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說：鮮明的個性永遠是個謎。蘇曼殊就是這樣一個謎。

　　在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上，幾乎沒有人像蘇曼殊一樣，能夠得到三教九流的同聲稱慕，而被稱慕的，多是他思想和行為的奇與怪。他以和尚的形象出沒於清末民初的寺院、文壇、政壇乃至妓院，他的和尚頭銜也因此多了很多前綴：革命和尚，浪漫和尚，錦繡和尚，自由主義和尚，情僧……

　　陳獨秀說，蘇曼殊「是一個絕頂聰明的天才」，但這個天才卻與瘋子只有一線之隔。他是和尚，卻抽雪茄，嚼牛肉，吃摩爾登糖，身邊還圍著很多漂亮女人。

　　身世之傷

　　如果說弘一法師是大悟紅塵，終於了卻俗世紛擾披剃出家，那麼蘇曼殊則是典型的「煩惱即菩提」，他所有驚世駭俗的行為，皆因為內心有傷。

　　蘇曼殊的身世頗為特殊，用他自己的詩表達，就是「契闊死生君莫問，行雲流水一孤僧」。

　　一個「孤」字，涵蓋了蘇曼殊的一生。

　　蘇傑生在日本經商時，娶了一位名叫河合仙的日本女子做妾。蘇曼殊的生母若子是河合仙的妹妹，曾經因為在姐姐家幫忙，被蘇傑生偶然看到胸口有顆紅痣。按照古代相書所說，女子身上有紅痣，必生貴子。蘇傑生與若子珠胎暗結，生下了蘇曼殊，但是兒子出生三個月，若子就離開了蘇家，從此再也沒有出現。蘇傑生本身已經有了一妻二妾，現在又有一個私生子，怕傳出去敗壞名聲，就謊稱蘇曼殊是河合仙所生。

　　這件事做得非常隱秘，就連和蘇傑生在日本一起生活的另一妾室大陳氏都瞞了過去。河合仙對蘇曼殊視如己出，蘇曼殊直到成年都認定自己是河合仙所生。

　　對於蘇曼殊，父親有一種莫名的期許，這種期許為蘇曼殊提供了四年無憂無慮、充滿歡樂的童年歲月。然而，就在蘇曼殊四歲的某一天，一位相士經過蘇家，指著蘇曼殊說：「是兒高抗，當逃禪，否則非壽征也。」這件事成為蘇曼殊人生的轉折點。

　　這個聰明過人，又調皮搗蛋的兒子該如何教養，成為蘇傑生的一塊心病，慎思熟慮的結果，就是把他送回老家接受中國式的傳統教育。

　　廣東白瀝港村的蘇家，是一個講究嫡庶尊卑、華夷有別的家族，中日混血的蘇曼殊被視為異類，「群擯作之」。家庭冷漠的氣氛讓蘇曼殊感到窒息，他的九妹回憶起哥哥返鄉後的生活時說：「一父數母，各愛其子女」，「時或嬸嬸輩言語不檢，人重此輕彼之分，使三兄感懷身世，抑鬱不安。」有一次蘇曼殊身患重疾，大陳氏不僅不給他治病，反而把他鎖在柴房，「以待斃」。

　　父親的冷漠，加重了蘇曼殊的被遺棄感。

　　把兒子送回國後，蘇傑生雖然回過幾次家，但來去匆匆，並沒有表現出父親對兒子應有的關懷。後來，父親經營失敗回國，脾氣變得乖張暴躁，蘇曼殊一不小心就會遭到呵斥和謾罵。他曾一度懷疑自己不是父親所生，甚至自擬為江戶望祖之後。

　　家庭的慘痛，讓父子之情蒙上了悲劇色彩。1904年3月，蘇傑生病危，托同鄉到香港請蘇曼殊回來，蘇曼殊以沒錢為由，拒絕回鄉，父親去世，他也拒絕奔喪。

　　蘇曼殊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家庭事雖不足為外人道，每一念及，傷心至極矣!」傷心至極的結果，就是活得沒意思，活得沒溫暖，因為「身無所寄，心無所憂」。尋找歸屬感，成為蘇曼殊畢生的追求。

　　故國傷心只淚流

　　1898年，父親送蘇曼殊去日本留學，期望他將來能成家立業，光宗耀祖，並把照顧兒子的責任，交給了蘇曼殊的表哥林紫坦。

　　林紫坦每月向蘇曼殊資助10元，除去房租和吃飯，所剩無幾。即使這點錢，日後也被斷絕，這讓蘇曼殊很受傷。他在回國的船上給表哥寫信揚言要自殺，第一次有了「脫棄濁世之心」：「伶丁一身，四顧茫然，天下之大，竟無我容身之地;學業未成，壯志難伸，弗如一死耳!」

　　蘇曼殊和柳亞子一起遊河時，看著河中的植物，出了一個謎語：在娘家綠發婆娑，自歸郎手，青少黃多;歷盡了多少風波，經受了多少折磨，休提起，提起珠淚灑江河。

　　謎底是竹篙，蘇曼殊覺得自己就是竹篙。

　　缺乏家庭溫暖的蘇曼殊，很自然地靠向了革命組織。

　　在日本，他早早加入了反清革命團體青年會，成為發起人之一。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時，俄國人想趁機侵佔東北，青年會骨幹專門成立了一個組織——拒俄義勇隊。蘇曼殊積極地報名參加，一個原本的柔弱書生，卻天天在操場上操練，練習射擊。後來，這個組織被清政府和日本聯手取締。他們又成立了國民教育會，看上去是搞教育的，其實是換湯不換藥。正是這個時候，蘇曼殊認識了陳天華和黃興等革命黨人。

　　蘇曼殊對組織傾注了極大心力，他每月只有10元的生活費，卻捨得把其中的三分之一捐給國民教育會，他甚至用「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來激勵自己投入革命。他從日本回國，一是被斷絕經濟來源，二是想要「披髮長歌覽大荒」，闖蕩一番。

　　但是，理想與現實總有差距。

　　蘇曼殊回國後，到蘇州教書，同時給章士釗辦的《國民日日報》寫稿，翻譯雨果的《悲慘世界》，他是最早將雨果作品翻譯成中文的中國人。但是，他在報紙上發表的《嗚呼廣東人》一文，大罵廣東人只知吃喝玩樂，不知國事艱難，結果「一竿子打翻了一船人」。1903年底，《國民日日報》停刊，蘇曼殊為尋找革命出路，滿懷希望跑到香港投奔陳少白，遭到冷遇。陳怕他主持的《中國日報》失去讀者，不敢用他。

　　這一次香港之行，也讓蘇曼殊對革命產生了幻滅。他從陳少白口中得知，康有為等人募集款項的同時卻中飽私囊，非常生氣。他無法理解經歷過維新變法的人竟然也如此貪財，一氣之下向陳少白借手槍，說要斃了康有為。陳少白勸他：「我的手槍是有編號的，你打了他你可以走掉，那我怎麼辦?」

　　革命無門，飯碗無著，蘇曼殊在1904年的農曆新年跑到廣東惠州的一座寺廟，削髮為僧。

　　無端狂哭無端笑

　　法師胡秋原曾經說過，今天的人很難想到民國成立後的幻滅心情，「辛亥革命以前，一般青年希望民國成立再造中國的命運，結果『莽操屍位』，一切成空。如果僅僅袁世凱之徒倒行逆施，其事尚小。然而一般新人物或革命志士，在清末已有變節者。至於民國，尤多趨於寡廉鮮恥，成為勢利之徒，一種幻滅與絕望之情襲擊當時的知識界。」

　　蘇曼殊的出家，不僅代表個人的感傷，也代表了社會的感傷，「代表對社會腐敗的反抗或逃避的一種絕望的心情」。只是，蘇曼殊不曾真正的遁世離俗，「他只是入世而不為世所污」。

　　辛亥革命成功後，很多人開始爭名奪利。蘇曼殊沒有享受革命成果，而是異常清醒地告誡大家，革命成果來之不易，萬不可「刀槍入庫，馬放南山」。正是他率先發現了袁世凱的野心，寫了一篇《討袁宣言》，大加撻伐。

　　蘇曼殊出家後開始翻譯拜倫的《哀希臘》，他把自己的愛國情懷與這篇文章聯繫在一起，以至於翻譯完成後，泛舟湖上拜讀時，竟然歌而哭，哭而歌，船夫以為他是個神經病，丟下船就跑了。

　　整個社會都污濁了，蘇曼殊只有以自己的方式遠離。

　　作為一個僧人，他不常住寺院，他的一生大多輾轉在賓館，朋友家，也從來不參加任何傳統意義上的佛事活動，他的飲食習慣也不符合佛家的清規戒律。

　　蘇曼殊喜歡暴飲暴食。有一次他去易白少家做客，吃了炒麵一碗、蝦膾二盤、春卷十枚，還有很多糖果。易白少以為他多日挨餓，便邀他明天再過來吃，蘇曼殊卻說：「不行，吃多了!明日須病，後日亦病。三日後當再來打擾。」

　　魯迅曾經這樣描述蘇曼殊：「有了錢就喝酒用光，沒有錢就到寺裡老老實實過活。這期間有了錢，又跑出去把錢花光。」這位身披袈裟的僧人在外人看來更像是個浪蕩公子，手頭寬裕，就呼朋引伴，一旦「客少，不歡也」，於是托人輾轉相邀，「宴畢即散，不通姓名，亦不言謝」。

　　蘇曼殊在日本曾經和劉師培夫婦住在一起，有一次半夜三更他一絲不掛地闖入人家臥室，對著洋油燈足足罵了兩分鐘後扭頭就走。跟章太炎住在一起則半夜大哭，章太炎問他為什麼哭，他說我最好的朋友劉三以前說要給我介紹女朋友，但因為我現在出家他不給我介紹了，連我最好的朋友都欺騙我。還有一次，他在東京馬路上看到一個藝伎正在搭電車，趕緊去追，因為跑得太快摔倒在地，掉了兩顆門牙，他也因此被朋友譏笑為「無齒之徒」。

　　蘇曼殊最為人詬病的是出入妓院。有人曾這樣描寫他的生活狀態：「每在滬上，與名士選色征歌無虛夕」，只要有妓女傾訴身世之苦，「即就囊中所有予之，雖千金不吝」。他光花在「青樓楚館」的開支多達1877元，而當時一個女僕的月工資只有一塊錢。

　　陳陶遺曾在青樓批評蘇曼殊：「你是和尚，和尚本應戒欲，你怎麼能夠這樣動凡心?」陳陶遺不知，蘇曼殊在妓院經常孤坐，很少跟妓女說話，他還有一個非常奇怪的潔癖——不許妓女碰他的衣服，他是入青樓而守身如玉。

　　陳獨秀說，自己所有的朋友中，「像曼殊這樣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了。」別人在禪堂開悟，他卻在妓院開悟，因為他從小缺失母愛，需要在這裡得到補償。而他所有的瘋癲憨傻，在陳獨秀眼裡卻是對於人情世故看得過於透徹而不肯信仰，他的暴飲暴食，也被看作是「以求速死」。

　　1918年5月，蘇曼殊病逝，後事由汪精衛料理。六年後，由孫中山出資，葬於杭州西湖孤山，離他的墳墓不遠處，長眠著一代名妓蘇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