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朝首輔張居正:明朝最牛改革家的悲劇改革史
位高權重,風光無限
國家的狀況一天天好轉,張居正位高權重,一時風光無限。
萬曆六年(1578),張居正離京歸葬老父,一路不僅有尚寶少卿和錦衣衛護送,戚繼光還派來了銃手與箭手保鏢。
最誇張的,是他乘坐的轎子。它有個專門名稱——如意齋。這轎子一共分為兩部分,前半部叫「重軒(起居室)」,後半部是臥室,兩旁有走廊,童子在左右侍侯,為之揮扇焚香。如此豪華之極的龐然大物當然不是八個人所能扛起來的,而是聞所未聞的「三十二抬」大轎,比皇帝的出巡猶有過之而無不及。
萬曆十年(1852)春,張居正身患重病,久治不愈,朝廷大臣上自六部尚書下至冗散,無不設齋醮為其祈禱。他們紛紛捨棄本職工作,日夜奔走於佛事道場,把祈求平安的表章供上神壇,長跪不起。官僚們爭相雇募文人詞客,代寫表章,各地封疆大吏莫不爭相倣傚,其排場之大,連後來萬曆皇帝病重時也無法企及。
知我罪我 在所不計
萬曆十年,張居正積勞成疾,因患直腸癌病逝。讓人始料未及的是,他去世剛半年,倒張的活動就迫不及待地展開,接踵而起的是連篇累牘的彈劾,他生前所有的封號都被取消,張家滿門查抄,長子自殺,次子充軍,全家餓死十多人。
中國歷史上的改革家大多不得善終,因為改革勢必要觸犯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難免遭致他們的反對。張居正在政治上是一個有深謀遠慮的鐵腕宰相,卻獨獨沒有給自己留後路。
張居正說過,「知我罪我,在所不計」。他求的是把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做成,而不是為了獲得或避免某種評價。正是這種擔當的精神,才使新法一推十年,挽救了大明王朝的江山。張居正早在內閣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時候,寫過一偈:「願以深心奉塵剎,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確做到了。
有人說張居正腐敗,事實上,所有求官的人送的錢財,只要不是朋友,張居正都退回了。他對下人管教也非常嚴格,有一次管家遊七收了一個人的錢,張居正把他的腿都打斷了。而他的政治導師徐階給他送來的,他說「惶愧納之,不甚感謝。」他覺得這個東西如果不收,一定是他變了,無法取得徐階的信任。他把屬於禮節的東西和有目的的東西,前者稱為「人情」,後者稱為「賄賂」,分得很清楚。
明朝的政治,充滿無數腐化的因素。現代認為不應存在的事實,在當時只是一種習慣。因此從事政治生活的人,隨時隨地,都受著物質的誘惑,也就隨時隨地,會蒙到仇敵的指摘。
令人玩味的是,張居正死後不足四十年即被平反,為他喊冤的不僅有他的支持者,還有被他打擊、與他結怨的反對派。他們為了曾經的政敵,奔走呼號,鳴冤昭雪,豈料改革的盛景已時不再來。歷史就是這樣令人悲歡啼笑,它嘲諷的不是張居正跌宕起伏的人生,而是斷送改革的體制,世態炎涼的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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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拱與張居正並非水火不容
在劇中,高拱行為的中心就是打擊張居正的勢力,他發誓一定要把張居正趕出內閣,而且急不可耐,越快越好,這與史實是不相符的。事實上高拱並未成心排擠張居正出內閣,張居正與他政見多同,兩人合力配合在強軍安邊、俺答封貢、發展商業等方面都有所建樹。
隆慶帝從不崇道煉丹
明代皇帝確實喜煉丹藥,尤以嘉靖皇帝為甚,他死前不久,方士王金等還進獻丹藥。有此前車之鑒,其子隆慶皇帝雖好遊樂,愛女人,疏於朝政,卻並不崇道,直至駕崩,也無召延道士煉丹治病之事。
「京察」怎能不懲庸官貪墨?
劇中演到「京察」一段時,既沒有表現張居正集中處置高拱一派的官員,也不提清除、降調那些不稱職的庸官貪墨,而用心表現高拱及其黨羽的破壞活動,以及張居正對高拱及其親信何等的寬宏大量,這是完全不符合史實的。如果「京察」真是這等察法,那張居正的改革是無論如何不會成功的。如此為了凸顯張居正的厚道,而拔高人物,卻反倒將他描繪成庸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