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於萬曆皇帝的說法由來已久。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評價，用我們今天的眼光看，主要是源於緣於萬曆皇帝30年怠政，表現在其所謂的六不做，就是「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上。按說，萬曆執政前10年，是明朝中後期一個輝煌瞬間，文治武功都十分出色，他為何突然要「六不做」呢？萬曆皇帝連續28年不上朝對國家造成了什麼影響？28年期間萬曆皇帝不上朝，但實際上，這期間中國無論對內還是對外的戰爭均獲得全勝。揭秘萬曆皇帝不上朝背後的故事。

　　其一，萬曆皇帝不上朝，是對文官集團的一種報復。一般講，明朝的政治體制和權力制衡，已與以往朝代有很大不同，自秦朝以來的皇權與相權之間矛盾在明朝已基本結束，文官制度卻日益成熟，勢力日益穩固，同時也更趨保守。所以，中央的權力爭奪已從皇帝和宰相之間變成皇帝和龐大文官集團之間的紛爭。這樣的一種政治環境，讓萬曆皇帝很是無奈。尤其是他在位期間，透過東林黨爭和國本之爭兩件大事，已經發現君主想做點事情，就會被文官不厭其煩進行阻撓阻擋，故而他不得不萌生一種「君願不能遂，還要受人擺佈」的悲觀情緒，逐漸喪失了年少時候對治國的熱情、對社稷的關注。於是乎，在與文官不斷抗爭卻常常不起作用的情況下，乾脆選擇了「無聲的抗議」做法，那就是了不再上朝。

　　其二，萬曆皇帝不上朝，是對當時現狀的一種逃避。黃仁宇在其撰寫的《萬曆十五年》文末中總結，「1587年，是為萬曆15年，歲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晏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實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裡作悲劇性的結束。萬曆丁亥年的年鑒，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從這段文字裡，我們不難看出當時的現狀，那就是明朝社會此刻已經一塌糊塗，文臣多貪婪，武將多怕死。所謂的「東林七君子」，其實是腐儒誤國。試想，身為一介皇帝，九五之尊，看似貴不可言，大權在握，卻令不能行、禁不能止，連個心腹干將都沒有，成為了真正的「寡人」一個，又能奈現狀如何？若與天下士子為敵，神宗不僅沒那個氣概，也沒那般能力。唯有「眼不見心不煩」，選擇逃避的方式，尚且可過得安生些。

　　其三，萬曆皇帝不上朝，是對言官制度的一種抵抗。明朝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頗講言論自由的封建王朝。明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們可以放開了提意見，上至國家大事，下至後宮瑣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儘管說來，不要害怕得罪皇帝。

　　所以，那個時候，不僅皇帝常常被罵，就連明朝各位名臣，也沒有一位能夠不挨言官「罵」，如海瑞、楊漣、左光斗、張璁、夏言、徐階、高拱、張居正、申時行等等，都深受其苦。其實，那些喜歡罵人的言官，也不斷會被人罵。在一個以「罵」人為榮耀、被「罵」為正常的年代，只打口水仗，不做實在事，就暗藏悲劇在其中了。自從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上《酒色財氣四箴疏》，幾乎就是對萬曆皇帝指著鼻子破口大罵，把萬曆皇帝描繪成一個好色、貪婪、殘暴、昏庸、無能、懶惰……總而言之五毒俱全的、一無是處的皇帝，而受到了革職為民的處分後，給萬曆皇帝上書進行無端謾罵的官員更是絡繹不絕，對這種群狼式的圍攻、暴風雨式的謾罵，皇帝沒了脾氣，只能裝聾子不理睬。到後來，萬曆皇帝見怪不怪了，就選擇了沉默，選擇了躲避，選擇了「六不做」，任由言官去罵吧。其四，萬曆皇帝不上朝，是對奢侈生活的一種沉迷。

　　據史書記載，神宗帝確實也是位酒色之徒。說好酒，他在17歲時，曾因為醉酒杖責馮保的義子，差點被慈聖太后廢掉帝位。對好色，他在萬曆十年（1582）的三月，就曾效仿其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間大選嬪妃，一天就娶了「九嬪」。不僅如此，他甚至還玩起同性戀的勾當，即玩弄女色的同時，還玩起了小太監。當時宮中有10個長得很俊的太監，就是專門「給事御前，或承恩與上同臥起」，號稱「十俊」。酒色的過度，使神宗的身體極為虛弱。更為令人驚訝的是，萬曆皇帝還可能在吸毒。曾有消息稱，「數百年後的1958年，定陵被挖掘，科學家對萬曆皇帝的屍體進行化驗時，發現他的骨頭中含有嗎啡成分，這是萬曆皇帝食用鴉片的鐵證。」筆者未能找到史料，故在此只能說是存在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