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魯迅與4個女人撲朔迷離的感情:魯迅幾個老婆 | 陽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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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魯迅與4個女人撲朔迷離的感情:魯迅幾個老婆

2015年07月22日 歷史解密 暫無評論 閱讀 1,310 次

  魯迅,原名周樹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浙江紹興人,字豫才,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以筆名魯迅聞名於世。魯迅先生青年時代曾受進化論、尼采超人哲學和托爾斯泰博愛思想的影響。1904年初,入仙台醫科專門學醫,後從事文藝創作,希望以此改變國民精神。魯迅先生一生寫作計有600萬字,其中著作約500萬字,輯校和書信約100萬字。作品包括雜文、短篇小說、詩歌、評論、散文、翻譯作品。對「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文學產生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毛主席評價他是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可謂知言。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魯迅是個禁慾主義者。他把自己默守成一棵仙人球,肉身苦澀,緊緊收攏;滿身長刺,攻擊人生。引用弗洛伊德創作論來說,「力比多苦悶」是文藝創作的原驅動力。魯迅的苦悶,粗略地說是源自社會苦悶與個人苦悶。我在揣想,如果沒有朱安與那樁增添無限苦惱的舊式婚姻,如果許廣平早20年在魯迅生涯中出場,魯迅的人生底色是不是要溫暖許多,他的「刀筆吏」生涯會不會少去許多桀驁?但丁在《神曲》中唱:偉大的女性,將引領著我上升……

  一、魯迅與朱安

  1906年,魯迅在日本三番五次接到母親催歸完婚的電報。魯迅回說,讓姑娘另嫁他人為好。母親電報的內容改為:母病速歸。孝子魯迅匆匆回國,等待他的當然是一場婚禮。這位生性開朗、喜讀小說的母親魯瑞,一生與魯迅情感極好,唯獨在兒子婚姻這件事上,做了她應該做又萬不該做的強迫。


魯迅與朱安

  光緒三十二年農曆六月初六(1906年7月26日),桀驁不馴的青年魯迅,被裝了一條假辮子,頭戴禮帽,身著禮袍,一套新郎行頭,木然迎親。新娘朱安的腳怯生生從轎簾中伸出來,中等大小,半天懸空,急欲著地。而繡花鞋終於不慎掉地,鞋頭塞有一大團棉花。她舊式女人的小腳露餡了。

  揭開蓋頭,魯迅看到一張狹長的臉,臉色萎黃,顴骨凸出,前額高而近禿,發育未足,似有病容。當夜,魯迅坐了一宿,徹夜未眠。此後幾天皆在母親房中看書、入睡。4天後,魯迅便借口「不能荒廢學業」,與二弟周作人啟程回日本,一走3年。傳統婚制把他請進了婚姻的城堡,但他把朱安當成「母親送給我的一份禮物,我自當好好供養。但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從此,兩人分別陷身婚姻的墳墓,一人在裡頭,一人在外頭,只有荒原與冷雨,兩人都吞噬了無盡的苦澀。

  1909年8月,魯迅回國。1910年7月,回紹興,後任紹興師範學校校長。雖身在紹興,魯迅卻以公務纏身為由,回家次數寥寥,實則有意迴避朱安。彼時魯迅剛剛30歲,當為一個男人的猛虎之年。但他心境寂寥,形容枯槁,時時「囚發藍衫」,抽煙買醉,貌若其《酒樓上》伶仃溺飲的回鄉青年,陷於苦悶的人生、灰暗的命運。他在寫給好友許壽裳的信中說:「僕荒落殆盡……又翻類書,薈集逸書數種,此非求學,以代醇酒婦人者也。」自嘲中道出肺腑之言。話中可見逃避婚姻的禁慾者魯迅對待女人的態度——女人如醇酒,可解萬古愁,欲求之,卻禁之。他如同一個苦行僧,承擔著存在與禁慾的絕望,而把「力比多」轉移到整理故紙堆,鬱鬱心事,寄托青燈黃卷,後編成《古小說鉤沉》。而朱安在周家年復一年獨守空房,無望地等待又等待,身體與青春一起枯萎埋沒,一直到心如枯燈,命若苦瓜。

  1912年,魯迅受蔡元培之邀,由南京轉北平教育部任職。前幾年,他住在「S」會館的「補樹書屋」裡,據《吶喊自序》說,「那裡吊死過一個女人……夏夜,蚊子多了,便搖著蒲扇坐在槐樹下……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地落在頭頸上。」可見際遇寂寥。魯迅在漫長的沉寂中潛入歷史,抄古碑,拓片……他的枕下,一度藏有一把匕首,尋思「去自己死掉……」到1919年錢玄同等人來找他,他終於呼嘯而出,為新文藝吶喊助威,寫出《狂人日記》等篇章。

  1919年11月,魯迅用賣掉紹興老屋的錢,購置了北京八道灣的一座三進式四合院。作為周家長子,魯迅有大家庭理想。他把母親與朱安接到北京,安排在中院。二弟周作人一家、三弟周建人一家,分住在大且宜於兒童遊戲的後院。這時,魯迅與朱安徒有其名的婚姻已經維持了13年。魯迅年近40,朱安年已43,蹉跎難以言表。

  魯迅繼續堅決地抵制著朱安。據郁達夫說,此時正當壯年的魯迅為壓抑性慾,特意穿單褲睡硬板床。魯迅自己也有這樣的說法:一個人如果不得已過單身生活,不合常態,生理變化不免導致心理變化,變得偏執,變得世事無味,人物可憎。

  1923年,魯迅與周作人反目割席,憤而出走,搬到磚塔胡同。搬家之前,魯迅問了朱安的去向——是留在八道灣,還是回紹興朱家?朱安黯然回答:「八道灣我不能住,我獨個人跟著叔嬸侄兒侄女過,算什麼?紹興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磚塔胡同,橫豎總要人替你燒飯、縫補、洗衣、掃地,這些事我可以做……」言語十分自卑淒苦。


  1924年5月,魯迅借債重新購置了西三條胡同21號,即「我的後院有兩棵樹,一棵是棗樹,另一棵也是棗樹」之居所。兩人同在一個屋簷下,日常見面,形同陌路,日日無話。飯間對話,也無非問菜味鹹淡如何,答應者或點頭,或曰「是」與「不是」。朱安為魯迅做了棉褲,魯迅棄之不穿,後來周母叫孫伏園勸說,他依然不穿——魯迅之禁慾,居然禁慾到一條胯下之棉褲!母親問他朱安有什麼不好?魯迅只搖搖頭回答:和她談不來,談話沒味道,有時還自作聰明。魯迅舉了一個例子:有一次,我告訴她,日本有一種點心很好吃,她說是的,是的,她也吃過的。其實這種點心不但紹興沒有,全中國也沒有,她怎能吃到?

  魯迅與許廣平在上海定居後,曾一度與朱安同住的俞芳問她以後怎麼辦?朱安激動又失望地說:「過去大先生待我不好,我想好好服侍他,一切順著他,將來總會好的。」又打了一個比方:「我好比是一隻蝸牛,從牆底一點一點往上爬,爬得雖慢,總有一天會爬到牆頂的。可是現在我沒有辦法了,我沒有力氣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無用。」又說:「看來我這輩子只好好好服侍娘娘(周母)一個人了,萬一娘娘歸了西,從大先生一向的為人看,我以後的生活他是會管的。」——這時,朱安真如一隻蝸牛落地跌傷了。魯迅有了海嬰後,朱安面露喜色,為自己「無後之錯」略微感到解脫。還想著,自己死後,有海嬰給她燒紙,送庚飯,送寒衣,閻王不會認為她是孤魂野鬼,罰她下地獄,讓她挨餓受凍……

  1944年,唐弢等人為保存魯迅遺物,勸阻出售魯迅藏書,到北平逗留。由魯迅學生宋紫佩陪同,去拜訪朱安。此時的朱安,已是白髮蒼蒼,敝衣霜容,生活貧苦。朱安禁不住衝著來人說:「你們總是說魯迅遺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魯迅遺物,你們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這是她唯一也是最後的一聲吶喊,猶如杜鵑滴滴啼血。她曾經是魯迅的禮物,最後,她成為魯迅的遺物,而從來不是一個人,一個妻子。嗚呼悲哉!雖兩人都是一個時代的犧牲品,但朱安無疑承受了加倍的冷遇與痛苦。其一種冷遇與痛苦,直接來自魯迅。魯迅雖曾說自己也是「陪著作一世的犧牲」,但他後來有許廣平與周海嬰;而朱安做了一輩子無怨無尤的家僕,坐了一輩子無夫無子的冷宮。終其一生,魯迅對她敬重有餘而形同陌路。在一生受囿於舊婚姻囹圄的女性中,朱安是妻性最不解放、境遇最悲苦的一個。

  (附:這時期,魯迅寫作《吶喊》、《野草》,有滿腔的憂憤與苦悶,希望與絕望。此間,他寫及的女性形象多為很有生物爆發力的,並且語感緊繃,姿態壓抑肅然。)

  二、魯迅與羽太信子

  學者孫郁說:在魯迅的個人生活中,有兩件事對他的打擊是沉重的。一個是他的婚姻生活,一個就是與弟弟周作人的失和。從八道灣遷至西三條胡同,是魯迅大家庭理想的破滅,從此,他與多年相敬相親的周作人,永遠地分手了。

  魯迅與周作人,一直兄弟怡情,魯迅對二弟的照顧與啟蒙,真真切切地「長兄如父」。周母曾說:「三兄弟住在一起十分友愛,曾經不止一次當著我的面說,兄弟永不分家。」關於魯迅與周作人的失和原因,疑雲重重。但大致上,直接導因是因為:羽太信子。

  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給魯迅遞來一封絕交信:

  魯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裡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

  作人

  七月十八日

  兄弟兩人此段時間裡的日記都語焉不詳。周作人事後撕去兩頁日記,對個中原委,周作人說:「不辯解。」「大凡要說明我的不錯,勢必須先說對方的錯。不然也總要舉出些隱秘的事來做材料。這都是不容易說得好,或者不大想說的,那麼即使辯解得有效,但是說了這些寒磣話,也就夠好笑,豈不是前門驅虎而後門進了狼嗎?」

  多年來,有眾多學者或好事者紛紛揣測魯迅與羽太之間的瓜田李下,但不免是局外人的饒舌。


  羽太信子,日籍女子,當年魯迅與周作人留學日本寄住「伍捨」時,羽太是他們的使女。據說,此女出身貧寒卻性喜奢侈。1909年,周作人與她結婚,1911年,攜妻歸國。較之朱安,羽太信子肌膚豐美,略有幾分姿色。又據說,患有歇斯底里症與臆想症。癔病發作時,如譫如囈。

  在魯迅好友許壽裳和三弟周建人的回憶中,兄弟失和的原因,大抵是因為信子持家揮霍,又不滿魯迅的「家長」地位,而「啟孟(周作人)真昏」,聽信婦人讒言。當年魯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300元,還有講課、稿費等收入,周作人也不輟筆耕,兩人的收入比一般職員的收入,已高出10多倍,但家用仍然時時拮据,月月虧空。魯迅整日勞頓,出門坐的是黃包車。而作人與信子一家,出入動輒轎車,奴僕成群,極盡奢華。魯迅曾感歎,自己黃包車運來的,怎敵得轎車運走的?

  魯迅從八道灣搬出後,昏迷高燒數月。直到1936年臨終前,給母親的遺書中還在說:他是被八道灣驅逐的,死不瞑目。而周母說:大先生和二先生的不和,完全是老二的過錯,大先生沒有虧待他們。魯迅的憂憤,曲折地寫在新編歷史小說《奔月》中,發表時,筆名為宴之敖。他解說,「宴」,從家,從日,從女;「敖」,從出,從放。他是被家裡的日本女人驅逐出去的。小說中,把嫦娥刻畫成一個抱怨吃「烏鴉炸醬麵」而獨自吞服仙藥奔月的女子,意在諷刺那位一味貪圖享樂的二弟媳。

  羽太信子是魯迅家庭生活裡一個打不開的死結。魯迅遭遇到一個黑匣子彈弓;而沒有這個彈弓,魯迅不會急遽走出早先的大家庭理想,能否遇見許廣平,將是無法預測的命運。

  (附:這時期,他寫《故事新編》,多含沙射影,有諸多難言苦楚,諸多激憤與復仇。《故事新編》,是他對生活、人生、時局的隱射。)

  三、魯迅與許廣平

  北京女子師範大學。

  國文系講師魯迅留給學生許廣平的第一印象是:兩寸長的頭髮,粗而且硬,筆挺地豎著,當得「怒髮衝冠」。衣上多補丁,皮鞋四周也滿是補丁,在講壇上跳上跳下,因此,兩膝蓋的大補丁,也掩蓋不住了。

  受青年敬仰的導師魯迅,除了在思想上閃爍著刀鋒般的睿智與光芒,在生活上,依然是中年荒落,滿身補丁。在他講授中國小說史的課堂上,學生許廣平每每坐在第一排,目光明亮而熱烈,寫滿激情與崇拜。

  1925年3月,魯迅收到了一封特殊的來信,信中向他求教「中國女子教育的前途」等問題,信末署名是:謹受教的一個小學生許廣平。魯迅當天就回了信,令許廣平欣然不已。多年後,這兩封信,被放在了《兩地書》第一輯的首要位置,也正是魯迅與許廣平最初的精神交往。

  此後,兩人的心靈火花在頻遞的書信中不斷地迸發。

  通信一個月後,許廣平第一次到魯迅西三條的家做客。坐在魯迅命名為「老虎尾巴」的書房中,許廣平有一種「探險」的奇特情感。

  許廣平向魯迅吹起了青春的風。苦澀的仙人球,孕育了芒刺中的花。此時的魯迅,漸漸地春風得意,與女學生的交往也漸漸放開。1925年端午節,魯迅請許廣平等幾位女師大學生及俞芬、俞芳姐妹來家吃飯,席間酒酣暢談之際,魯迅舉止灑脫起來,「以拳擊『某籍』小姐兩名拳骨」,又「案小鬼(許廣平)之頭」——精神之愉悅,漸漸帶來肢體之放鬆。魯迅似乎要迎來他生命中遲到的春天了。

  然而,魯迅的身上畢竟積滿了數十年舊生活的灰塵,讓他沉重得難以聳身一搖,輕易迎接新的愛情。他的內心掙扎又彷徨:「異性,我是愛的,但我一向不敢,因為我自己明白各種缺點,深怕辱沒了對手。」魯迅向許廣平解剖了自己的種種「舊痾」與「不配」,末了質問:「為什麼還要愛呢?」許廣平用英國詩人勃朗寧的詩來應對,回答得無比清脆:「神未必這樣想!」

  作為一個清醒的現實主義者與一個絕望的存在主義者,加之在禁慾生涯裡禁錮成城堡的肉身,魯迅對愛情陷於一種憧憬而焦慮的兩難抉擇。就在兩人確定戀愛關係(據考證為1925年10月20日)的前後幾天,魯迅創作了他的愛情傷感小說《傷逝》,表達自己對沒有附麗的愛情的懷疑與反思,也是對許廣平的一種回答。看《傷逝》,不是看到「愛情」,卻是看到了愛情死後魯迅的「虛空」。子君的愛情宣言是多麼勇敢堅決:「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而涓生的愛情態度則類似於卡夫卡式——打開門縫窺望自己的愛人菲莉斯又旋即閉上門來隔絕自我、逃避婚姻——退縮與警惕,絕望與虛無。

  於是,像子君那樣勇敢的許廣平,向魯迅刮起了愛的飆風。

  不懾於人間的冷漠,壓迫,一心一意向著愛的方向奔馳。

  ——1925年10月,許廣平《同行者》

  不自量也罷,不相當也罷,合法也罷,不合法也罷,這都與我們不相干!

  ——1925年10月,許廣平《風子是我的愛》

  愛情在某種意義上,接近於神的力量,它如同波提切利名畫《維納斯的誕生》裡的風神,吹開枯枝上的花,引領肉身飛翔。在許廣平愛情風力的猛烈吹拂下,魯迅終於不再是一塊拒絕融化的冰,當許廣平在他「老虎尾巴」的書房裡主動握住了他的手,魯迅終於展顏一笑,對許廣平說:「你戰勝了!」

  1926年8月26日,魯迅與許廣平一同乘車南下。魯迅受林語堂之邀到廈門大學任教,許廣平則先回廣東老家。

  1927年10月,魯迅和許廣平在上海同居。那一年,魯迅46歲,許廣平28歲。朱安與魯母依然住在北京西三條的家,由魯迅供給生活用度。

  兩人的結合,受到了諸多的輿論攻擊。

  向來鼓吹文明與性解放的二弟周作人,撰文抨擊魯迅此舉是「一個道貌岸然者的『色情』私奔」;一封署名為「崇拜魯迅的青年」的匿名信則說:「魯迅先生,昨與某某諸人同席,二人宣傳先生討姨太太,棄北京之正妻而與女學生發生關係……此事關係先生令名及私德,于先生大有不利,望先生警戒之……」

  儘管,許廣平訂下了同居契約:「我們以為兩性生活,是除了當事人之外,沒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縛,而彼此間在情投意合,以同事一樣相待,相親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我們不是一切的舊禮教都要打破嗎?所以,假使彼此間某一方面不滿意,絕不需要爭吵,也用不著法律解決,我自己是準備著始終能自立謀生的,如果遇到沒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麼馬上各走各的路……」

  然而,魯迅在兩人結合的初始,仍帶著肉身的沉重與思想的禁錮,「不知如何安置自己的肉身倫理」(劉小楓語)。他向朋友介紹許廣平時,稱其為自己的「助手」。朋友許欽文邀他們到杭州,為他們補度蜜月,魯迅卻讓人預定了一個3人間,囑咐許欽文:「白天有事,你儘管去做,晚上可一定要到這裡來!」於是,住宿安排得十分彆扭:魯迅與許廣平分睡兩邊床,許欽文作隔山,睡在中間床。

  當然,沐浴在愛情中,魯迅也煥發出一股子少年狂。一次,在越秀山遊玩,魯迅忽然要抒發愛情與青春的衝動,他在許廣平及幾個朋友面前意氣風發,縱身一躍,跳入身前的一個小土堆。但是結局很尷尬,他碰傷了自己的腳,一拐一拐地出來,數月難癒合——畢竟年歲不饒人啊。

  在許廣平懷孕5個月後,他們終於向親朋好友公開了同居事實。

  1929年9月,海嬰誕生。魯迅以一個丈夫與父親的身份,沉浸在歡悅之中。那日清晨,魯迅手持一棵小松樹,把祈福與感恩之心,輕輕放在母子倆的床邊。

  生命的怒放與生命延續之喜悅,催開了魯迅性情中極為溫柔的一面。他用溫度計給海嬰的洗澡水量溫度;他用深情的口吻給日本醫生坪井寫《答客誚》:「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知否興風狂嘯者,回眸時看小於菟。」

  魯迅在《芥子園畫譜》上題詩致許廣平:

  十年攜手共艱危,以沫相濡亦可哀。

  聊借畫圖怡倦眼,此中甘苦兩心知。

  在魯迅的生命中,許廣平充當了諸多角色:學生,秘書,精神戰友,生活伴侶。在生活與工作上,物質與精神上,承擔起了事無鉅細的責任。為魯迅查資料,找參考,抄稿,記錄談話,保管文稿,接待來客,打理家務,安排生活用度……

  魯迅曾對許廣平說:「做一個文學家的妻子,是很難的。」除了形而下的難,還有形而上的難。正如卡夫卡先後兩次與菲莉斯訂婚又解約,菲莉斯事實上充當了一個犧牲品的角色。作家對愛情雖是渴望,但對婚姻卻有一種天性上的拒絕。作為一個嚴格要求獨立精神與個人私密創作空間的異類,他難以接納同一個人(即使是「妻子」)長期侵入到他的空間之中。劉小楓解釋卡夫卡兩次解除婚約,便是要掐斷與外界的頻道,「保持自己的天堂」。而魯迅,早在《傷逝》裡,就安排了子君的離開與死去,也正是一個作家(涓生或魯迅)在遭遇「存在與愛情」困境時,表現出的自私與保留自我世界的需要。

  魯迅與許廣平在上海的日子,除了會客,魯迅的大部分時間與精力都放在了創作上,夜以繼日,焚燒自我。就其情感生活來說,從一個愛情虛無主義者與愛情懷疑論者,到在一樁婚姻中相安近10年,這不能不說是降臨在「絕望的存在者」魯迅身上的一個奇跡。當然,也是因為許廣平的福祗降臨於魯迅——「男人的拯救,有時是要依靠女人的。」

  (附:這時期,魯迅寫《朝花夕拾》,其中《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等散文流露出莞爾的天真、盎然的春意,語感放鬆溫暖,有魯迅文字生涯中珍稀的「愛的芬芳」,是魯迅性情中極為溫柔的一面。)

  四、魯迅與蕭紅

  魯迅晚年重病臥床時,既不能看報,也不能看書,只能安靜地躺著。但有一張小畫,是他放在枕畔不斷看著的。這是一張木刻畫,畫上有一個穿大長裙子的女人,飛舞著翩翩的長髮,迎風蕭蕭而奔跑,在她的腳邊,盛開著一叢紅玫瑰。

  蕭紅問許廣平:魯迅先生有很多畫,為什麼只選了這張放在枕邊?許廣平回答:我也不知道。

  二人都是聰明人,心裡也許都有所思,但不便於說出來。

  近年來,有許多重讀魯迅的人,對此作出了「斯芬達克斯猜想」,認為魯迅病中眷戀的這幅木刻畫,與蕭紅有關:那畫中人,長裙,長髮,不像是短髮幹練的許廣平,倒是蕭紅,有兩把海嬰喜歡抓著玩的長辮子;那女子迎風奔跑有「蕭蕭」狀,腳邊花色則為「紅」;而玫瑰,自然寓意「愛情」。換言之,魯迅喜歡蕭紅!

  持這樣說法的人,其中有餘 傑,他斷定在魯迅與蕭紅的內心深處,有親密的愛意與心靈的碰撞,憑他敏感的閱讀「直覺」;演過話劇《魯迅》的演員濮存昕也說,魯迅是喜歡蕭紅的,憑他作為一個中年人的情感經驗。

  這個「喜歡」的信息,大致是來自於蕭紅在1939年寫的《回憶魯迅先生》一文。這是一篇能深入魯迅心靈的憶文,其中有幾個細節頗耐人尋味:

  「魯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說『誰穿什麼衣裳我看不見的』。」但他對蕭紅的衣著每每看在眼裡,還對她的一套衣裙大加評論:「紅上衣配咖啡色格子裙,顏色渾濁了,不大漂亮!」

  一次,蕭紅要赴一個宴會,要許廣平給她一條綢帶來束髮。為著取笑,許廣平把一根桃紅色髮帶繫於蕭紅頭髮上,兩人欲引來魯迅的讚美,不想,魯迅的反應非常激動——「他一看,就生氣了,眼皮往下一放,說:『不要那樣妝她……』許先生有點窘了。」

  1934年,蕭紅與蕭軍來上海後,也住到四川北路的大陸新村,成為魯迅的鄰居。待二蕭愛斷情傷之後,蕭紅陷入無限的傷感與無助,因此天天來魯迅家,一耽擱就是一整天。一個下午,魯迅正在校對一本著作,蕭紅走進他的臥室,魯迅從圓椅上轉過來,向著蕭紅,微微站起,說:「好久不見,好久不見。」蕭紅詫異了:「不是上午剛來過?即使先生忘了,可是我每天來呀……」

  在青年作家中,魯迅的確是極喜愛蕭紅的,他曾稱讚過蕭紅的文學才華:「比誰都更有前途。」蕭紅的小說《生死場》有魯迅為她作的序,「對於生的堅強,死的掙扎」的描寫「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細緻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

  從個人氣質來說,蕭紅敏感而脆弱,率真而倔強,細膩而孤獨,與魯迅「陰性性格」的一面十分貼近。兩個孤獨善感而有才華的靈魂產生吸引,是自然而然的事。「不讓我叫你『悄女士』,難不成叫你『悄嫂子』,『悄嬸嬸』,『悄妹妹』……」魯迅寫信稱呼蕭紅時,心態有難得的俏皮與調侃,年輕與天真。

  ——魯迅誠然是喜歡蕭紅的。

  但「喜歡」雲者,只能說是人類的一種憐惜情感:喜愛、歡喜,欣賞、欣悅……若涉及男女情愛層面的「喜歡」,則需慎言了。感情是絕對個人的隱秘體驗,沒有證據之鑿鑿,外人的任何臆斷都未免顯得是捕風捉影了。魯迅在《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六》中,談到類似問題時有一個巧妙風趣的譬喻:「倘有取捨,即非全人,再加抑揚,更離真實。譬如勇士,也戰鬥,也休息,也飲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點,畫起像來,掛在妓院裡,尊為性交大師,那自然也不能說是毫無根據的,然而,豈不冤哉!」

  因此,還是回到魯迅在病床上常看的那幅木刻畫吧。

  馮羽先生在魯迅的日記裡查到線索,得知該畫是蘇俄版畫家皮科夫為波斯詩人哈菲支(現譯為哈菲茲)詩集首頁做的裝幀。哈菲茲是十四世紀波斯的抒情詩人,其詩歌的氣質與另一位魯迅喜歡的詩人裴多菲有很接近的特徵。在他的時代,如一隻夜鶯,哈菲茲詠歎青春與愛情,歌唱自由與民主。而蘇俄版畫家皮科夫為哈菲茲抒情詩集首頁配的這幅插圖,正應和了哈菲茲的詩歌精神:一位拿著詩集的行吟詩人在凝神沉思;一位長髮飄飄的女人健美而意氣風發,渾身散發青春的芳澤;她腳下的玫瑰,叢生而怒放,綻放出生命與愛情的熱度。

  這幅木刻畫透露出兩個關鍵的信息:青春與愛情。人物刻畫那麼富有張力,生命氣息那麼飽滿美好。

  凝視此畫,忽地豁然而領悟:魯迅在重病彌留之際,之所以久久矚目這幅木刻畫,毋寧說,是一個自量生命將朽的人,對青春與愛情的深深留戀呀!如同病榻上的瓊西1對最後一片常青籐葉的眷戀。

  魯迅曾經是那樣一個血液翻騰的鏗鏘青年,「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其生命之張揚,胸腔之激憤,奡奡如劍客。然而即便是猛士如山,終有一天他也會病來如山倒,成為一個生命線節節潰敗、氣息奄奄的病人。人在此時,定會回想自己往日歲月裡的種種,那些欣慰終生的,抱憾終生的,耿耿於懷終生的(看魯迅的那句遺言——一個都不寬恕!)……

  而青春與愛情,作為生命中最美好的要素,是他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兩件東西,又似流水與光陰逝去便挽留不住的。凝視畫片那一刻,魯迅必定在用靈魂作無數次無聲的吶喊:「啊啊——青春!啊啊——愛情!」

  至於畫中那個奔跑的女子,你可以聯想到她是蕭紅——因為蕭紅身上也正有奔跑的青春——但畢竟,畫中女子只是青春與愛情的一個虛擬載體,實不必牽強地把她與現實中的任何人對號入座。

  然後,如有靈犀一點通,一日,俄羅斯詩人萊蒙托夫的幾句詩跳入我眼來,剎那間破譯了「魯迅喜歡蕭紅」的密碼:

  我深深地被你吸引

  並不是因為我愛你

  而是為我那漸漸逝去的青春……

  (附:晚年魯迅,熱衷於收集並編輯外國木刻畫。皮科夫的畫作是他欣賞的。他曾對史沫特萊讚賞過皮科夫的另一幅木刻畫《巴巴諾娃畫像》:「這一張代表一種新的、以前沒有過的女性姿態……」畫中的巴巴諾娃,青春盛放,生命張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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