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究竟是個什麼東西?什麼是武士道精神
導讀:當下,抗日劇充斥熒屏,「武士道」也被各種演繹。然則,日本「武士道」,究竟是什麼東西?在侵華戰爭中,又充當著一種什麼樣的角色?
明治以前的「武士道」
起源於鐮倉時代的「原始武士道」,因政治契約之故,特別強調「忠」與「死」
所謂「武士道」,略言之,是一種道德規範和行為準則。縱觀歷史,「武士道」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其實完全取決於現實政治的需要。
一般認為,「武士道」起源於鐮倉時代,定名於江戶幕府初期。公元721年,元正天皇詔書首次正式承認「武士」的存在,至11世紀,鐮倉幕府建立,以專事征戰殺伐的「武士階層」作為統治基礎。這類政權,通稱「武家政權」,此後統治日本600餘年,原始的「武士道」也在這600餘年間逐漸成型。
「原始武士道」的核心理念,乃是「忠」與「死」。所謂「忠」,是強調各級武士須嚴守崗位,絕對忠於各自的主君;所謂「死」,是倡導為主君獻身乃至殉死。「武家政權」對這兩點的強調,其實是出於一種現實的「等價契約」的需要——武士向主君付出「忠」與「死」,主君則賜予並保障武士的地位與財富。這種契約關係,常常隨著世局的變遷而有所修正。如群雄爭霸的「戰國時代」,舊主、新主更替頻繁,武士們從自身利益出發,就更愛強調「為自我獻身」,而不是「為主君盡忠」。
江戶時代,朝野異途,武士道分裂為「士道」與「葉隱」兩派,其倫理觀完全對立
江戶幕府(1603-1867)初期,「武士道」一詞正式出現在典籍之中。「傳統武士」在江戶時代,被迫轉型為行政官吏,被要求具備治民才幹,而不能僅僅只懂得殺伐。「原始武士道」於是被改造成新的「士道」。出身武士、有弟子四千、深受儒學影響的山鹿素行,是這一改造過程中最重要的人物。儒家主張「德治」,要求士大夫以其德行垂范天下;山鹿素行則強調,武士必須文、武兼修,而且必須高度重視「文」的修養,必須做到重義輕利,因為通過自己的楷模式的行為,讓天下秩序歸於井然,是武士天然的職分。
不過,江戶政權用儒學改造「傳統武士」的願望,並未完全成功。緬懷「原始武士道」的《葉隱》一書,仍在轉型不成功的「傳統武士」當中廣泛而秘密地流傳。《葉隱》一書的作者山本常朝,特別痛恨讓武士學習儒學、轉型做官僚。按該書的觀點,所謂「武士道」,很簡單,就是「當生與死逼迫你選擇時,唯乾脆利落地選擇死」。《葉隱》反對儒學對死的意義的追尋,「死就是死,勿為目標所制,若離開目標而死,或許死得沒有價值,是犬死或狂死,但不可恥。死就是目的,這才是武士道中最重要的。」《葉隱》也反對儒學用「義」來規範「忠」,作者非常明確地表示:「我討厭考慮那些所謂的是非、正邪。不顧一切的盡心侍奉,無論什麼事情都首先考慮主君就可以了。」
可以說,《葉隱》完全是對「士道」的對抗,後者得到了當局的認可與推廣,前者則被列入禁書,只能在民間秘密流傳。不過,無論是「士道」裡的「武士道」,還是《葉隱》裡的「武士道」,在江戶時代之前的歷史中,都不曾完整地存在過,而只是作者出於現實需要,進行的一種理想化的「提純」。
明治以後的「武士道」
明治初期,當局出於現實需要,武士道被心照不宣地置於半遺忘狀態
明治維新後,江戶時代的武士道,無論是「士道」派,還是《葉隱》派,都難以被當局所容忍。因為這種舊時代的「武士道」,有兩個特點——1、專屬於「武士」這一特殊階層;2、其效忠對像多元,數十萬武士,分別效忠各自不同的主君,而非天皇一人。
新政權宣佈士農工商「四民平等」,取消了「武士」階層的特權,又通過天皇詔書,將「忠良驍勇」的品性,定義為是全體「日本帝國之人民」所共有的優點,同時絕口不提「武士道」三字。1882年天皇發佈《軍人敕諭》,更是明確批判武士階層長期掌控日本政權的歷史,是「違我國體」。所以,在明治前、中期,「武士道」地位尷尬,處於一種心照不宣的半遺忘狀態。
江戶時代,朝野異途,武士道分裂為「士道」與「葉隱」兩派,其倫理觀完全對立
江戶幕府(1603-1867)初期,「武士道」一詞正式出現在典籍之中。「傳統武士」在江戶時代,被迫轉型為行政官吏,被要求具備治民才幹,而不能僅僅只懂得殺伐。「原始武士道」於是被改造成新的「士道」。出身武士、有弟子四千、深受儒學影響的山鹿素行,是這一改造過程中最重要的人物。儒家主張「德治」,要求士大夫以其德行垂范天下;山鹿素行則強調,武士必須文、武兼修,而且必須高度重視「文」的修養,必須做到重義輕利,因為通過自己的楷模式的行為,讓天下秩序歸於井然,是武士天然的職分。
不過,江戶政權用儒學改造「傳統武士」的願望,並未完全成功。緬懷「原始武士道」的《葉隱》一書,仍在轉型不成功的「傳統武士」當中廣泛而秘密地流傳。《葉隱》一書的作者山本常朝,特別痛恨讓武士學習儒學、轉型做官僚。按該書的觀點,所謂「武士道」,很簡單,就是「當生與死逼迫你選擇時,唯乾脆利落地選擇死」。《葉隱》反對儒學對死的意義的追尋,「死就是死,勿為目標所制,若離開目標而死,或許死得沒有價值,是犬死或狂死,但不可恥。死就是目的,這才是武士道中最重要的。」《葉隱》也反對儒學用「義」來規範「忠」,作者非常明確地表示:「我討厭考慮那些所謂的是非、正邪。不顧一切的盡心侍奉,無論什麼事情都首先考慮主君就可以了。」
可以說,《葉隱》完全是對「士道」的對抗,後者得到了當局的認可與推廣,前者則被列入禁書,只能在民間秘密流傳。不過,無論是「士道」裡的「武士道」,還是《葉隱》裡的「武士道」,在江戶時代之前的歷史中,都不曾完整地存在過,而只是作者出於現實需要,進行的一種理想化的「提純」。
明治以後的「武士道」
明治初期,當局出於現實需要,武士道被心照不宣地置於半遺忘狀態
明治維新後,江戶時代的武士道,無論是「士道」派,還是《葉隱》派,都難以被當局所容忍。因為這種舊時代的「武士道」,有兩個特點——1、專屬於「武士」這一特殊階層;2、其效忠對像多元,數十萬武士,分別效忠各自不同的主君,而非天皇一人。
新政權宣佈士農工商「四民平等」,取消了「武士」階層的特權,又通過天皇詔書,將「忠良驍勇」的品性,定義為是全體「日本帝國之人民」所共有的優點,同時絕口不提「武士道」三字。1882年天皇發佈《軍人敕諭》,更是明確批判武士階層長期掌控日本政權的歷史,是「違我國體」。所以,在明治前、中期,「武士道」地位尷尬,處於一種心照不宣的半遺忘狀態。
明治後期,為向西方證明日本非野蠻民族,新渡戶稻造重塑武士道,認為其與基督教相通
明治時代後期,「武士道」再度被激活,與日清戰爭、日俄戰爭有相當直接的關係。
日清戰爭中,因為旅順大屠殺,日本被西方媒體宣傳為野蠻民族。作為辯護,1899年,新渡戶稻造用英文寫作出版了《武士道》一書。新渡戶稻造出身武士家庭,曾留學歐美,並成為基督徒。他寫作此書的目的,是為了向西方世界展示日本民族的「優秀特質」,希望說服西方世界,日本民族不是野蠻民族,也有著與西方基督教傳統類似的優秀的道德體系,這一體系就是「武士道」,其內涵是「義、勇、仁、禮、誠、名譽、忠義、克己」。
日清戰爭打敗了儒學中國,日俄戰爭打敗了屬於西方文明的俄國,許多日本人因此認為,一定存在著某種日本獨有的「文化傳統」,在指導日本獲勝。新渡戶稻造的對武士道的重新提倡,正好部分滿足了這種社會心理的需要。1905年,新渡戶稻造本人受到明治天皇帝特別召見,並獲准向天皇獻上《武士道》一書;同年,該書增訂再版,風靡全國,新渡戶稻造也成為「新日本」的代言人。曾一度被官方刻意遺忘的「武士道」,由此一躍成為所有日本人共同具備的美德。
日俄戰爭的勝利,卻使得日本國內「民意」,更願將武士道重塑為對抗西方的特有道德利器
新渡戶稻造的寫作初衷,雖然是為了向西方人證明,西方人有的高貴道德,日本人也同樣具備,不過,他對「武士道」的讚美仍有限度,認為「武士道可以救日本,但不能救世界,只有基督教能救世界」。所以,《武士道》一書,雖被推崇,但還難以完全滿足日俄戰爭後,日本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對本國獨有的「文化傳統」的發掘熱情。這種心理需求,最終須由井上哲次郎來填補。
同在1905年,井上哲次郎編纂出版了著名的《現代大家武士道叢書》。他非常明確地強調:武士道「在外國幾乎沒有同樣的例子,是日本一種特別的精神訓練」,不但不同於中國的儒學,更是日本民族賴以與源源不斷輸入日本的「西方道德」對抗的唯一利器;至於其何以「獨一無二」,井上的解釋是:日本的「武士道」,有著「皇道」與「神道」作為指導原理,所以,「影響從日本及於全世界,負有道義地統一全世界的使命」。井上還一再宣稱:「我國的軍隊之所以非常強大,雖然有許多原因,我確信無疑:武士道的存續是一個很大的原因。」至於「武士道」的內涵,則無非「忠君愛國」四字而已。
戰時,軍方樂於宣揚「葉隱」;戰後,當局又樂於宣揚新渡戶稻造
綜上,「武士道」究竟為何物,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日本,實際上一直含混不清。鐮倉時代所產生的「原始武士道」,只是一種現實的利益契約;江戶時代,「士道」和《葉隱》互相對立,代表了不同政治陣營的需要;明治前期,武士道心照不宣地被遺忘;明治後期,新渡戶稻造說「武士道」與西方主流文明共通,井上哲次郎說「武士道」是日本賴以抗衡基督教的獨一無二的思想利器……可以說,不是「武士」,而是學者和政客們,在一直不斷按照自己的需要塑造「武士道」的形象,而這種塑造,又因為利益出發點的不同,往往彼此衝突……
惟現實政治往往選擇最符合其實際需要的解釋。所以,在侵華戰爭期間,最受日本軍界推崇的「武士道」,是《葉隱》一派,因為《葉隱》鼓吹「乾脆利落地選擇死」,而反對去追尋這種死是否與「義」相合。「如今如果奉召前往戰地,我們絕對不要忘記帶上《葉隱》」,正是東洋大學教授古川哲史在1940年代,給全體日本國民的「忠告」。1941年,時任陸軍大臣東條英機,也在《戰陣訓》裡鼓勵日軍士兵去死,「不可生而受虜囚之辱」。
二戰結束後,崇拜《葉隱》的著名作家三島由紀夫切腹自殺;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因為主旨是與西方溝通對話而非對抗,又重新成為日本「武士道」的主流,新渡戶稻造的肖像,還被印在了貨幣之上。略言之,「武士道」是個筐,什麼都能往裡裝。
參考資料:
新渡戶稻造,《武士道》,商務印書館,1993;三島由紀夫,《葉隱入門》,江蘇文藝出版社,2010;戴宇,《面向西方世界的訴求與告白——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與明治日本》,《東北亞論壇》2013年第4期;唐利國,《論武士道與日本軍國主義——傳統的再編與抵抗的失敗》,《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1月;韓東育,《關於「武士道」死亡價值觀的文化檢視》,《歷史研究》2009年第4期;周頌倫,《武士道與「士道」的分歧和對立》,《日本研究》2008年第4期;張翔,《日本武士道的前世今生、歷史作用》,新民晚報2015/04/1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