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政

　　憲政是以憲法為中心的民主政治。即民主與法治結合構成政權的組織形式。政治思想家薩托利將憲政要素概括為：1.有一部叫做憲法的高級法，不管其是否成文；2.存在司法審查；3.有一個獨立的法官組成的獨立的司法機關；4.存在基本性的正當法律程序；5.存在有約束力的立法方式上的程序規定，可以作為赤裸裸的法律意志進行有效控制機制。而美國當代著名國際法學家路易斯·亨金則認為，憲政意指「成立的政府要受到憲法的制約，而且只能根據其條款來進行統治，受制於其限制」。

　　概而言之，以憲法治國，用法律限制執政者的權力，保證政治民主，確保人權，這是憲政實質。

　　憲政在中國是件難事。遙想當年，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未出京城就遭遇炸彈。據五大臣之一戴鴻慈的日記記載，事發次日他和端方、徐世昌為炸彈事件面見慈禧時，慈禧「慷然於辦事之難，淒然淚下。」

　　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金耀基一直致力於中國的現代化與現代性研究。他認為在十九世紀末，清王朝在西方勢力侵凌下，屢敗屢戰，不止有亡國，且有亡天下之危。曾國藩、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運動，以及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都是為求中國之富強，為爭國族之獨立與自由。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從歷史長遠的視角來看，不能不說是承接洋務、維新、辛亥以來的中國現代化的步步啟開。十九世紀末以來的中國現代化運動，實際上是中國傳統型文明走向中國現代型文明的一個「現代轉向」。

　　金耀基先生認為中國現代化文明轉型的三個主旋律是洋務運動（從農業到工業）、維新運動（從經學到科學）、辛亥革命（從帝制到共和）。政治主旋律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所開啟的。辛亥革命之後，中國走上了共和的不歸之路。清代末葉，中國遭遇了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一百多年來，我們始終都是在變局當中。中國的社會經濟，中國的學術文化，中國的政治行政，都出現了數千年沒有的面貌。他把「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看作是中國走向現代文明秩序中的種種變化。傳統的文明秩序，誠如陳寅恪所說的是基於儒家的「三綱六紀」。這個文明的規範秩序自十九世紀末以來一步一步地被解體了，而一個新的中國的現代文明秩序的重構工作是從清末以來的中國現代化運動展開的。新的現代文明秩序從傳統中蛻化演變，從十九世紀到現在，還在轉型之中，是跨越三個世紀的文明轉型的「漫長革命」。

　　走向共和的不歸路

　　時代週報：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現在一百年了，作為一個社會學家，你怎麼評估辛亥革命對此後中國的影響？

　　金耀基：這一百年，中國走向現代文明的長途中，有幾個是中國現代化的標誌性的年份，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其一。辛亥革命在中國政治的體制上，是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帝制，開創了一個新的中國政治秩序的遠景。這個政治秩序就是共和民主，也就是人民共和。中國的共和政治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政治的一個「現代轉向」。這個轉向是以武昌起義為表徵的。這個歷史性變化跟過去二千年來的政治變化完全不一樣，它不是一種朝代性的轉換，是國家體制的轉換，是傳統的君主帝制轉向了一個民主共和的體制。一百年前發生辛亥革命以後，中國從此走向共和的不歸之路，但是共和之路非常崎嶇坎坷，不時出現共和倒退甚至反共和的情形，如帝制的復辟、軍閥的割據。五四新文化運動標舉民主科學的旗號，其中民主的旗號是肯定並回應辛亥革命所象徵的共和的正當性。中國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英文為「RepublicofChina」,是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直接帶來的共和。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英文為「ThePeople。二者的意思是一樣的，都是以人民為國家的主體，都是以民主為共和的本質。

　　辛亥革命誕生的共和是一個早產的嬰孩。武昌首義後，孫中山自美國返回，被推選為臨時大總統，但那個時候革命黨力量根本不夠，全國處於半分裂的狀況，真正有力量的是袁世凱。所以，只能通過袁世凱去說服，或是強迫，讓清朝皇帝宣佈退位，避免法國大革命出現的大流血。袁世凱成功使溥儀遜位，孫中山就把臨時大總統辭去，袁世凱成為大總統。袁世凱於1915年廢除共和，恢復帝制，紀元為「洪憲元年」。但是不足一年，袁世凱死了。不過一年許，又有張勳的辮子軍復辟，溥儀再登皇位，改元「宣統九年」。真令人有不知今日為何日之感。

　　時代週報：這是為什麼呢？

　　金耀基：辛亥後幾年有這麼大的反覆，顯示那時候對於民主、共和這些觀念，一般國人不清楚，就是很多政治人物也是一知半解，更不要說對共和的認同了。所以，袁世凱背叛了共和，張勳這個土軍頭就更不知共和為何物了。袁世凱之稱帝，是共和之悲劇；張勳之復辟，則是共和之滑稽劇。當時的中國社會還沒有一個共和可以成長的大氣候，此後十年，便是軍閥割據稱雄的局面，直到國民黨蔣介石的北伐統一。回看百年辛亥，在共和誕生之後，共和的權威卻始終沒有建立起來。皇權受命於天的權威既倒，共和權威又不能立，這就出現了一個政治上的「權威的危機」。自軍閥時代起，中國這塊土地上的政治秩序，多數時候不是靠「權威」，而是靠「威權」來統治的。這就表現為「強人」政治或「偉人」政治，都是「人治」，都與造神運動有關，這與「共和權威」的核心「法治」就遠了。

　　廢科舉與辛亥革命一樣重要

　　時代週報：君主立憲也是晚清許多人探討的一條路子，在1911年以前，為何君主立憲與共和革命兩種聲音都在中國此起彼伏？為何最後革命壓倒了立憲？

　　金耀基：君主立憲是康梁的路子。君主立憲維持了君主的位置，但統治的權源還是來自於人民。清末，滿族皇權衰敗，國勢危殆，以族國前途為念者，皆有救亡圖強之心，當時就出現了康梁的君主立憲和孫中山的共和革命兩種聲音、兩條路子。前者是英國政治現代化之路，後者則近法國政治現代化之路。辛亥革命之前有過幾次起義，都告失敗，相對而言，君主立憲這條改革之路由於朝野相呼應，勢頭較好。在日本的留學生中，君主立憲派的聲望也是高過孫中山的革命派的。但是，清廷改革的步伐太慢，也太遲，慈禧死後，君主立憲之路已到盡頭，立憲派中人也越來越多同情、認同革命一路。而革命派在廣州起義，黃花崗七十二精英壯烈犧牲，碧血黃花，感天動地，像林覺民寫的《與妻書》，誰讀之能不動容？這些精英為革命成仁之精神與譚嗣同為維新改革而赴義之精神，同樣感人至深，對世人的震撼當然很大。

　　鴉片戰爭喪權辱國之後，一敗再敗，國將不國。王朝的合法性，統治的權威性，基本上已經衰敗了。李鴻章說這是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在這個大變局裡，清皇室也知道非改革不足以適應危局，到了清末，即使慈禧也同意了君主立憲，此即所謂「晚清新政」。新政中有一項我覺得是大手筆、大事件，就是1905年的「廢科舉，設學校」。就我記憶所及，好像張之洞、袁世凱都是推手。「廢科舉，設學校」是中國文化、學術的「現代轉向」，即是從經學到科學，所以，我是把1905年廢科舉一事看作跟1911年辛亥革命一樣重要的。

　　時代週報：「廢科舉」促進了學術進步？

　　金耀基：中國現代化文明轉型的三個主旋律是：一、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由洋務運動開啟；二、從經學到科學，由廢科舉、設學校開啟；三、從帝制到共和，由辛亥革命開啟。洋務運動開啟中國軍事國防的現代化，此後擴及修鐵路、電報、電燈、媒體等工商業領域，一直延伸到今日。百年來，中國從農業文明一步步走向工業文明。誠然，洋務運動本身是失敗的，甲午一戰是失敗的表徵，但洋務運動開啟了中國工業化之路。講到晚清新政，1905年的「廢科舉、設學校」是中國學術文化的一個現代轉型，中國過去的教育與科舉，都以四書五經為核心，1905年以後，學校裡的課基本上轉向科學如數學、物理等，經學在大學裡已退出了。誠然，新政的「廢科舉、設學校」對於清廷命運沒有發生太大作用，這件事其實做得太遲，也不夠，但這件事卻開啟了此後百年學術、教育、文化的變化，意義深遠。

　　中國文明的轉型中，政治轉型的主旋律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所開啟的。辛亥革命之後，帝制是已經過去了，中國已經命定地走向共和之路。共和的價值沒有人會反對，可以說，沒有人會公開說：「我是反民主的。」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當家作主」的口號與孫中山在辛亥首義後說「人民都是皇帝了」，皆是民主真諦的詮釋。

　　所以，在意識形態上，在觀念價值上，民主共和的理念是勝利的。我要指出，君主立憲與共和革命固然是救亡的兩條路子，但兩者所立的政治體制都是獨裁、專制的反義，兩者實際統治的權源都建立在民意之上。君主立憲中的君主只擁有一些象徵性的權力，是族國的認同對象。在英、日、泰三國，君主權力是有別的。這兩條路子的最大分別，一是體制內的改革，一是體制外的革命。清末，體制內的立憲之路斷絕後，立憲派也就轉向革命派了。所以，武昌首義後，全國十幾個省都紛紛響應，其中大都是立憲派人物。君主立憲之路，重要的是清貴胄（慈禧已死）自我斷毀的。在這裡，也值得提出一點，君主立憲派雖然把皇權稀釋了，但君主的大位仍然是滿族帝系中人來坐，並且是萬世一系坐下去。這在當時有強烈排滿大氣候下是有問題的，這個問題在英國、日本的君主立憲中是不存在的。這是清末君主立憲運動不能成功的另一個因素。

　　孫中山比袁世凱有時代感

　　時代週報：如果評價歷史人物的話，辛亥革命時代有兩個很重要的人物，一個是孫中山，一個是袁世凱。你對袁世凱如何評價？

　　金耀基：袁世凱是個政治「強人」，用傳統講法，他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清末，新軍是他訓練的，新軍不像傳統的湘軍、淮軍，有新觀念、新裝備，可以說是洋務運動以來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的一個組成。從某種意義上講，袁世凱也是個改革派人物。不要忘記，他是李鴻章提拔出來的，他屬於洋務派裡面的人，這個人是有本事的。辛亥革命前後，他可能是當時中國最有影響力的人。武昌起義後，孫中山成為臨時大總統，但必須依賴他去說服或逼迫清帝退位。後來袁世凱成為民國大總統，當時他被譽為「中國的華盛頓」。國人對他是有期待的，但我想，他並不想做中國的華盛頓，他對共和沒有一種真切的承諾。他對於總統的權力受議會的種種制約很不舒服，而客觀上，他認為中國不能行共和之制。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西方兩位傑出的學者都覺得中國沒有實行共和的條件。英國的布賴士（J.Bryce）就建議恢復君主制。而哈佛大學校長艾略特（CharlesW.Eliot）介紹給袁世凱做顧問的古德諾(FrankJ.Goodnow)博士，是美國政治學會會長，他就認為中國缺少法治、個人權利觀等，無法實行民主政治，故支持袁世凱恢復帝制的企圖。所以，最後袁世凱斷然稱帝，背叛了共和。袁世凱時代性的限制還是很大的。袁世凱晚年走到歷史的反面上去，但他也是一個有多面性的歷史人物。

　　時代週報：有人說孫中山雖然提出了很多願景，辦實務好像沒有太大的建樹。你對孫中山如何評價？

　　金耀基：相對於袁世凱，孫中山不僅有時代感，還有時代的先見性。他掌握到世界性的歷史潮流，他是走在歷史前面的。說到「辦實務」，當時很多人叫他「孫大炮」，這不外是說他是一個空想家。事實上，孫中山從決志革命時起，便一直在吶喊，喚醒國人認清中國身處的危境，呼籲國人革命圖強的必由之路。我們看他手著的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建國方略等著作，其視野之闊大，其論述之通達精闢，以及其中透露的救亡圖強的心志，不僅非當時的政治人物可比，即使百年來的政治人物亦難得一見。孫中山雖然見到民國之生，但他深知民主非一蹴而就，所以對民主的發展，提出了「三階段論」，即是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這在政治發展上說，是有意義的。這可見他對民主是有承諾的，但對實現民主則抱著很實際的態度。至於說到辦實務，孫中山一生都在奔波，都在思考、演講、寫書、計畫。他能不能做實務？我不知道，他很少有機會做實務，不過，他對中國的實業的發展有許多具體的方略策劃，譬如建鐵路、設港口，他能夠把中國發展為一個現代國家的宏圖變成一個個具體的計畫，很充分顯示他可以是一個辦實事的實行家。但是，時代沒有給他機會。我不想去美化他，更不是也不應把他神聖化，但是很肯定他，特別是他「天下為公」的志懷。

　　孫中山是兩岸政治共同語言

　　時代週報：在1911年之後，孫中山提出的建國思想有沒有得到進一步的實施？

　　金耀基：1911年武昌首義，共和誕生，這是孫中山建國思想的第一步實現。但新生的共和，命運多舛，開始有帝制的復辟，之後更進入十年的軍閥割據。就「建國」而言，僅僅維持共和國不墮而已。但當時的「社會」卻有不錯的發展，即使在殖民的通商口岸與軍閥的統治區，學術文化、工商業都有一定的進步。蔣介石的北伐統一後，一個現代國家的雛形已出現，不平等條約也漸次廢除，而社會經濟與學術文化上都繼續有發展，但政治上只屬於孫中山講的軍政期。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中國的現代化工作遭到中斷，1945年抗戰勝利，但不久中國即進入國共的內戰，1949年國民黨失敗，退據台灣。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孫中山的共和建國思想，沒有得到太多的實現。1949年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走的是社會主義的建國之路，孫中山的思想只是國民黨到台灣後才獲得進一步的實現。

　　時代週報：但國民黨到台灣之後實行了戒嚴？

　　金耀基：國民黨在撤守台灣之前，在國共內戰時，出於多種原因，召開全國國民代表大會，實行憲政，但這出還政於民的大戲，弊病百出，不但未能收拾日漸喪失的民心，更暴露了一黨民主的虛飾與腐敗。國民黨終於落個敗走台灣的悲劇。國民黨到了台灣，在內戰未已的情形下，開始了戒嚴，「憲政」也就凍結了。從那個意義上講，孫中山「還政於民」的思想在政治領域上是被凍結了。但是，孫中山另外有些想法，國民黨痛定思痛為了生存也開始付諸行動，最突出的是土地改革，台灣的土地改革是成功的，是一個不流血的改革，也影響到以後台灣工業化的成功發展。

　　孫中山恐怕是兩岸一個政治共同語言。孫中山一生的目標是建立中國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同時，他對中國文化中的優秀傳統是推崇的，在他心中，民主共和是現代國家的本質，他也推崇中國政治傳統中的王道精神，那是中國在構建世界秩序上的重要資源。他是一個有歷史與世界眼光的人，他的百年前的思想，在今日全球化的時代，對兩岸中國仍然有重要意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理念上，以共和立國，民主立國，這與孫中山政治的終極意願是一致的。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前三十年，本質上是「強人」政治和「偉人」政治；1978年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在經濟現代化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國在世界上享有了名實相符的大國地位，與孫中山當年革命時「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慘境不可同日而語。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也應了「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的話。但是，中國要真正成為一個大國中的強國，一個普受世界尊重的現代國家，就不能不在政治上有進一步的改革，使中國成為一個名實一致的「人民共和國」。人民共和國是以政治民主為本質的。中國未來的發展必須有一個安定、穩定的政局。

　　時代週報：有人覺得民主政治有點亂？

　　金耀基：民主政治常予人一個產生亂象的政治，的確，台灣也不免。但講到底，真正的民主政治恰是最安全、最穩定的，它不存在「顏色革命」或被推翻的問題。黃遵憲百年前就說「太平世，必在民主」，實是有卓見的。中國三十年的經濟現代化，摸著石頭過河，這是一條探索實踐之路，能取得巨大成績，儘管也出現許多結構性與非結構性的問題。政治現代化，也應該有當年的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實踐的精神與勇氣，這個路子可能慢，也可能出些小亂象，但比較穩健，同時能夠過河，走上彼岸。

　　清末以來，中國的現代化運動，講到底，是中國傳統型文明走向中國現代型文明的漫長道路。這是中華文明的轉型。中華文明轉型的三個主旋律中的政治主旋律是1911年辛亥革命開啟的。政治主旋律是「從帝制到共和」的轉型。這個轉型是中華文明三大轉型中最慢的，也只有部分的成功，創建中國共和的孫中山仍會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