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社會上的許多有識之士就感覺到了來自日本人的威脅，開始有故宮博物院文物南遷之議。

　　1932年，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正式電告南京中央政府，要求把文物南遷以避來日北平的兵火之亂。

　　國民政府高度重視易培基的申請，緊急召開了會議。

　　會議上，贊成文物南遷的和反對文物南遷的人數基本是各佔一半。

　　相對而言，反對派的意見顯得比較大義凜然。

　　他們說，東三省淪陷，華北人心動盪，北平為華北乃至全中國的政治文化名城，如果就這麼將故宮博物院的一大批文物從北平運出，豈不是向老百姓宣告國民政府即將放棄華北不管了嗎?這麼做，勢必引起民心更加不安，更會引起不必要的混亂，不利於全民禦敵。而且，人民、領土不比文物更加重要?現在，國難當頭，國土難保了，人民的生命難保，我們怎麼把注意力都放在這些古董、這些死物身上呢?

　　贊成派卻認為，國土淪陷尚有收復之期，而文物被毀則永不復存，如果我們現在不善加保護，那將會成為千古罪人，無法對後代的子子孫孫交代。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就是個慘痛的前車之鑒，古文物如果遭到焚燬或者被劫掠，中華民族的文化損失將不可估量、不可挽回。

　　會議上，兩派人員各持一端，爭得不可開交。

　　而當爭論的焦點傳到社會，更是一石擊起千層浪。

　　北平各階層包括普通老百姓中的大多數人聽說政府準備將故宮博物院的文物轉移出北平，一下子慌了神，紛紛上街遊行，高呼口號，反對「南遷」。

　　這也容易理解。

　　他們是擔心自己被政府拋棄，希望政府能取消文物南遷之議，橫下心來，以城在人在、城亡人亡的鬥志和日本人鬥爭到底。

　　魯迅先生就是站在這些人的一邊的。

　　他極力反對文物南遷，還專門寫了一首詩來對國民政府遷移文物之舉進行諷刺，詩云：

　　闊人已乘文化去，此地空餘文化城。

　　文化一去不復返，古城千載冷清清。

　　顯然，魯迅的觀點顯得過於偏激、憤懣，以至於不講情理了。

　　北平街上遊行隊伍的聲勢浩大，到處是 「堅決反對政府放棄北平古都!」「文物南遷就是逃跑」的橫幅。

　　不久，叫賣報紙的報童又高舉著報紙在人縫中來回高呼：「古物倉皇辭故國，胡博士反對南遷。」

　　胡博士就是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胡適。

　　胡適也不贊成文物遷移。他的理由有三：第一，因在國際人士監視之下，未必有人敢於破壞文化古物;第二，因故宮古物數量極巨，遷移並非易事，萬一發生意外則責任誰負;第三，因余深知，在南京上海均無適當地方存儲，非萬不得已時，絕不應輕易遷移。

　　贊成派卻認為，國土淪陷尚有收復之期，而文物被毀則永不復存，如果我們現在不善加保護，那將會成為千古罪人，無法對後代的子子孫孫交代。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就是個慘痛的前車之鑒，古文物如果遭到焚燬或者被劫掠，中華民族的文化損失將不可估量、不可挽回。

　　會議上，兩派人員各持一端，爭得不可開交。

　　而當爭論的焦點傳到社會，更是一石擊起千層浪。

　　北平各階層包括普通老百姓中的大多數人聽說政府準備將故宮博物院的文物轉移出北平，一下子慌了神，紛紛上街遊行，高呼口號，反對「南遷」。

　　這也容易理解。

　　他們是擔心自己被政府拋棄，希望政府能取消文物南遷之議，橫下心來，以城在人在、城亡人亡的鬥志和日本人鬥爭到底。

　　魯迅先生就是站在這些人的一邊的。

　　他極力反對文物南遷，還專門寫了一首詩來對國民政府遷移文物之舉進行諷刺，詩云：

　　闊人已乘文化去，此地空餘文化城。

　　文化一去不復返，古城千載冷清清。

　　顯然，魯迅的觀點顯得過於偏激、憤懣，以至於不講情理了。

　　北平街上遊行隊伍的聲勢浩大，到處是 「堅決反對政府放棄北平古都!」「文物南遷就是逃跑」的橫幅。

　　不久，叫賣報紙的報童又高舉著報紙在人縫中來回高呼：「古物倉皇辭故國，胡博士反對南遷。」

　　胡博士就是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胡適。

　　胡適也不贊成文物遷移。他的理由有三：第一，因在國際人士監視之下，未必有人敢於破壞文化古物;第二，因故宮古物數量極巨，遷移並非易事，萬一發生意外則責任誰負;第三，因余深知，在南京上海均無適當地方存儲，非萬不得已時，絕不應輕易遷移。

　　胡適不像魯迅那麼偏執、激進，他就事論事，從實際情況出發，從方方面面考慮，還是很關心文物的安全，以文物為重的。

　　他反對的原因是擔心文物出了故宮就會有丟失、損壞的危險，而且，也想不到其他可以安放這些文物的地方。

　　但，顯而易見，胡適把文物的安全寄托在「國際人士監視」之上，未免顯得書生之見了。

　　試想，日本人是赤裸裸的侵略，是強盜行徑，還會講什麼道義?又還會顧及什麼「國際人士監視」?

　　本來，故宮博物院的馬衡是附和易培基之議、極力主張南遷的。但是他的兒子馬彥祥卻大不以為然，公開跟老子唱起對台戲來，他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呼籲：「要抵抗嗎?先從具有犧牲古物的決心做起!」

　　赤壁大戰前夕，孫權為了表示自己與曹操作戰的決心，曾拔劍劈下案桌一角，說：「不破曹賊，當如此案!」

　　看馬彥祥的意思，是想用故宮博物院裡的文物充當孫權劍下那案桌一類的道具以表與敵死戰的決心了。

　　不管怎樣，反對文物南遷的聲音是一浪高過一浪，完全蓋住了贊成南遷的聲音了。

　　有人甚至恫嚇和威脅說，如果政府真的要轉運文物，則他們就要在車站、鐵路上安裝炸彈，讓人員、車輛和文物一起去見閻王!

　　這一武力威脅說竟然得到了許多人的認同，一時間，該說喧囂塵上。

　　那些支持文物南遷的工作人員也開始不斷地接到恐嚇、威脅電話。

　　1932年8月21日，北平政務委員會召集專家，討論保存故宮古物的辦法。

　　會議通過了關於保存故宮古物的三項決議，其中第一項讓人哭笑不得，竟然是：「各委員簽字，呈請中央拍賣故宮古物，購飛機500架。」

　　拍賣文物，這算哪門子保護啊?

　　易培基欲哭無淚，趕緊給張學良發出電報，敦促他出面阻勸此議。

　　10月14日，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也舉行了會議討論保護故宮文物的辦法，終因數量眾多的民間團體的反對及社會輿論的作用，拍賣文物的論調才被壓了下去。

　　1933年，日軍進入山海關，局勢日益險惡。

　　國民政府經過反覆權衡其中利弊，最後也拍了板，同意了文物南遷，批令：「交行政院同軍事委員會核辦。」

　　國民政府這一關是通過了，但故宮博物院內部的意見也並不統一。

　　贊成南遷和反對南遷的人數也是各佔一半，雙方勢均力敵，不相上下。

　　不過，和社會上民眾的想法稍有不同，故宮博物院裡面的工作者無論是贊成還是反對，他們的目的都是出於對文物更好的保護。

　　時為「院長助理」的吳瀛認為應該觀望一下，說：「古物一出神武門的圈子，問題非常多，責任既重，閒話也多，內外的敵人，都等待著!我們最好不做此事!」

　　吳瀛，字景洲，江蘇常州人，自小天資聰穎，13歲就考入浙江大學，後因其父吳稚英到武漢洋務派領袖幕府任職，轉學進入了張之洞創辦的「湖北方言學堂」英文專業學習，成為中國最早的學院派少年大學生，和易培基同班。吳瀛在班裡年紀最小，易培基在班裡則是年紀最大的兄長，比吳瀛整整大了十一歲，處處照顧吳瀛，兩人就此結下了深厚的同窗之誼，按吳瀛自己的話說是「親而不信」的生死之交。

　　易培基聽了，極其生氣地說：「你這話全是為私!大敵當前，國家到了這樣的地步，我們都不應考慮這些問題，推卸責任!」

　　吳瀛之外，反對派中還有一個鬧得很猛的人，即曾做過湖南民政廳長代理省長，一度做過古物陳列所所長的周肇祥。

　　周肇祥認為故宮文物在兵臨城下之際運出北平，勢必會動搖人心，引起社會不安;呼籲政府應以保衛國土為重，以安定民心為重，停止古物南遷，不應對敵處處採取妥協退讓態度。且古物「一散不可復合」，絕不能輕易他遷，以免散失。

　　周肇祥的反對，並不只在嘴皮上說說，他還付之了行動，在中南海成立了「北平市民眾保護古物協會」，自任主席，通電反對故宮古物南遷。

　　他還在太和門聚眾演講，呼籲民眾反對故宮文物南遷。

　　周肇祥還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適當的時候，他會以適當的武力來阻止南遷，強調說自己誓與國寶共存亡。

　　隨後，許多故宮職員都收到了來自「北平市民眾保護古物協會」恐嚇信，信中宣稱要在鐵路沿線埋炸彈，以阻止文物南遷。

　　吳瀛的口頭上反對，易培基可以與之開展辯論，將吳瀛的反對觀點斥倒;而對於周肇祥這種行為上反對，易培基就多少顯得有些顧忌了。

　　經過前思後想，易培基把這一情況致電反映給了行政院院長宋子文，云：「於學忠(平津衛戍總司令)轉來各團體反對古物南遷函電，舉座大嘩。似此情形，倘地方政府不積極負保護之責，物品一出宮門，即恐發生意外。至個人危險，早置之度外。手槍、炸彈、恐嚇信件，日必數起。」懇請宋院長以嚴令拿辦，並責成政府負責辦理或可消除障礙。

　　接到易培基的匯報，宋子文沒有等閒視之，命人將周肇祥進行善意的秘密逮捕，並指示，必須等文物專列平安出京十天後才將周肇祥釋放。

　　而且，國民政府還對文物南遷公開表態：故宮文物是國家數千年的文化結晶，毀一件就少一件。人民留在北平可以協助政府抵禦日寇，文物留在北平只有被掠奪和毀滅的可能。國亡還有復國之日，而文化一亡，將永無補救。

　　這樣，在國民政府的支持下，故宮博物院內部終於統一了轉移文物的意見，並決定從1月31日開始，將已經裝箱的文物分批南遷上海。

　　(作者：覃仕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