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是在最殘暴的日子裡，仍有人性的光輝。

　　1937年11月12日上海陷落，日軍分兵三路向南京疾進，美辦金陵大學董事會董事長杭立武和該校美籍教師貝茨、史密斯、米爾斯等人溝通，提議設立安全區，作為一個非軍事化的中立機構，為難民提供庇護。為保護廣大市民和無家可歸的難民，南京市政府和衛戍軍司令部接受了這個建議。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成立後，主席由德國人拉貝(德國西門子公司駐京代表)擔當，安全區東以中山路為界，南以漢中路為界，西以西康路為界，北以山西路及以北地帶為界，相當於整個南京城面積的1/8。安全區裡設有五台山小學、交通部大樓、最高法院、金陵大學、華僑招待所、司法院、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等25處難民所，及各國使館。

　　委員會由包括拉貝在內的15名外國人和1名中國人(杭立武後隨政府西遷)組成。南京陷落前，走了一批人，最後仍堅持留守南京的有：拉貝(德國人，西門子公司)、馬吉(美國人，美國聖公會)、貝茨(美國人，金陵大學)、史密斯(美國人，金陵大學)、米爾斯(美國人，美國北方長老會)、特裡默(美國人，鼓樓醫院)、李格斯(美國人，金陵大學)、費奇(美國人，美國基督教青年會)等人。

　　(圖為拉貝，返回德國後因四處演講揭露日軍在南京的罪行而被捕，戰後又因其納粹的身份受到審判，被投入監獄，最終於1950年因糖尿病去世。)

　　南京陷落當天，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也宣告成立，馬吉為主席，委員有金陵神學院牧師麥卡倫、德國禮和洋行職員克勒格爾、鼓樓醫院外科醫生威爾遜、牧師福斯特、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導處主任(代校長)魏特琳等人。

　　安全區需要得到交戰雙方的承認。中國方面已經承認，並拆除了安全區內的防禦工事;但國際委員會卻始終沒有得到日本方面的答覆，而這是事情的關鍵。拉貝有些忐忑。不過，他還是很樂觀的，甚至想等日軍進城後再跟他們協商，他們認為這一切最終都不是什麼問題。

　　拉貝曾接納一隊正在撤退的中國士兵，在他的力勸下，那隊士兵放下武器進入了安全區。還有費奇，在他的堅持下，有4名不願放下武器的來自廣東的士兵交出了武器。當時，拉貝和費奇給他們的承諾是：保證其人身安全。但後來的情況讓二人悔恨萬分：沒過多久，最高法院難民所裡放下武器的中國士兵和平民大約1300人全部被日軍帶走屠殺。

　　拉貝終於意識到事情不像他想像的那麼簡單。

　　費奇則痛苦地寫道：

　　現在一切很清楚，他們(日軍)將要做什麼。這些人(中國戰俘和平民)排列成行，都被繩索捆綁，約一百人一組，由手持刺刀的日本兵監視;戴帽子的人，帽子被粗暴地扯下扔在地上，憑借汽車前燈的亮光，我們看見他們正走向死亡。整個隊伍不聞一聲，我們心情沉重。那四個跋山涉水來自廣東、昨天勉強把武器交給我的士兵也在其中嗎?還有那個來自北方、滿身繃帶的中士，那個在決定自己命運時用渾濁的眼光盯著我看的人也在裡面嗎?

　　(圖為拉貝，返回德國後因四處演講揭露日軍在南京的罪行而被捕，戰後又因其納粹的身份受到審判，被投入監獄，最終於1950年因糖尿病去世。)

　　南京陷落當天，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也宣告成立，馬吉為主席，委員有金陵神學院牧師麥卡倫、德國禮和洋行職員克勒格爾、鼓樓醫院外科醫生威爾遜、牧師福斯特、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導處主任(代校長)魏特琳等人。

　　安全區需要得到交戰雙方的承認。中國方面已經承認，並拆除了安全區內的防禦工事;但國際委員會卻始終沒有得到日本方面的答覆，而這是事情的關鍵。拉貝有些忐忑。不過，他還是很樂觀的，甚至想等日軍進城後再跟他們協商，他們認為這一切最終都不是什麼問題。

　　拉貝曾接納一隊正在撤退的中國士兵，在他的力勸下，那隊士兵放下武器進入了安全區。還有費奇，在他的堅持下，有4名不願放下武器的來自廣東的士兵交出了武器。當時，拉貝和費奇給他們的承諾是：保證其人身安全。但後來的情況讓二人悔恨萬分：沒過多久，最高法院難民所裡放下武器的中國士兵和平民大約1300人全部被日軍帶走屠殺。

　　拉貝終於意識到事情不像他想像的那麼簡單。

　　費奇則痛苦地寫道：

　　現在一切很清楚，他們(日軍)將要做什麼。這些人(中國戰俘和平民)排列成行，都被繩索捆綁，約一百人一組，由手持刺刀的日本兵監視;戴帽子的人，帽子被粗暴地扯下扔在地上，憑借汽車前燈的亮光，我們看見他們正走向死亡。整個隊伍不聞一聲，我們心情沉重。那四個跋山涉水來自廣東、昨天勉強把武器交給我的士兵也在其中嗎?還有那個來自北方、滿身繃帶的中士，那個在決定自己命運時用渾濁的眼光盯著我看的人也在裡面嗎?

　　日軍的暴行讓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委員日夜難安，他們每天都向日本大使館和日本軍司令部進行抗議，要求日軍停止屠殺。上海總領事岡崎勝男、南京代理總領事福井淳以及大使館工作人員福田篤泰等人一度答應向日本軍司令部轉達安全區委員們的意見，但不見效果。福井淳告訴他們，已有一支憲兵部隊在維持南京的秩序了。當詢問這支憲兵部隊的人數時，日本人告訴委員們：17名。

　　17名憲兵維持湧進城中超過5萬名已喪失軍紀的士兵，這一切看起來多麼荒唐。

　　南京的25個收留所已聚集大批難民，進入金陵大學的人最多，接近3萬。其次是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這裡和金陵大學宿舍難民所一樣，以收留婦女和兒童為主。該學院的校長已在12月初隨政府機關西撤，留下教導處主任魏特琳女士任代校長。12月初，美國大使館通知魏特琳希望她離開南京，但被這位堅強、勇敢而善良的美國女士拒絕。

　　(圖為魏特琳，1941年被迫離開南京，返回美國治療嚴重的抑鬱症。在離開中國一年後在家中自殺身亡。)

　　由於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難民以婦女為主，所以也就成為日軍頻頻騷擾的地方。魏特琳在學院的門口插上美國國旗，但被日軍扯下來丟在地上。在白天，日軍用卡車把這裡的漂亮女生帶走，有的轉天送回來，有的一去無消息。晚上，更多的日軍散兵，或單獨，或三五成群地翻過院牆，進入難民所強姦婦女。

　　為了保護中國婦女不受日軍的傷害，魏特琳和委員們作了不懈的努力。費奇、米爾斯和史密斯專程來到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值夜班，徹夜地守在樓門口;貝茨則負責金陵大學的值班;麥卡倫負責鼓樓醫院的值班;拉貝甚至把自己的住所騰出來，收留了600多名婦女、兒童和老人，並一次次轟跑日軍。

　　1937年12月的南京，無論是中國難民還是外國友人，都度日如年。

　　從日本國內來的各種「慰問團」一個接一個抵達南京，其中包括由東京12所學校組成的「學生慰問團」。永富浩喜等日本學生一到南京，就被邀請去「參觀」。先是開來一輛卡車，車上裝了8名中國戰俘，一名日本少尉軍官提著刀，讓東京來的學生上車，隨後軍官帶著4個士兵也上了車，卡車出城開往下關江邊。在車上，日軍士兵叫中國戰俘坐下，然後拿鋼盔猛擊他們的腦袋，把東京來的學生嚇得夠嗆，那個少尉軍官則哈哈大笑，說：一會兒你們開開眼界!

　　下車後，是江邊的一塊空地，少尉軍官對東京的學生們說：現在，你們可以按自己喜歡的方式隨意處置這些中國人。

　　開始的時候，東京的學生們有點怕，但後來就開始肆無忌憚，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是學柔道和空手道的，於是衝過去對中國戰俘拳打腳踢，反覆地摔著。

　　少尉軍官走到一個戰俘背後，對學生說：看!隨後抽出軍刀，猛地砍向戰俘的脖子。

　　南京浩劫的深處，包含著日本士兵對中國人的極度輕蔑，這種輕蔑自1894年以後在日本人的心中迅速瀰漫，在1937年的南京被最大限度地釋放出來。日軍的主要殺人方式包括：斬殺、射殺、刺殺、活埋、焚燒……當然不止這些，當把殺人變成一種娛樂時，各種花樣便出現了，比如用鐵鉤子將中國人的舌頭鉤出，然後拉著奔跑;比如用刀將中國人的耳朵削下串在一起，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很多日軍在單個殺戮時，其隨心所欲的程度令人髮指，具有一種「突然性」。籐原審爾回憶：他們幾個日軍士兵和一個為他們挑行李的中國農民在火堆旁烤火取暖，烤著烤著，一個叫川忝的士兵大叫一聲：「我要干啦!」隨後，這個士兵一把抱起那個中國農民，扔進火裡。

　　當時的日軍對一個中國生命的消失，根本不當一回事。在殺戮中，他們心頭不曾有一絲驚悸;相反，體驗到了快感，再到後來，他們進行的殘忍殺戮，甚至只是出於「無聊」，日軍士兵田所耕三(第114師團)記錄：

　　為了使俘虜有所畏懼，(我們)把他們的耳朵削下來;或把鼻子砍掉;或用刺刀插進他們的口腔，順勢把嘴切開;或是在眼簾下橫著插進一刀，白眼球就像魚眼一樣黏糊糊地垂下來，足有五寸。從登陸以來，好久好久才有這點消遣，這些玩意兒都不幹的話還有什麼樂趣呢?

　　殘暴就這樣像瘟疫一樣在1937年冬天的南京蔓延著。

　　12月24日，在恐怖中，安全區的歐美委員們點燃蠟燭，和難民們度過了一個終身難忘的並不平安的平安夜。拉貝是後來才趕到的，因為他需要在自己的房子裡盯著，不讓日軍翻牆而過去騷擾那裡的難民。按費奇的說法：拉貝每次都展示出令日軍望而生畏的納粹臂章。叫他們怎麼進來的就怎麼出去。這天晚上，在威爾遜醫生的琴聲下，委員們一起唱了聖誕歌曲，他們在心中默默祈禱，希望上帝能夠降福南京。

　　1937年12月24日是人類史上最殘酷的平安夜。

　　天亮了，聖誕節到了，南京人民和安全區的委員們又將面臨新的恐怖，所以費奇肯定地說：「我深信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是世界現代史上絕無僅有的最黑暗的一頁!」

　　大屠殺期間，安全區一共救助了20萬以上的中國難民。但在後來，有一段時間，安全區的作用似乎被忽略了，有不少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文章使用了一個帶有諷刺意味的題目：「安全區內不安全。」當然，著者是想強調日軍的暴行無處不在。但是不是因為有暴行發生就抹殺掉安全區的作用和委員們的努力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甚至可以這樣說，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絕大部分來自安全區。

　　而且，由於西方記者的離開，日軍的暴行大多見於委員們的日記、報告、信件，包括：《拉貝日記》、《費奇日記》、《馬吉日記》、《威爾遜日記》、《麥卡倫日記》、《魏特琳日記》、《南京戰禍紀實》(史密斯調查報告)、《南京毀滅的日子》(克勒格爾日記)等。

　　關於用攝像機拍攝的南京大屠殺的動態畫面，現在能找到的不多了。除了日本隨軍記者伊籐敏松拍攝的第6師團新街口斬首暴行外，最著名的當是美國牧師馬吉冒著生命危險偷拍的畫面。

　　馬吉有一部16毫米攝影機，大屠殺期間，他用該機器拍攝了長達105分鐘的動態畫面，其中包括日軍在安全區內抓人的鏡頭。在鏡頭中，身材矮小的日本士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槍，抓捕中國青年男子。一個鏡頭是，一名老婦跪在地上苦苦哀求，但日軍置之不理，還是把她的親人帶走了。還有在鼓樓醫院拍攝的被日軍殘害的中國平民的鏡頭，其中有被日軍用火燒得面目變形的男子，有被日軍用戰刀把脖子幾乎砍斷的婦女。身中37刀後接受威爾遜醫生治療的李秀英，也出現在馬吉的鏡頭裡。

　　很多年以後，當我們看到動態的南京大屠殺暴行畫面時，其震撼是無法用語言描述的。

　　後來，馬吉把電影膠片給了費奇。費奇離開南京時，乘坐日本軍用火車到上海。用費奇的話說，在火車上，他和「一群人們所能想像的最可憎的日本兵」同坐一節三等車廂。記錄南京大屠殺的6卷16毫米的電影膠片就藏在他的衣服裡。

　　伸出人道主義救援之手的還有棲霞山江南水泥廠的工作人員丹麥人辛德貝格和德國人京特，二人於南京郊外建立難民收留所，救助了3萬多名中國人。

　　在南京危如累卵的時候，在各國僑民和使館人員都離開的時候，那些德國人、美國人和丹麥人選擇了留在命運未卜的危城，在南京最寒冷的年月，將正義、勇敢和熱情的手伸向中國人，正如費奇所說：

　　「難民們曾無數次對我們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感激，我們內心時常充滿溫暖。其實，與他們所遭受的苦難相比，我們的損失與不便顯得微不足道。未來會怎樣?近期的未來絕不會是光明的，但中國人有一種不可征服的忍受苦難的能力和毅力，還有許多其他的優良品德。正義最終必將贏得勝利。無論如何，我將永遠是快樂的，因為我將自己的命運與他們連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