孫中山雖然在名義上是革命的領導者，可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不僅中央政府政令難出京門，獨立各省各行其是，更為重要的是他不能掌握和控制軍隊，反而時時受到軍隊的影響和拘束。革命黨人提出只要袁世凱承認民國的政體，他們就可以交出政權。殊不知他們向袁世凱交出政權之日，就已經宣告了資產階級共和制度的破產。試想革命黨人連政權都保不住，又如何能保住那一紙「憲法」？魯迅先生曾有過深刻的議論：「袁世凱在辛亥革命之後，大殺黨人，從袁世凱那方面看來，是一點沒有殺錯的，因為他正是一個假革命的反革命者。錯的是革命者受了騙……」

嗚呼，即使中國有華盛頓，也絕無美利堅之土壤！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的形成與演變，與地理環境、文化背景、族群心理不無關聯。茶餘飯後，我們在艷羨美國只用了200多年的時間就成為世界頭號強國時，是否想過美國的強大，是一種制度上的強大，並非來自於哪個英雄，而是來自於民主制度下全體國民的參與和創造？「華盛頓神話」來到中國並非水土不服，在中國歷史的許多重大轉折關頭，許多專制者往往為了一己之私而任憑歷史的機遇與其擦肩而過。探尋近代中國風雲滄桑的成敗得失，究竟是醫生一時失手的醫療事故，還是病人體質變化的必然結果？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已經不言而明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