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來認為：魯迅一生，兩次被當局通緝；第一次就是1926年「三一八」慘案後，段祺瑞政府對包括魯迅在內的「大衍之數」的通緝。對於這次通緝，魯迅自己說過，不少回憶錄、魯迅年譜、魯迅傳以及歷版《魯迅全集》的註釋，也都談及曾有過這次通緝，幾乎已成定論。但筆者認為，對於這次通緝的歷史真相，似還可作進一步的探討。

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後，段祺瑞政府為了開脫責任，掩蓋罪行，第二天即3月19日，就發佈了《臨時執政令》，即對五人的通緝令。它的全文如下：

臨時執政令

近年以來，徐謙、李大釗、李煜瀛、易培基、顧兆熊等，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本日由徐謙以共產黨執行委員會名義，散佈傳單，率領暴徒數百人，闖襲國務院，撥灌大油，拋擲炸彈，手槍木棍，叢擊軍警。各軍警因正當防衛，以致互有死傷。似此聚眾擾亂，危害國家，實屬目無法紀，殊堪痛恨。查該暴徒等，潛伏各省區，迭有陰謀發現，國家秩序，岌岌可危。此次變亂，除由京師軍警竭力防衛外，各省區事同一律，應由該各軍民長官，督飭所屬，嚴重查究，以杜亂源，而安地方。徐謙等，並著京外一體嚴拿，盡法懲辦，用儆傚尤。此令。

國務總理

陸軍總長 賈德耀 外交總長

內務總長 屈映光 財政總長 賀得霖

海軍總長 司法總長 盧信

教育總長 農商總長

交通總長 龔心湛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十九日

（原載《政府公報》命令，1926年3月20日第3570號）這份通緝令所具日期，是3月19日，而文內的「本日」顯然是指3月18日，政府命令會出這樣的差錯，也多少反映了「政府」的慌亂，而當時的政府秘書長是章士釗。

在通緝令發表的當天（3月19日），就傳說政府還要通緝五十人。魯迅在3月26日寫的《可慘與可笑》一文中說：19日，「徐謙、李大釗、李煜瀛、易培基、顧兆熊的通緝令發表了。」除政治上的原因外，「從別一方面來看，所謂『嚴拿』者，似乎倒是趕走；所謂『嚴拿』暴徒者，似乎不過是趕走北京中法大學校長兼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長（李），中俄大學校長（徐），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北京大學教務長（顧），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易）；其中三個又是俄款委員會委員：一共空出九個『優美的差缺』。」魯迅文中還指出：在3月19日當天，「就又有一種謠言，便是說還要通緝五十多人，但那姓名的一部分，卻至今日才見於《京報》。這種計畫，在目下的段祺瑞政府的秘書長章士釗之流的腦子裡，是確實會有的。」這也就又有「五十多個『優美的差缺』」。魯迅文中的「今日」，是指3月26日。這天的《京報》上有消息稱：「這項通緝令所羅織之罪犯聞竟有五十多人，如……周樹人（即魯迅）、許壽裳、馬裕藻……等，均包括在內。」在《可慘與可笑》中，魯迅第一次公開談到「大衍之數」的通緝名單，而他自己也在內。（《周易·系辭》：「大衍之數五十。」後來「大衍」就成了「五十」的代詞。）

對於通緝令，豈明（周作人）4月5日寫有《洋鐵壺和通緝令》一文，認為：「政府通緝那五個人的用意一半在嫁禍」，「一半卻在借此可以騰出五六個校長教授的優缺，好賞給出力的走狗。」又說：「通緝令的後半效用只有一小部分是騰出校長教授，其大部分似乎是在騰出兩個俄款委員的肥缺。」周作人和魯迅「兄弟之情」斷裂已三年，已沒有了任何聯繫，但對段祺瑞政府的五人通緝令的看法，竟然如此的一致。這說明魯迅觀點的客觀性和代表性。

魯迅在知道「大衍之數」的通緝令後，決定進一步揭露反動派在通緝令背後的用心。他在1926年4月9日致章廷謙信中說：「五十人案，今天《京報》上有名單，排列甚巧，不像謠言。且雲陳任中甚主張之。日前許季黻面問陳任中，而該陳任中矢口否認，甚至並無此事，此真『娘東石殺』之至者也。」4月9日《京報》上發表《三一八慘案之內幕種種》一文，其中有五十人（實際上是四十八人）名單。魯迅信中只說：「但此外卻一無所聞。我看這事情大約已經過去了。非奉軍入京，或另借事端，似乎不能再發動。」信末還說：「我想調查五十人的籍貫和飯碗，有所議論，請你將所知者注入擲下，勞駕，勞駕！」

魯迅經過認真的準備，寫成《大衍發微》一文，發表於4月16日的《京報副刊》上（此文後編入《而已集》）。文章開頭就說：「三月十八日段祺瑞、賈德耀、章士釗們使衛兵槍殺民眾，通緝五個所謂『暴徒首領』之後，報上還流傳著一張他們想要第二批通緝的名單。對於這名單的編纂者，我現在並不想研究，但將這一批人的籍貫職務調查開列起來，卻覺得取捨是頗為巧妙的。」魯迅在四十八個姓名之後，開列其籍貫職務，從中「可以看出許多秘密來」，即：「甲、改組兩個機關：1.俄國退還庚子賠款委員會；2.清室善後委員會。乙、『掃除』三個半學校：1.中俄大學；2.中法大學；3.女子師範大學；4.北京大學之一部分。丙、撲滅四種報章：1.京報；2.世界日報及晚報；3.國民新報；4.國民晚報。丁、『逼死』兩種副刊：1.京報副刊；2.國民新報副刊。戊、妨害三種期刊：1.猛進；2.語絲；3.莽原。除這些『秘密』外，還可看到章士釗之流的『黨同伐異』和『睚眥之怨必報』的『額外的形態』：1.連替女師大學生控告章士釗的律師都要獲罪。2.陳源流言中的所謂『某籍』，有十二人，佔全數四分之一。3.陳源『流言』中的所謂『某系』（案蓋指北大國文系也），計有五人。4.曾經發表反對章士釗宣言的北大評議員十七人，有十四人在內。5.曾經發表反楊蔭榆宣言的女師大教員七人，有三人在內，皆『某籍』。」（所謂「某籍」，系指浙江籍。）

在四十八位名單中，魯迅居第二十一位。魯迅自我介紹為：「周樹人（浙江）教育僉事，女師大教授，北大國文系講師，中國大學講師，國副編輯，莽原編輯，語絲撰稿者。」魯迅還是女師大學生運動支持者，不但屬於「某籍」、「某系」，而且還是發表反對楊蔭榆宣言的七人之一。對照上述的「秘密」和「額外的形態」，魯迅被列入「大衍之數的通緝名單」是「理所當然」的了。

魯迅後來多次談到他曾被段祺瑞政府通緝的事。在1930年寫的《魯迅自傳》中說：「到一九二六年，有幾個學者到段祺瑞政府去告密，說我不好，要逮捕我。」在1934年寫的《自傳》中，魯迅寫道：「北京大學教授陳源開始發表這『魯迅』就是我，由此弄到段祺瑞將我撤職，並且還要逮捕我。」魯迅還在一些書信中提到這次「大衍之數」的通緝。

魯迅摯友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回憶說：「慘案發生以後，便有通緝五個所謂『暴徒首領』之令，接著又有要通緝五十人——其實名單上只有四十八人——的傳說，我和魯迅均列名在內。」這也是把「大衍之數」的通緝，說成實有其事，但有「傳說」兩字，似又說得靈活些。許壽裳還寫到：當張作霖進京時，怕他據「大衍之數」通緝令的名單捕人，許壽裳和魯迅曾先後到日本醫院、德國醫院、法國醫院等處避難，但終於沒有發生所擔心的事。周作人也是「大衍之數」通緝名單中的一員。四月十五日以後，他仍住在八道灣，仍往北大、燕大、女師大上課，沒有避居他處，也無事。

這段祺瑞政府的「大衍之數」的通緝令，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筆者在讀到發表於1926年4月9日《京報》上的《「三一八」慘案之內幕種種》（以下簡稱《內幕種種》）一文後，對這通緝令不免產生了一些看法。現將這篇《內幕種種》的全文抄錄於下：

「三一八」慘案之內幕種種

自慘案發生後，各報所載，當日情形，頗為詳盡，但內幕中重要事實，尚有遺漏或傳聞失真。茲就調查所得真確消息，逐條披露，藉供參考。

（一）民眾請願之動機。此節詳情，知者甚多，茲述其要。自郭松齡因日人妨礙其軍事行動，致遭失敗後，留日東省學生、群眾為反日運動，推派代表譚季緘（案：譚為死難之一人）草歸國，力圖進行，迭在北大三院等處討論辦法，適八國通牒發表，譚等認為外患逼近，難再容忍，因極力聯絡各校學生及市民遊行，並向政府為大規模之請願，不意十七日請願代表，竟為府衛刺傷，於是群情益憤，遂與李鳴鐘接洽，請其援助。次日天安門大會，遂決定種種激烈議案，而慘殺之大禍，乃遂構成矣。

（二）請願慘案前政府之預定計畫。自京師教育界先後對於章士釗、馬君武之長教，表示反對。教次陳任中因系章氏死黨，並經馬氏許以聯任教次，故暗中獻策執政府，略謂近年學風囂張，均系少數共產分子鼓動，須一面藉故對學生加以懲創，一面設法使各共產分子不能在京立足，夫然後學風可望整頓，當局亦可安然行使職權，章、馬復向段氏力主斯議，於是遂有指揮衛隊兜殺民眾之舉。

（三）通緝案羅織之真相。章、馬深惡教育界之迭次反對，早有大興黨獄之意，特托陳任中調查反對者之姓名，開單密告。原單計百餘人，由陳交馬，馬自留原稿，轉錄一份送章。十八日事變後，經章找單挑出五十人，提付討論。據某君曾在府中確曾親見五十人名單，系一毛胎紙所寫，姓名上尚有圈點符號，其意不明。某君特秘密抄出，倉卒間未錄符號，只記錄徐、李等五人名上各有三圈，吳稚暉列名第三，而僅一點，余或兩圈一圈或一點，不記其詳。茲將五十人名單，轉錄如下：

徐謙、李大釗、吳稚暉、李煜瀛、易培基、顧兆熊、陳友仁、陳啟修、朱家驊、蔣夢麟、馬裕藻、許壽裳、沈兼士、陳垣、馬敘倫、邵振青、林玉堂、蕭子升、李玄伯、徐炳昶、周樹人、周作人、張鳳舉、陳大齊、丁維汾、王法勤、劉清揚、潘廷干、高魯、譚熙鴻、陳彬和、孫伏園、高一涵、李書華、徐寶璜、李林玉、成平、潘蘊巢、羅敦偉、鄧飛黃、彭齊群、徐巽、高穰、梁鼎、張平江、姜紹謨、郭春濤、任人慶。

是日晚間開緊急會議，列席各員中除賈德耀、章士釗、陳任中外，大都不主羅織人數過多，嗣選出十六人，嗣又主張七人，最後僅留五人。屈映光尚云：易培基、李煜瀛、顧光熊，不宜目為共產黨。陳任中謂易培基與徐謙至好，且助徐攫得中俄大學，李、顧把持法教俄教款，萬不可聽其逍遙，致礙政府整頓學風處理賠款之進行。賈氏謂事關學界，教次意見，自不必錯。章士釗言此五人，情節實在相等，不易軒輊，於是通緝案遂決定矣。

（原載《京報》，1926年4月9日）

這篇《內幕種種》是否可信呢？筆者認為，大致是可信的：一、所述這次慘案的發生，先有3月17日的府衛刺傷請願代表；章士釗（老教育總長、現政府秘書長）、馬君武（現教育總長）、陳任中（現教育次長）主張「對學生加以懲創」，17日請願事發生後，「章、馬復向段氏力主斯議」，於是遂有慘案之發生；18日慘案發生後，遂有通緝名單之議。這進程基本上合乎歷史事實。二、文中稱章、馬「早有大興黨獄之意」，早在凱覷中俄大學和「法教俄教款」。這和魯迅、周作人的分析一致。三、這樣的「內幕」抖露出來，如果真實的話，必然是段祺瑞政府內的工作人員，一查就可查出來的，難道真會有這樣膽大的人？要知「三一八」慘案後，學生組織、工人組織、政治團體紛紛集會，發表聲明、抗議、通電，要求懲辦段祺瑞政府中主要人員。不久段祺瑞本人逃入東交民巷躲避。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有正義感的政府人員才能站出來說明事情的真相。四、魯迅在《大衍發微》中所錄四十八人名單，和《內幕種種》完全一致，說明魯迅的名單就是從它那裡抄錄的，魯迅對它的真實性是信任的。

在《內幕種種》中，值得注意的，擬通緝的「原單計百餘人」，「十八日事變後，經章找單挑出五十人，提付討論」。在當天晚上的「緊急會議」上，「大都不主羅織人數過多，嗣選出十六人，嗣又主張七人，最後僅留五人」。這就是段祺瑞政府「五人通緝令」產生的經過。而「五十人」即「大衍之數」的名單，是章士釗從「百餘人」中挑出來的。它在會上討論時被否定了，並沒有形成「通緝令」。魯迅把這份名單，寫成《大衍發微》一文，對於揭露章士釗之流的「黨同伐異」、「睚眥之怨必報」的卑鄙用心，是有積極意義的。但魯迅把這份名單說成「通緝五個所謂『暴徒首領』之後」的「第二批通緝名單」，可能是沒有細讀《內幕種種》弄錯的，也可能魯迅把自己說成受到段祺瑞政府的通緝，是出於鬥爭的需要，是一種策略和戰術手段，這也應該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魯迅全集》註釋本從未把「大衍之數」的「通緝令」的歷史真相實事求是地告訴過讀者。例如，2005年版《魯迅全集》書信卷中，魯迅1926年4月9日致章廷謙信中「五十人案」的註釋全文是：「指三一八慘案後，段祺瑞政府秘密制定的通緝魯迅在內的五十人名單（參看《而已集·大衍發微》）。4月9日，《京報》刊載《三一八慘案之內幕種種》，揭露制定黑名單的經過情形。並列出了四十八人的姓名。」從這條註釋看，註釋者是看到過《內幕種種》一文的。而把「五十人」說成是「段祺瑞政府秘密制定的通緝魯迅在內的」名單，恰恰是不符合《內幕種種》所敘述的實際內容的。有些《魯迅年譜》、《魯迅評傳》把這個「五十人通緝令」更加說得言之鑿鑿。例如，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著的《魯迅年譜》（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初版）中說：「三一八慘案後，段祺瑞政府在密令嚴拿李大釗等五人的同時，還列了一個五十人（一說四十八人）的黑名單，密令軍警緝捕。北京《京報》登載的《三一八慘案之內幕種種》一文，證實了這一消息。」這短短幾句話的譜文就有幾個硬傷性的錯誤：1、「密令嚴拿李大釗等五人」。這說法不對。段祺瑞政府公開發佈「五人通緝令」，並非「密令」。2、「列了五十人黑名單」「密令軍警緝捕」的說法也不合史實。段祺瑞政府沒有制定過「緝捕五十人」的「密令」。3、「五十人（一說四十八人）」的說法也不妥。這樣說，好像五十人還是四十八人，尚待查。事實是：四十八人，被說成了約數「五十人」，又由「五十人」而被說成「大衍之數」。4、說《內幕種種》「證實了」文中所說的兩個「密令」的「消息」，是顛倒了是非，恰恰是《內幕種種》否定了兩個「密令」的「消息」。長期以來，由於一般研究者和讀者不容易看到《內幕種種》一文，因而「段祺瑞嚴拿魯迅在內的五十人的通緝令」的不合史實的說法，至今流傳了八十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