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水利樞紐（資料圖）

被中國人稱之為「龍」的長江，幾乎每十年就要氾濫一次。僅20世紀，長江的洪水就奪去了30多萬人的生命。

11年前的1998年8月，長江遭遇了44年來最為嚴重的洪災，洪水最高漲時，近3億人的生活受到了影響。洪水最終導致高達1666億元的經濟損失，這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當時的中國經濟，整個工業世界也難置之身外。

「如果三峽工程早點建成，1998年的洪災也許就不會發生。」6月16日上午，陸佑楣在中國長江三峽工程開發總公司北京代表處的辦公室裡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陸曾在1993年到2003年間擔任三峽工程總公司的總經理。

今年75歲的陸佑楣作為當時三峽工程的總指揮，經歷了這個工程的決策和建設等過程。這項舉世矚目的水利工程，動用了4萬人力，工期歷時17年。Discovery（發現）頻道評價說，三峽工程堪稱繼2500年前中國的長城之後最大規模的建築工程。

（一）

近百年來，遏制長江的洪水氾濫，成為歷屆中國政府「三峽工程」計畫的主要初衷。「從孫中山先生的設想開始，三峽工程經歷了70多年的論證，說明我們是慎重的。這其實也是一個探索自然規律的過程。」陸佑楣回憶說。

1919年，孫中山先生在《建國方略之二——實業計畫》中談及對長江上遊水路的改良：「改良此上遊一段，當以水閘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資其水力。」第一次正式提出改善川江航道、利用三峽水能發電的設想。

中國政府第一次針對三峽工程的勘測和設計工作則是在1932年。當時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派出了一支長江上遊水力發電勘測隊，在三峽進行為期約兩個月的勘查和測量，編寫了一份 《揚子江上遊水力發電測勘報告》，擬定葛洲壩、黃陵廟兩處低壩方案。

1944年，美國墾務局總工程師、壩工專家薩凡奇應邀到現場查勘了西陵峽，並編寫了《揚子江三峽計畫之初步報告》。第二年，國民政府同意此計畫，與美國墾務局簽訂了技術合作協議，派出中國工程技術人員去美國墾務局參加三峽工程的設計、研究工作。

1947年，國內戰爭爆發，國民政府被迫停止三峽工程的設計工作，撤回了在美的全部技術人員。「當時的經濟、技術、政治條件都不具備。那個時候的設想也還很粗糙。」陸佑楣說，三峽工程計畫的擱淺，是由當時的時局決定的。

但夢想一直沒有停止。當時中美中止合作之後，美國墾務局工程師福斯脫就在寫給中國同事的信中說過：「偉大如三峽計畫，中國自不能久置不問，相信於不久之將來，定有興工之一日。」

1949年，長江流域遭遇大洪水，荊江大堤險象環生，長江中下遊特別是荊江河段的防洪問題再度受到重視。於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後，三峽工程計畫再次被提上了新中國政府的日程。1950年，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成立，周恩來總理兼任辦公室主任。

八年後，中共中央通過了《關於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意見》，這是中共中央關於三峽工程的第一個文件。

其後經歷了長時間的水文地質勘探、流域規劃的基礎工作，深入開展了規劃設計與科研攻關，積累了翔實的技術資料和科研成果。經過反覆比較和論證，確定了三峽高壩配葛洲壩低壩的兩級開發方案。

當時的決策思路是：先易後難，先修葛洲壩，逐步積累經驗、鍛煉隊伍，待時機成熟時興建三峽工程。1970年底，毛澤東批示贊成興建葛洲壩工程。

在葛洲壩工程的順利推進過程中，1986年黨中央和國務院印發 《關於三峽工程論證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責成原水利電力部負責，重新組織對三峽工程的全面論證工作，並要求重新編製可行性報告供中央決策。

接下來的三年時間，水利電力部成立了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就三峽工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進行論證，「即解決為什麼要建三峽工程的問題。」陸佑楣說。

當時水利電力部組織了400多位專家，分成14個專家組，對10個專題進行了論證。論證結果確定了「一級開發、一次建成、分期蓄水、連續移民」的方案。陸佑楣說：「當時大家都認為，建比不建好，早干比晚幹好。」

此次論證涉及地質地震、水文與防洪、泥沙與航運、電力系統規劃、水庫淹沒與移民、生態與環境、經濟評價等多個方面。陸佑楣回憶說，爭論焦點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大壩高度的問題；二是規模太大的問題；三是泥沙問題。

論證報告於1992年提交全國人大七屆五次會議。陸佑楣回憶說，當時是67%的贊成票，10%的棄權票。「大部分人大代表其實都不瞭解三峽工程，但並非像以前的決議一樣幾乎百分之百地通過，這在當時也是很大的進步。」

4月3日，全國人大七屆五次會議正式通過了 《關於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決議》。據陸佑楣說這是全國人大會議第一次就單一工程做出表決。這標誌著三峽工程完成了決策和立法程序。「三峽工程的論證是民主的過程，也是科學的過程。」

（二）

陸佑楣說，解決了為什麼要建的問題之後，怎麼建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時值中國經濟體制的轉型階段，陸佑楣說，與此前計畫體制下行政手段建工程不同的是，三峽工程要用經濟辦法來管理，而非行政手段來指揮。「需要成立一個經濟實體來建設三峽工程。」1993年9月27日，中國長江三峽工程開發總公司正式成立。

在三峽工程的建設管理體制中，國務院設立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由國務院總理擔任委員會主任，作為三峽工程的高層次決策機構；委員會下設辦公室，作為辦事機構，處理協調日常事務；三峽總公司是三峽工程的項目法人，全面負責和承擔三峽工程的籌劃、籌資、建設、經營、還貸、國有資本的保值和增值，並以其經營效益滾動開發長江上遊的水力資源。

陸佑楣說，這種建設管理體制適合當時的歷史條件，但由於三峽總公司與很多國企一樣，政企不分，當時也存在很多問題，幸運的是改革的力度很強。

陸佑楣舉例說，當初在首批左岸14台機組的招標過程中，因當時國內的企業只做過30萬千瓦的機組，而三峽工程所需的70萬千瓦機組還從未做過，公司決定實行國際招標，但這被部分人指責為賣國行為。

那個時候，國內很多產業實行「以市場換技術」的策略，因為考慮到當時國內企業的生產能力和技術水平，三峽的這次機組招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這一策略。

陸佑楣說，在機組招標文件中明確提出了「三個必須」：投標者必須與中國製造企業聯合設計、合作製造；必須向中國製造企業全面轉讓核心技術，培訓中方技術人員；中國製造企業分包份額不低於合同總價的25%，14台機組中的最後2台必須由中國企業製造。

最終，這14台機組由國外的GE等公司中標，然後分包給國內企業。而為了獲取核心技術 （一個軟體包），三峽總公司支付了1635萬美元的技術轉讓費，然後將其無償轉給哈爾濱電機廠和東方電機廠用。

到了2002年，右岸12台機組的招標再次引起爭議。最後的結果是，實行公開招標，即國內國外的企業均可投標。12台機組最後一分為三，4台由法國的一家公司生產，4台由東方電機廠生產，4台由哈爾濱電機廠生產。

如今在三峽大壩左岸電站中控室，隔著巨大的玻璃牆，可以看到，這個被稱為三峽大壩「大腦」的房間裡，巨大的系統螢幕上顯示著一組組反映機組運行狀況的數據。一旁的機組運行車間裡，26台機組正開足馬力輸送著電流。

除了技術方面，最大的問題是來自資金的擔憂。

這麼大的一個工程，到底需要多少資金？陸佑楣介紹說，當初根據1993年的物價水平，做了一個工程預算，大概需要花費900.9億元的靜態投資。其中，工程本身500.9億元，移民費用400億元。

而根據三峽總公司的數據顯示，截至2008年底，三峽工程累計完成投資1484.99億元。其中，樞紐工程靜態投資完成474.70億元，占樞紐工程概算500.9億元的94.77%；庫區移民靜態投資402.16億元，占庫區移民概算400億元的100.54%；價差326.51億元；貸款利息151.95億元；庫區移民概算外補償費129.67億元。

如果從動態投資來算，加上物價指數的變換、銀行貸款的利息等，整個工程下來大概需要花費2039億元，「現在看來，1800億元基本可以拿下。」陸佑楣說。

這些錢從何而來？陸佑楣介紹說，三峽工程建設資金的來源主要是三個部分：一是作為國家資本金投入的全國銷售電量收入，即每度電徵收4到7厘錢，這個部分佔工程投資總額的40%；第二部分就是三峽電站和葛洲壩電站的發電收益；第三部分就是銀行的貸款。

三峽工程不僅耗資巨大，工期也很長，歷時17年，分為三個階段施工：第一階段為1993-1997年，以實現大江截流為標誌；第二階段為1998-2003年，以實現初期蓄水、發電和船閘通航為標誌；第三階段為2004-2009年，以全部機組發電和樞紐工程完建為標誌。

（三）

三峽工程的首要目標是防洪。

據歷史記載，自漢初至清末2000年間，長江曾發生大小洪災214次，平均約十年一次。二十世紀以來，長江發生過1931年、1935年、1954年三次嚴重的洪水災害，每次洪災都造成了極其慘重的損失。

在三峽工程建成前，長江中下遊防洪標準過低，尤其是荊江河段行洪能力不足，洪水高出兩岸地面數米至十幾米，這一地區是洪水災害頻繁而嚴重的地區。陸佑楣稱，三峽工程的建成，可使荊江河段防洪標準由現在的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

三峽工程自2006年初期蓄水至156米以來，開始初步發揮防洪效益。在2008年試驗性蓄水至172米後，三峽工程已經具備了正式防洪啟運的條件。

三峽築壩之後，由於水位上升，長江水變深水面變寬，秭歸等大壩上遊地的人們開始在江面上舉行划龍舟比賽。而此前的長江三峽段，江水湍急，險象環生。

防洪之外，三峽工程具有巨大的發電效益。

三峽總公司的資料顯示，三峽電站總裝機容量2250萬千瓦，是世界上裝機容量最大的水電站，分別約占2008年全國電力和水電裝機容量的2.84%和13.12%。三峽電站多年平均發電量為882億千瓦時，分別約占2008年全國總發電量和水電發電量的2.57%和15.66%。

三峽電站從2003年首批機組發電以來，至2009年4月7日，已累計發電突破3000億千瓦時。與初步設計相比，由於機組提前投產、水位抬高、優化調度等原因，增發電量約1300億千瓦時。三峽電能主要送往華中、華東和廣東地區。

三峽電站還有利於節能減排。若按照初步設計測算的847億度發電量計算，與燃煤電站相比，相當於每年節約燃煤5000萬噸，減少二氧化碳排放1億噸，減少二氧化硫排放100萬噸，減少氮氧化合物排放37萬噸。

陸佑楣稱，水電作為清潔能源，發揮了很好的環保作用。他稱許多國外專家到三峽工程考察過之後，都稱讚這項工程為世界環保作出了努力。

三峽工程的興建，也大大改善了重慶至宜昌660公里的川江通航條件，降低運輸成本約三分之一，船舶運輸安全性提高，下水單向年通過能力由原來的1000萬噸提高到5000萬噸，萬噸級船隊可由武漢直達重慶。

統計顯示，2008年過壩貨運量達到6847萬噸，比2003年增長了3.6倍，遠遠超過了蓄水前葛洲壩船閘貨運總量1800萬噸的歷史最高水平。從2003年開始蓄水到2008年，5年的過壩貨運量超過蓄水前下遊葛洲壩船閘22年通過的貨運量。

而今，三峽總公司也走向了上市的征途。今年5月18日，中國長江三峽工程開發總公司發佈公告稱，將三峽工程發電資產中的18台發電機組以及對應大壩、發電廠房、發電設施等主體發電資產，以及其他相關的生產性設施，和其持有的6家輔助生產專業化公司的股權轉讓給長江電力。後者為其旗下的控股子公司。此交易目的為實施主營業務整體上市。

當然，三峽工程面對的考驗並非僅僅是工程上的，它在環境和生態保護方面遇到的問題正在引起更多人的關注。

在三峽築壩之前，長江已經是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河流之一，而現在，這條河流正經受著更為嚴峻的考驗。

《長江保護與發展報告2007》說，三峽蓄水後回水區水流減緩，嚴重的只有每秒1.2厘米，幾乎不再流動，這使得長江擴散能力減弱，庫區周圍近岸水域及庫灣水體納污能力下降。一種被稱為「水華」(水的富營養化)的現象，開始時常光顧三峽庫區。

與水污染伴隨的是，三峽庫區脆弱的生態環境所導致的塌方、滑坡等現象，而這些又在一定程度上威脅著三峽大壩的安全。記者曾從重慶到宜昌考察三峽工程，途中所到之處，都能看見塌方、滑坡等現象。

陸佑楣稱，這些問題並非三峽工程建成之後才出現的，所謂的生態平衡，不是靜止的，而是一個運動的，一直在衍變的過程。這些問題國家也一直在努力解決當中。

解決三峽庫區環境問題的資金，是一筆巨大的投資。曾有報道稱，重慶市政府已向與三峽工程相關的治理工作投入了近100億元人民幣。但到底需要多少資金，這些資金又從何而來，依然是個未知數。

黃萬里（資料圖片）

諫者黃萬里

也許是冥冥之中一種機緣巧合，黃萬里一生的命運都和與他同姓的那條奔流萬里的黃河息息相關。

當年他聽說黃河是最難治理的，便立志學水利治黃河。1947年在甘肅水利局長任上，他已是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1950年8月，在北京召開的黃河水利委員會會議，黃萬里也參加了。此後他為黃河治理、為三門峽大壩，更是傾注了畢生心血。

有原國家水電系統的老領導曾這樣評價黃萬里：「中國過去有幾十年時間不尊重科學，不尊重知識。黃萬里的遭遇是最典型的。黃萬里的命運是個人的悲劇，也是中國的悲劇。他是中國水利界一個非常偉大的馬寅初式、陳寅恪式的悲劇人物。」

一

1911年，黃萬里出生於上海，父親是著名愛國民主人士黃炎培。

黃萬里本來不是學水利專業的，改變他的是當時的時局——1931年長江、漢水氾濫和1933年黃河水災。此時正在唐山交通大學學習鐵路橋樑工程專業的22歲的黃萬里，和其他兩位同學決定第二年畢業後放棄鐵路橋樑工程師之職，出國學水利。

三年後，黃萬里獲得美國康乃爾大學水文科學碩士，1937年，他又獲美國伊利諾依大學工程博士，成為中國人中第一位該學位的獲得者，並在田納西工程實習，任TVA諾利斯壩工務員，比國民政府派員前往見習早了10年。

1937年，抗戰爆發。黃萬里歸國，途中乘坐的輪船經過日本，在這艘船上，黃萬里和正放春假的國民黨元老丁惟汾的小女兒丁玉雋相識。兩人後來成為夫妻。因為兩人之間相差6歲，丁玉雋當時就覺得黃是挺老成的一個人。

丁玉雋回憶說，後來國民政府癱瘓了，很多人都往後方撤退，丁玉雋家也退到了廬山。當時黃萬里已經在四川水利局找到工作，要去四川。「他開著他父親的破吉普車來廬山與我結婚。由於是在戰亂，婚禮很簡單。」

黃萬里是在婉拒了浙江大學、東北大學和北洋大學任教邀請後，成為四川省水利局一名工程師的，也從此開始了在長江上遊干支流之間的行走。

報到約一個星期，水利局就派他帶人參加全國水利勘測，到金沙江對河道水情進行勘察，歷時三個月。在四川期間，長江上遊和在四川境內所有主要支流他都親自沿河實地踏勘過。他自己說過，曾步行六次勘察岷江、烏江、涪江、嘉陵江，行程3000公里。

早年的這些勘察，為黃萬里以後關於水文地貌學的形成奠定了基礎，也對他晚年關於長江干流是否可修高壩的學術觀點形成了重要的影響。

丁玉雋稱，在四川的8年，是他們一生中最寶貴的8年。他們夫婦6個孩子有5個是在四川生的。第三個孩子出生在一個工地上，那時黃先生在整治涪江航道。

在四川期間，貨幣貶值嚴重，工程人員很難靠薪水生活，黃萬里組建了長城公司承包工程，為美軍建機場、修宿舍。但這個公司在抗戰勝利後就結束了，工程人員各奔前程，黃萬里回到了南京水利部門。

1949年，上海剛解放，東北農林部就到上海來招聘建設東北人員，黃萬里去應聘了。黃萬里在東北水利局做了一個冬天，1950年去了唐山交通大學。在唐山，黃萬里就已經開始嘗到政治運動的滋味。

當時黃的同事沈智揚被扣上「貪污」的罪名，黃萬里對他說：「你要是貪污了就必須承認，但你要是沒貪污，也不要瞎說一氣，瞎說也不好。」這話被某工人聽到後，將黃萬里告發，黃也成了被懷疑與批查的對象。

1953年，全國院系調整，黃萬里調到清華大學。因為多次反對「三門峽工程」，1957年，黃萬里被劃為「右派」。直到1978年，清華大學三大右派之一的黃萬里，是全校最後一個被摘掉了右派帽子的。那時他已經離休。

黃萬里右派摘帽後，即被重新派上講台，給水利系的青年教師補習課程。此時的他已是近七旬的老人，不僅要給教師們講課，還批改作業。很多當年聽過他課的教師，至今仍保留著他講課的油印底稿。

後來，不怎麼上課了，黃萬里仍和系裡的老師們保持著融洽的關係。他對人謙遜，無論誰去他家，他都是起身迎接，起身相送。

平反後，他的政治地位提高了很多，又補發了「文革」中被扣的工資，生活相對優裕。但他幾次說，國家給我這麼高的工資，我的貢獻太少，過意不去。

1998年長江洪水後，黃萬里感到以前在水利授課上有不足，於是向系裡呈上書面申請，列出講義，要求上課。系領導同意了他的請求，為他安排了一堂給研究生班和教師的課。黃先生很高興。

那一年他88歲，身患癌症。他特地穿了一身白色西裝，打上領帶，堅持站著講課，並親自寫板書。

這是他教學生涯中的最後一堂課。

二

三門峽大壩是共和國建國之初規劃的「156工程」之一。

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請前蘇聯擬定一個在黃河下遊興修水利工程的計畫，1955年，原列寧格勒設計院拿出設計方案。他們拿出的方案整體思路就是蓄水攔沙，要在黃河干流建造46個水壩，三門峽大壩只是其中之一。

1957年6月，由周恩來總理主持，水利部召集70名學者和工程師在北京飯店開會，給前蘇聯專家的方案提意見，談看法。參加這次會議的所有專家學者，除了一位名叫溫善章的研究人員提出改修低壩外，只有黃萬里一人，從根本上全面否定了前蘇聯專家的規劃。

三門峽位於河南陝縣北面黃河中，河心有兩座石島，把河道自然分隔成「人門」、「鬼門」和「神門」。《陝州志》記載，中神門，南鬼門，北人門，舟筏不走人門者皆危險，走鬼門更少有脫險者。

這裡河道狹窄，河底都是堅硬的岩石，水流湍急，行船非常危險。從壩址的牢固性角度看，這裡築壩是潼關以下河道中最好的地址。但是從整條河流形勢來說，卻是一個最不宜建壩的地段。因為黃河到了河津禹門口至陝縣一段，河面比較開闊，汾河和北洛河合流的渭河在此流入黃河，形成黃河中遊沖刷段上一個特殊的淤積段。

黃萬里的觀點是，在三門峽建起一座高壩，水流在庫區放緩，這一淤積肯定會增大，特別是地勢較低的潼關一帶黃河西岸，渭河河床會急速淤積，渭河入黃河的塹口也會抬高，這樣一來對關中平原必將形成威脅。

他說，黃河「造床質為泥沙」，是萬不可在三門峽築壩的。他認為，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是建立在一個錯誤設計思想基礎上的工程，因為它違背了「水流必須按趨向挾帶一定泥沙」的科學原理。三門峽修建攔河高壩，泥沙在水庫上遊淤積，會使黃河上遊的水位逐年增高，把黃河在河南的災難搬到上遊陝西，造成潼關淤積、西安水患、移民災難等禍患。

研討會開了10天，黃萬里參加了7天，也辯論了7天，到最後，會議就成了以他為對象的批判會。

黃萬里在大會上說：「你們說『聖人出，黃河清』，我說黃河不能清，『黃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中國水利》雜誌在1957年第7期刊登當時開會的情況，包括黃萬里在會上的發言，第8期卻是批判黃的文章，第9期還是批判黃的文章。

1957年春，黃萬里在清華校刊《新清華》發表短篇小說《花叢小語》，批評「三門峽」工程。清華大學多次開會批判他。校黨委向他宣佈劃為右派分子的處分決定時，他說：「伽利略被投進監獄，地球還是繞著太陽轉！」

三門峽工程最終還是於1957年4月動工了，1960年9月建成。但時間毫不留情地驗證了一切。大壩建成的第二年，大壩內泥沙多達16億噸，一下子淤積成災。第三年，潼關河床淤高4.6米，渭水河口形成攔門沙，渭河航運窒息。

三門峽水利樞紐的改建無可避免。有關資料顯示，工程從1964年動工改建，直到1973年12月改建才最後完工。按照一些水利專家的看法，三番五次的改建後，原指望帶來黃河清水長流的三門峽工程，已經水庫不是水庫、電站不像電站，成了個四不像。

三

黃萬里反對的聲音是尖銳的、刺耳的，但他的存在，代表了另一種聲音的存在，而這種聲音往往才是中國所最需要的。

黃萬里當年在清華大學水利系任教時的助教回憶說，黃先生最大的特點就是為人耿直，敢說敢言，不管什麼時候，不管針對誰，他都是照說不誤，有時可以說是口無遮攔。這種性格，在他反對三門峽工程的意見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

在右派生涯中，黃萬里一直沒有忘記三門峽。1964年，他再也不能坐視三門峽水庫造成的災難，不顧個人安危，再次向國家領導人董必武上書。信是四六韻文寫的，並附有兩首古體詩，一首是《念黃河》，另一首可能是《哀黃河》。

1980年2月26日，在度過了22年半的右派生涯後，黃萬里終於獲得了右派「改正的決定」。決定只有短短幾行，稱：「黃萬里同志原劃右派問題屬於錯劃。經中共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復政治名譽，恢復高教二級教授的工資待遇。」

但即便是如此，黃萬里依然沒有放棄他直言敢諫的治學與做人的風骨。

誠然，黃萬里晚年在三峽問題上始終所持的反對觀點不一定是完全正確的，但他對國家、對民族高度負責的態度，卻一以貫之，從未因受任何客觀因素左右而更改。

他曾對學生說過，你們是以一個科技工作者的態度搞水利。而我既是科技工作者，又是詩人。我是用詩人的感情搞水利的。這正如他在困境中寫下的詩句：有策犯鱗何足忌，臨危獻璞平生志……非關傲世玩才智，總是挈情憂國淚。

由於種種原因，黃先生畢生的學術著作一直束之高閣。20世紀90年代後，他自費印了論文集《水經論叢》和詩文集《治水吟草》贈送親友。

黃萬里對中國水利事業滿懷著一腔熱血，即便諫言可能難邀青睞，他仍沒有放棄對中國水利事業的關心。2000年4月，黃河問題越來越突出，他又把自己治理黃河和長江的意見，寄給國務院的總理和副總理。這年他已年屆89歲，且處於癌症晚期。

2001年黃萬里90歲壽辰前，經領導默許，清華水利系的老師們從各自的課題費中拿出一部分錢來，為黃萬里先生印了一本非正式出版物 《黃萬里文集》。這是一本16開本、360多頁的大書，只印了不足500本（因紙版只能印一次），一下子就被人搶光。

自2001年6月起，黃先生的健康每況愈下。2001年8月8日，他的學生沈英、賴敏兒夫婦來看他，他自知沉痾不起，與他們再次談了治江之事。沈英夫婦怕他激動，不多時即起身告辭，走後，黃萬里覺得話沒說完，又寫下了最後的遺言：

萬里老朽手啟予敏兒及沈英夫婦弟妹：

治江原是國家大事，「蓄」、「攔」、「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應以堤防為主。長江漢口段力求堤固，堤面臨水面，宜打鋼板鋼樁，背面宜石砌，以策萬全。盼注意注意。

萬里遺囑2001-8-8手筆候存

與癌症抗爭17年之後的2001年8月，在任教50年的清華大學校醫院一間簡樸的病房裡，黃萬里悄然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