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定陵是明十三陵中第十座陵墓，埋葬的是明朝第13位皇帝神宗朱翊鈞(年號萬曆)和孝端、孝靖兩位皇后。明定陵1956年5月開始挖掘，1957年打開地下玄宮，至今已過了半個世紀，但是萬曆皇帝的葬式為何採用「仰面朝天，右手扶著自己的面頰」的怪異姿勢，一直是個未解之謎。北京明十三陵特區辦事處王秀玲女士的一篇論文，首次揭開了萬曆皇帝的葬式之謎，並大膽推斷出明代帝王均為身體側臥，雙腿微曲如睡眠狀的「北斗七星」葬式。

　　萬曆皇帝屍體的姿勢不同尋常，挖掘出來時仰面朝天，右手扶著自己的面頰。

　　定陵在明十三陵中規模較大，與永陵相差無幾，僅次於長陵，佔地面積18萬平方米。它是新中國成立後，有計畫發掘的第一座皇陵，由此揭開了明代帝王陵墓的秘密。

　　據考古資料記錄，定陵地宮是由前、中、後、左、右五座高大寬敞的殿堂連接組成的，全部為石結構。後殿(玄堂)的正面棺床上停放著三口棺槨，中間的特別大，是萬曆皇帝朱翊鈞的棺槨。另兩口分別是皇后孝端和孝靖的棺槨。

　　據王秀玲介紹，當時定陵發掘時，最引人注目的是墓主人的屍體保存情況。萬曆皇帝屍體放置在一條錦被上，錦被兩邊上折，蓋住屍體。屍體頭西腳東仰臥，肌肉已經腐爛，僅剩骨架。面向上，頭頂微向右偏，右臂向上彎曲，手放在頭右側，左臂下垂，略向內彎，手放在腹部。手中持念珠一串。右腿稍彎曲，左腿直伸，兩腳向外撇開。

　　孝端和孝靖兩位皇后的葬式也與一般葬式不一樣，她們都是向右側臥，孝端後左臂下垂，手放在腰部，右臂向下直伸，足部交疊，左足在上，右足在下。孝靖後左臂下垂，手放在腰部，右臂向上彎曲，手放在頭下，下肢曲。

　　王秀玲認為萬曆帝的原葬式應為側臥式，因為屍體如果平放，一般晃動也不會有大變動，只有側臥式，碰撞時易變動。

　　關於帝后葬式，目前尚無史料記載。王秀玲在論文中分析，孝靖後骨架情況應與原葬式相似。而萬曆帝與孝端後則有出入。因為人死後入葬，不可能故意擺成一腿彎曲一腿直伸狀。顯然，萬曆帝的葬式不是原狀，而應該是向右側臥，這樣出現晃動屍體必然倒向左側，所以萬曆帝左腿直伸。

　　而且根據棺槨入葬情況分析，萬曆帝的棺槨確實有過碰撞的記載。因為棺槨是從百里之遙的京城靠人工抬運到山陵，沿途顛簸。據《泰昌實錄》記載：葬神宗皇帝及孝端皇后時(孝靖皇后比萬曆皇帝早逝九年，已入葬於天壽山東井平崗地)僅抬槓軍夫多達八千六百人。一路上繩索常有損壞，不斷更換。棺槨到鞏華城時(今沙河)，抬棺槨的木槓有斷裂聲，右邊一角曾墜地。這樣完全有可能使屍體姿式發生改變。

　　陵墓的位置、地面佈局、地下玄宮佈局都與天像有關，皇帝的葬式當然也要源於天象了。

　　據王秀玲考證，古人以紫薇星垣比喻皇帝的居處。「北斗七星」在古代被認為是極星，指向正北，位於天空中心，在星宿中屬紫微垣。古代常以星象變化預測人事吉凶，紫微垣對應的是人間帝王，是帝星所在。所以極星北斗又被認為是天帝居住的地方。

　　封建皇帝認為自己是上天派到人間的主宰。自稱「真龍天子」，信奉「君權天授」、「天人合一」的思想，視皇位為「天位」，並時刻把自己的行為與天聯繫在一起，每當天空有變化時，他們便「自省」，認為是自己哪些地方做得不對。基於這種思想觀念，他們將死視為「升天」，所以皇帝升天也就意味著到北斗七星上去住了。

　　孝端和孝靖兩位皇后的葬式也與一般葬式不一樣，她們都是向右側臥，孝端後左臂下垂，手放在腰部，右臂向下直伸，足部交疊，左足在上，右足在下。孝靖後左臂下垂，手放在腰部，右臂向上彎曲，手放在頭下，下肢曲。

　　王秀玲認為萬曆帝的原葬式應為側臥式，因為屍體如果平放，一般晃動也不會有大變動，只有側臥式，碰撞時易變動。

　　關於帝后葬式，目前尚無史料記載。王秀玲在論文中分析，孝靖後骨架情況應與原葬式相似。而萬曆帝與孝端後則有出入。因為人死後入葬，不可能故意擺成一腿彎曲一腿直伸狀。顯然，萬曆帝的葬式不是原狀，而應該是向右側臥，這樣出現晃動屍體必然倒向左側，所以萬曆帝左腿直伸。

　　而且根據棺槨入葬情況分析，萬曆帝的棺槨確實有過碰撞的記載。因為棺槨是從百里之遙的京城靠人工抬運到山陵，沿途顛簸。據《泰昌實錄》記載：葬神宗皇帝及孝端皇后時(孝靖皇后比萬曆皇帝早逝九年，已入葬於天壽山東井平崗地)僅抬槓軍夫多達八千六百人。一路上繩索常有損壞，不斷更換。棺槨到鞏華城時(今沙河)，抬棺槨的木槓有斷裂聲，右邊一角曾墜地。這樣完全有可能使屍體姿式發生改變。

　　陵墓的位置、地面佈局、地下玄宮佈局都與天像有關，皇帝的葬式當然也要源於天象了。

　　據王秀玲考證，古人以紫薇星垣比喻皇帝的居處。「北斗七星」在古代被認為是極星，指向正北，位於天空中心，在星宿中屬紫微垣。古代常以星象變化預測人事吉凶，紫微垣對應的是人間帝王，是帝星所在。所以極星北斗又被認為是天帝居住的地方。

　　封建皇帝認為自己是上天派到人間的主宰。自稱「真龍天子」，信奉「君權天授」、「天人合一」的思想，視皇位為「天位」，並時刻把自己的行為與天聯繫在一起，每當天空有變化時，他們便「自省」，認為是自己哪些地方做得不對。基於這種思想觀念，他們將死視為「升天」，所以皇帝升天也就意味著到北斗七星上去住了。

　　在十三陵中，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的陵墓孝陵，主要建築走向就呈北斗七星佈局。孝陵反映的是陵寢地面佈局(因地宮未發掘)，已發掘的明定陵地宮的佈局即是仿生前皇宮模式，也是源於天象。在古代，基於原始的宗教迷信思想，大多以為人死後靈魂還在，並且和活人一樣，有飲食起居等各種要求。基於此因，歷朝帝王的陵墓大多反映著其生前所居宮室的某些形式和特點。

　　除此之外，在陵墓選址上也與天像有關，陵址的前後左右要有山，象徵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以山象徵天上的星座，而皇帝的陵則位於星座之間，自然皇帝也置於天宮之上了。

　　從古代風水學的角度來看，這種「北斗七星」式的S形葬式最能夠「聚氣」。

　　王秀玲說古代科學還不發達，古人對天體有一種神秘感，認為北斗七星具有避邪功效。如河南西水坡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遺址就發現墓主人東西兩側和腳下分別塑龍、虎和北斗天象圖。古人還把它刻在避邪劍上。其奧秘在於北斗七星的形狀恰為一個巨大的聚氣的S形。

明孝陵

　　皇帝選陵址，要選能「聚氣藏風」的地方，選擇標準是山環水抱，因山環水抱必有氣。在風水學中，用「曲則有情」來形容水和路的吉祥。山脈的起伏呈S形，河流則更明顯，總是蜿蜒曲折。明孝陵和明十三陵的選址及設計是與古代的風水理論相合的。

　　按照「事死如事生」的觀念去分析，皇帝死後，也需要生氣，「北斗七星」式這種S形葬式能夠「聚氣」，有了生氣，就有了萬物，預示著子孫萬代繁衍旺盛。如果依此而論，帝、後的葬式源於天像是有一定道理的。

定陵地宮圖片

　　朱元璋採用天象來設計皇宮、帝陵。他的思想肯定要影響到他的子孫後代。明十三陵所葬都是朱元璋後代，在陵墓選址和規制上均效仿明孝陵。作為明太祖朱元璋的子孫，又身為皇帝的朱翊鈞的葬式「源於天象」也就不奇怪了。

　　目前明代帝王只有萬曆皇帝朱翊鈞的陵被發掘出來了，其他的陵還未發掘。但王秀玲據此推斷，從朱元璋開始明代的帝王可能都採取「北斗七星」葬式。

　　1572年的一個凌晨，萬曆的父親、明朝的第十二代皇帝突然病逝，當時年僅10歲的萬曆繼承皇位。

　　萬曆在枯燥而乏味的生活中長大成年，在他開始有足夠的能力獨立處理朝政的時候，又處處受到大臣們的牽制，皇帝更像是一個被長期囚禁在紫禁城中的囚徒。

明孝陵

　　皇帝選陵址，要選能「聚氣藏風」的地方，選擇標準是山環水抱，因山環水抱必有氣。在風水學中，用「曲則有情」來形容水和路的吉祥。山脈的起伏呈S形，河流則更明顯，總是蜿蜒曲折。明孝陵和明十三陵的選址及設計是與古代的風水理論相合的。

　　按照「事死如事生」的觀念去分析，皇帝死後，也需要生氣，「北斗七星」式這種S形葬式能夠「聚氣」，有了生氣，就有了萬物，預示著子孫萬代繁衍旺盛。如果依此而論，帝、後的葬式源於天像是有一定道理的。

定陵地宮圖片

　　朱元璋採用天象來設計皇宮、帝陵。他的思想肯定要影響到他的子孫後代。明十三陵所葬都是朱元璋後代，在陵墓選址和規制上均效仿明孝陵。作為明太祖朱元璋的子孫，又身為皇帝的朱翊鈞的葬式「源於天象」也就不奇怪了。

　　目前明代帝王只有萬曆皇帝朱翊鈞的陵被發掘出來了，其他的陵還未發掘。但王秀玲據此推斷，從朱元璋開始明代的帝王可能都採取「北斗七星」葬式。

　　1572年的一個凌晨，萬曆的父親、明朝的第十二代皇帝突然病逝，當時年僅10歲的萬曆繼承皇位。

　　萬曆在枯燥而乏味的生活中長大成年，在他開始有足夠的能力獨立處理朝政的時候，又處處受到大臣們的牽制，皇帝更像是一個被長期囚禁在紫禁城中的囚徒。

　　壓抑的宮廷生活中，一個聰明伶俐的女人給萬曆帶來惟一的樂趣，這就是萬曆最寵愛的妃子——鄭貴妃。

　　萬曆一直想把皇位傳給鄭貴妃所生的兒子，遭到了全體大臣的反對，因為這個兒子不是他的長子。

　　這是萬曆遭遇的一個重大的失敗，他無力改變，便採取了一種令人不可思議的方式進行對抗。

　　萬曆在位48年，其中30年的時間裡，他一直隱居在紫禁城的後宮，最後20年，他幾乎拒絕和所有的大臣見面，成為一個真正的隱身的皇帝。年僅21歲就他開始修建自己的陵墓。

　　定陵的建造歷時6年，花費白銀800多萬量，相當於明朝當時兩年在農業上徵得的全部稅收。當定陵即將竣工的時候，萬曆最後一次親自到這裡視察，然後默然返回北京，從此就再也沒有走出過紫禁城。

     相關新聞：中國史上哪個皇帝一天娶九個老婆？萬曆皇帝秘聞

　　史上最荒淫無道的皇帝明神宗朱翊鈞一天娶了九個老婆。

　　中國古代皇帝大都擁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妃，這已經成為家喻戶曉、無人不知的事情，但是，對於一天連娶九個媳婦的風流皇帝就很少有人知道了。這個風流皇帝就是明朝的神宗皇帝朱翊鈞。由於明神宗年號萬曆，因此也稱萬曆皇帝。

　　明神宗朱翊鈞，明穆宗第三子。隆慶二年，立為皇太子，時方六歲。隆慶六年，穆宗駕崩，十歲的朱翊鈞即位，次年改元萬曆。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萬曆前十年，大學士張居正輔助明神宗處理朝政，社會經濟發展較快，黎民百姓也能安居樂業。

　　十年後，張居正去世，明神宗開始親政，有一段時間勤於政務，後期因和文官集團的矛盾而罷朝三十年。公元1620年駕崩，傳位皇太子朱常洛。死後葬於十三陵定陵。

　　明神宗罷朝三十年，史學家稱之為 「醉夢之期」，並說這段時期明神宗「怠於臨朝，勇於斂財，不郊不廟不朝者三十年，與外廷隔絕」。那麼，明神宗是什麼時候從一個立志有為的皇帝變成一個荒廢朝政的皇帝呢?又是什麼事情讓這位曾經雄心萬丈的大明天子墮落得如此厲害呢?

　　表面看起來，明神宗荒於政事、不願臨朝的原因，先是因為寵幸鄭貴妃，後是因為厭惡大臣之間的朋黨之爭。但是，究其主要原因，還是由於明神宗之身體虛弱，行動不便。當然，其身體虛弱的背後，無疑是酒色財氣的過度。

　　萬曆十七年，即公元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上了一篇奏章，其中批評明神宗縱情於酒、色、財、氣，並獻「四箴」。對九五至尊皇帝的私生活這樣干涉，使明神宗非常惱怒。幸好首輔大學士申時行婉轉開導，說皇帝如果要處置雒於仁，無疑是承認雒於仁的批評是確有其事，外面的臣民會信以為真的。最後，雒於仁被革職為民。

　　在處理這件事的過程中，明神宗曾召見申時行等人於毓德宮中，「自辨甚悉」。明神宗對內閣大學士們說：「他說朕好酒，誰人不飲酒?……又說朕好色，偏寵貴妃鄭氏。朕只因鄭氏勤勞，朕每至一宮，她必相隨。朝夕間她獨小心侍奉，委的勤勞。……朕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財皆朕之財。……人孰無氣，且如先生每也有僮僕家人，難道更不責治?」看來，明神宗根本不承認雒於仁的批評。

　　其實，明朝晚期社會好酒成風。清初的學者張履祥記載了明朝晚期朝廷上下好酒之習：「朝廷不榷酒酤，民得自造。又無群飲之禁，至於今日，流濫已極。……飲者率數升，能者無量。……飲酒或終日夜。朝野上下，恆舞酣歌。」

　　意思是說，明朝晚期對於酒不實行專賣制度，所以民間可以自己製造酒，又不禁止群飲，飲酒成風。喝酒少的能喝幾升，多的無限量，日夜不止，朝野上下都是如此。明神宗的好酒，不過是這種飲酒之風的體現罷了。明神宗在十七歲的時候，曾經因為醉酒杖責馮保的義子，差點被慈聖太后廢掉帝位。

　　至於說到好色，偏寵貴妃鄭氏，這倒是明神宗十分得意的一件風流事。說起來明神宗雖然似乎不及他的先祖文治武功，但卻一點使他的先祖望塵莫及。他在萬曆十年，即公元1582年的三月，就曾效仿他的祖父明世宗的做法，在民間大選嬪妃，一天就娶了「九嬪」，也就是一連娶了九個媳婦。這鄭貴妃就是這「九嬪」之一。

　　當時主持後宮的王皇后容貌平常，又秉持著傳統的「婦德」，明神宗對她不感興趣，卻對聰慧機敏、風情萬種的鄭氏十分寵愛，平時一般都在她宮中留宿，後宮妃嬪無一人能及。萬曆十四年，即公元1586年，鄭氏生下了皇三子朱常洵，明神宗馬上當即冊封她為僅次於皇后的皇貴妃。但這一晉封卻引起了宮廷內外的紛紛議論。

　　原來，明神宗在大婚之前，曾有一次到母親李太后的宮中請安，忽然一時興起，看上了太后身邊一個王姓宮女，就和她鳳倒鸞顛，春風一度。當時，明神宗還是少年天子，不敢讓母后知道，他大婚時候的所納的「九嬪」中也沒有這位王姓宮女。

　　但是，這位王姓宮女不久便懷孕了，當李太后向明神宗詢問這件事情的時候，他還咬死口不肯承認，後來李太后命人拿出紀錄皇帝行蹤的「起居注」，一對日期，明神宗才沒話可說。然而，李太后卻沒有生氣，倒是覺得自己馬上就要抱上孫子了，十分高興。於是晉封王姓宮女為恭妃。後來，她就給明神宗生下了皇長子朱常洛。

　　雖然如此，但明神宗卻並不喜歡這個王恭妃，那次「臨幸」她不過是一時衝動罷了。等到有了心愛的「九嬪」之一鄭氏，就更是把他們母子拋到一邊了。而當鄭氏也給他生了一個兒子，他便立刻封她為貴妃，而早就生了兒子的王恭妃，卻沒有這種待遇。於是在朝野上下看來，這就是明神宗打算廢長立幼的標誌了。

　　其實，不論是皇長子朱常洛，還是皇三子朱常洵，此時都還不過是小孩子，也分不出什麼誰有出息、誰沒有出息。或許在明神宗看來，到底要立誰不立誰都是自己的家務事，當然是由自己說得算。但那些大臣們可不那麼想，明代的大臣們深受理學影響，對於維護禮制有著無比的熱情。

　　當年就和明神宗的祖父世宗皇帝因為要不要管親爹叫爹的問題就大鬧一場，氣得世宗皇帝在午門打了一百多個大臣的屁股，成為震驚一時的「大禮議」事件。是不是管親爹叫爹不過是個稱呼問題，尚且掀起了這般軒然大波。

　　關係到今後誰是下一任皇帝這樣的「國本」問題，就自然更加引起了大臣們的嚴重關注，於是，當年二月，戶科給事中姜應麟首先上奏，主張「冊立元嗣為東宮，以定天下之本」。

　　這自然是違背了明神宗的心意，於是這位官員馬上被貶到遙遠的州縣。但是，一個人倒下去了，還有千萬個人跟上來。一時間，主張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的奏章雪片一般的飛到了御前，弄得明神宗暈頭轉向，心煩不已。

　　雖然如此，但明神宗卻並不喜歡這個王恭妃，那次「臨幸」她不過是一時衝動罷了。等到有了心愛的「九嬪」之一鄭氏，就更是把他們母子拋到一邊了。而當鄭氏也給他生了一個兒子，他便立刻封她為貴妃，而早就生了兒子的王恭妃，卻沒有這種待遇。於是在朝野上下看來，這就是明神宗打算廢長立幼的標誌了。

　　其實，不論是皇長子朱常洛，還是皇三子朱常洵，此時都還不過是小孩子，也分不出什麼誰有出息、誰沒有出息。或許在明神宗看來，到底要立誰不立誰都是自己的家務事，當然是由自己說得算。但那些大臣們可不那麼想，明代的大臣們深受理學影響，對於維護禮制有著無比的熱情。

　　當年就和明神宗的祖父世宗皇帝因為要不要管親爹叫爹的問題就大鬧一場，氣得世宗皇帝在午門打了一百多個大臣的屁股，成為震驚一時的「大禮議」事件。是不是管親爹叫爹不過是個稱呼問題，尚且掀起了這般軒然大波。

　　關係到今後誰是下一任皇帝這樣的「國本」問題，就自然更加引起了大臣們的嚴重關注，於是，當年二月，戶科給事中姜應麟首先上奏，主張「冊立元嗣為東宮，以定天下之本」。

　　這自然是違背了明神宗的心意，於是這位官員馬上被貶到遙遠的州縣。但是，一個人倒下去了，還有千萬個人跟上來。一時間，主張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的奏章雪片一般的飛到了御前，弄得明神宗暈頭轉向，心煩不已。

　　一氣之下，恨不得向他祖父學習，把這幫不知死活的傢伙也送到午門去打屁股。但是，明神宗卻比他的祖父多少有些涵養，覺得這麼亂打一氣總歸不大像是「聖明天子」所為，於是，他就想出了一個「拖為上」的妙計。

　　明神宗先是勸大臣們不要著急，皇后還很年輕嘛，萬一她將來生下一個兒子，不就是理所當然的太子，何必急著現在就立王恭妃的兒子。但是，明神宗自從寵愛了鄭貴妃，就再也不肯到皇后那裡去，皇后這兒子又從何生起?群臣們自然是心知肚明，不肯上當，仍然要求明神宗有一個明確的說法。

　　無奈之下，明神宗只好使出了第二招，即於萬曆二十一年，即1593年，準備把皇長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併封王，借口等他們長大些再擇其善者立為太子，以此來搪塞朝臣悠悠之口。結果群臣大嘩，明神宗不得不收回前命。後來這件事情一直爭論不已，其間又出現了不少「妖書」，影射宮廷嫡庶之爭，弄得天下人心混亂。結果，李太后不得不出來干預。

　　她問明神宗道：「為何遲遲不立常洛為太子?」明神宗慌不擇言說：「他不過是個宮女的兒子罷了。」李太后本是明穆宗的宮女，因為生了明神宗才被晉封為貴妃，後來兒子即位又成為皇太后的，現在聽到皇帝兒子說出這種話來，不由得勃然大怒道：「你也是宮女的兒子!」嚇得明神宗趕緊叩首請罪。

　　得到了李太后的支持，又加上群臣的壓力，明神宗只好在萬曆二十九年，即公元1602年十月，無可奈何地立長子朱常洛才為皇太子。至此，「國本之爭」告一段落，朝野上下才算安頓下來。

　　群臣雖然取得了勝利，但明神宗心裡卻憋了一口氣。於是他產生了報復心理：你們既然不讓我立喜歡的兒子做太子，那我就「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乾脆「罷工」。

　　在這方面，明神宗敢想敢幹，想到做到，不讓其先輩。他先是不肯上朝，又不肯「召對」大臣，於是慢慢地就連內閣的大學士們也很少見到他的面了;後來更是發展到不批奏章，臣下們的奏章一概「留中」不發。明神宗心裡明白，對於那些他不喜歡的奏折，只要一加以貶斥，馬上就會給朝臣們找來更多的上奏理由，又使他們得到了「訕君買直」的機會。現在乾脆給他一個不理，讓這幫「忠君愛國」的臣子們面對皇帝的影子作戰。至於他自己，就躲到深宮裡與他心愛的鄭貴妃風花雪月去了。

　　明神宗沉迷酒色，不但迷戀鄭貴妃，而且竟然還玩起同性戀的勾當，就是玩弄女色的同時，還玩弄小太監。當時宮中有十個長得很像定陵出土的刺繡百子女裌衣秀的太監，就是專門「給事御前，或承恩與上同臥起」，號稱「十俊」。

　　所以，雒於仁的奏章中有「幸十俊以開騙門」的批評。這一點，明神宗與他的祖上明武宗有一點相像。至於貪財一事，明神宗在明代諸帝中可謂最有名了。他在親政以後，查抄了當朝重臣馮保、張居正的家產，還讓太監張誠全部搬入宮中，歸自己支配。為了掠奪錢財，他派出礦監、稅監，前往各地四處搜括民脂民膏。

　　得到了李太后的支持，又加上群臣的壓力，明神宗只好在萬曆二十九年，即公元1602年十月，無可奈何地立長子朱常洛才為皇太子。至此，「國本之爭」告一段落，朝野上下才算安頓下來。

　　群臣雖然取得了勝利，但明神宗心裡卻憋了一口氣。於是他產生了報復心理：你們既然不讓我立喜歡的兒子做太子，那我就「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乾脆「罷工」。

　　在這方面，明神宗敢想敢幹，想到做到，不讓其先輩。他先是不肯上朝，又不肯「召對」大臣，於是慢慢地就連內閣的大學士們也很少見到他的面了;後來更是發展到不批奏章，臣下們的奏章一概「留中」不發。明神宗心裡明白，對於那些他不喜歡的奏折，只要一加以貶斥，馬上就會給朝臣們找來更多的上奏理由，又使他們得到了「訕君買直」的機會。現在乾脆給他一個不理，讓這幫「忠君愛國」的臣子們面對皇帝的影子作戰。至於他自己，就躲到深宮裡與他心愛的鄭貴妃風花雪月去了。

　　明神宗沉迷酒色，不但迷戀鄭貴妃，而且竟然還玩起同性戀的勾當，就是玩弄女色的同時，還玩弄小太監。當時宮中有十個長得很像定陵出土的刺繡百子女裌衣秀的太監，就是專門「給事御前，或承恩與上同臥起」，號稱「十俊」。

　　所以，雒於仁的奏章中有「幸十俊以開騙門」的批評。這一點，明神宗與他的祖上明武宗有一點相像。至於貪財一事，明神宗在明代諸帝中可謂最有名了。他在親政以後，查抄了當朝重臣馮保、張居正的家產，還讓太監張誠全部搬入宮中，歸自己支配。為了掠奪錢財，他派出礦監、稅監，前往各地四處搜括民脂民膏。

　　由於酒色的過度，使明神宗的身體極為虛弱。還在萬曆十四年，即1586年，年僅二十四歲的明神宗就傳諭內閣，說自己「一時頭昏眼黑，力乏不興」。禮部主事盧洪春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虛則頭暈目眩，腎虛則腰痛精洩」。

　　萬曆十八年，即公元1590年正月初一，明神宗自稱「腰痛腳軟，行立不便」。萬曆三十年，即公元1602年，明神宗曾因為病情加劇，宣召首輔沈一貫入閣囑托後事。可見，此時明神宗的身體狀況實是每況愈下。

　　因此，明神宗親政期間，幾乎很少上朝。他處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過諭旨的形式向下面傳遞。萬曆年間開展的平定哱拜叛亂、援朝戰爭、平定楊應龍叛變等三大征伐的軍事行動，都是通過諭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們所希望的「召對」形式。

　　在三大征伐戰事結束之後，明神宗對於大臣們的奏章的批復，似乎更不感興趣了。所以，明神宗荒廢朝政的情形，有著前後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不願意上朝聽政;後一階段是連大臣們的奏章也不批復，直接「留中」不發。

　　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是朝政大事的惟一決策者。一旦皇帝不願處置但又不輕易授權於太監或大臣，整個朝廷的運轉就可能陷於停頓。因此，明神宗為了討好寵妃而採取的這種不負責任的「罷工」，無疑給大明王朝帶來了致命的後果。

　　據有關史料記載，到萬曆三十年，即公元1602年，定制官員空缺的現象已然非常嚴重。這一年，南、北兩京共缺尚書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撫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按正常的編制，南、北二京六部應當有尚書十二名，侍郎二十四名，這時總共缺了近三分之一。

　　到萬曆三十四年，即公元1606年，朝廷中央九卿要員中空缺一半，有的衙署竟然一個人也沒有。到了萬曆四十年，即公元1612年，內閣僅剩下了葉向高一個人，六部九卿僅趙煥一人，都察院已經連續八年沒有正官。

　　而地方的行政管理，有時必須由一個縣的知縣兼任鄰縣的知縣。從這樣的情形，可以想見萬曆後期朝政運作的效率。神宗萎靡委於上，百官黨爭於下，這就是萬曆朝後期的官場大勢。官僚隊伍中黨派林立，門戶之爭日盛一日，互相傾軋。東林黨、宣黨、昆黨、齊黨、浙黨，名目眾多。大明王朝幾乎癱瘓，已是到了崩潰的邊緣。因此《明史》在明神宗的蓋棺定論時說：「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