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國民黨高級將領曾四次給蔣介石寫萬言書？
「最肯也是最敢說話的一個」
父親從1924年開始追隨蔣介石，在長達25年的時間裡，他除了在經濟、軍事等方面多次提出意見，更是為中國共產黨的問題、對蘇聯的問題與蔣介石有過爭論。
他曾經說過，在蔣介石面前肯說話和敢說話的人很少，而在軍人當中，他算是最肯也是最敢說話的一個了。
蔣介石喜歡兼職。抗戰中期，一度兼任了行政院長，後來四川地方派系鬧糾紛，出了問題，蔣介石又要兼任四川省主席。
父親力言不可，說：「第一，做得好，是應該的，做得不好，有損威信;第二，你是行政院長，又是省主席，主席決定的事要不要行政院長同意?自己指揮自己，不成體制;第三，中央人才多，物色一兩個省主席，應不成問題。」
蔣介石說：「因為沒有人。」
父親與陳佈雷都認為不可，向其條陳利弊無效，蔣還是自兼四川省主席。蔣介石每次去成都，他和陳佈雷都要隨同，實在名不正，理不順，以至鬧到他和陳佈雷要「同盟罷工」的地步。去了成都兩次之後，蔣介石也意識到大家對他主川的態度了，就辭掉了。
抗戰時大後方交通業務龐雜重要，尤其是滇緬路通車後，缺少一個統一的領導機構，大家建議在軍委會下設置一個交通運輸統制局。主管人事部門請示局長人選時，蔣介石在簽呈上寫下「自兼」。
父親見了不客氣地簽上一條： 「這個運輸統制局，以最高統帥兼任，實在不成體制，可由何總長兼之。」蔣無言以駁，批了一個大大的「可」字。
蔣介石性格急躁。一次外出，蔣介石見4個人坐一輛軍用三輪車，其中一個是穿便服的。蔣介石命令「把那個人抓來!」侍從副官奉命辦了。蔣介石批示：「將那個搭三輪車的人槍斃!」副官請示父親怎麼辦。父親說：「我負責任，把那張批示交給我吧。」
父親在蔣介石的批示後加上一批「此人有無死罪，應交軍法執行總監部依法審訊」。父親同時電告軍法執行總監說：這不過是委員長一時動了氣，非了得的事，「關幾天就夠了。有什麼事我負責任」。
過了兩天，蔣伯母請父親去，問他：「文白兄，聽說委員長要槍斃一個人，這個人是遺族學校的學生，並沒有犯罪呀!你想想辦法，好嗎?」
這些事情都是父親擔任侍從室第一處主任期間辦的。侍從室有三個處，第一處主管軍事機要，第二處主管黨政，第三處主管人事，不少人說第一處的工作為重中之重。
我和張自忠將軍的女兒張廉雲很熟悉，我們父親的名字很接近，經常被人弄錯了。張自忠將軍殉國後，撫恤的唁電就是父親擬寫的。前方電話打到侍從室，說：張自忠陣亡!父親為了爭取時間，穩定軍心，替蔣介石擬了電稿，蔣介石只改了一兩個字就簽發出去了。
四次給蔣介石寫萬言書
父親「既不願站在國民黨立場來反共，也不願站在共產黨立場來反蔣」。他至少四次上書蔣介石，為國共合作問題不惜大膽在蔣介石面前直言利弊。
第一次上萬言書是「皖南事變」爆發後的1941年3月2日。
父親向蔣介石上萬言書，痛陳對中國共產黨問題處理的失策，父親認為是招致兩黨破裂的開始，關係甚大。他在萬言書中建議：「為保持抗戰之有利形勢，應派定人員與共黨會談，以讓步求得解決」，「若猶是聽其拖延，其結果將對我無利而有害」。
可惜，蔣介石並沒有接受父親的建議。
他「二到延安」之後的1945年11月，重慶正在準備展開軍事會議，為發動內戰做準備。父親在新疆再寫萬言書，通過郭寄嶠帶給蔣介石。父親在信中力言對中國共產黨問題採取政治方式解決是獨一無二的途徑，反對重起內戰。
他在萬言書中說：「我國經八年之長期抗戰……民窮財盡，無日不在水深火熱之中。……倘戰爭再度爆發，必益增人民之痛苦，違反人民之願望。」
此後兩黨關係日益惡化，國民黨軍隊對中國共產黨部隊發動了全面進攻。1947年2月，父親給蔣介石寫了一封長信，詳細分析政府威信之低落，其錯誤的根源是國民黨不革命，不實行三民主義。請蔣介石務必改弦更張。
但父親那時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的。張群當上了行政院長，竟無視父親對他「力謀恢復和平」的勸告，下了「戡亂」的命令。最嚴重的是南京政府勒令中國共產黨駐京辦事處撤回延安。同年3月7日，董必武先生率辦事處人員飛離南京，父親和邵力子先生到機場送別，心情非常沉重。
第三次是在1948年5月5日，此前的5月1日蔣介石和李宗仁分別當選為總統、副總統。父親在西安給蔣介石寫了一份長信，在信中父親認為當前大局已經到了最嚴重的階段，提出補正之道是：執行親蘇政策、和共政策、農民政策、改革土地制度。
蔣介石對這封信很重視。5月 12日，父親就收到了蔣介石的回電。蔣在電文中說：「來函與意見書今始詳閱，應再加研究後另行電告。」但是，此後蔣介石對此並無下文。
1949年參與北平和平談判時，父親還給蔣介石寫過長篇改革建議，這封信由屈武帶回南京托吳忠信轉交。此前，父親在溪口勸蔣出國未成，在北平更是感到蔣介石留在國內是對和平的最大障礙，所以在萬言書裡痛陳利害。
父親後來回憶起自己最後一封萬言書時說：「不知蔣介石看後反應如何，事實已經說明他是不會接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