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自貶三級」是哪三級？

　　「馬謖拒諫失街亭」、「孔明揮淚斬馬謖」，是三國故事中令人扼腕歎息的一出悲劇。大家對此討論的很多，本人不才，也湊湊熱鬧。

　　劉備在白帝城托孤時曾囑咐諸葛亮：「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宜察之。」但是，「旁觀者清，當局者迷」的古訓在謹慎的諸葛亮身上應驗了。由於馬謖確實是智謀之士，曾向諸葛亮提出了不少良策，二人非常交好，馬謖甚至以諸葛亮為「父」而事之。因此，諸葛亮對劉備的囑托不以為然，一直認為馬謖是「當世之英才」，對他仍然非常器重，經常和他通宵達旦地討論軍國大事，使得睿智的諸葛亮被馬謖誇誇而談的謀略和理論蒙蔽了明亮的「慧眼」，沒有「透視」出馬謖「言過其實」的另一面。

　　兵出祁山時，在關鍵時刻，諸葛亮犯了一個根本性的錯誤——面對馬謖的主動請戰，聽信了馬謖輕敵的豪言壯語和所謂的「軍令狀」，就沒有安排其他久經戰陣的宿將為先鋒，而是任命馬謖為先鋒官。儘管選派了「平生謹慎」的上將王平擔任助手，但是熟讀兵書、頗知兵法的馬謖卻堅持以違背實際情況的理論為指導思想，作出了錯誤的戰鬥部署，還拒絕王平的正確建議，最終導致了街亭失守的敗局。

　　智者千慮，仍有一失。即使是諸葛亮這樣用人謹慎的大智之人，也會受到感情親疏的左右，也會犯下用人失當的錯誤。

　　二

　　當馬謖兵敗的消息傳到大本營後，諸葛亮頓足長歎：「大事去矣!此吾之過也!」後來，又對有功之將趙雲說：「是我不知愚賢，以致如此……」自責之情，溢於言表。

　　咱們儘管不清楚諸葛亮當時經歷了如何激烈的思想鬥爭，但是有一點是明確的，諸葛亮深知：紀律就是制勝的法寶，法不容情，必須堅持原則，公正處理，明正軍律，表現出了為興復漢室而執法如山、賞罰分明的堅定立場。

　　其實，更能彰顯諸葛亮人格魅力的是，他並沒有把馬謖當作「替罪羊」一殺了之，就一推六二五，把自己洗脫得乾乾淨淨，而是進行了一番深刻的自我批評，自己勇於承擔了兵敗的責任。

　　諸葛亮在上奏後主的表章中作了坦誠的自我剖析和檢討：我以弱才，幸得君主的信任，得以統帥三軍。由於我治軍法度不嚴，做事不夠謹慎，以致出現了街亭失守的敗局。這個責任，在於我知人不夠，用人不當，因此我情願自降三級，以督察我的過錯。」。諸葛亮旗幟鮮明地把「用人失當」的「帽子」戴在了自己頭上，樹立了良好的人格形象，贏得了朝廷上下的感動和倍加敬佩。

　　在馬謖受刑時，諸葛亮的心情錯綜複雜，先帝的話也在耳邊反覆迴響，要不然他不會熱淚盈眶，大哭不已，這其中固然有對馬謖的依依不捨和不勝惋惜，恐怕更多的還是對自己用人失當的深深自責和無限痛心，愧對了先帝的遺言，可惜悔之晚矣。

　　三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大大小小類似錯用馬謖的歷史悲劇也在不斷地上演，但是真能像諸葛亮那樣嚴肅而公正處理的卻不多見。由此可以看出，諸葛亮敢拍胸脯，勇於自責，退而補過，不僅在「刑不上大夫」的封建時代堪稱典範，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今日也是光芒四射。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正如一位名人所說的：「除了廟裡的泥胎不犯錯誤，活著的人哪個十全十美?」特別是當權者，掌握著或大或小的權力，權力就是責任，權力愈大，責任越大。如果犯了錯誤之後，就一味地怨天尤人，對應承擔的責任上推下卸，而自己卻不好好地反省，不作深入的自我批評，那就是錯上加錯了。有些當權者就是在這個問題上陷入了誤區。

　　比如，由於當事人失職而出了問題，對當事人進行處罰是必要的，也是必須的。作為當權者呢，也應該難辭其咎，應主動承擔有關的領導責任，這是當權者的本分，也是應有的覺悟和境界。但是少數當權者卻並非如此，不是勇於承擔責任，不是認真吸取教訓，不是積極糾正失誤，而是煞費苦心地在如何推脫責任上下功夫——有的用「捂」功，千方百計地捂著蓋著，企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實在遮掩不住了，便啟動縱橫交錯的「關係網」，讓直接責任人逃脫應有的處罰，自己也就相安無事;有的用「推」功，玩弄「丟車保帥」的把戲，把一切責任都推給直接責任人，誰讓他出錯呢，全都擔著吧，自己則若無其事;還有的用「輕」功，稍微放下點架子，避重就輕，象徵性地來一句「我也有一定責任」，再來點「蜻蜓點水」式的「自我批評」，至於其它的具體責任，那就不關我的事了。等等，不一而足。這些既不照章辦事，更不引咎自責的做法，與諸葛亮一比，可是大相逕庭了。

　　再如，在處理事故的過程中，一些同志為了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不怕苦累，不怕險難，不怕死傷，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對於某些眼光「敏銳」、思路「開闊」的當權者來說，在面對需要承擔的責任時，這些英雄行為就成了可以利用的「救命稻草」，就耍起了另類「聰明」，玩起了「曲線糾錯」的伎倆——他們不是從自身查找原因，引咎自責，防止類似事故的發生，而是圍繞這些英雄行為大做文章，運用一切輿論工具大張旗鼓地宣傳這些英雄行為，以此來轉移人們的視線和關注點，掩蓋自身的過失。他們把本來可以避免的事故說成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是「天災」而不是「人禍」，把這些英雄行為說成是領導精心培養教育的結果，是「教育數年，展示一時」。文過飾非一番後，壞事在他們的嘴裡和宣傳工具下搖身一變成了「好事」，事故責任也就相對地「輕描淡寫」了。這樣的手段確實是「高」——「高」得離譜，「高」得邪乎，不但掩蓋了矛盾，吸取不了血的教訓，而且敗壞了風氣，造成了惡劣影響。

　　確實，自責是需要勇氣的。有些問題的發生，不能排除其中有客觀因素的影響，但究其根本原因還是主觀因素造成的。為什麼有的當權者就沒有認錯擔責的勇氣呢?深入探究，恐怕是心中有「四怕」：一是怕被追查責任，丟了「烏紗帽」;二是怕被別人抓著把柄，引火上身;三是怕因此丟了面子，令自己難堪;四是怕不能被別人理解，扣上「就他能出風頭」的「大帽子」。當然，可能還有其他原因。在這樣忐忑不安的複雜心理的驅使下，也就不願意、也不敢承擔責任了，甚至把錯誤和過失推到別人身上，發展到——諱疾忌醫了。

　　其實，自責就是嚴格的自律。敢不敢承擔責任、能不能承擔責任，也從側面反映了一個當權者是否具有嚴以律己的品質。一個連自己的錯誤都不敢承認的當權者，人們又怎麼能從他身上找到嚴以律己的勇氣呢?而一個缺乏嚴以律己精神的當權者，人們又怎麼能相信他能正確地對待別人、對待錯誤呢?只有那些心胸坦蕩、襟懷坦白的當權者，才能正視自己的錯誤，才能敢於承擔責任。他們知道，承擔責任，就是為了反省，為了改過，為了以後的進取，這是一個教育人、感染人的過程，也是一個團結人、增強團隊凝聚力和戰鬥力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