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大轟炸是侵華日軍對中國人民犯下又一滔天罪行。圖為當年日本媒體刊出的重慶大轟炸照片。     

    侵華日軍製造的「重慶大轟炸」，歷時5年半，為世界戰史所少見，罪行纍纍，然而很多真相並不為人所知。我是抗日戰爭史的研究者，又是這次大轟炸的目睹者、受害者，因此——

     70多年前，我與數百萬重慶人民一起，共同承受著日軍瘋狂轟炸造成的苦難。從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對戰時中國首都重慶進行了長達5年半的戰略轟炸。據不完全統計，此段期間日本對重慶實施轟炸超過200次，出動9000多架次的飛機，投彈11500枚以上。重慶死於轟炸者10，000以上，超過10，000幢房屋被毀，市區大部分繁華地區被破壞。日本對重慶實施的空襲，是繼德國在1937年4月西班牙內戰中對格爾尼卡(Guernica)平民實施轟炸之後，歷史上最先實行的戰略轟炸。其目的是希望透過製造大量平民殺傷，以瓦解對方抵抗的士氣。故此轟炸時不分前線及後方，亦不以軍事目標為主要對象，反而多以居民區、繁華的商業區等為目標。

    對於重慶大轟炸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研究，我怎能保持沉默？我不僅是抗日戰爭史的研究者，而且還是重慶大轟炸的親歷者、目睹者。當時我曾寄宿南岸親戚家中，在轟炸最猛烈時，從防空洞口可以看到市區火焰與濃煙滾滾噴發，連江水都被炸得激起逾丈高的巨浪，這種慘烈情景至今仍然彷彿歷歷在目。1938年秋，12歲的我離家到江津德感壩就讀於國立九中。有年暑假與幾位小夥伴在池塘裡遊泳，正好碰上日軍轟炸重慶市區的飛機順道在江津上空尋找攻擊目標。我們慌忙爬出池塘，鑽進玉米叢中，可能背上有水反射著耀眼的陽光，敵機立即俯衝掃射，雨點般的機槍子彈幾乎奪去我們這幾條小命。此外，由於大轟炸期間就醫困難，缺少應急藥品，我的外婆與兩個弟弟都是在這個時期悲慘病死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家也是大轟炸的受害者，而我也可以算得上是個倖存者。

    我長期從事南京大屠殺研究，深知日軍其所以要在佔領以後的中國首都進行瘋狂屠殺，用意在於動搖乃至瓦解中國政府與人民的抵抗決心。正如當時的日本首相近衛文縻所說：「把中國人民打得屈膝投降，在於摧毀他們的戰鬥意志。」國民政府西遷後，重慶成為戰時陪都，是正面戰場政治的與軍事的中樞所在地。日軍瘋狂轟炸重慶，其用意也正在於摧毀中國抗戰鬥志，威逼中國政府屈膝求和，實現其速戰速決征服全中國的美夢。所以，重慶大轟炸與盧溝橋事變、南京大屠殺、七三一細菌戰一樣，都是抗日戰爭時期的重大歷史事件，也是日軍侵華殘暴罪行無可抵賴的鐵證之一，理應組織人力，整合資源，加強研究。

    早在1991年12月12日，「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在紐約舉行群眾集會，我就說過：「我們回憶充滿恐怖與罪行的往事，決不是為了復仇，而是為了尋求真理與伸張正義，同時也是為了汲取歷史經驗，用以教育後世人民。」我想，這正符合胡錦濤同志所說的：「牢記歷史，不忘過去；珍愛和平，開創未來。」我們所追求的與日本人民所追求的，都是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經由相互理解而形成的真正平等、互利的和平相處。我們維護歷史真相，反對掩蓋歷史，特別是反對因為某種政治、經濟私利而隨意歪曲歷史。我們揭露日軍侵華暴行，堅決反對日本軍國主義，但同時也把日本人民(包括一般士兵)看做侵略戰爭的受害者。中日兩國人民都應該弄清歷史真相，正確總結經驗，理性溝通，求同存異，這樣才能共同構築中日兩國乃至整個亞洲持久和平的堅實基礎。

    研究重慶大轟炸的歷史，是一項非常嚴肅的學術工作，因為其全部史事陳述與相關論斷都必須具備謹嚴而細密的實證基礎。正因為如此，重慶學術界從2005年此項研究的起始，就把史料徵集與史事調查放在第一位。經過較長時間的共同努力，經過反覆核實考訂，現在已編成三類五編十二卷共約600萬字的一套大型史料叢書《重慶大轟炸調查研究叢書》，陸續出版問世。這對於有志於研究重慶大轟炸歷史的中外學者來說，這當然是極大的福音，因為編者已經把相關檔案、文獻、證言三類重要資料整合為一體，非常便於相互參照與對證。

    與南京大屠殺、七三一細菌戰、慰安婦等研究領域相比較，重慶大轟炸史研究雖然起步稍晚，但我認為必定可以後來居上。因為它不僅可以利用上述幾項研究數十年來積累的經驗，而且還在史料資源的開發方面具有更大的優勢。南京大屠殺歷史研究者對此感受尤深，因為南京淪陷時原定留守的中國政府官員(原南京警察局長)竟然也逃之夭夭，南京安全區收容的20餘萬難民竟然主要是靠20幾位外僑志願者組成的國際委員會管理，所以根本無法對日軍大規模燒、殺、淫、掠瘋狂暴行進行比較全面的調查記錄。只有等到1945年日本戰敗，國民政府遷回南京，為了準備先後在東京與南京分別舉辦的日本戰犯審判、才正式進行全面調查，然而由於相隔八年，時過境遷，人口異動，在資料徵集與社會調查兩方面都存在許多困難。至於日方的相關檔案文獻則絕大部分已經銷毀或隱藏，至今所能發掘者為數極少。幸好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檔案經過貝德士博士(當時為金陵大學歷史系教授)的妥善保存，並最後收藏於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這樣才提供了一批最有說服力的當時當地目擊者的原始記錄，但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這些記錄所能陳述的日軍暴行也不過是安全區內外的一小部分。至於七三一細菌戰及慰安婦問題研究所面臨的資料發掘困難，就更不必言說了。與此相對照，重慶大轟炸的相關原始檔案、文獻，保存的數量要多得多，當年受害者、親歷者及其親屬至今健在者為數也不少，加以重慶市領導與相關部門(如市政協、檔案館、黨史辦等)又一貫重視本地重大史事檔案文獻的保管與整理、編輯，所以已有多年雄厚的資料工作基礎，這就必將為重慶大轟炸歷史研究的順利發展提供足夠的資源保證。

    讓我們永遠牢記貝德士博士當年的誠摯呼喚：「給全球以和平，給人類以慈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