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當年晚春，一則沸沸揚揚的傳聞在天津附近不斷擴散：天津地方已先後有幾百名幼童失蹤;這些幼童，大多被法國傳教士收買的人販子誘拐;每誘拐一名兒童，人販子可得到五兩銀子，而法國傳教士可以幼童的眼睛、心肝為原料，配製西洋藥方……

　　1870年7月2日，農曆六月初四，在保定署衙，曾國藩留下了他生平第二份遺囑。他說，他行將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燬教堂一案」;他說，「外國性情凶悍，津民習氣浮囂……恐致激起大變」;並表示，「余此行反覆籌思，殊無良策」，但自從咸豐三年組建湘軍以來，他就誓死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

　　這一年，59歲的曾國藩右眼失明、肝病日重，眩暈病症又進一步地折磨著他。5月16日，他的日記記載，「床若旋轉，腳若朝天，首若墜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5月21日，他乞假一月，開始臥床調養。然而，6月23日，就是他續假一月的奏折剛剛抵達北京時，朝廷以「曾國藩精神如可支持」的婉轉口氣，讓他前赴天津，接手那塊燙手山芋。

　　和朝廷諭旨同日抵達的，還有來自江西，他為自己做棺材訂購的建昌花板。這個巧合讓曾國藩心有慼慼，他預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為此，在調閱津案文牘、與幕僚反覆商議之餘，他開始以平淡、略顯悲涼的心境，細細交代著自己的一應後事。

　　他說，此行若死，靈柩應歸湘安葬，「沿途謝絕一切，概不收禮」;他說，他的歷年奏折、生平文章，可留給後代子孫觀覽，但「不可發刻送人」，因為「刻出適以彰其陋耳」。

　　對於身後諸事，他事無鉅細，一一道來。然而，與他晚年的大部分文字一樣，在這份遺囑裡，後人看不到他對天下大勢、對國家前途的任何評價。恰恰相反，「勤」、「儉」、「孝友」、「祥瑞」、「不忮」、「不求」……所有這一切，無不讓人想起一個老年的農夫，一種尋常的鄉紳形象。似乎，在組建湘軍、平定叛亂、出將入相、一生功業已達極致之後，這個青年時曾以「內聖外王之業」、「不愧為天地之完人」自期的傳統士大夫，這個師法孔孟、兼取百家的「最後一個聖賢」，已經回到了他最初的來路。他蒼老的目光，似乎僅限於自身、子孫和遙遠湖南鄉下的那個龐大家族。

　　7月8日，農曆六月初十，曾國藩抵達天津。而僅僅十幾天以後，7月21日，他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不僅在天津激起了口誅筆伐，並且使全國輿論為之嘩然。一時之間，「自京師及各省皆斥為謬論，堅不肯信」，在「謗譏紛紛、舉國欲殺」的氛圍中，「詬詈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竟加於國藩」(《國聞週報》，第6卷第83期)……

　　天津教案——讓曾國藩積年清望幾於掃地以盡

　　那麼，這份引發了軒然大波、讓曾國藩「積年清望幾於掃地以盡」的奏折，究竟寫了些什麼呢?

　　在這份奏折的開篇，曾國藩分析了教案的由來。當年晚春，一則沸沸揚揚的傳聞在天津附近不斷擴散：天津地方已先後有幾百名幼童失蹤;這些幼童，大多被法國傳教士收買的人販子誘拐;每誘拐一名兒童，人販子可得到五兩銀子，而法國傳教士可以幼童的眼睛、心肝為原料，配製西洋藥方……後來，在寫給國務卿斐士的一封信中，美國駐華公使鏤斐迪也描述了傳聞的盛況：「這種風聞一傳十、十傳百，很快地，不僅在天津，而且在它周圍許多英里的範圍內，為老百姓所普遍相信」(《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清末教案》)。

　　對此，曾國藩認為，該傳聞「全系謠傳」、「毫無實據」。他說，來到天津後，他細細查問了幾百名攔轎遞稟者，挖眼剖心有何實據?結果「無一能指實者」;他也逐一訊問了河樓教堂的150餘名中國教民，「均稱習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養，並無被拐情節」。更重要的是，抵達天津十幾天以來，「亦無一遺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

　　也就是說，傳聞的任何一個環節，從幼童失蹤、人販誘拐到「挖眼剖心」，都是不折不扣的謠言。如果說，這個論斷已經讓全國輿論「堅不肯信」的話，那麼，對教案的導火索，那個叫武蘭珍的人販子的訊問，更讓人覺得語焉不詳，曾國藩混淆是非、吃裡扒外。

　　6月18日，天津桃花口居民抓獲了一名叫武蘭珍的人販子;由於傳聞沸騰，民間組織「水火會」對他進行了刑訊逼供。嚴刑拷打之下，武蘭珍供認，他是受河樓教堂王三的指派，前來誘拐兒童的。

　　正是武蘭珍的口供，引發了6月21日的教堂取證，並進而引發了教案。然而，曾國藩強調，河樓教堂並沒有叫王三的教民;教堂對質那天，在天津知府張光藻、天津縣令劉傑的敦促下，武蘭珍也不能指認出任何一個教民的名字。他由此認為，武蘭珍純屬屈打成招、信口攀附;而他自己的日記也記載，在武蘭珍的身上，他發現了「跪傷」、「棒傷」和「踢傷」。

　　換而言之，在曾國藩看來，直到教案爆發的那天上午，法國人都沒有什麼理屈之處。他為此寫道，「仁慈堂之設，其初意亦與育嬰堂、養濟堂略同，專以收恤窮民為主，每年所費銀兩甚多。彼以仁慈為名，而反受殘酷之謗，宜洋人之忿忿不平者也」……

　　那麼，對直接導致教案的豐大業「對官放槍」事件，曾國藩又是怎麼看的呢?

　　6月21日，張光藻等地方官提帶武蘭珍教堂對質時，教堂外已聚集了幾百名「水火會」成員。當天下午，人越聚越多，不知道由誰挑頭，有人開始向教堂內的教民投擲石子，拋擲瓦片。這些石子和瓦片，激怒了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他怒氣沖沖地闖進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署衙，要求派兵彈壓;而當崇厚擔心激起民變、只肯派出兩名巡捕時，這個文明的紳士、資深的外交官翻臉了。後來，崇厚這樣回顧豐大業的風度和武功：「神氣凶悍，腰間帶有洋槍二桿，後跟一外國人，手持利刃。……(崇厚)告以有話細談，該領事置若罔聞，隨取洋槍當面施放，幸未打中……」

　　事情還沒完呢!將這個一向顢頇、對洋大人們小心翼翼的滿人大員嚇得半死後，豐大業不顧「民情洶湧」、「街市聚集水火會已有數千人」的境況，來到海河邊的獅子林橋上。在這裡，他遭遇了疏導民眾剛剛回來的知縣劉傑;一通咆哮之後，豐大業又掏出槍來，重傷了劉傑的家丁高昇……

　　天津教案就這樣爆發了。當天傍晚，天津城鑼聲大作、「萬民聚集」;在打死豐大業及其秘書西蒙後，以「水火會」成員為骨幹，紳民們又先後燒燬了河樓教堂、法國領事館和收養中國幼童的「仁慈堂」。在這場大騷亂中，英俄各國也遭遇池魚之殃，除13名法國人喪生之外，另有3名俄國人、2名比利時人、1名義大利人和1名愛爾蘭人死去。英國講書堂和美國講書堂也在大火中化為一片灰燼……在幾十萬天津紳民、所有與聞此事的中國人看來，倘若沒有豐大業事件，教案是不會發生的;而對此，曾國藩只是輕描淡寫地談到，「迨至府縣赴堂查訊王三，豐領事對官放槍，而眾怒尤不可遏。是以萬口嘩躁，同時並舉，猝成劇變」……

　　激怒全國輿論的，又何止是這些?在這份奏折的末尾，曾國藩拿出了教案處置意見：不僅主張以命抵命，他也像天津紳民盼望的那樣，打算調兵入津;不過這些軍隊不是來「備兵以抗法」，而是來威懾、彈壓不肯息事寧人的天津紳民的……

　　難怪乎，幾天以後，當朝廷將這份奏折發抄朝野、徵求意見時，聲討曾國藩的輿論浪潮，在瞬間捲起了：不僅舉國洶洶、「責問之書日數至」，原本以他為榮的湖南同鄉，也視之為奇恥大辱。時人記載，在北京湖南會館，不僅他的「官爵匾額……悉被擊毀」，就連他的名籍也被削去，即不承認他是湖南人。一個舉子撰寫了這麼一副對聯，刻薄地挖苦他的這個人生轉折，「殺賊功高，百戰餘生真福將;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而與他幾經分合、不久前剛剛重歸於好的密友左宗棠，也毫不客氣地致書斥罵他。後來，曾國藩也以「物論沸騰，至使人不忍聞」的話語，表達了自己的懊悔。

　　但，舉國聲討之際，幾乎沒有人注意到，在朝廷將這份奏折發抄朝野時，有意刪去了曾國藩為天津紳民辯護的五個「致疑點」。

　　交困

　　五個「致疑點」，不僅解釋了謠言愈傳愈盛、天津紳民「積疑生憤」的緣由，而且折射了交匯之初、東西方風俗與文化的巨大隔閡。曾國藩談到，西式建築均設有地窖，這些地窖，不過用來隔潮、儲放煤炭，但由於不是本地匠人建造，以訛傳訛，天津紳民漸漸相信，「地窖深邃，各幼孩幽閉其中」。

　　對天主教信仰的無法理解、「不可理喻」，更導致了眾多疑點的出現。以前任江西進賢縣令魏席珍之女賀魏氏為例，她進入河樓教堂，原本為了治病，但信教之後，堅持不肯回家，「因謂有藥迷喪本心」;以施洗儀式為例，教民初死，神甫「以水沃其額而封其目，謂可升天堂也」，對習慣哭喪表達悲傷的中國人來說，這也顯得異常詭異、鬼祟……

　　更要命的是，當年晚春，天津謠言四起、各處檄文揭帖層出不窮之際，河樓教堂又遭遇了一場空前瘟疫。幾十個死去的幼年教民，大多在夜間掩埋，「或有兩屍三屍共一棺者」;這些棺木屍身，埋葬極淺，經覓食的野狗發掘後，「胸腹皆爛，腸肚外露」，這就難怪天津紳民對謠言信以為真、「各懷恚恨」了……

　　如果說，即使不刪去這五個「致疑點」、奏折完整面世，曾國藩也難逃其咎的話，那麼，這些分析至少使教案顯得合乎情理，曾國藩「持平辦案」的心跡，也不會被一邊倒地被認為是「賣國」。問題在於，對這個「中興以來、一人而已」的晚清重臣，對這個被認為是「漢之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無以過」(《清史稿·曾國藩傳》)的當代聖賢，朝廷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這就不能不談到那個年僅35歲，但異常工於心計的女人。幾乎是教案剛剛爆發，慈禧太后就下定了息事寧人、維持和局的決心。但她不願表明自己的意圖，不願為此招來罵名;為此，6月23日，在派遣曾國藩前往天津處置教案的諭旨裡，她這樣表達自己的態度：「持平辦理」、「順輿情而維大局」。

　　她似乎絲毫沒有意識到，在「戰」、「和」兩難，「論理」與「論勢」者相持不下的情況下，所謂「順輿情」和「維大局」，是不可克服的矛盾，是無法平衡的衝突。幾乎是教案剛剛爆發，以奕訢、寶鋆、李鴻章為代表的洋務派官員，即決心和平結案、維持大局，為此他們強調，「津民無端殺法國人，真是借端搶掠」;而以奕譞、李鴻藻、「清流」勢力為主的守舊派官員，則認為「民心尤不可失」。他們甚至主張，借輿論沸騰、「民氣大張」的勢頭，與洋人們決一死戰，徹底驅逐西方、天主教勢力於國門之外……

　　天津教案——讓曾國藩積年清望幾於掃地以盡

　　那麼，這份引發了軒然大波、讓曾國藩「積年清望幾於掃地以盡」的奏折，究竟寫了些什麼呢?

　　在這份奏折的開篇，曾國藩分析了教案的由來。當年晚春，一則沸沸揚揚的傳聞在天津附近不斷擴散：天津地方已先後有幾百名幼童失蹤;這些幼童，大多被法國傳教士收買的人販子誘拐;每誘拐一名兒童，人販子可得到五兩銀子，而法國傳教士可以幼童的眼睛、心肝為原料，配製西洋藥方……後來，在寫給國務卿斐士的一封信中，美國駐華公使鏤斐迪也描述了傳聞的盛況：「這種風聞一傳十、十傳百，很快地，不僅在天津，而且在它周圍許多英里的範圍內，為老百姓所普遍相信」(《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清末教案》)。

　　對此，曾國藩認為，該傳聞「全系謠傳」、「毫無實據」。他說，來到天津後，他細細查問了幾百名攔轎遞稟者，挖眼剖心有何實據?結果「無一能指實者」;他也逐一訊問了河樓教堂的150餘名中國教民，「均稱習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養，並無被拐情節」。更重要的是，抵達天津十幾天以來，「亦無一遺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

　　也就是說，傳聞的任何一個環節，從幼童失蹤、人販誘拐到「挖眼剖心」，都是不折不扣的謠言。如果說，這個論斷已經讓全國輿論「堅不肯信」的話，那麼，對教案的導火索，那個叫武蘭珍的人販子的訊問，更讓人覺得語焉不詳，曾國藩混淆是非、吃裡扒外。

　　6月18日，天津桃花口居民抓獲了一名叫武蘭珍的人販子;由於傳聞沸騰，民間組織「水火會」對他進行了刑訊逼供。嚴刑拷打之下，武蘭珍供認，他是受河樓教堂王三的指派，前來誘拐兒童的。

　　正是武蘭珍的口供，引發了6月21日的教堂取證，並進而引發了教案。然而，曾國藩強調，河樓教堂並沒有叫王三的教民;教堂對質那天，在天津知府張光藻、天津縣令劉傑的敦促下，武蘭珍也不能指認出任何一個教民的名字。他由此認為，武蘭珍純屬屈打成招、信口攀附;而他自己的日記也記載，在武蘭珍的身上，他發現了「跪傷」、「棒傷」和「踢傷」。

　　換而言之，在曾國藩看來，直到教案爆發的那天上午，法國人都沒有什麼理屈之處。他為此寫道，「仁慈堂之設，其初意亦與育嬰堂、養濟堂略同，專以收恤窮民為主，每年所費銀兩甚多。彼以仁慈為名，而反受殘酷之謗，宜洋人之忿忿不平者也」……

　　那麼，對直接導致教案的豐大業「對官放槍」事件，曾國藩又是怎麼看的呢?

　　6月21日，張光藻等地方官提帶武蘭珍教堂對質時，教堂外已聚集了幾百名「水火會」成員。當天下午，人越聚越多，不知道由誰挑頭，有人開始向教堂內的教民投擲石子，拋擲瓦片。這些石子和瓦片，激怒了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他怒氣沖沖地闖進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署衙，要求派兵彈壓;而當崇厚擔心激起民變、只肯派出兩名巡捕時，這個文明的紳士、資深的外交官翻臉了。後來，崇厚這樣回顧豐大業的風度和武功：「神氣凶悍，腰間帶有洋槍二桿，後跟一外國人，手持利刃。……(崇厚)告以有話細談，該領事置若罔聞，隨取洋槍當面施放，幸未打中……」

　　事情還沒完呢!將這個一向顢頇、對洋大人們小心翼翼的滿人大員嚇得半死後，豐大業不顧「民情洶湧」、「街市聚集水火會已有數千人」的境況，來到海河邊的獅子林橋上。在這裡，他遭遇了疏導民眾剛剛回來的知縣劉傑;一通咆哮之後，豐大業又掏出槍來，重傷了劉傑的家丁高昇……

　　天津教案就這樣爆發了。當天傍晚，天津城鑼聲大作、「萬民聚集」;在打死豐大業及其秘書西蒙後，以「水火會」成員為骨幹，紳民們又先後燒燬了河樓教堂、法國領事館和收養中國幼童的「仁慈堂」。在這場大騷亂中，英俄各國也遭遇池魚之殃，除13名法國人喪生之外，另有3名俄國人、2名比利時人、1名義大利人和1名愛爾蘭人死去。英國講書堂和美國講書堂也在大火中化為一片灰燼……在幾十萬天津紳民、所有與聞此事的中國人看來，倘若沒有豐大業事件，教案是不會發生的;而對此，曾國藩只是輕描淡寫地談到，「迨至府縣赴堂查訊王三，豐領事對官放槍，而眾怒尤不可遏。是以萬口嘩躁，同時並舉，猝成劇變」……

　　激怒全國輿論的，又何止是這些?在這份奏折的末尾，曾國藩拿出了教案處置意見：不僅主張以命抵命，他也像天津紳民盼望的那樣，打算調兵入津;不過這些軍隊不是來「備兵以抗法」，而是來威懾、彈壓不肯息事寧人的天津紳民的……

　　難怪乎，幾天以後，當朝廷將這份奏折發抄朝野、徵求意見時，聲討曾國藩的輿論浪潮，在瞬間捲起了：不僅舉國洶洶、「責問之書日數至」，原本以他為榮的湖南同鄉，也視之為奇恥大辱。時人記載，在北京湖南會館，不僅他的「官爵匾額……悉被擊毀」，就連他的名籍也被削去，即不承認他是湖南人。一個舉子撰寫了這麼一副對聯，刻薄地挖苦他的這個人生轉折，「殺賊功高，百戰餘生真福將;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而與他幾經分合、不久前剛剛重歸於好的密友左宗棠，也毫不客氣地致書斥罵他。後來，曾國藩也以「物論沸騰，至使人不忍聞」的話語，表達了自己的懊悔。

　　但，舉國聲討之際，幾乎沒有人注意到，在朝廷將這份奏折發抄朝野時，有意刪去了曾國藩為天津紳民辯護的五個「致疑點」。

　　交困

　　五個「致疑點」，不僅解釋了謠言愈傳愈盛、天津紳民「積疑生憤」的緣由，而且折射了交匯之初、東西方風俗與文化的巨大隔閡。曾國藩談到，西式建築均設有地窖，這些地窖，不過用來隔潮、儲放煤炭，但由於不是本地匠人建造，以訛傳訛，天津紳民漸漸相信，「地窖深邃，各幼孩幽閉其中」。

　　對天主教信仰的無法理解、「不可理喻」，更導致了眾多疑點的出現。以前任江西進賢縣令魏席珍之女賀魏氏為例，她進入河樓教堂，原本為了治病，但信教之後，堅持不肯回家，「因謂有藥迷喪本心」;以施洗儀式為例，教民初死，神甫「以水沃其額而封其目，謂可升天堂也」，對習慣哭喪表達悲傷的中國人來說，這也顯得異常詭異、鬼祟……

　　更要命的是，當年晚春，天津謠言四起、各處檄文揭帖層出不窮之際，河樓教堂又遭遇了一場空前瘟疫。幾十個死去的幼年教民，大多在夜間掩埋，「或有兩屍三屍共一棺者」;這些棺木屍身，埋葬極淺，經覓食的野狗發掘後，「胸腹皆爛，腸肚外露」，這就難怪天津紳民對謠言信以為真、「各懷恚恨」了……

　　如果說，即使不刪去這五個「致疑點」、奏折完整面世，曾國藩也難逃其咎的話，那麼，這些分析至少使教案顯得合乎情理，曾國藩「持平辦案」的心跡，也不會被一邊倒地被認為是「賣國」。問題在於，對這個「中興以來、一人而已」的晚清重臣，對這個被認為是「漢之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無以過」(《清史稿·曾國藩傳》)的當代聖賢，朝廷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這就不能不談到那個年僅35歲，但異常工於心計的女人。幾乎是教案剛剛爆發，慈禧太后就下定了息事寧人、維持和局的決心。但她不願表明自己的意圖，不願為此招來罵名;為此，6月23日，在派遣曾國藩前往天津處置教案的諭旨裡，她這樣表達自己的態度：「持平辦理」、「順輿情而維大局」。

　　她似乎絲毫沒有意識到，在「戰」、「和」兩難，「論理」與「論勢」者相持不下的情況下，所謂「順輿情」和「維大局」，是不可克服的矛盾，是無法平衡的衝突。幾乎是教案剛剛爆發，以奕訢、寶鋆、李鴻章為代表的洋務派官員，即決心和平結案、維持大局，為此他們強調，「津民無端殺法國人，真是借端搶掠」;而以奕譞、李鴻藻、「清流」勢力為主的守舊派官員，則認為「民心尤不可失」。他們甚至主張，借輿論沸騰、「民氣大張」的勢頭，與洋人們決一死戰，徹底驅逐西方、天主教勢力於國門之外……

　　她遲遲不肯表態;甚至，在7月25日《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北京、朝廷又一次進行大辯論時，她還欲擒故縱地表示，「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這一天，在傳達給曾國藩的又一道諭旨裡，她再次強調那如同冰與火不可兼容的兩個立場：「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

　　她不僅要把這塊燙手山芋，徹底扔給曾國藩;她還要曾國藩為她承擔起「理」、「勢」對立，「戰」、「和」兩難的代價。為此，她將那份奏折發抄朝野、公諸天下，這麼一來，洶洶民心、滔滔輿論，自然會將矛頭對準曾國藩;她甚至一不做二不休，刪去了曾國藩為天津紳民辯護的五個「致疑點」。這也不是什麼畫蛇添足之舉，這麼做，只會有一個結果：一方面，讓洋人看到曾國藩辦事之難、態度之毫無保留，從而見好就收;另一方面，對遠道而來、旨在通商和傳教的洋人來說，被徹底激怒的民眾無論如何都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因素，而並不「持平」、沒有隻言片語辯護的奏折，正適以火上澆油……

　　甚至，在她深不可測的心中，她還有著進一步削弱曾國藩，使他在喪失湘軍勢力之後、「清望」和影響力也大打折扣的打算?這不是沒有可能的。

　　這是個長袖善舞、讓人一言難盡的女人。自從執掌這個國家，她就不間斷地感受著種種前所未有的尷尬處境：不僅是「理」和「勢」的對立、「戰」與「和」的兩難，還有「內輕」和「外重」的失衡、「中體」和「西用」的糾纏，以及作為少數部族卻統轄這個國家的先天不足，身為女人卻「牡雞司晨」的名不正言不順之處……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不僅包含了「天朝」和「夷狄」的主客易位，還包括著人心、社會、民族、深宮、權力格局與文明演替的種種緊張關係。

　　在這種情況下，她開始了此牽彼制、翻雲覆雨的權術生涯：1861年前後，幾乎上台之初，她就在曾國藩的湘軍嫡系之外，製造了左宗棠、劉長佑兩個旁支，以及李鴻章的淮軍勢力，以制衡曾氏兄弟;1864年，剛剛克定天京，她就以旁敲側擊、恩威並施的手筆，逼迫曾國藩盡裁湘軍;次年，她以「祖宗家法」的名目，削弱了與她分庭抗禮的洋務派領袖奕訢，而伴隨著「師夷長技」之洋務運動的興起，她又有意地培植起一批守舊士大夫，形成「清流」勢力，以避免東南督撫的成為國家與社會主導力量……

　　清末年畫《曾國藩慶賀太平宴》，正中榻上坐著李鴻章(左)和曾國藩(右)，左邊從左至右依次為左宗棠、駱秉章，右邊坐著彭玉麟、曾國荃等。

　　在十年的歷練之後，她的這些手法如此嫻熟，如此得心應手，不僅表現於天津教案，而且表現為洋務運動「進兩步退一步」的節奏。她什麼都考慮到了，唯獨沒有考慮曾國藩的處境;在她四十八年的執政生涯裡，她處處是贏家，唯獨輸掉了這個國家。在新舊交替、百廢待舉的年月，這個帝國原本應當昭示它鮮明的國策，無論外交、內政還是文化的「體用」，一如東鄰的日本。但在她超然事外、左右逢源的種種手筆中，它不可避免地徹底沉淪了……

　　在長達四十八年的歲月，在與她共事的眾多大臣中，很少有人能夠瞥見她的深處內心。或許，不久後自甘沉淪、餘生碌碌的奕訢，是一個;而二十多年以後，在甲午戰敗的陰影下，面對俾斯麥婉轉地抱怨「麻煩來自女人」的李鴻章，是另一個。

　　或許，還有一個。那就是曾國藩。

　　「一生三變」

　　後來，歐陽兆熊以「一生三變」的說法，概括曾國藩的幾個階段。他說，做京官時，曾國藩「以程朱為歸依」;出辦湘軍後，「則歸申韓」;及至晚年，他以曠達為意，「以禹墨為體，老莊為用」……這個說法，後來廣為流傳、普為人知。然而，它依舊拘泥於皮相。在曾國藩漸行漸遠、愈磨愈平的心路歷程背後，不僅有著他始終不變的儒家本色，還有著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的深刻尷尬。

　　他以儒生帶兵，「被服論道，以忠誠為天下倡」。做京官時，他曾上書皇帝，直言不諱地批評他「瑣碎」、「徒尚文飾」、「驕矜自是」;組建湘軍之初，他設立「審案局」、得罪駱秉章、參奏陳啟邁、彈劾宗室崇綸……凡此種種，無不有著傳統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雄健色彩。然而，與他的一腔血誠、披肝瀝膽對比，不僅那個腐朽官場對他處處側目，那個顢頇、搖搖欲墜的朝廷也不信任他。據說，在他湘潭首捷之後，大學士祁雋藻這麼提醒皇帝，「曾某以在籍侍郎，猶匹夫耳。匹夫居閭裡，一呼蹶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家福也」……

　　他為此度過了一生中最艱難的幾年。從長沙到衡州、江西，他不僅屢戰屢敗，而且形影孤單，「每逢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在幾年處處碰壁、幾次自殺未遂後，他才走進湘鄉荷葉鎮的那片老屋，以「守制」的名義，開始了長達一年多的痛苦反思。

　　他只能改造自己。他由此開始了處處變通、時刻夾雜著拙誠與做作的生涯。在攻武昌、克九江、奪安慶、定天京的歷程中，他次次推首功於朝廷信賴的滿人大員官文;而在與駱秉章、沈葆楨、左宗棠、毛鴻賓等漢族大員的合作中，他也處處與人為善，見功不掩、見過不責……他自覺地使自己鍥合於那個腐朽年代，一切行為都與社會規則絲絲入扣、天衣無縫;他並以近乎苛責的姿態，保持著自己內心的獨立和自我體察。他由此成為一個戴著鐐銬的善舞者，一個貌似分裂、實則異常統一的末世聖賢。

　　一個時代，就這麼改變著一個人;而在被改變之後，他不僅無力、也不再企圖改變這個時代。他在事功方面傾注了太多的心力，這就注定了他要被時代所局限;他成為這個時代的集大成者了，然而他身上彙集的，不僅有美好與堅韌，還有局限和狹隘……

　　在中國歷史上，他是僅有的一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聖賢，但他不僅是最後的聖賢，也是最不起眼的聖賢。正如風雷激盪的春秋可以成就孔子，而養士百年、氣象開闊的兩宋，可以造就朱熹那樣，那個萬馬齊喑、死氣沉沉的社會，只能造就這麼一個世俗、世故、煙火氣十足的完人。他後來賴以傳世的《家書》、《日記》以及前往天津前夕的遺囑，無不證明了這一點。終其一生，他都是一個儒家人物，只不過青年為「士」、中年為「大夫」，而到了晚年，他開始向最初的來處、向一個老年農夫或者說尋常鄉紳回歸罷了……

　　至少，在天津教案的處置中，他處處表現出鄉紳的、近乎族長的態度。

　　清末年畫《曾國藩慶賀太平宴》，正中榻上坐著李鴻章(左)和曾國藩(右)，左邊從左至右依次為左宗棠、駱秉章，右邊坐著彭玉麟、曾國荃等。

　　在十年的歷練之後，她的這些手法如此嫻熟，如此得心應手，不僅表現於天津教案，而且表現為洋務運動「進兩步退一步」的節奏。她什麼都考慮到了，唯獨沒有考慮曾國藩的處境;在她四十八年的執政生涯裡，她處處是贏家，唯獨輸掉了這個國家。在新舊交替、百廢待舉的年月，這個帝國原本應當昭示它鮮明的國策，無論外交、內政還是文化的「體用」，一如東鄰的日本。但在她超然事外、左右逢源的種種手筆中，它不可避免地徹底沉淪了……

　　在長達四十八年的歲月，在與她共事的眾多大臣中，很少有人能夠瞥見她的深處內心。或許，不久後自甘沉淪、餘生碌碌的奕訢，是一個;而二十多年以後，在甲午戰敗的陰影下，面對俾斯麥婉轉地抱怨「麻煩來自女人」的李鴻章，是另一個。

　　或許，還有一個。那就是曾國藩。

　　「一生三變」

　　後來，歐陽兆熊以「一生三變」的說法，概括曾國藩的幾個階段。他說，做京官時，曾國藩「以程朱為歸依」;出辦湘軍後，「則歸申韓」;及至晚年，他以曠達為意，「以禹墨為體，老莊為用」……這個說法，後來廣為流傳、普為人知。然而，它依舊拘泥於皮相。在曾國藩漸行漸遠、愈磨愈平的心路歷程背後，不僅有著他始終不變的儒家本色，還有著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的深刻尷尬。

　　他以儒生帶兵，「被服論道，以忠誠為天下倡」。做京官時，他曾上書皇帝，直言不諱地批評他「瑣碎」、「徒尚文飾」、「驕矜自是」;組建湘軍之初，他設立「審案局」、得罪駱秉章、參奏陳啟邁、彈劾宗室崇綸……凡此種種，無不有著傳統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雄健色彩。然而，與他的一腔血誠、披肝瀝膽對比，不僅那個腐朽官場對他處處側目，那個顢頇、搖搖欲墜的朝廷也不信任他。據說，在他湘潭首捷之後，大學士祁雋藻這麼提醒皇帝，「曾某以在籍侍郎，猶匹夫耳。匹夫居閭裡，一呼蹶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家福也」……

　　他為此度過了一生中最艱難的幾年。從長沙到衡州、江西，他不僅屢戰屢敗，而且形影孤單，「每逢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在幾年處處碰壁、幾次自殺未遂後，他才走進湘鄉荷葉鎮的那片老屋，以「守制」的名義，開始了長達一年多的痛苦反思。

　　他只能改造自己。他由此開始了處處變通、時刻夾雜著拙誠與做作的生涯。在攻武昌、克九江、奪安慶、定天京的歷程中，他次次推首功於朝廷信賴的滿人大員官文;而在與駱秉章、沈葆楨、左宗棠、毛鴻賓等漢族大員的合作中，他也處處與人為善，見功不掩、見過不責……他自覺地使自己鍥合於那個腐朽年代，一切行為都與社會規則絲絲入扣、天衣無縫;他並以近乎苛責的姿態，保持著自己內心的獨立和自我體察。他由此成為一個戴著鐐銬的善舞者，一個貌似分裂、實則異常統一的末世聖賢。

　　一個時代，就這麼改變著一個人;而在被改變之後，他不僅無力、也不再企圖改變這個時代。他在事功方面傾注了太多的心力，這就注定了他要被時代所局限;他成為這個時代的集大成者了，然而他身上彙集的，不僅有美好與堅韌，還有局限和狹隘……

　　在中國歷史上，他是僅有的一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聖賢，但他不僅是最後的聖賢，也是最不起眼的聖賢。正如風雷激盪的春秋可以成就孔子，而養士百年、氣象開闊的兩宋，可以造就朱熹那樣，那個萬馬齊喑、死氣沉沉的社會，只能造就這麼一個世俗、世故、煙火氣十足的完人。他後來賴以傳世的《家書》、《日記》以及前往天津前夕的遺囑，無不證明了這一點。終其一生，他都是一個儒家人物，只不過青年為「士」、中年為「大夫」，而到了晚年，他開始向最初的來處、向一個老年農夫或者說尋常鄉紳回歸罷了……

　　至少，在天津教案的處置中，他處處表現出鄉紳的、近乎族長的態度。

　　無力回天

　　在天津教案的處置中，他的一系列手筆都讓參與斡旋的總稅務司羅伯特·赫德感到難以置信。後來，赫德以一長串刺耳的詞彙評價曾國藩，「優柔寡斷」、「被評價過高的人物」、「與他的崇高聲望名不副實」、「才能不過平庸而已」……一句話，在赫德看來，曾國藩老朽而昏聵，他對外部的世界一無所知。

　　比如懲治兇犯。7月17日，法國駐華公使羅淑亞抵達天津，與曾國藩會晤。在厚葬死者、重修教堂、追究地方官責任的要求面前，他均無異議。但他強調，在確認兇手方面，該案有其特殊性，「常例群毆斃命，以最後下手傷重者當其重罪。此案則當時群忿齊發，聚若雲屯，去如鳥散，斷不能判其孰先孰後，孰致命，孰不致命」……

　　他由此提出了一個讓羅淑亞、讓羅伯特·赫德目瞪口呆的意見：他說，「擬一命抵一命」，既然洋人被毆斃命20人，那麼，中國官府也處決20名案犯好了。

　　這種東方式的自我懲罰，讓人想起廣漠鄉土裡的宗族械鬥。對此，羅伯特·赫德談到，他「似乎是在一個祠堂裡和另一個族長對話」。

　　又比如地方官的追究。初晤羅淑亞時，曾國藩日記記載，「辭氣尚屬平善」、「無十分桀驁要挾之象」。然而，僅僅兩天以後，因為英國公使威妥瑪的上下其手，羅淑亞驟然翻臉，他要求賠銀50萬兩、處決全部兇手，並處死天津知府張光藻、天津知縣劉傑和直隸提督陳國瑞。他並訴諸以戰爭威脅：倘若十日內不予回復的話，「已駛抵紅海的法國第三艦隊，以及已啟航的英國加爾各答艦隊，將炸平天津，進攻紫禁城」(莫爾斯·巴勞，《中華帝國國際關係》)……

　　對此，除了就事論事，曾國藩什麼也不答應：他同意將張光藻和劉傑「交部議處」，但這只因為教案前夕，他們曾張貼佈告，宣稱有兩名人販子「受人囑托」、從而助長了謠言的可信度;他們應為此負責。但他們的刑罰不應該是殺頭。曾國藩說，倘若法國人進一步逼迫他，他將「惟守死以持之」……

　　又何止於此?10月5日，當張光藻、劉傑被發配到黑龍江「效力贖罪」時，曾國藩先是讓幕僚贈銀三千兩;此後，他又多方張羅，籌集了一萬兩銀子，以安頓他們的家屬。據說，在他們前往滿洲前夕，曾國藩與他們促膝長談，而他們也不怨恨曾國藩……

　　更加讓人目瞪口呆的，還在後頭呢!9月18日，在判決馮瘸子等15名案犯後，曾國藩急急奏報，其中一個叫「穆巴」的案犯，系屬誤判，「(但)又抓獲范永一犯，自承殺人……以范永替穆巴」;而10月19日，當20名案犯在天津被集體處決後，曾國藩或擔心其中必有冤枉，或多少產生了憐憫之心，他決定賠付每家撫恤銀五百兩……

　　凡此種種，無不讓赫德覺得他面對的是「一塊古老世紀的活化石」、「有著一種令人窒息的霉爛味道」。那麼，赫德知道麼?那個右眼微瞇、精神委頓的老人，不僅是傳統社會的「最後一個聖賢」，他還是西方物器的最初引進者。在那個華洋雜處、兩種文明初遭遇的年份，他綰接了二者，並成為後來漸行漸遠、滄海桑田般劇變的起點。

　　他的轉折從1860年開始。此前，廣州入城紛爭初起時，他遙為議論，「自古稱國富者，以地大為富;兵強者，以人眾為強……英夷土固不廣，來中國者人數無己，欲恃虛聲以懾我上國」;他並且預言，「此次角鬥，彼必不能堅守」。如果說這些論調折射了他和眾多士大夫的相近與相似的話，那麼，不久後一連串的殘酷事實，則讓他食不甘味、寢不安席：火燒圓明園時，他「為之悲泣，不知所以為計」;《北京條約》簽訂後，他「閱之不覺嗚咽」。次年秋天，他的日記記載，「四更成眠，五更復起，念(夷人)縱橫中原……為之憂悸」(《曾國藩日記》，咸豐十一年十月初三日)。

　　又何止是他?這一年，胡林翼視師安慶，為西洋輪船而「中途嘔血、幾至墜馬」;據說，臨死之前，他的最後一句話是「天要變了」;而十幾年以後，他的學生李鴻章則以「兩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描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夷禍……

　　隨即，他駐節東南、應酬洋場。在這裡，他目睹了光怪陸離而又自成一體的西方情態：不僅西洋開花大炮讓他「驚心動魄」，上海失陷期間，洋人曾「代收」關稅七十餘萬兩，此時如數交還，這個手筆讓他大為感慨。他說，「彼雖商賈之國，而頗有君子之行」;他說，「諸夷不知三綱而尚知一信」。

　　他由此開始迥異於前代聖賢的生涯：他設立安慶軍械所、創辦上海機器局、翻譯多種西方書籍、派遣幼童「出洋學藝」……他希望以西洋的技術，護衛他所熱愛的文明;他說，「師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遠之利」;他甚至產生了「海上爭雄之志」，他說，「未敢遽問九世之仇，亦欲稍蓄三年之艾」。

　　然而，他很快發現，這是一條漸行漸遠、無法再回頭的長路：為了造船制炮，他必須引進「製器之器」;上海機器局落成後，「各委員詳考圖說，以點線面體之法，求方圓平直之用」，換而言之，伴隨西方物器滾滾而來的，是聲光電化、「製器之所以然」;以洋槍裝備淮軍後，他曾經讚歎，「余平生所見步隊不逮此遠矣」，然而，這樣的軍隊卻必須「純用洋人規矩」操演;在幾艘輪船下水前夕，他已經意識到，「船成之後，仍需酌改營制，略仿西洋之法」……

　　從船炮、「製器之器」到操演規矩、營制，西方文明就這樣水銀瀉地般滲透著。又何止於此?不僅船炮、「器具」從來不是孤立的，它背後的人心與社會也如此。「中體西用」從來是個模糊不清、近乎臆想的概念，因為它迴避了「體」與「用」的互為聯繫、「道」和「術」的彼此作用。而這種聯繫與作用一經展開，它必將裹挾一切：正如後來中國人所親歷的那樣，在器具變遷之後，是觀念之變、社會之變、政制之變和「道體」之變。在這個意義上，與曾國藩同時代的倭仁，無疑更有先見之明，他一開始就反對同文館的開辦;而幾十年以後，梁啟超的「變亦變、不變亦變」，則說出了這段歷史的關鍵……

　　或許，曾國藩也隱約感覺到了這一點?史料記載：在他生命的最後兩年，他很少再觸及洋務，「而日從事於經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