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臣曾國藩在中國人和外國人眼裡，完全是不同的臉譜。

在造反的農民軍眼裡，他是嗜血的頭狼——「曾剃頭」；曾國藩攻下太平天國首都南京（當時稱天京）時，製造了早於日本侵華七十年的浩劫——南京大屠殺。他在整個過程中，不僅不對部下的胡作非為稍加制止，而且指使其弟曾國荃參與其中。

史料記載，湘軍進入南京後，見人就殺，見屋就燒。直殺得南京城內血流成河，屍體湧進長江，幾乎使江水不流。

清人記載：「金陵之役，伏屍百萬，秦淮盡赤；號哭之聲，震動四野。」所謂伏屍百萬，除了戰死者，就是曾國藩在城內外屠殺的平民。「皖南及江寧各屬，市人肉以相食，或數十里野無耕種，村無炊煙。」

這次屠殺最保守估計也應該在50萬人以上，清人所說的伏屍百萬也是有可能的。而屠城和對城市的毀壞程度也是歷史之冠。屠城、焚燒城後，南京連一棵完整的樹都找不到了。

太平天國強盛時，南京城最多有100萬人。但到光緒登基的1875年，人口還不到50萬。後來李鴻章署理兩江，認為南京城需要百年方可恢復。

據傳，由於曾國藩在南京的屠殺手段殘暴，當時南京小孩夜哭，媽媽說「曾剃頭來了」，小孩就立刻收聲。可見，這是一匹多麼令人恐怖的「頭狼」。

但在「夷人」眼中，曾國藩卻是另一張「溫良」的面孔。

「天津教案」驗證了曾國藩「窩裡橫」的「圈中狼」本性。

1870年6月21日，因懷疑法國天主教堂「販賣人口、虐殺嬰兒」，天津發生數千名群眾攻擊教堂事件。包括神父修女、法俄國僑民和中國信徒在內的50人被殺，法國領事館被焚。事件發生後，英、美、法等國聯合提出抗議，並出動軍艦兵臨城下。朝廷派直隸總督曾國藩前往天津辦理天津教案。

天津民眾以為這位曾帥會像平「長毛之亂」那樣痛擊「夷狄」、讓中國人揚眉吐氣。然而曾國藩到天津後，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決定賠償「夷狄」損失46萬兩銀，派使團至法國道歉。並且按照法國開出「殺人名單」，「但冀和局之速成，不問情罪之一當否」，不問情節輕重，對本國「刁民」大開殺戒。

曾國藩辦案結果，令民眾大失所望，曾的聲譽就此一落千丈。

有人認為這是曾國藩的一次外交失誤。但我認為這是「圈中狼」必然表現。只不過之前人們尚未看清他的真實面目——終其一生，曾國藩踐行的還是名為「中原王道」、實為「中原狼道」的四字基本原則：內殘外忍。

對「中原王道」，曾國藩除了實踐，還有「理論貢獻」。在晚清行將就木時刻，曾國藩給出了「救國之道」。認為治理天下的辦法，在於如何運用孔孟的「王道」（指儒家的三綱五常）和法家的「霸道」（指法家的刑獄殺罰一套暴力鎮壓工具）。提出盛世用「王道」，亂世用「霸道」，平時互為參用。可見，所謂「救國之道」還是沒有脫離荀子思想——「將儒法二家的統治思想加以結合」範疇。

曾國藩在鎮壓內部「羊群」起義時，喜歡大開殺戒，甚至達到濫殺地步。就是出於信奉「亂世用重典」。在對外關係上，曾國藩主張凡事以「孔孟之道」應對，認為 「夷務本難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篤敬四字」，顯然，這也是老調重彈，無外乎儒家「懷柔遠人」春秋大夢。

正如王陽明的「心學」不能阻止大明王朝倒退一樣，曾國藩的「王道」也不可能挽救大清王朝走向滅亡。一切跳不出儒家圈子的理論，都不可能讓中國出現質變。19世紀末葉，中外有識之士早已經看出，中原王道已到窮途末路。

首先是旁觀者清。日本學者在《世界國盡》一書中，對「中國仁義五常」的不能「再造輝煌」的內因進行了犀利剖析。
　　「清國的歷史自陶虞時代開始，到現在已有4000年，過去以重視仁義五常、人情敦厚而盛名遠播。可是因不肯引進現代文明，風俗漸衰，德智漸頹，他們還猶如井底之蛙，以為自己樣樣比他國行。真是可悲。」

其次，是身在此山中人，也對「儒教王道」痛定思痛。曾國藩的同鄉維新派領袖譚嗣同指出：中華文明衰落，其根本在於教義。「夫欲變法，必先變教」。 

雖然這位年輕的維新領袖「出師未捷身先死」，清國既未「變法」也未「變教」，但是它很快的滅亡下場，驗明「仁道不人」「王道不王」之「教」無疑是一條通向墳墓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