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西安事變的「首日電」之謎:並非張學良的文寅電
多年來,學界把當時中共中央駐東北軍聯絡員劉鼎或張學良所發的電報作為保安(當時黨中央所在地)得知「西安事變」的開始,其實這值得商榷
「西安事變」發生後第二天創刊的西安版《解放日報》對「西安事變」的報道。
葉子龍對「首日電」的回憶
對於毛澤東得知「西安事變」的第一份電報,在現有的公開資料中,最權威的應該是《葉子龍回憶錄》中的記載:「1936年12月12日凌晨,我被電台值機員叫醒,說是張學良、楊虎城從西安給毛澤東發來一封電報,是特急件。電報不長,是用半文半白的語言寫的,我看不太懂,但記得其中有『兵諫』兩字。我立即把電報交給毛澤東,他還沒有休息。看過電報以後,高興地說:『喔,去睡吧,明天有好消息!』我與童小鵬住一間窯洞,他文化水平比我高。送電報回來,我問他,『兵諫』是什麼意思,他說也搞不清。」
關於這第一份電報的目擊者只有三個人,除了譯電員和毛澤東,就只有葉子龍。葉是當年的機要科長,又是親手把來自西安的第一份電報交給毛澤東的,其回憶的唯一性顯然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性。他的回憶起碼有五個要點:電報是給毛澤東的;電報到達的時間應該是在12日的零點前後,否則毛澤東決不會有「明天」的概念;電報內容還沒有確鑿的「好消息」;葉子龍實際上完全排除了劉鼎的來電,因為劉鼎一直與保安保持著密切的電報往來,葉子龍豈能看不懂劉鼎的電報;葉子龍的反應表明他是第一次看到這樣文風的電報,因為他看不懂,所以印象必定深刻。
張學良的文寅電不是「首日電」
除了上面提到的劉鼎的電報外,張學良的「文寅電」,也是歷來被學界作為事變時發往保安的第一份電報來引用的。「文寅電」中的「文」是指日期,也就是12日,「寅」則指時間,也就是早晨的3-5時。電報中說:「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及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扣留。」
學界一直對文寅電有爭論,因為12日5時蔣介石還沒有抓獲,為何電文中卻說已將蔣等扣留?其實我理解,這和張學良與保安的電台聯絡規定有關。電台的聯絡雙方必須嚴格按照事先約定的節點同時同頻率開機,如果稍有差池,就只能在下一個節點再聯絡。當時張學良的電台每天開機兩次:5點與21點,保安一日開機三次:5點、13點、21點。這就是說,張學良能夠主動向保安聯絡3次;而保安方面只能2次。如此規定的目的顯然是為了張學良的安全。
張學良原先預計在12日5點前完成扣蔣任務,電文也是事先擬就的,以便及時拍發,只是沒有料到蔣介石會臨時脫逃而耽擱時間。如果錯過早晨的5點,就只能等到13點才有可能聯絡。張學良為抓緊時間,不得不在5點發報。因為他已經確信捉到蔣介石只是時間問題了。
用張學良的文寅電比對葉子龍回憶的電報,可以說二者不是一回事。且不說沒有「兵諫」兩個關鍵字,如果「看不大懂」這樣的電報,葉子龍還做什麼機要科長?如果他看懂了這樣的電報,又豈能不歡呼雀躍,還為「兵諫」兩字傷什麼腦筋?這樣看來,所有認為「西安事變」保安收到的第一份電報就是張學良12日文寅電的觀點,顯然是不能成立的。
那麼,葉子龍所見到的電報究竟是誰發的?
「首日電」依然是個謎
葉子龍的回憶明確說電文是「半文半白」,還有「兵諫」二字。當時中共中央一些機要人員的回憶內容雖然有所不同,但在首日電中有「兵諫」二字卻是完全一致的。
《楊尚昆回憶錄》中說:「中央派葉劍英為代表到西安去同張學良保持聯繫。有一次葉劍英回來匯報,談到張學良曾說,他想不讓蔣介石在西北留這麼多兵,張在說這話時還無意間露出一句:『必要時進行兵諫。』聽了這話,我覺得有點驚訝,但當時沒想到他真會把蔣介石抓起來。」這是目前所見到的中共中央高層把尚未發生的「西安事變」表述為「兵諫」的最早回憶。必須指出的是:這句話可能並非張學良的原話。因為張學良直到事變發生後所發的全國通告中,仍然使用「諍諫」而不是「兵諫」。至於事後給中共中央的電報,張學良更是稱「西安事變」為「一二·一二革命」。
《特工王戴笠》一書說,12月初,戴笠匆匆從南京趕來洛陽,向蔣介石遞交一份重要情報:「根據西北區長江雄風的緊急報告稱,張學良正與陝北紅軍的某一負責人進行秘密接觸,內容不詳。」戴笠的情報,正好可以反證當時正處於歷史緊急關頭的張學良並非孤軍作戰。而且,與紅軍生死攸關的「西安事變」前夕,保安又豈會像軍統那樣愚蠢地被蒙在鼓裡而無所作為。
國家安全部負責編撰的《李克農——中共隱蔽戰線的卓越領導人》一書中含糊其辭地提到了這個問題:「李克農首先得到這個消息,立即報告中共中央。」該書的《序言》表明,為了糾正以往反映隱蔽戰線方面作品的粗製濫造和以訛傳訛,突出真實性和思想性,國家安全部辦公廳「提供了必要的史料和具體的幫助。最後由部黨委批准的本書審定小組審定定稿。」該書雖然強調了「首先」,但未能進一步說明李克農當時究竟身在何處,又是如何能夠「首先」的。因此,首日電的來源依然是個神秘的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