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表面上看，鄭和船隊每次出海，「雲帆蔽日」，浩浩蕩蕩，但從實質上看，卻是「孤帆遠影」，它的後面沒有，也不許跟隨民間海商的船隊，厲行禁止民間海商「片板不許下海」。在梁啟超看來，「其希望之性質安在，則雄主之野心，欲博懷柔遠人、萬國來同等虛譽，聊以自娛耳。」

明宣德六年（1431年）二月二十六日，地處福建閩江口的小城長樂驟然喧嘩起來。一支兩百多隻船、兩萬七千多人的龐大船隊，從太倉劉家港南下，泊在縣城西邊的太平港。

這樣「人物輳集如市」的熱鬧場景，於長樂來說並不新鮮。自永樂三年（1405）明成祖朱棣命鄭和首航以來，船隊每次下西洋，都要在此等待東北季風來臨。

九個月後，六十歲的鄭和，第七次率領浩浩蕩蕩的船隊出海了。其時，他們或許誰也沒想到，這「雲帆高漲」的壯觀景象，是最後一次出現在印度洋海面。

敕諭和賞賜

船隊裡有一個特殊的人物，叫巫寶赤納。明宣德六年二月，他作為滿刺加國的使者來到北京，向明宣宗朱瞻基陳訴被鄰國所欺，「國王欲躬來朝，但為暹羅國王所阻」，請求明朝政府調解。

類似的請求，是「天朝上國」經常要面對的。而到了明洪武末年，由於採取封閉安民政策，來朝貢的國家大量減少，常貢國也不來貢。1402年，朱棣攻下南京即位，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決定「遣使西洋諸國」，首要之事則是造船。

即位當年，他就調浙江、福建、湖廣等五省府縣優秀造船工匠四百餘戶來南京造船，他動員全國造船力量，要造出比曾在印度洋上航行的元船更大的遠洋巨舶，其中，供正副使乘坐的寶船長44丈，寬18丈，當屬15世紀世界上最大最好的船。

造這麼巨大的船，並不完全取決於實際需要的載重量，而是為了給人「巍如山丘，浮動波上」的觀感，以「耀兵異域，以示中國富強」。為了保證造船質量的精良，朱棣不惜「支動天下一十三省的錢糧」。

永樂年間，鄭和船隊每到一國，首先向當地國王或酋長宣讀詔書，舉行隆重的冊封典禮，賞賜寶物。除了建立藩屬關係之外，鄭和還奉命調解海外各國之間的紛爭，飽受強國欺凌的滿刺加國，就是在鄭和的幫助下獲得獨立的。

可是，鄭和6年多時間未下西洋，暹羅國故態萌發，滿刺加不堪忍受欺凌，便千方百計遣使來中國尋求庇護。恰好鄭和將要出使，宣宗便讓巫寶赤納搭乘鄭和寶船回國，同時令鄭和敕諭暹羅國王。

巫寶赤納這次來京，並沒有呈上貢物。有禮部官員建議，「諸番貢使，例有賜予。巫寶赤納非有貢物，給賞無例。」而在朱瞻基看來，「遠人數萬里來，來訴不平」這件事本身，足以表明其對中國的「誠敬」，其意義超過了進貢，所以毫不猶疑地破例給賞。

事實上，與貢品相較，「際天極地皆王臣」的滿足感才是皇帝更看重的東西。朱棣在位時，鄭和每次下西洋，隨船隊來中國的各國貢使、國王等都大量增加。1423年鄭和第六次下西洋回航的時候，船上載有16國1200多名使臣及其家屬。到永樂晚期，來朝貢的國家超過60多個。

這麼多國家樂於朝貢是有原因的。朝廷在接受香料、珍奇等貢物後，按「賞賜厚宜」的原則予以賞賜。賞賜物品與貢品的差價一般在1至20倍左右。比如，胡椒在蘇門答臘市場每百斤值1兩，但作為「貢品」，明朝政府給予每百斤20兩。

具體賞給了巫寶赤納什麼物品已不可考，但明朝政府一貫大方，卻是事實。賜給各國國王、王族絲綢、瓷器等物品，絲綢動輒數千匹，「永樂間多給銅錢」。1405年賜給日本國王銅錢150萬枚，次年又賞賜1500萬枚，王妃500萬枚。以致於一段時間內，日本甚至自己不鑄銅錢，以永樂銅錢作為通行日本的貨幣。

賞賜之外，招待貢使也是一項巨大開支。完成繁雜的朝貢手續，往往需要很多時日，而沿途往返的車船住宿均由政府承擔，另外還給銀錠作為車馬費。於是，許多貢使和大批隨從，一邊從容處理自家的貿易，一邊樂不思蜀地等待。巫寶赤納在中國待了大半年時間，便逢上鄭和出航。有的貢使為了搭乘免費的寶船回國，甚至一等就是三年。

宣德七年（1432年）七月初八，鄭和船隊抵達滿刺加國，先送巫寶赤納回國覆命，然後前往暹羅國宣讀明宣宗的敕書，告誡其「和睦鄰境，以副朕同仁之心。」具體如何交涉不得而知，但鄭和往返滿刺加和暹羅兩國之間，忙了一個多月才調解妥當。

八月十八日，船隊到達蘇門答剌，然後去阿魯、那故兒、黎代、南渤利等國訪問。前幾次下西洋，鄭和已在這些國家舉行過封王儀式，賜其國王或酋長璽書、彩幣、御窯瓷器等物。

朝貢貿易

十月十日，船隊從蘇門答剌開拔，途中，派一隻小分隊前往榜葛剌國。十一月六日，鄭和抵達錫蘭山別羅裡。十八日，鄭和一行乘風兼程，趕往忽魯謨斯，便派副使洪保率部分船隊駛往天方國。去天方國的目的，則不是調解或冊封，而是交易。

「國家貿易當局的商船隊」，這是李約瑟對鄭和船隊的定性。的確有貿易關係發生，只不過這是一種極特殊的「國際貿易」——朝貢貿易。它遵照的基本原則，是承認與明朝政府的藩屬關係之後「厚往薄來」。

明成祖朱棣的如意算盤是，以下西洋的方式到該國開詔冊封，或接其貢使到中國覲見，以朝貢貿易的經濟收益支付冊封制度的開銷，並以寶船壟斷海外貿易，三者結合，以「行之久遠」。

天方國是當時著名的伊斯蘭教大國，「四時常熱如夏」，物產豐富，商業貿易發達。鄭和早在永樂年間第四次下西洋時，就對這個美麗富饒的國家有著深刻的印象。所以，洪寶這次來，帶了大量的麝香、瓷器等物品，換回香料、燕窩以及各色奇珍異寶。

事實上，鄭和船隊，又名取寶船，他所率領的部屬，本就是押送朝廷物資的軍隊，從西洋各國獵取珍珠、瑪瑙、香料、奇禽異獸等「寶物」，運回國之後，主要是供皇帝和貴族享受。這些寶物，並不能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國庫收入。

洪保此行，讓天方國王臣，「深感天朝使至，加額頂天，以方物、獅子、麒麟貢於廷。」與天方國臨近的默德那國，也因為鄭和來訪，派遣使者與天方國一道來中國。宣德八年（1433年）八月初一，天方國國王遣使來京，朝貢長頸鹿、象、馬等物，明宣宗親自到奉天門迎接，高興地接納了獻禮。

但實際上，這些獻禮，與貢使隨帶的「附進物」比較，實在是少而又少。一般來說，「附進物」往往超過進貢物品數十倍。日本有一次朝貢3610把日本刀，「附進」的刀卻多達35000把。由於明朝政府禁止中國商人從事外貿，除了政府自己以朝貢貿易形式經營的外貿之外， 進出口貿易幾乎全被貢使及其隨從壟斷。

為了鼓勵海外各國多來朝貢，明朝政府對這些所謂的「附進物」全部免征關稅。既能得到豐厚的賞賜，又能通過貿易賺錢，前來進貢（實際上是經商）的國王和貢使自然趨之若騖。

全免關稅之外，「附進物」的貿易價格也不由市場需求決定。比如，暹羅國所貢的「碗石」，在中國是極普通的東西，政府也不得不給價每斤200貫收購。在日本，一把刀僅值800到1000文，政府卻給價5000文。獲得厚利的日本貢使便以朝貢為名大量輸入刀劍，數量年年增加，總額不下20萬把，統一由國庫開支收購，卻又不能賣出，只能擱在禮部倉庫裡。

一個有意思的細節是，天方國使者，向朱瞻基進獻了長頸鹿。未見過長頸鹿的國人，誤認為這就是神話傳說中的寓意福瑞之氣的麒麟，因此，禮部尚書特率滿朝文武稱賀。事實上，在朝貢貿易體系中，與海外各國獲得的豐厚實利相比，中國更在乎的是滿足象徵性的宗主權所帶來的政治虛榮。

《明史·鄭和傳》認為，鄭和下西洋「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而中國耗廢亦不貲」。的確，一方面，非均衡貿易換來的寶物不能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國庫收入，另一方面，支撐朝貢貿易體系的下西洋活動消耗巨大。

黃仁宇推測，永樂期間，鄭和下西洋所費約在白銀600萬兩，相當於當時國庫年支出的兩倍，而這還不包括造船等各地支出的費用。而建造和修補一艘船平均需要1600兩銀子，每次出航平均需船260多艘，僅造修費用就需要幾十萬兩銀子。

在此情況下，伴隨著鄭和幾次下西洋活動，反對之聲持續不絕。1424年，朱棣去世。朝廷中反對派佔了上風，於是，明仁宗下詔「下西洋諸番國寶船，悉皆停止」。鄭和船隊被封，全體官兵被調往南京鎮守。直到 1430年，明宣宗朱瞻基為了扭轉「諸番國遠者猶未朝貢」的局面，決定再派鄭和下西洋。

1477年，明朝御史劉大夏奏請銷毀了鄭和航海檔案。他的動機頗受爭議。但在《明史》中，劉大夏是一個極正直的儒家官員，任何牽累國家蒼生的行為他都堅決反對。

檔案材料的銷毀，導致很多歷史事實撲朔迷離，比如鄭和之死。

孤帆遠影

鄭和卒於何時何地，有多種說法。不少學者認為，鄭和是在第七次下西洋後不久，即在1435年去世。而鄭一均先生研究證明，1433年4月上旬，鄭和在返回中國的途中，死於古裡。然後，船隊循慣經航線，經蘇門答刺、滿刺加、爪哇歸國。當時已入夏季，船隊又航行於熱帶地區，遺體不能長時間保存，不可能載回中國安葬，便葬在今印尼爪哇島三寶垅市。回南京後，在牛首山建了一座衣冠墓。

爭議歸爭議，但有一個事實是確鑿的：1436年，曾任鄭和船隊副使的王景弘，送蘇門答刺等11國使團回國。此後，明朝政府再也沒有派船遠航過。

1905年5月18日，《新民叢報》第21期，梁啟超以其熱情之筆，撰寫了《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稱讚鄭和是與哥倫布、維哥達嘉馬（達迦馬）「並使而興」的「海上之巨人」，是「全世界歷史上所號稱航海巨人」。借此振奮人心，激勵民氣。

但是，儘管李約瑟據鄭和船隊認為，明代海軍在歷史上可能比任何亞洲國家都出色，甚至同時代的所有歐洲國家聯合起來，都無法與明代海軍匹敵；事實卻是，中國在15世紀開啟的世界大航海時代中漸漸淪落。

1405，鄭和船隊第一次下西洋，十年之後，葡萄牙亨利親王首航北非休達。達伽馬繼續亨利親王的航行活動，最終發現了新航線。梁啟超感慨道：「則哥倫布以後，有無量數之哥倫布，維哥達嘉馬以後，有無量數之維哥達嘉馬。而我則鄭和以後，竟無第二之鄭和，噫嘻，是豈鄭君之罪也。」

的確不是鄭和之罪。一方面，明朝政府主導的朝貢貿易，不能均衡持久；另一方面，如歷史學家鄭家馨所說，從表面上看，鄭和船隊每次出海，「雲帆蔽日」，浩浩湯湯，但從實質上看，卻是「孤帆遠影」，它的後面沒有，也不許跟隨民間海商的船隊，厲行禁止民間海商「片板不許下海」。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葡萄牙人出航，一支船隊雖然不過三四艘，甚至只有一艘船，但它後面跟隨著民間海商的活躍船隻，每當王室船隊開闢出一個海區，民間海商交只要交足了「執照」稅，便可進入規定的海區經營。

「商稅者，國家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為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欲浸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萬萬矣！」 這是地方有司奏請徵稅，朱棣在駁回文書中的批示。鄙視商稅的根本原因，在於包括他在內的封建帝王，堅守著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重農抑商」的思想根深蒂固。因此，朱棣在派遣數萬海軍，航行於太平洋和印度洋十數年之後，仍然厲行禁止民間海商「片板不許下海」。

兩百多艘船、兩萬多人、30多年內七次遠航、最遠曾抵達非洲東岸的「鄭和下西洋」，在梁啟超看來，「其希望之性質安在，則雄主之野心，欲博懷柔遠人、萬國來同等虛譽，聊以自娛耳。」

鄭和去世之後，這種「自娛」活動便結束了。放在更長的時空背景看，1431年至1433年，鄭和船隊的最後一次遠航無比寂寥，「孤帆遠影」確是恰當的註腳。

1498之後，葡萄牙船隊在印度洋面、阿拉伯海、孟加拉灣都沒有碰到中國船隊，直到1509年才在馬六甲海峽港口第一次見到3艘中國帆船，幾年之後，葡萄牙便控制了印度洋的海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