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屍案兇手之一劉敬之

1979年2月25日，北京至丹東的27次特快列車到達丹東後，工作人員在6號車廂發現一名男子的碎屍。經判斷碎屍是從北京站被送上車的，這也是新中國成立後北京發生的第一起碎屍和列車拋屍案。

碎屍案藏匿屍體的旅行包

北京火車站。車水馬龍，人群簇擁，聲音嘈雜。高音喇叭傳出「北京開往丹東的27次列車現在已經開始檢票了」的聲音。

這是1979年2月24日下午4點51分。旅客們通過檢票，爭先恐後地直奔車廂。這趟列車坐滿了人，途經天津、唐山、山海關、錦州、瀋陽、本溪、鳳凰城等站，行程千餘公里，於2月25日上午8點5分，準時到達丹東車站。旅客們扶老攜幼，背包提籃，陸續下車，奔向各自的目的地。

驚現碎屍

等乘客走淨後，乘警和乘務員上車檢查時，發現列車六號車廂23、24、28、29號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有一個灰色人造革手提包和一個白色塑膠布行李卷遺留下來。乘警立即通知派出所，並把兩件行李拿到派出所。所長、指導員和民警打開手提包和行李卷一看，發現手提包內有一段被肢解的無頭、無手的男子屍體，便馬上報告了丹東市公安局。丹東市公安局領導、法醫、技術員都來到派出所，經檢查，沒有新的發現。經過研究，認為這起案子，不是丹東市的，但屍體由何人在何處帶上車無法確定，只有送到首發站北京，積極尋找破案線索。

碎屍運到北京後，北京市公安局刑偵處處長柯南親自接待，帶領丹東的同志來到技術科。技術主任滿倉、法醫志軍等人又一次進行了詳細檢查，新發現肢解用的工具是刀類，包裝用的灰色人造革包有紅衛牌鎖頭。死者身穿灰布長袖襯衫和無領針織衫，這些都是北京生產的，但只憑這些，還不能斷定死者就是在北京被殺以及屍體就是從北京帶上車的。

柯南處長瞭解完驗屍情況後，認為這是個疑難案件，死者是誰？為什麼被殺？第一現場在哪裡？從哪裡上的車？……這些問題都沒有答案。但根據物證分析，攜帶屍塊的人從北京上車的可能性很大，隨即上級命令以北京為重點展開偵查。

大海撈針

刑偵隊長甄藝帶領偵查員與北京鐵路公安分局的同志，分別向北京車輛段的檢車員等相關人員展開調查。

據瞭解：2月24日15點25分，27次列車出庫，到站後列車長和乘警們對各節車廂進行了全面檢查，座椅下、行李架上都沒發現任何物品。

刑偵人員又把訪問範圍擴大到車站的電力工區、水暖工區、郵局運轉處等13個單位，經廣泛發動幹部職工座談回憶。據電力工區職工郭蘭新提供：24日下午 4點多鐘，她在北京站一層中間大廳，曾看見一個穿深藍棉衣、20多歲的小伙子，夾著一個很沉的塑膠布包從電梯上到二層，情況可疑。因當時人很多，故未看清此人的面目特徵。

北京和丹東警方同時開展調查工作，他們找到乘坐6號車廂的69名乘客，調查出23號座位是一位瀋陽乘客，28、29號座位是兩名軍人，他們均無作案賺疑。

當訪問到駐軍某部戰士廖勝明時，他向偵查員提供了一個重要情況。他說：「我從雲南探親回來，24日乘27次列車，坐在6號車廂30號座位上，車上人很多，我見上方行李架上已放滿了東西，又看對面29號上面的行李架放著一個灰色人造革手提包和一個白色塑膠行李卷，擺得不太緊，我想挪動一下把我的行李放上，但挪不動，挺沉重的，我用手摸了摸，裡面的東西挺軟的，認為不怕壓，就把自己的行李放到上面，一路上也沒發現有人動過這兩個包。到丹東下車時，我取下自己的行李就走了，那兩個包還在上面。」經出示物證照片，他一看就說：「正是這兩個包。」至此，警方通過對北京至丹東沿線508名職工、170名旅客的訪問，初步認定碎屍包裹正是在北京被送上車的。

二度屍檢

技術主任滿倉和法醫志軍等又對屍體和包裹進行了仔細檢查，手提包長60厘米、寬22厘米、高28厘米、重23公斤，兩邊分別印有北京農展館和美術館圖樣，拉鎖上有北京紅衛牌鎖一把。內裝上肢兩塊、下肢4塊，用一條白綠條褥單包裹。切口處用新棉花堵塞，肢體上有灰棉毛褲一條、三角內褲一條、舊藍斜紋布衣片一塊，手提包底部有小塑膠布4塊和一塊沾有大量血跡的抹布。屍體大腿外側及小腿有濃密的汗毛。腳長23．9厘米，寬9．6厘米，兩腳第二趾均壓在第三趾上。

塑膠布行李卷長70厘米、寬40厘米、重24公斤，裝在一白色網兜內，經打開檢查白塑膠布上有一鞋印，前掌是波浪花紋，後跟有兩條突起花紋，第二層是紫色舊被面，第三層是舊棉被套裹著的男屍軀幹，身穿圓領短袖針織衫，軀幹下墊半張報紙和灰布襯衣一件。各切口處塞有許多新棉花，腹部有闌尾手術疤痕，肛門處有痔瘡。

死者營養一般，皮膚較黑，全身清潔，屍斑呈紫紅色，手壓不褪色。屍僵緩解。解剖後對臟器檢查，除右肺有鈣化點外，並無中毒現象，血型為AB型，生前患有類風濕脊椎炎。

對沒有明確標誌的遺物，偵查員們展開了大量的調查工作。他們馬不停蹄地走訪了200多個生產、銷售、批發、科研等單位，請教了400多位老工人、技術人員和專家，經過兩天的緊張工作，基本上查清了各種遺物的生產、銷售、品種、質量和使用情況。

經辨認和鑒定證實，捆碎屍包用的麻繩是通縣黃木廠生產的，原料是浙江三等黃麻，銷售範圍僅在北京。藍白網兜從原料搭配和編織方法上認定是北京絲線廠的產品，也全部銷售在北京市場。白綠條床單經北京色織廠鑒定，從紗織、配色、組織規格上認定是1972年的產品，主要供應北京市場。包屍用的舊棉套，經土產公司認定是機織的。經逐家走訪，偵查員來到朝陽區關東店彈花門市部，老師傅仔細檢查後，根據機織、甩桿、橫拉線的特徵，認定是他們門市部織的。他們的銷售範圍是朝陽、東城、崇文三個區的結合部。

經過大量走訪調查，許多證據證明，這個案子是北京發生的，第一現場應在室內。但在具體什麼地方？死者是誰？殺人的動機和目的是什麼？還有許多謎團要解。

驚喜發現

在全市各單位保衛幹部會上，處長柯南向刑警隊長、保衛處長公佈了案情，要求對2月24日前失蹤的人，年齡40歲至50歲之間的男性，逐個查清；對外地來京上訪、探親、看病的人，在24日前的去向也要查清，在鐵路沿線、河溝、湖泊中查找死者的頭和手；對全市居民公佈案情，發動大家提供線索；向全國公安機關通報請求協助；對物證要進行認真細緻的檢查研究。

會後，各分縣局和保衛單位，認真做了許多工作，但都未發現線索。刑技處的同志也認真調查，他們通過塑膠布上幾處不清楚、不完全的鞋印，反覆分析研究，認為上面有兩種腳印，一種是席狀花紋的，是北京三羊牌布鞋印；一種是前掌波浪紋的腳印，這種鞋經調查不是北京產品。他們還在塑膠布血跡下面發現了幾滴類似藍色油跡的痕跡，經化驗是重油混合漆。這些痕跡的發現，對後來的物證鑒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上述發現極大鼓舞了偵查員的信心，他們又仔細檢查，發現塑膠布上干血跡的下面，有幾個模糊的字跡，他們把塑膠布平鋪在地上，仔細處理後辨認，驚喜地發現有「772187」、「773115」兩個電話號碼，還有一個「陳」字。他們當夜查明這兩個電話是朝陽飲食處雙井店的。次日早晨，偵查員草草吃了飯，驅車來到雙井飲食服務店。據經理說：「773115「是一樓營業室的電話，這個電話除內部使用外，旅客、附近單位都用；「772187」電話則是二樓辦公室的，主要是內部職工用。偵查員研究這兩個電話寫在塑膠布上，肯定是內部人員，於是把重點調查放在食品店。

經查，該店職工共200多人，其中姓陳的男女職工12人，經對他們歷史情況、現實表現、有無作案因素等方面審查，可排除作案嫌疑11人，只有陳克浩疑點比較大。

據經理介紹：陳克浩，男，55歲，中共黨員，原籍河北豐潤縣。原市委行政處幹部，1967年調到區飲食管理處當保衛幹部，因工作不負責，1973年調到這個店工作。這個人品質不好、作風不正，受過處分。

經對陳克浩做全面調查，又發現他已離婚的妻子劉敬芝也有嫌疑。60年代初，陳克浩前妻在市委幼兒園工作，已經結婚的劉敬芝即與陳有不正當男女關係，「文革」初劉與其夫被遣返原籍時，陳利用職權將劉留下，不久劉與其夫離婚，與陳結婚。1978年陳又與劉離婚，但兩人還經常同居，經濟來往密切。

偵查員又對劉敬芝的情況作了細緻瞭解，劉自60年代離婚後一直無業，因為「流氓亂搞」、「投機倒把」等被戴上壞分子帽子。她交往複雜，男男女女來往人很多。有人反映，她與一姓何的來往頻繁，姓何的據說是遼寧食品廠的人，40多歲，比較瘦，有點駝背，自1978年以來兩人經常在劉家住。3月4日向群眾公佈案情後，又有人向偵查員反映許多可疑情況，劉家3月5日開始大搞衛生，5日鏟牆皮、刷地板、衝下水道，8日又刷門窗、傢俱，連桌子上的抽屜都刷了，9日又粉刷房屋，平日很髒的劉家，為什麼搞起衛生來了呢？又不娶親，這些情況實在反常。

獲取罪證

劉敬芝已在警方的視線當中。此期間，陳克浩沒有去過劉家，但二人在外面接觸頻繁，僅3月12日至16日就接頭4次。接頭時，劉總是面色驚慌，東張西望。特別是16日接頭時，劉提一白布包出門，在錢糧胡同口與陳見面，然後兩人又向南走，到東單乘110電車，在朝外大街下車，二人走到白絮彈花社，一會兒就出來走了。偵查員進去瞭解，她彈了一床棉被套，署名李莉，住五建宿舍。她為什麼寫假名假住址呢？疑點更加突出。

一天，有群眾向偵查員反映，劉家陽台下飯館平房上，有一紫色破布包。夜晚偵查員將其取回。發現與包屍用的紫布一樣，經技術比對，證實與包屍體的是同一塊布，後經送北京制線廠檢驗紗數、規格、顏色，確認是該廠產品。

另一名群眾反映了更重要的情況。她說，劉家的沙發是她1971年賣給她的，原紫色套已褪色，1976年劉又換了紫色新套。把舊套做了一床被子，給傻小子鋪床，偵查員拿出包屍用的紫布叫她辨認，她反覆看了看說，這就是她賣的舊沙發套，兩塊補釘是她做的活，軋的是倒針。她還認出泡紗布也是劉家的，因為劉敬芝做桌布時也是她給軋的邊，底線是絲光紗，上線是棉線，與一般人的做法不同。

偵查員設法進入劉家認真細緻地搜查，在一間屋單人床下發現一塊木板，上面有幾滴油漆；在北屋櫥櫃的抽屜裡，發現一塊紫布；在廚房瓦斯灶上，發現用新油漆刷過；在縫紉機抽屜下，發現幾滴血跡。偵查員對上述物證都分別進行了拍照，取回後立即進行鑒定。經鑒定證實，從劉家提取的紫布和窗台下的紫布與包屍體的紫布是同一塊布。油漆通過光譜分析確認與屍包塑膠布上的油漆完全一致。縫紉機上血型是AB型，與死者的血型也完全相同。

此時，一位與劉敬芝在談戀愛的老年男人給派出所打電話，反映說：「我4月份共到劉家去過5次，見她精神不振，有些恐慌，就一再安慰她，和她說結婚的事。26日夜，她終於把事情真相告訴了我。她叫我趕快找房搬家，過『五一』就結婚。我問她為什麼這麼急，她說你知道公安局公佈的火車上的碎屍案吧，咱倆已經到這種程度了，不能不跟你說了，這事就發生在咱家。我姐給介紹了一個人，他在我家住過，那輛單車就是他的。我在派出所說的名字是假的。他原是北京人，啥壞事都幹，被東城分局送往東北去了，又跑回來住在我這兒，對我耍流氓，我就約了兩個人把他殺了，碎屍後，用棉被套和紫布包著放進火車。她還對我說結婚後咱倆吃飯沒問題，我手上有6000元。」

查明死者

偵查員楊帆率領一組人專門調查死者，他們對陳克浩的社會關係都全面進行了調查，不能確認死者是誰。他們又對劉敬芝的關係，包括跑外地做投機倒把生意認識的人，都進行了側面調查和正面訪問。先後跑了河北、河南、遼寧、黑龍江等省的11個市縣，走訪了200多人，還是未能查清死者的真正身份。他們把這些情況都及時向柯南處長做了匯報。

柯南經過深思後說：「姓何的既在劉家住過，又和陳克浩吵過架，你們還是到北京有關單位去調查，在本市派出所處理過的投機倒把人員中找。」

刑警隊長甄藝4月28日帶人來到東風市場派出所，發現劉敬芝的名字，但無姓何的。後來找到東城分局刑偵科的同志，他回憶「1978年10月在東風市場派出所處理過劉敬芝和一個男的投機倒把的事，但這個男的是誰記不清了。這個人是送分局預審科審理的。」甄藝又驅車來到預審科，據預審員回憶，當時和劉敬芝倒賣的人叫張躍華，他從卡片中查出張躍華，男，42歲，是北京人，1954年因流氓、盜竊罪被送往興凱湖農場。1969年被疏散到林甸縣。甄藝認為，此人即是姓何的，也證明陳克浩和劉敬芝過去講的都是假話。

但張躍華住在哪兒？北京有無親屬？是不是本案死者？分局都無法解答。甄藝又驅車來到勞改局，在勞改人員卡片中查出張躍華，判刑前住西城區紅井6號，父母雙亡，只有3個姐姐，均已結婚走了。偵查員去西城分局各派出所查找，終於將他的3個姐姐全部找到。經逐個訪問，都說與張無來往。但其大姐的女兒說，今年 2月曾在東風市場遇見她舅舅，但沒有說話，因他人品不好，所以媽媽不讓理他。偵查員通過張的姐姐印證，張曾得過肺病，還做過闌尾炎手術，有點駝背，腳趾重疊，左乳頭下有一小豆樣的紅痣。經過專案組研究，特徵完全相同，可以肯定死者就是張躍華。

真相大白

經過大量調查，終於找到了兇手，查明了死者，並獲得了大量證據，破案時機已成熟。刑偵處處長柯南向局長作了系統匯報，並提出立即逮捕劉敬芝和陳克浩。經局長同意後，向檢察院辦理了逮捕手續。

刑警隊隊長甄藝吃過晚飯後，立即帶人逮捕了劉敬芝、陳克浩，並將二犯直接送往預審處。偵技人員在劉家搜查，又發現了菜刀、擀面杖等殺人凶器以及包屍體的棉花和死者的棉衣、絨衣等證物。

預審員分別對劉敬芝、陳克浩進行審訊，在大量的物證面前，他們不得不如實交代整個犯罪過程。

據劉敬芝供認：1978年3月倒賣布票時與張躍華認識，當時見他有錢，也比陳克浩年輕漂亮，就和他勾搭上了。張躍華在北京也想找個落腳點，於是就住到了劉敬芝家。兩人趁陳克浩上班時，經常發生性關係，張和陳也經常一起吃喝。後來，陳克浩發現劉敬芝和張躍華的關係不正常，3人之間經常吵嘴。1978年6 月，劉敬芝與陳克浩離婚，即與張躍華同居。張躍華把投機倒把賺的錢都花在了劉敬芝身上。後來張躍華提出要與劉敬芝結婚，劉敬芝考慮張躍華在北京沒戶口，就婉言拒絕了。但張躍華不死心，經常糾纏劉敬芝不放，甚至威脅劉敬芝，如不同他結婚，就得還他花在她身上的錢，如不還錢，就到派出所揭發劉敬芝。劉敬芝不願和張躍華結婚，又沒能力還他錢，還怕他去派出所揭自己的老底，經過反覆思想鬥爭，劉敬芝對張躍華動起了殺機。正巧那時陳克浩也常來劉敬芝家，陳克浩也想和劉敬芝復婚，劉就把想法和陳克浩說了，陳克浩當即同意，認為反正張躍華在北京也沒親人，弄死了把屍體處理乾淨就行了。劉敬芝不想連累兒子，就請侄子劉京生幫忙。陳克浩同意後，第二天劉敬芝就把劉京生找來，和陳克浩一起商量具體殺人碎屍的事。三人商量妥後，決定明日即1979年2月22日動手。

2月22日中午吃飯時，陳克浩先到廚房，拿出一根擀面杖，趁張在喝酒時向他的頭部猛擊3下，將其打死。由於陳克浩還要去上班，就先把屍體藏在劉敬芝的床下，商定24日再來處理屍體。

24日上午，陳克浩帶來一灰色手提包、麻繩和白塑膠布。劉京生已先來到劉敬芝家，中午吃完飯，劉敬芝把兒子陳軍支出去玩。陳克浩和劉京生把屍體拉出來，劉敬芝在門外放風，陳克浩用刀肢解，劉京生幫忙。屍體肢解後分別用塑膠布包好，四肢裝入手提包內，軀幹則偽裝成行李卷。

當日下午3時，劉京生夾著行李卷，陳克浩提著手提包，劉敬芝跟在後面乘車來到北京站，買了3張站台票進入車站。劉京生走進第6節車廂，見車廂內旅客尚少，他倆就把行李卷和手提包放在了行李架上，看到也沒人注意，和別人也沒說話，順利地完成了拋屍任務，走出車站各自回家了。

25日晚上，劉敬芝又將包好的頭和手，放入一個草籃子內，乘車來到陳克浩家，然後兩人騎車直往東郊扔在了河裡。

經審訊，陳克浩、劉京生所供與劉敬芝所供完全一致。陳克浩說：「因為包屍的塑膠布上有他寫的兩個電話號碼，他自感大禍臨頭，終日惶惶不安。陳克浩曾向劉敬芝、劉京生說，公安局會根據這兩個電話號碼，查出是他們幹的。劉敬芝聽後也很害怕，她告訴陳克浩和劉京生不要再去找她。陳克浩和劉敬芝又約好秘密見面地點。陳克浩還讓劉敬芝刷房子，買一同樣大小的棉被套，想盡一切辦法消滅證據，對付公安局的調查。」

至此，這起在北京—丹東火車上發現的無頭無手、不知發案城市和第一現場的疑難大案，經過警方認真細緻地調查研究，發動和依靠群眾，充分使用各種偵查手段和技術人員的艱苦工作，經過6l天的戰鬥，終於破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