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的德國爺爺湯若望：歷經明清兩朝的湯若望簡介
湯若望，字「道未」【出典於《孟子》的「望道而未見之」】，德國人，羅馬帝國的耶穌會傳教士，天主教耶穌會修士、神父、學者。在中國生活47年，歷經明、清兩個朝代。逝世後安葬於北京利馬竇墓左側，康熙朝封為「光祿大夫」，官至一品(一級正品)。在科隆有故居，塑有雕像。在義大利耶穌會檔案館有他大量資料。
湯若望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國基督教史和中國科技史上是一位不可忽視的人物。他以虔誠的信仰，淵博的知識，出眾的才能，奠定了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在華40餘年，經歷了明、清兩個朝代，是繼利瑪竇來華之後最重要的耶穌會士之一。
他繼承了利氏通過科學傳教的策略，在明清朝廷曆法修訂以及火炮製造等方面多有貢獻，中國今天的農曆是湯若望在明朝前沿用的農曆基礎上加以修改而成的"現代農曆"。他還著有《主制群徵》、《主教緣起》等宗教著述。他以孜孜不倦的努力，在西學東漸之中成就了一番不可磨滅的成績。
從總的趨勢看，20一30年代，湯若望研究是一個重要的時期，80年代發表的一有關湯若望的論述具有啟迪思維的作用，是需要進行更深入細緻的和全面的研究。
早期經歷
湯若望1592年出生於德國科隆，就讀於耶穌會所創辦的著名的三王冕中學。這個學校非常重視對學生的素質教育，把培養學生虔誠善良的人生操守視為主要目標。聰明好學的湯若望學習成績優秀。
1607年，科隆城內流行瘟疫，三王冕中學被迫停辦。16歲的湯若望被當地耶穌會教區推薦到羅馬德意志學院學習。
1610年，他學完了哲學、古典文學、數理天文學等全部課程，特別在數學和天文學方面，顯示出他具有很大潛力和才華。他就是在這裡第一次接觸到伽利略的望遠鏡，並對此產生濃厚的興趣。
1611年10月，湯若望加入了耶穌會，宣誓終生安貧、貞潔、服從。隨後，搬到了羅馬耶穌的聖·安德烈奧修道院，當一名見習修士，接受嚴格的修士訓練。並加入了靈采研究院，探索著不斷發展著的新科學，尤其是天文學和數學。
安德烈奧修道院有一個圖書館，館裡藏著許多經過印刷，裝訂成冊的海外耶穌會士寫給總會的年報、報告、信函。
湯若望經常到圖書館翻閱這些材料。早期傳教士在東方在中國所建立的豐功偉績，讓他激動不已。他欽佩利瑪竇在中國採取的適應中國文化習俗的，所謂「合儒」的傳教策略，竭力把天主教義與中國的儒家文化相結合。當他聽說利瑪竇神父以其數學天文學的智慧，驚倒了中國人，並且受到皇帝的優禮和敬重，為上帝的教會開拓了新的、非常大的信仰領域時，他為西方的數理天文這在中國獲得這樣的價值而欣喜若狂。
1613年10月，他進入了羅馬學院。開始了為期四年的神學和數學研究。羅馬學院是羅耀拉於1551年創辦的，雖說是一所「基督精神的神學院」，該學院的課程設置除宗教內容外，還有數學、天文學、地理學、機械力學、化學等科目。
伽利略也擔任過該院的教師，他曾在學院的報告廳裡展示過經他改良後的望遠鏡，受到熱烈歡迎和欽佩。湯若望都聽過他的演講，對伽利略的學說產生濃厚的興趣。
1617年，他以最優秀的成績完成了在羅馬學院的學業，晉陞為神父。1618年4月16日，在金尼閣的帶領下，湯若望、鄧玉函、羅雅谷等22名傳教士，以葡萄牙政府的名義派遣，從里斯本啟航東渡。
明朝期間
1619年7月15日，湯若望和他的教友們抵達了澳門，被安置在聖·保祿學院裡。傳教士們一踏上中國土地，便開始精心研習中國語言文化，甚至以掌握北京官話為目標。這些西方修士入鄉隨俗，脫下僧袍，換上儒服，住進中式房屋，並潛心研究中國經史和倫理，尋找其中東西方文化的融合點。在同朝野名流交往的過程中，這些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又熟讀漢文典籍的西方傳教士，自然贏得了中國文人士大夫的好感和信任，從而達到其傳播信仰的目的，這就是利瑪竇開創的「合儒超儒」的傳教策略。但有些狂熱的傳教士們，認為利瑪竇過於遷就中國人，影響了天主教的「純正性」，發展教徒速度太慢。在利瑪竇去世之後，開始改變利氏的傳教路線，採取激進式的傳教方式，堅決排斥儒家思想，嚴禁中國教民祭天、祭祖、拜孔子，激起了社會人士的反感與懷疑，釀成「南京教案」，傳教士們被驅逐，在中國內地幾乎無立足之地。
其時正是明朝內憂外患之際，滿洲努爾哈赤的勇兵悍將「非火器戰車不可御之」。朝廷派人到澳門向葡萄牙人購買大炮。滯留澳門的傳教士們以軍事專家的面目，跟著大炮隨行，得以進入內地。
1622年夏天，湯若望換上了中國人的服裝，把的德文姓名「亞當」改為發音相近的「湯」，「約翰」改為「若望」，正式取名湯若望，字「道未」出典於《孟子》的「望道而未見之」取道北上。
1623年1月25日到達北京。湯若望到北京後，倣傚當年的利瑪竇，將他從歐洲帶來的數理天算書籍列好目錄，呈送朝廷。又將帶來的科學儀器在住所內一一陳列，請中國官員們前來參觀。湯若望以他的數理天文學知識得到朝廷官員們的賞識。他到北京不久，就成功地預測了1623年10月8日出現的月食。
1624年9月，他又準確地預測了月食。還用了一種羅馬關於月食計算的方法，計算了北京子午圈與羅馬子午圈的距離。為此，他寫了兩篇關於日食的論文，印刷分贈給各官員並送呈給朝廷。
中國傳教會給他的任務是研究中國的語言文字與儒家學說，數理天文學以及傳教工作只是附帶的。他在北京見習了四年，在欽天監官員李祖白的幫助下，用中文寫了一本介紹伽利略望遠鏡的《遠鏡說》，第一個將歐洲的最新發明介紹給中國，在以後的曆法改革中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1627年，湯若望被派到西安接替金尼閣的傳教工作。他在西安城內建立了一座小教堂，除了開展宗教活動外，他始終堅持科學研究。他研究了從西安通向中亞、中東和歐洲的交通道路問題。為此，他不斷向過往商人、到北京向中國朝廷進貢的附件小國的使團，打聽和記錄他們行走的路線，經過的國名、地名、驛站名以及來往商品的名稱、貿易狀況等等。他據此寫山詳細的研究報名，寄往歐洲。他還花了不少時間考察了歐洲長期爭論不休的契丹(Cathay，Khiton)和北部中國的關係問題，理清了在中國的北部並沒有所謂契丹的地方。舊日所謂「汗巴利可城」是蒙古語對北京的稱謂。在地圖上應置於北緯40度，而竟置於50度以上，位置太靠北了。他這些觀點和利瑪竇是一致的。
1629年《遠鏡說》刊印。成為傳播光學和望遠鏡製造技術的奠基性著作，對後世有重要影響。
1630(崇禎三年)，由禮部尚書徐光啟疏薦，回京供職於欽天監，譯著歷書，推步天文，製作儀器。同時，利用向太監講解天文的機會，在宮中傳播天主教，受洗入教的有御馬監太監龐天壽等。湯若望在歷局期間，還同中國學者合作翻譯了德國礦冶學家阿格裡科拉(Georgius Agricola)於1550年撰寫的論述16世紀歐洲開採、冶金技術的巨著「礦冶全書」(Dere Metallica Libri XII)，中譯本定名為「坤輿格致」。
1634(崇禎七年)，協助徐光啟、李天經編成《崇禎歷書》一百三十七卷。又受明廷之命以西法督造戰炮，並口述有關大炮冶鑄、製造、保管、運輸、演放以及火藥配製、炮彈製造等原理和技術，由焦勗整理成《火攻挈要》二卷和《火攻秘要》一卷，為當時介紹西洋火槍技術的權威著作。
1636(崇禎九年)，湯奉旨設廠鑄炮，兩年中鑄造大炮20門。
1638年，為謀取天主教在各省的合法地位，奏請崇禎賜「欽褒天學」四字，制匾分送各地天主堂懸掛。
安德烈奧修道院有一個圖書館，館裡藏著許多經過印刷，裝訂成冊的海外耶穌會士寫給總會的年報、報告、信函。
湯若望經常到圖書館翻閱這些材料。早期傳教士在東方在中國所建立的豐功偉績，讓他激動不已。他欽佩利瑪竇在中國採取的適應中國文化習俗的，所謂「合儒」的傳教策略，竭力把天主教義與中國的儒家文化相結合。當他聽說利瑪竇神父以其數學天文學的智慧，驚倒了中國人，並且受到皇帝的優禮和敬重，為上帝的教會開拓了新的、非常大的信仰領域時，他為西方的數理天文這在中國獲得這樣的價值而欣喜若狂。
1613年10月，他進入了羅馬學院。開始了為期四年的神學和數學研究。羅馬學院是羅耀拉於1551年創辦的，雖說是一所「基督精神的神學院」，該學院的課程設置除宗教內容外，還有數學、天文學、地理學、機械力學、化學等科目。
伽利略也擔任過該院的教師，他曾在學院的報告廳裡展示過經他改良後的望遠鏡，受到熱烈歡迎和欽佩。湯若望都聽過他的演講，對伽利略的學說產生濃厚的興趣。
1617年，他以最優秀的成績完成了在羅馬學院的學業，晉陞為神父。1618年4月16日，在金尼閣的帶領下，湯若望、鄧玉函、羅雅谷等22名傳教士，以葡萄牙政府的名義派遣，從里斯本啟航東渡。
明朝期間
1619年7月15日，湯若望和他的教友們抵達了澳門，被安置在聖·保祿學院裡。傳教士們一踏上中國土地，便開始精心研習中國語言文化，甚至以掌握北京官話為目標。這些西方修士入鄉隨俗，脫下僧袍，換上儒服，住進中式房屋，並潛心研究中國經史和倫理，尋找其中東西方文化的融合點。在同朝野名流交往的過程中，這些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又熟讀漢文典籍的西方傳教士，自然贏得了中國文人士大夫的好感和信任，從而達到其傳播信仰的目的，這就是利瑪竇開創的「合儒超儒」的傳教策略。但有些狂熱的傳教士們，認為利瑪竇過於遷就中國人，影響了天主教的「純正性」，發展教徒速度太慢。在利瑪竇去世之後，開始改變利氏的傳教路線，採取激進式的傳教方式，堅決排斥儒家思想，嚴禁中國教民祭天、祭祖、拜孔子，激起了社會人士的反感與懷疑，釀成「南京教案」，傳教士們被驅逐，在中國內地幾乎無立足之地。
其時正是明朝內憂外患之際，滿洲努爾哈赤的勇兵悍將「非火器戰車不可御之」。朝廷派人到澳門向葡萄牙人購買大炮。滯留澳門的傳教士們以軍事專家的面目，跟著大炮隨行，得以進入內地。
1622年夏天，湯若望換上了中國人的服裝，把的德文姓名「亞當」改為發音相近的「湯」，「約翰」改為「若望」，正式取名湯若望，字「道未」出典於《孟子》的「望道而未見之」取道北上。
1623年1月25日到達北京。湯若望到北京後，倣傚當年的利瑪竇，將他從歐洲帶來的數理天算書籍列好目錄，呈送朝廷。又將帶來的科學儀器在住所內一一陳列，請中國官員們前來參觀。湯若望以他的數理天文學知識得到朝廷官員們的賞識。他到北京不久，就成功地預測了1623年10月8日出現的月食。
1624年9月，他又準確地預測了月食。還用了一種羅馬關於月食計算的方法，計算了北京子午圈與羅馬子午圈的距離。為此，他寫了兩篇關於日食的論文，印刷分贈給各官員並送呈給朝廷。
中國傳教會給他的任務是研究中國的語言文字與儒家學說，數理天文學以及傳教工作只是附帶的。他在北京見習了四年，在欽天監官員李祖白的幫助下，用中文寫了一本介紹伽利略望遠鏡的《遠鏡說》，第一個將歐洲的最新發明介紹給中國，在以後的曆法改革中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1627年，湯若望被派到西安接替金尼閣的傳教工作。他在西安城內建立了一座小教堂，除了開展宗教活動外，他始終堅持科學研究。他研究了從西安通向中亞、中東和歐洲的交通道路問題。為此，他不斷向過往商人、到北京向中國朝廷進貢的附件小國的使團，打聽和記錄他們行走的路線，經過的國名、地名、驛站名以及來往商品的名稱、貿易狀況等等。他據此寫山詳細的研究報名，寄往歐洲。他還花了不少時間考察了歐洲長期爭論不休的契丹(Cathay，Khiton)和北部中國的關係問題，理清了在中國的北部並沒有所謂契丹的地方。舊日所謂「汗巴利可城」是蒙古語對北京的稱謂。在地圖上應置於北緯40度，而竟置於50度以上，位置太靠北了。他這些觀點和利瑪竇是一致的。
1629年《遠鏡說》刊印。成為傳播光學和望遠鏡製造技術的奠基性著作，對後世有重要影響。
1630(崇禎三年)，由禮部尚書徐光啟疏薦，回京供職於欽天監，譯著歷書，推步天文，製作儀器。同時，利用向太監講解天文的機會，在宮中傳播天主教，受洗入教的有御馬監太監龐天壽等。湯若望在歷局期間，還同中國學者合作翻譯了德國礦冶學家阿格裡科拉(Georgius Agricola)於1550年撰寫的論述16世紀歐洲開採、冶金技術的巨著「礦冶全書」(Dere Metallica Libri XII)，中譯本定名為「坤輿格致」。
1634(崇禎七年)，協助徐光啟、李天經編成《崇禎歷書》一百三十七卷。又受明廷之命以西法督造戰炮，並口述有關大炮冶鑄、製造、保管、運輸、演放以及火藥配製、炮彈製造等原理和技術，由焦勗整理成《火攻挈要》二卷和《火攻秘要》一卷，為當時介紹西洋火槍技術的權威著作。
1636(崇禎九年)，湯奉旨設廠鑄炮，兩年中鑄造大炮20門。
1638年，為謀取天主教在各省的合法地位，奏請崇禎賜「欽褒天學」四字，制匾分送各地天主堂懸掛。
清朝期間
1644(清朝順治元年)，清軍進入北京，明亡。湯若望以其天文曆法方面的學識和技能受到清廷的保護，受命繼續修正曆法。
湯若望多次向新統治者力陳新歷之長，並適時進獻了新制的輿地屏圖和渾天儀、地平晷、望遠鏡等儀器，而且用西洋新法準確預測了1644(清朝順治元年)農曆八月初一丙辰日食時，初虧、食甚、復圓的時刻，終於說服當時的攝政王多爾袞，決定從順治二年開始，將其參與編纂的新歷頒行天下。他用西法修訂的歷書(就是《崇禎歷書》的刪節版)被清廷定名《時憲歷》，頒行天下。
順治元年十一月，命掌欽天監事。次年，他將《崇禎歷書》壓縮成《西洋新法歷書》一百零三卷，進呈攝政王多爾袞，封太常寺少卿。
順治七年，清政府賜地在宣武門內原天主堂側重建教堂。湯若望將利馬竇建的一座經堂擴大，建成了北京城內的第一座大教堂(南堂)，此處成為湯若望等神父的起居地。湯若望工作的地點則是在北京建國門附近的古觀象台。在古觀象台工作的傳教士有50多人，湯若望是其中最主要的傳教士，還擔任台長，即欽天監監正。
順治八年順治帝親政後，湯若望經常出入宮廷，對朝政得失多所建言，先後上奏章三百餘封。順治帝臨終議立嗣皇，曾徵求湯若望意見。當時順治帝因得天花，而當時朝廷中只有湯若望一人知道天花如果流行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於是他就說一定要找一位得過天花的皇子來繼王位，於是便有了後來的康熙大帝。
中西曆法之爭，由來已久，吳明煊早在順治十六年便上疏舉報湯若望天算錯誤，結果反落了個「詐不以實」的罪名，險些被判了死刑。順治十五年(1658)湯若望受一品封典，耶穌會傳教士影響因而擴大，一時各地教徒增至十萬人，終於引起衝突。康熙三年(1664)，楊光先復上《請誅邪教狀》，經議政王會議，翌年以數條罪名判處湯若望等人凌遲處斬。楊光先言湯若望等傳教士有罪三條：潛謀造反;邪說惑眾;曆法荒謬。
康熙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清廷「會審湯若望，以及欽天監官員，翌年三月十六日，廷議將欽天監監正湯若望，刻漏科杜如預，五官挈壺正楊弘量，歷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發，冬官正朱光顯，中官正劉有泰等皆凌遲處死。已故劉有慶子劉必遠，賈良琦子賈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實，湯若望義子潘盡孝俱斬立決。」
後因京師地震，湯若望遇赦，只殺了李祖白等5名欽天監官員，「時憲歷」亦遭廢止。楊光先乃出任欽天監正，吳明煊(明炫之弟)為監副，「復用大統舊術」。行之數年，誤差日大。持新法之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等與持舊法之楊光先等交爭不已，康熙七年(1668)十一月，特派員察勘兩造實際觀測，證明新法優於舊法。楊光先被革職，任南懷仁為欽天監副，於康熙九年(1670)復行時憲歷。經過這場鬥爭，新法終於戰勝舊法。
1666年8月15日(康熙五年七月十五)，湯若望病死於寓所。1669年(康熙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康熙又發佈了對湯若望的祭文：「皇帝諭祭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級又加一級，掌欽天監印務事，故湯若望之靈曰：鞠躬盡瘁，臣子之芳蹤。恤死報勤，國家之盛典。爾湯若望，來自西域，曉習天文，特畀象歷之司，爰錫通微教師之號。遽爾長逝，朕用悼焉。特加因恤，遣官致祭。嗚呼，聿垂不朽之榮，庶享匪躬之報。爾有所知，尚克歆享。」
傳教事業
明末時期
湯若望為明朝造炮、翻譯礦冶新書，雖然沒有挽回明朝注定失敗的命運，但卻給天主教爭取了在中國的榮譽。湯若望常入宮中舉行彌撒，施行聖事。據悉，到崇禎末年，內宮的奉教者已達40人，宗室奉教者達114人。據1636年的統計，奉教的親王有140人，皇族40人，誥命夫人中有教友80餘人。
上述這些傳教方面的成績，與湯若望的工作有直接關係。他是1640年升任北京傳教區區長的。教會方面對湯神甫的工作曾作出良好的評價。如在寫給羅馬耶穌會總會長的一封信中，曾報告說：「現任北京教區區長的湯若望神甫，為天主和社會建樹了巨大的功勳。這是通過他撰寫的教理著作，以及有關使異教徒直接皈依聖教的書籍，通過勸奉宮女們入教，還借向皇上呈送禮物的機會，清晰地書面闡述了我們的信仰。鑒於他的工作以及他在北京對我們的事業所表現的熱忱，才使我們在這個帝國所作的一切成其為可能。」
對地方上的傳教事業，湯若望也曾作出了一定的努力，如在河北省、陝西省等地。湯若望曾於1638年4月來到河間府獻縣講道，不少教友聞風而至，這一行中，湯若望共為五十多人授了洗。西安是湯若望抵華早期的傳教地點。他1627年到達西安府時，那裡的傳教氣氛並不理想，傳教沒有適宜的場所，教士沒有下榻之處，老百姓對天主教少有瞭解，因而產生過誤解和微詞。湯若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了這種狀況，先後建起了兩座一小一大的教堂，教友數目逐年有增，單是湯若望一人所付予洗禮的就有50名之多。
康熙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清廷「會審湯若望，以及欽天監官員，翌年三月十六日，廷議將欽天監監正湯若望，刻漏科杜如預，五官挈壺正楊弘量，歷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發，冬官正朱光顯，中官正劉有泰等皆凌遲處死。已故劉有慶子劉必遠，賈良琦子賈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實，湯若望義子潘盡孝俱斬立決。」
後因京師地震，湯若望遇赦，只殺了李祖白等5名欽天監官員，「時憲歷」亦遭廢止。楊光先乃出任欽天監正，吳明煊(明炫之弟)為監副，「復用大統舊術」。行之數年，誤差日大。持新法之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等與持舊法之楊光先等交爭不已，康熙七年(1668)十一月，特派員察勘兩造實際觀測，證明新法優於舊法。楊光先被革職，任南懷仁為欽天監副，於康熙九年(1670)復行時憲歷。經過這場鬥爭，新法終於戰勝舊法。
1666年8月15日(康熙五年七月十五)，湯若望病死於寓所。1669年(康熙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康熙又發佈了對湯若望的祭文：「皇帝諭祭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級又加一級，掌欽天監印務事，故湯若望之靈曰：鞠躬盡瘁，臣子之芳蹤。恤死報勤，國家之盛典。爾湯若望，來自西域，曉習天文，特畀象歷之司，爰錫通微教師之號。遽爾長逝，朕用悼焉。特加因恤，遣官致祭。嗚呼，聿垂不朽之榮，庶享匪躬之報。爾有所知，尚克歆享。」
傳教事業
明末時期
湯若望為明朝造炮、翻譯礦冶新書，雖然沒有挽回明朝注定失敗的命運，但卻給天主教爭取了在中國的榮譽。湯若望常入宮中舉行彌撒，施行聖事。據悉，到崇禎末年，內宮的奉教者已達40人，宗室奉教者達114人。據1636年的統計，奉教的親王有140人，皇族40人，誥命夫人中有教友80餘人。
上述這些傳教方面的成績，與湯若望的工作有直接關係。他是1640年升任北京傳教區區長的。教會方面對湯神甫的工作曾作出良好的評價。如在寫給羅馬耶穌會總會長的一封信中，曾報告說：「現任北京教區區長的湯若望神甫，為天主和社會建樹了巨大的功勳。這是通過他撰寫的教理著作，以及有關使異教徒直接皈依聖教的書籍，通過勸奉宮女們入教，還借向皇上呈送禮物的機會，清晰地書面闡述了我們的信仰。鑒於他的工作以及他在北京對我們的事業所表現的熱忱，才使我們在這個帝國所作的一切成其為可能。」
對地方上的傳教事業，湯若望也曾作出了一定的努力，如在河北省、陝西省等地。湯若望曾於1638年4月來到河間府獻縣講道，不少教友聞風而至，這一行中，湯若望共為五十多人授了洗。西安是湯若望抵華早期的傳教地點。他1627年到達西安府時，那裡的傳教氣氛並不理想，傳教沒有適宜的場所，教士沒有下榻之處，老百姓對天主教少有瞭解，因而產生過誤解和微詞。湯若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了這種狀況，先後建起了兩座一小一大的教堂，教友數目逐年有增，單是湯若望一人所付予洗禮的就有50名之多。
清初時期
1644年，明亡清興，其間還有短命的「大順王朝」。湯若望處世不驚，留守北京、守護聖器聖物及天文儀器和歷書刻板。清兵入主北京之時，湯若望冒死自薦。得以取得新統治者的信任和重用。
1644年7月，湯若望向清廷進呈了三件儀器：渾天星球一架，地平日晷一件，望遠望鏡一台。他還呈遞了歷書範本一冊，有根有據地指出了舊歷的七大謬誤之處，並準確預測了8月1日的日食。湯若望所闡述的天學道理得到清廷的認可，朝廷決定採用湯依新編製的新歷，定名為《時究歷》，並在冊面上印有「依西洋新法」五個字，頒行天下。並任命他為欽天監監正，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洋監正，開創了清朝任用耶穌會傳教士掌管欽天監的將近二百年之久的傳統。
1645年，湯若望下了很大功夫，對卷帙龐雜的《崇禎歷書》進行刪繁去蕪，整理修改，增補內容，使之更為精練劃一。在修改中，他對原歷書的理論部分幾乎原封未動，而對表格部分做了重大刪節，將原來的137卷壓縮成70卷。另增補了《學歷小辨》、《遠鏡說》、《新法歷引》、《新法表異》、《曆法西傳》、《測食略》、《新歷曉惑》、《黃赤正球》、《渾天儀說》、《籌算》、《幾何要法》、《治歷緣起》等十幾種30卷。合成30種100卷，取名《兩洋新法歷書》，呈送朝廷刻印行，作為每年推算時憲歷書的根據。新增補的內容都是新法歷書中很重要的成分。
《新法表異》和《曆法西傳》二書，是他為溝通中西天文學，介紹西學所寫的兩本著作。前書敘述了中國天文學的發展概況，介紹中國歷代曆法不下70種，及同一種曆法的不同版本。介紹了新因法的優點，比較了新舊曆法42個不同之處，從各方面解釋新法為什麼比舊法先進的道理。《曆法西傳》2卷是湯若望1640年為介紹歐洲天文天文學界前輩而寫。書中介紹了托勒密的《天文學大成》，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對伽利略的新發現介紹較多。
湯若望在傳播西學上，的確如其本人所說「總想立於歐洲科學的高峰」，盡其所能，將歐洲的科學知識介紹給中國。
1645年12月，他將這部100卷的《西洋新法歷書》進呈清朝，刊刻印行，通行全國，從此成為每年編製歷書和各種天文推步的依據，直以今天也是中國編製農曆的基礎。
由於湯若望制定的歷書「考據精祥，理明數著」「創立新法，勤勞懋著」，1646年清廷加授他太常寺少卿銜，官階為正四品。
湯若望把他的天文曆法上所取得的成績歸功於上帝的指引。1650年，他在北京城內興建了一座20米高的巴羅克式大教堂，如同高高的穹廬，上面繪滿了天使與天國的圖景。內有三間大廳，五座聖壇。聖壇前方皆以欄杆圍繞。教堂牆上掛的鍍金方牌上或繪或寫基督之事跡，天主戒條，直福八端，慈悲善行。
順治帝的「瑪法」
順治帝親政前，湯若望已深得攝政王多爾袞的信任，多爾袞對他能預知天象，通曉物理的本領相當敬佩，允許他在天文呈報中可以加上自己的見解。因此湯若望不但能通過欽天監監正這個特殊的官職，廣泛結交宮內外宗室權貴，而且可以利用中國封建統治者對大自然規律的敬畏心理，把自然界的變異與統治吉凶聯繫在一起，用「上天示警」的預兆，進勸統治者不要採取激化矛盾的措施。湯若望受到滿族官員的尊敬，在朝中頗有威望。
他曾以多爾袞擅權專政提醒過幼小的皇帝。並根據自己的醫學常識以及他所瞭解的多爾袞的健康狀況，作出多爾袞將不久於人世的判斷。湯若望這樣做在當時無疑具有很大的風險。1651年1月，多爾袞病逝。湯若望不失時機地為順治帝選擇了親政日期，在多爾袞喪期剛滿的2月1日，順治帝宣佈親政，御太和殿，鞏固了清初的政權，因此他得到了順治帝和皇太后的好感和信任。
順治帝非常欽佩湯若望的道德與學問，與之保持很好的關係。湯若望曾以他的醫學知識治好了孝莊太后的侄女、順冶帝未婚皇后的病，為此皇太后對湯若望很感激。認他為「義父」，隨後順治帝也尊他為「瑪法」(滿語，尊敬的老爺爺)。
為了表示對湯若望的好感，1651年9月，一天之內加封湯若望通議大夫、太僕寺卿、太常寺卿三個頭銜。使他從原來的正四品晉陞為三品。同時又加封他的父親、祖父為通奉大夫、母親、祖母為二品夫人。還將誥命封書，郵寄到湯若望的家鄉。
其後又多次加封。1654年，加封為「通玄教師」。1657年，賜「通政使司通政使」。1658年2月2日，賜「光祿大夫」，為正一品。1661年按清廷慣例加封其祖三代為正一品。
順治帝經常請「瑪法」到宮中敘談。無須太監們的傳喚，也免除謹見時的叩跪之禮。
湯若望把他的天文曆法上所取得的成績歸功於上帝的指引。1650年，他在北京城內興建了一座20米高的巴羅克式大教堂，如同高高的穹廬，上面繪滿了天使與天國的圖景。內有三間大廳，五座聖壇。聖壇前方皆以欄杆圍繞。教堂牆上掛的鍍金方牌上或繪或寫基督之事跡，天主戒條，直福八端，慈悲善行。
順治帝的「瑪法」
順治帝親政前，湯若望已深得攝政王多爾袞的信任，多爾袞對他能預知天象，通曉物理的本領相當敬佩，允許他在天文呈報中可以加上自己的見解。因此湯若望不但能通過欽天監監正這個特殊的官職，廣泛結交宮內外宗室權貴，而且可以利用中國封建統治者對大自然規律的敬畏心理，把自然界的變異與統治吉凶聯繫在一起，用「上天示警」的預兆，進勸統治者不要採取激化矛盾的措施。湯若望受到滿族官員的尊敬，在朝中頗有威望。
他曾以多爾袞擅權專政提醒過幼小的皇帝。並根據自己的醫學常識以及他所瞭解的多爾袞的健康狀況，作出多爾袞將不久於人世的判斷。湯若望這樣做在當時無疑具有很大的風險。1651年1月，多爾袞病逝。湯若望不失時機地為順治帝選擇了親政日期，在多爾袞喪期剛滿的2月1日，順治帝宣佈親政，御太和殿，鞏固了清初的政權，因此他得到了順治帝和皇太后的好感和信任。
順治帝非常欽佩湯若望的道德與學問，與之保持很好的關係。湯若望曾以他的醫學知識治好了孝莊太后的侄女、順冶帝未婚皇后的病，為此皇太后對湯若望很感激。認他為「義父」，隨後順治帝也尊他為「瑪法」(滿語，尊敬的老爺爺)。
為了表示對湯若望的好感，1651年9月，一天之內加封湯若望通議大夫、太僕寺卿、太常寺卿三個頭銜。使他從原來的正四品晉陞為三品。同時又加封他的父親、祖父為通奉大夫、母親、祖母為二品夫人。還將誥命封書，郵寄到湯若望的家鄉。
其後又多次加封。1654年，加封為「通玄教師」。1657年，賜「通政使司通政使」。1658年2月2日，賜「光祿大夫」，為正一品。1661年按清廷慣例加封其祖三代為正一品。
順治帝經常請「瑪法」到宮中敘談。無須太監們的傳喚，也免除謹見時的叩跪之禮。
順治帝還打破尊卑上下的慣例，到湯若望所居住的館舍去看望。僅1656年到1657年兩年間，皇帝親臨湯若望住民敘談求教，就有24次之多。
在朝廷的政治活動中，湯若望也以其德高之勢、在關鍵時刻幾次勸諫順治帝。甚至在立嗣問題上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1652年即順治九年，被人敬為活佛的西藏達賴喇嘛帶領3000喇嘛和大批蒙古族護衛，來北京覲見大清皇帝。順治非常高興，決定親自前往邊地迎候法駕，遭到許多大臣的反對，但是順治根本聽不進去，一意孤行，莊太后只好把德高望重的湯若望請出來勸駕。
湯若望不僅呈上精心撰寫的諫書，而且上朝跪拜面奏皇帝，請他要保持必要的尊嚴，不要遠離京師，以免發生意外事故。順治最終聽取湯若望的意見，派一位大臣前去迎接達賴喇嘛進京。
達賴喇嘛想請順治成為喇嘛弟子，湯若望想到澳門宗教界要他發展順治加人天主教的指示，就極力反對順治接近喇嘛教，認為皇帝與喇嘛應該各行其是，各盡其責。順治接受湯若望的建議，給達賴喇嘛以隆重接待，並答應冊封達賴喇嘛為「西天大善自在佛」，但卻使達賴喇嘛的主要心願落空。
不久，荷蘭大公派遣使節團來華進貢，順治大喜，命以湯若望為主接待荷蘭使節團。荷蘭使節團直率地提出了與中國訂立通商條約、在澳門獲得居留權、允許荷蘭加爾文派耶酥會來中國傳教等要求，湯若望考慮到加爾文耶酥會與他所屬一派有矛盾，就勸說順治拒絕荷蘭人在中國傳教，不允許荷蘭人獲得澳門居留權，使葡萄牙、荷蘭、南明王朝三種力量在澳門相互牽制，對大清朝最為有利。
順治對湯若望如此忠於大清朝大加讚揚，詢問如何對待荷蘭使節團。湯若望提出「既顧念私交，又無礙大局」的解決方案，允許荷蘭人，「八年進貢一次，可附帶小宗貿易」。
湯若望以圓滑的手腕，取得了清朝皇帝、荷蘭使節團、澳門當局三方面都對他極其滿意的結果。
1659年5月，鄭成功率十幾萬水陸大軍大舉北伐，兵臨南京城下，順治帝被這突如其來的局面嚇得驚恐萬狀，他不知所措竟想放棄北京，逃回關外的老家去。受到莊太后的訓斥後，又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傳下聖旨要御駕親征，誰也無法勸阻。宮廷上下都束手無策，大臣們紛紛跪下勸阻，順治根本不聽，親自用寶劍劈斷御座，宣稱誰敢阻止他他就劈死誰。大臣們萬般無奈，最後只好搬出德高望重的湯若望出面勸駕。
湯若望與其他傳教士緊急協商對策，一致認為順治一旦帶走御林軍，會帶來京師畿輔重地的混亂，中原多難對西方傳教事業不利，為了耶酥會的傳教事業，湯若望應該冒險出馬，去勸說順治改變主意。
湯若望精心撰寫能夠打動順治此刻心弦的奏章，選擇適當的時機跪勸順治，說他以十數年的老臣忠誠之心，懇求皇上罷親征之議，不要使國家再瀕臨被破壞的邊沿。
湯若望的冒死直諫可謂恰逢其時，順治心如明鏡，早有回心轉意之心，但是找不到台階下，這時認為湯若望博古通今，見解精到，分析透徹，看到湯若望感情激盪，老淚縱橫，也深受感動，便適時轉彎，就把這個面子給了湯若望。
24歲的順治不久得天花病重不起，但是還沒有確定皇太子，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特意讓莊太后召見湯若望，就這個事關國家前途的重大問題徵求湯若望的意見。
順治提出由他的一個堂兄繼承皇位，湯若望認為子承父位、父子相承，這是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通常做法，應該立皇子登極，而三皇子玄燁出過天花，又聰明過人，勤於學習，最為合適。湯若望的意見與莊太后的意見一致，玄燁便被扶上皇位，他就是有名的康熙皇帝。
1659年5月，鄭成功率十幾萬水陸大軍大舉北伐，兵臨南京城下，順治帝被這突如其來的局面嚇得驚恐萬狀，他不知所措竟想放棄北京，逃回關外的老家去。受到莊太后的訓斥後，又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傳下聖旨要御駕親征，誰也無法勸阻。宮廷上下都束手無策，大臣們紛紛跪下勸阻，順治根本不聽，親自用寶劍劈斷御座，宣稱誰敢阻止他他就劈死誰。大臣們萬般無奈，最後只好搬出德高望重的湯若望出面勸駕。
湯若望與其他傳教士緊急協商對策，一致認為順治一旦帶走御林軍，會帶來京師畿輔重地的混亂，中原多難對西方傳教事業不利，為了耶酥會的傳教事業，湯若望應該冒險出馬，去勸說順治改變主意。
湯若望精心撰寫能夠打動順治此刻心弦的奏章，選擇適當的時機跪勸順治，說他以十數年的老臣忠誠之心，懇求皇上罷親征之議，不要使國家再瀕臨被破壞的邊沿。
湯若望的冒死直諫可謂恰逢其時，順治心如明鏡，早有回心轉意之心，但是找不到台階下，這時認為湯若望博古通今，見解精到，分析透徹，看到湯若望感情激盪，老淚縱橫，也深受感動，便適時轉彎，就把這個面子給了湯若望。
24歲的順治不久得天花病重不起，但是還沒有確定皇太子，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特意讓莊太后召見湯若望，就這個事關國家前途的重大問題徵求湯若望的意見。
順治提出由他的一個堂兄繼承皇位，湯若望認為子承父位、父子相承，這是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通常做法，應該立皇子登極，而三皇子玄燁出過天花，又聰明過人，勤於學習，最為合適。湯若望的意見與莊太后的意見一致，玄燁便被扶上皇位，他就是有名的康熙皇帝。
學術研究
修歷
中國古代，制定曆法和頒布曆法是皇權的象徵，列為朝廷的要政。歷代王朝都在政府機構中設有專門司天的天文機構，稱為太史局、司天監、司天局、欽天監等，配備一定數量的具有專門知識的學者進行天文研究和歷書編算。曆法在中國的功能除了為農業生產和社會生活授時服務外，更要為王朝溝通天意、趨吉避凶。日、月食和各種異常天象的出現，常被看做是上天出示的警告。所謂「天垂象，示吉凶，聖人則之」。
明代，曆法年久失修、故經常出現舛謬，修歷迫在眉睫。1629年(崇禎二年)11月6日，歷局成立，歷局是個臨時的研究改歷的機構，其任務就是編纂一部《崇禎歷書》，實際就是編纂一部西方的數理天文學知識集成。歷局的成立意味著西方古典天文學系統傳入中國，中西天文學交流溝通的開始。
歷局在徐光啟主持下，經過十多年的辛勤工作，終於1634年12月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崇禎歷書》，共計46種一百三十七卷。內容分「五目」、「六次」。
「五目」指的是：法原，即天文學基本理論，包括球面天文學原理;法數，即天文數表，附有使用說明;法算，即天文計算必備的數學知識，包括平面和球面三角學幾何學;法器，天文儀器知識;會通，指中國傳統方法和西曆度量單位的換算。
「六次」指的是：日躔歷、恆星歷、月離歷、日月交會歷、五緯星歷、五星交會歷六種。包括日月五星運動，恆星方位，日月交食，節氣，朔望等的中西換算。
湯若望出生占星命盤
由湯若望編寫和翻譯的內容大多集中在恆星交食方面，計有
1.《交食歷指》四卷，
2.《交食歷表》二卷。
3.《交食歷指》三卷。
4.《交食諸表用法》二卷。
5.《交食蒙求》一卷。
6.《古今交食考》一卷。
7.《恆星出沒表》二卷。
8.《交食表》四卷。
除上述書籍之外，經湯若望迻譯編著的有關書籍還有：《測天約說》二卷、《測日略》二卷、《學歷小辨》一卷、《渾天儀說》五卷、《日躔歷指》一指、《日躔表》二卷、《黃赤正球》一卷、《月離歷指》四卷、《月離表》四卷、《五緯歷指》九卷、《五緯表說》一卷、《五緯表》十卷、《恆星歷指》三卷、《恆星表》二卷、《恆星經緯圖說》一卷、《交食》九卷、《八線表》二卷、《新法歷引》一卷、《曆法西傳》二卷、《新法表異》二卷。此外還有《西洋測日曆》、《新歷曉惑》各一卷，以及《赤道南北兩動星圖》、《恆星屏障》等書與圖。湯若望還分別為羅雅谷等人撰寫的文學方面的著作做過校訂，如《比例規解》、《測量全義》、《籌算》等書。
《崇禎歷書》是對中國傳統曆法的重大改革，其特點有：(1)重視理論基礎，法原部分約40卷，佔全書的三分之一左右，總體上採用了第谷體系;(2)引入本輪、均輪等整套小輪系統解釋天統解釋天體運動的速度變化，計算須採用幾何學;(3)引入地球概念和經緯度及其有關的測定計算方法;(4)引入球面和平面三角學，大大簡化了計算手續，提供了準確的計算公式;(5)引入蒙氣差的數值改正，區別了冬至點和日行最速點(即近地點)的不同;(6)引進了歐洲天文學中的一些度量制度，如分圓周為360度，分一日為96刻，採用60進位制等等;(7)引進了嚴格的黃道坐標系，採用從赤道起算的90緯度制和十二次系統的經度制;(8)在歷日制度上，徹底採用定朔、定氣注歷，並以無定中氣之月為閏月。
《崇禎歷書》的編撰完成，標誌著中國天文學從此納入世界天文學發展的共同軌道。儘管這部歷書還有不完善之處，但在中國曆法發展史上是一次劃時代的進步。
崇禎十四年末，他完成了《崇禎十五年》新歷，並將其進呈皇上。
湯若望在此次修歷過程中，還負責製造儀器，培養人才，給歷局的具體工作人員上課，講授曆法知識，指導他們進行數據測算，使用儀器、繪製天文表格等。
崇禎皇帝對湯若望等人的治歷工作十分讚賞，1638年底，曾親賜御匾一方，上面親書「欽保天學」四個大字。
湯若望出生占星命盤
由湯若望編寫和翻譯的內容大多集中在恆星交食方面，計有
1.《交食歷指》四卷，
2.《交食歷表》二卷。
3.《交食歷指》三卷。
4.《交食諸表用法》二卷。
5.《交食蒙求》一卷。
6.《古今交食考》一卷。
7.《恆星出沒表》二卷。
8.《交食表》四卷。
除上述書籍之外，經湯若望迻譯編著的有關書籍還有：《測天約說》二卷、《測日略》二卷、《學歷小辨》一卷、《渾天儀說》五卷、《日躔歷指》一指、《日躔表》二卷、《黃赤正球》一卷、《月離歷指》四卷、《月離表》四卷、《五緯歷指》九卷、《五緯表說》一卷、《五緯表》十卷、《恆星歷指》三卷、《恆星表》二卷、《恆星經緯圖說》一卷、《交食》九卷、《八線表》二卷、《新法歷引》一卷、《曆法西傳》二卷、《新法表異》二卷。此外還有《西洋測日曆》、《新歷曉惑》各一卷，以及《赤道南北兩動星圖》、《恆星屏障》等書與圖。湯若望還分別為羅雅谷等人撰寫的文學方面的著作做過校訂，如《比例規解》、《測量全義》、《籌算》等書。
《崇禎歷書》是對中國傳統曆法的重大改革，其特點有：(1)重視理論基礎，法原部分約40卷，佔全書的三分之一左右，總體上採用了第谷體系;(2)引入本輪、均輪等整套小輪系統解釋天統解釋天體運動的速度變化，計算須採用幾何學;(3)引入地球概念和經緯度及其有關的測定計算方法;(4)引入球面和平面三角學，大大簡化了計算手續，提供了準確的計算公式;(5)引入蒙氣差的數值改正，區別了冬至點和日行最速點(即近地點)的不同;(6)引進了歐洲天文學中的一些度量制度，如分圓周為360度，分一日為96刻，採用60進位制等等;(7)引進了嚴格的黃道坐標系，採用從赤道起算的90緯度制和十二次系統的經度制;(8)在歷日制度上，徹底採用定朔、定氣注歷，並以無定中氣之月為閏月。
《崇禎歷書》的編撰完成，標誌著中國天文學從此納入世界天文學發展的共同軌道。儘管這部歷書還有不完善之處，但在中國曆法發展史上是一次劃時代的進步。
崇禎十四年末，他完成了《崇禎十五年》新歷，並將其進呈皇上。
湯若望在此次修歷過程中，還負責製造儀器，培養人才，給歷局的具體工作人員上課，講授曆法知識，指導他們進行數據測算，使用儀器、繪製天文表格等。
崇禎皇帝對湯若望等人的治歷工作十分讚賞，1638年底，曾親賜御匾一方，上面親書「欽保天學」四個大字。
鑄炮
明朝在內憂外患的重壓下，崇禎帝啟用湯若望造炮，湯被逼上馬。憑著對火炮的知識、聰明才智、鑽研精神和想像力，他居然成功地造出了20尊大炮，崇禎帝「嘉其堅利，詔再鑄五百位」。然而堅兵利器並未能挽救明王朝的覆亡。通過這次造炮，他還完成了《火攻挈要》(1643年)一書，《火攻挈要》是由湯若望口述，焦勖筆錄整理。該書一再印製，1936年還被收入《叢書集成》。該書又名《則克錄》。這是一部關於歐洲火炮的製造方法與火攻策略的彙集。全書約4萬字，分上、中、下三卷，並附有插圖40幅。上卷敘述製造火器的方法，包括造銃、造炮、造彈、造銃車、狼機、鳥槍、火箭、噴筒、火藥、地雷。並連帶介紹量尺的規格和比例，起重、運重、引重之機器，配料、選料、化銅的方法。中卷為製造、貯藏火藥須知，試放新銃，裝置各銃，運銃上台，上山下山及火攻的基本原理。下卷則為西銃之攻法，鑄銃應防止的問題，守城、海戰以及炮戰有關事項。這部著作刊刻於1643年，它傳播了歐洲16世紀的火炮製造知識，是明末有關西洋大炮的一本最權威的著作，一直到清朝中葉都很有影響。火炮製造涉及化學、數學、採礦、冶金等各方面，是多種科學技術的結晶。
大約在1638年之後，湯若望與李天經選擇了德國礦冶學家，阿格裡科拉(G. Agocla)於1550年撰寫的論述16世紀歐洲開採、冶金技術的巨著《礦冶全書》為底本，與歷局的工作人員楊之華、胡宏憲等進行翻譯。中譯本定名為《坤輿格致》。
《坤輿格致》共分12卷，涉及礦業和相關冶金工序的每個階段。其內容包括礦山管理、開採原理、勘探技術、採礦技術、採礦工具和設備、檢驗礦石物方法，礦石熔煉法，貴金屬與非金屬分離法等等。
此書編成後，湯若望進呈給朝廷，崇禎皇帝御批：「發下『坤輿格致』全書，著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採取」。但因明王朝迅速崩潰，該書未及刊行，後便在明末清初紛繁的戰火中遺失了。
湯若望曾在徐光啟主持下參與測量並繪製大幅星圖的工作。他們繪製的星圖「突破了中國兩千年的傳統」，「形成了現代中國星象的基礎」。繪製時所使用的數據都是在徐光啟主持下重新測定的。這幅星圖「是近代恆星天文學理論和實踐結合的產物。從此在星名表達方式、星座的組織和體制，恆星的測量和推算、星圖的形制和表繪方式、星座星數的擴充等等許多方面，改進了中國歷史悠久的傳統星圖的形式和內涵。它使突出於世界天文學史的中國古星圖，在歐洲科學革命時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成為一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傑出星圖。」他們首次繪製的大幅星圖現存羅馬梵蒂岡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