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委會主席格榮·漢森(Goran Hansson)

　　10月4日，瑞典卡洛琳斯卡醫學院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評委會宣佈，將今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授予英國生理學家愛德華茲，以表彰他在體外授精技術領域做出的開創性貢獻。「試管嬰兒」過了而立之年，終於得到了來自斯德哥爾摩的表彰。諾貝爾醫學獎為什麼授予這個具有一定倫理爭議的項目，它又體現了怎樣的科學發展趨勢，評選的標準在哪裡？帶著這些問題，本報記者走進了卡洛琳斯卡醫學院，對評委會主席格榮·漢森(Goran Hansson)進行了專訪。

　　本屆諾獎 臨床項目需要長期觀察

　　新京報：試管嬰兒早在上世紀60年代就已經實現了，今年才給頒獎。不覺得遲了一點嗎？

　　格榮：不遲。它的確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就做出來了，第一個試管嬰兒是1978年出生的。我們之所以花了這麼長時間才肯定它，是因為我們必須觀察試管嬰兒出生後後續研究的情況，要確定他們健康、沒有基因缺陷。現在我們知道了，這些孩子都很健康，一些人甚至已經有了自己的孩子，並沒有發生基因被破壞的情況。對這個案例來說，這麼長時間的檢驗是很重要的。

　　新京報：參與首例試管嬰兒工作的一位科學家早已去世，與諾獎失之交臂，此類情況在此前的評選中也出現過。獲獎的愛德華茲也已經是風燭殘年。在評選時，你們會考慮候選人的年齡嗎？

　　格榮：諾貝爾獎並非只授予老人。去年獲獎的卡羅爾只有40多歲，沃森發現DNA結構的時候也很年輕，只有33歲。諾獎醫學獎不是獎勵終身成就，而是給予實現了重大發現的科學家。所以，評委在評選的時候不會考慮候選人的年齡，只看成就。當然有的時候，研究需要多年來確認，尤其是醫學領域，在臨床治療結果方面需要很長時間的評估。今年的例子就特別突出。

　　新京報：今年的結果公佈後，引起了一些反對。這麼晚才為試管嬰兒授獎，是否也是出於醫學倫理方面的考慮？

　　格榮：關於試管嬰兒的爭議的討論，我覺得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就已經有了，愛德華茲教授就是發起試管嬰兒倫理討論的人之一。這些討論很重要，但現在相關的倫理問題已經被明確解決了。儘管有些人仍然存在不同的意見，但絕大多數人都會認可這個結果。

　　發展趨勢 我們不關注媒體的猜測

　　新京報：有人認為，諾貝爾醫學或生理學獎近些年來更傾向於獎勵實用性的成就，而非基礎研究。

　　格榮：兩方面都獎勵。這個獎的全名叫諾貝爾醫學和生理學獎，生理學這兒指的是生命科學，所以我們既看基礎的生命科學領域，也看醫學領域，同時也要看所有一切這兩端之內的領域。兩方面的科學家都在抱怨，生命科學界認為我們給醫學界頒了太多的獎，臨床醫學界則認為我們給基礎科學的獎太多了。兩方面都同樣不高興，所以我想我們工作做得還不錯。

　　新京報：如果在基礎科學上有所突破，很容易得到承認，而和實際應用相關的則可能需要很多年觀察才能看出結果，所以前者會比後者更容易獲獎？

　　格榮：就臨床發現而言，當然需要很長時間來評估研究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在基礎生命科學領域，競爭非常激烈，因此我想兩個領域的人要獲獎都非常難。

　　新京報：是否有一些現在熱門的領域更容易被評委考慮？

　　格榮：一個領域有多發達，這不是我們評估的標準。只有當一個新的發現改變了那個領域，影響了我們對生命的認識，這才是我們要考慮的。有些媒體和機構每年都會猜測今年諾獎會頒給哪個熱門領域，那些討論不在我們的考慮範圍之內。

　　新京報：但諾貝爾獎沒法包含所有的學科領域，有的學科和推動者似乎就被諾貝爾獎排除在外了，比如在生態學領域的威爾森。

　　格榮：看看諾獎的歷史，我們幾乎覆蓋了所有的學科。生態學本身並不屬於任何諾獎範疇。上世紀70年代，諾獎曾給了著名的動物行為學家洛倫茲和丁伯根。當然，如果要被諾貝爾醫學和生理學獎考慮，必須是和人類生物學和醫學相關的工作，我沒有聽說過批評威爾森錯過諾獎的，但我聽說過其他人。一個例子就是羅薩琳·弗蘭克林，她對DNA結構的發現做出了主要貢獻，但在諾獎頒獎前五年去世了，沒有機會獲獎。

　　評選標準 我們只看科學本身

　　新京報：如今，研究更多是集體的智慧結果，而非個人的成就。但諾獎的名額依然只有三個，這會不會令授獎比以前更難？

　　格榮：的確。越來越多的大的團隊研究出現，但至少到目前為止這還不是問題，我們現在還可以很明確地辨別出個體的成就。但大團隊科研將是未來可能要考慮的方面，或許我的後繼者會遇到這方面的困難。但現在還沒有。

　　新京報：醫學研究和製藥產業密切相關，評委和評選如何保持與產業的獨立關係？

　　格榮：我從未聽說任何製藥產業試圖遊說評委。對於利益衝突，評委有著非常嚴格的規定，排除任何可能的影響。對此，我們非常小心。候選人也可能是與產業合作的，但這不在我們的考慮範圍之內。我們不會考慮誰賺錢，誰不賺錢了。我們只看科學本身。

　　新京報：近三十年來，全球製藥界都趨於市場化，左翼知識分子批評製藥業為富人服務，卻忽略了貧窮地區的疾病。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格榮：我們獎勵基礎的發現，這些研究可能會變成各種疾病的藥物，所以我們不會去判斷藥物是給歐洲還是北美。但我同意你說的，在一些疾病如赤道疾病方面，我們需要更多的研究。所幸的是，現在已經出現了很多努力，很多組織都在支持這方面的研究。所以我希望它們中某一天會出現重要成就，或許未來某一天能得到諾貝爾獎。這方面過去的研究太少了，現在則有越來越多的研究出現，這是好事。

　　個人觀點 我偏好DNA雙螺旋

　　新京報：你覺得諾獎醫學獎歷史上做出了哪些錯誤或者遺漏的選擇？

　　格榮：我們看看醫學獎前半個世紀的歷史，有著好幾處被質疑的決定。20年代對癌症起因的研究可能是最受質疑的，因為沒有在後續研究中進行核實，他們下結論太快，應該等待更多的數據。1949年對間腦研究的獎勵是另一次爭議性的決定。

　　近些年來，質疑者往往沒有我們所擁有的信息，要不就是不理解我們的評選標準。比如，我們獎勵誰第一個做出了發現，而不是誰是首席的研究者。領導一項研究可能會讓你有名，但並不一定給你帶來諾獎。再如，我們不授予終身成就，只授予開創了一項重要研究的人，哪怕他們在獲獎時可能沒那麼知名。當然有很多人會失望，但科學界有這麼多傑出的科學家，我們沒法給每個人都頒發諾獎。

　　新京報：中國有能力拿諾獎了嗎？

　　格榮：我只能說，我知道中國在很多科學領域都有著強勁的發展，包括生命科學。我供職的機構中，也有來自中國的科學家回去了。我也知道中國在新的實驗室上投入了很多，事實上我自己的實驗室就和中國的實驗室有著合作。

　　我們的評選也和中國有著聯繫，向中國的大學和研究機構發出推薦邀請信，推薦中國科學家。我們聯繫全球各大洲的專業機構，接受推薦。如果南極洲出現了一個醫學院，我們也會發出邀請信邀請推薦的。

　　新京報：回顧諾獎醫學獎的歷史，你個人覺得哪項發現是最重要的？

　　格榮：整個醫學生理學獎的名單十分傑出，作為評委代表我沒法單獨指出哪位更傑出。但就個人而言，我最偏好的還是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一些早期的發現如疫苗、胰島素和抗生素我也覺得很重要，但就基礎性研究方面，DNA結構的發現無疑是最重要的。

　　新京報：今年的物理學獎頒給了一位曾經獲過搞笑諾貝爾獎的科學家，你怎麼看那個獎？

　　格榮：能看到一個人獲得兩個獎這很棒，為什麼不來點樂子呢？蓋姆教授真是一個天才。

　　【人物名片】

　　格榮·漢森Goran Hansson

　　2009年開始任卡洛琳斯卡醫學院諾貝爾醫學和生理學獎評委會秘書長和發言人至今，對評選有一票投票權，並對外宣佈得主名單。曾任該評委會主席3年之久，擔任諾獎醫學和生理學獎評委達12年之久。2007年當選為瑞典皇家科學院成員。同時，他是諾貝爾基金會董事會一員。目前在卡洛琳斯卡醫學院進行心血管醫學研究並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