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齡的離去並不完全是因為健康原因。她與蔣經國已盡職盡責地履行他們向蔣介石做出的承諾，要好好對待對方，但他們都非常自以為是，並且在許多問題上想法相左，尤其是在同美國的關係上。在蔣介石去世後，有人說，她試圖掌握大權。作為回應，蔣經國冷靜地扮演了孝順兒子的角色，這是具有諷刺意味的，因為每個人都知道他和美齡是多麼不喜歡對方。

　　但是，蔣介石的醫生們非常擔憂，堅持認為他不能離開心臟監視器片刻，更不要說是進行一次晚宴。畢竟，前段時間他的心臟常常停止跳動，要靠他的醫務工作人員幫他恢復心跳，而且這些情況發生的間隔時間越來越短。如果是他一個人在吃東西時發生這種情況，他們可能無法搶救他。

　　為此晚餐的所有細節都經過精心安排。在約定的時間，蔣介石坐在他的輪椅上，等待馬康衛的到來。醫務人員帶著氧氣瓶和急救設備，隱藏在餐廳的附近。「副官們」在附近焦急地徘徊。席間蔣介石的表情有點兒不自然，當他說話時，總是含糊其詞，而且大口地喘著氣。蔣夫人對馬康衛熟練地「解釋」她丈夫想說的話，但沒有掩飾「總統」十分嚴重的病情。

　　在訪問北京凱旋歸來的數月裡，尼克松的政治生涯達到頂峰，但1974年8月的水門事件結束他了的總統任期。當白宮總統辦公室的秘密談話內容錄音被洩露後，他掩蓋共和黨臭名昭著的盜竊行為也被曝光了。隨著彈劾的迫近，他辭職了。「我們已經開啟擋在中美之間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門，」他在辭職講話中說道，「我們現在必須要確保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是我們的朋友，而不是敵人。」

宋美齡

　　蔣夫人立即去會見他——不是為他在辦公室留下的醜行，而是他關於中國的發言。她說：「打開大陸的大門確實是一件好事。」她在一份聲明中宣佈：「打開大門意味著自由進出。但遺憾的是，我所有同胞們卻不允許離開這個國家。」

　　1969年有影響力的新聞記者德魯·皮爾遜去世後，他的繼子將他的日記整理成書。一場書稿爭奪戰在各個大出版社之間爆發。皮爾遜成功做了幾十年政治八卦專欄作家，他的全國知名的專欄和電台節目已經非常強悍了，但真正離譜的故事是他自己保存的日記。霍爾特—萊因哈特—溫斯頓出版社在1974年出版了這本書。書中聲稱蔣夫人與溫德爾·威爾基在40年代初曾有過婚外情，還聲稱，中方高級將領曾讓女兒在戰爭期間陪美國軍官睡覺以獲得軍事機密。蔣夫人非常憤怒，指示設在紐約「領事館」的台北新聞辦公室起訴出版商，並索賠數百萬美元。兩年後，此案解決，出版社公開道歉並承諾在以後的印刷過程中刪除那些令人不愉快的材料。

　　1975年初，蔣介石的健康每況愈下，不過這一次沒有緩過來。在蔣介石臨終之際，美齡發佈了一個奇怪的、散漫的、充滿憤怒的宣言，這個宣言長達32頁，使用文言和朦朧的詞語攻擊美國。宣言中，宋美齡聲稱，美國已「萎靡不振」，其國際威望不斷下降。她首先批判了美國緩和與北京關係的政策，但後來只是莫名其妙地謾罵一切：從美國的年輕一代吸食大麻和違禁藥品，到年輕男性留著時尚的長髮，再到波士頓的種族對立和福利欺詐。「偉大的美國夢變成什麼樣子?優雅地消磨時間，莊重地看待事物，剛毅、機智、慷慨的精神和禮儀——當我在美國還是個孩子的時候，這些就是美國夢的精髓。」她抱怨道，「美國在1942年和1943年發生了什麼，它的力量、愛國主義和感染力怎麼了?」這好像是她指責美國沒有幫助她的丈夫反攻大陸。

　　隨著死亡慢慢臨近，蔣介石把他的妻子和大兒子叫到床邊，要求他們手牽著手，向他保證，他們會好好相處就像母親和親生兒子那樣。1975年4月5日午夜，蔣介石死於心臟病突發，享年89歲。這天是清明節，中國人祭祖的傳統節日。

　　這個消息在島內傳出後，就像是「強烈的情感地震」，一位台北哀悼者這樣對比利·格雷厄姆形容。美國駐台北工作人員準備對華盛頓發五個字電報：「花生已種下。」但他們認為倫納德「大使」不會允許他們這麼做，雖然他們是在開玩笑。

　　蔣介石最後在遺囑中寫道，他認為自己是耶穌基督的門徒，是孫中山的一個忠實追隨者。美齡收到成百上千的弔唁，包括福特汽車公司的董事長亨利·福特二世、羅納德·裡根、葛培理牧師和美國第一個華裔參議員鄺友良。

　　在蔣介石去世的幾天後，士林官邸的園丁負責人方允浩(音譯)在早上六點接到緊急電話——蔣夫人找他。在蔣介石臥病在床期間，他的副官已下令讓方允浩用紅色花朵取代士林官邸花園所有的白花，這是因為，中國迷信說白色是與死亡聯繫在一起的，而紅色是一個吉祥的顏色。宋美齡告訴園丁，葬禮將在幾天內舉行，所有的花草要改回白色，因為外國人來了，看到紅花將會尷尬。「她很不高興。」方允浩回憶道，「她拉著我的手說：『我知道這對你來說很難辦，但是為了『國家』的面子，為了維護我們『國家』的尊嚴，我們必須改變花朵顏色。』」因此，方允浩全力以赴地把所有的紅花都挖掉，及時種上白花。

　　美國副總統納爾遜·洛克菲勒飛往台北代表美國參加蔣介石的葬禮。雖然有兩個日本前首相到來，但美國是唯一派官方代表的國家，聯合國未派任何人。美國政府原本計畫派遣一個級別相對較低的官員，如農業部長，但由於陳香梅的干預，在最後一刻才確定派納爾遜·洛克菲勒。蔣夫人對這些都一無所知。

　　4月16日，葬禮在台北孫中山紀念館內舉行。所有的「外交使團」都三人一組走上前對著蔣介石石像行鞠躬禮。蔣介石最喜歡的書都放在他的棺材內：《聖經》、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唐代詩集和《荒漠甘泉》。蔣經國和蔣緯國陪伴在宋美齡身邊，在蓋棺一剎那，蔣夫人忍不住失聲痛哭。她戴著墨鏡，臉色顯得蒼白疲倦。蔣經國也失聲痛哭。棺材被百合和白色的菊花包圍著。蔣介石的牧師周聯華宣讀了第23章聖經詩篇，兒童唱詩班演唱了《上帝召喚你》。

　　由黃色和白色的菊花覆蓋的靈車，開向蔣介石的避暑勝地慈湖。全島默哀一分鐘。行進在溫暖濕潤的春天裡的送葬隊伍長達40英里，眾人邊走邊唱著輓歌。路邊的桌子上擺滿的熏香、水果、鮮花和蠟燭，它們按照中國的傳統堆疊著。成千上萬的人們排隊站在路邊。蔣夫人後來寫道，「他們中許多人無法抑制心中的悲痛，以至於我的心也隨他們而去了。我的悲傷在他們的悲痛面前顯得那麼微不足道。」蔣夫人以為，匍匐在地的人們是因為敬愛他們的領袖而哀悼，但是他們情感流露並非為了哀悼獨裁者，而是因為他們返回大陸的夢想就此破滅。

　　蔣介石的遺體被埋葬在一座樹木繁茂的山坡上一個正方形紅磚別墅的庭院中央。他選擇這個地方，因為它提醒他祖籍在哪裡，將來回歸大陸了，他希望能遷葬回老家。

　　在隨後的幾個月裡，美齡難以接受她丈夫的死。「我覺得他好像是在旅行。」她在寫給艾瑪·米爾斯的信中說，她仍處於悲痛中。

　　1975年9月17日，美齡離開台灣到美國「緊急治療」。她乘坐的是松山機場的軍用機，蔣經國和其他百名朋友、官員為她送行。啟程之前，她發表了一篇散漫的演講，這更像一篇告別講話，而不是一篇短暫的旅行講話。在她丈夫長期生病和他死後承受「巨大的悲痛」期間，她覺得自己的健康已經惡化。她沒有透露疾病的性質，但是國外報道說，她最近曾兩次因為乳腺癌而動手術。

　　她勸她丈夫的追隨者保持信心。「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她引用《論語》中的話說，「……48年來我與『總統』一起生活，我們互相激勵，」她說，「現在我面對他溫柔的笑容，我覺得他好像依然健在，而且還站在我身旁……當我閉上眼祈禱時就能看到他。」

　　當她在紐約治療由六年前車禍造成的脖子和左腿的疼痛時，她被診斷患上了嚴重的帶狀皰疹。1976年4月，她不顧醫生的建議，堅持回到台灣，因為正值蔣介石逝世一週年。在台北，她從浴缸中滑倒，撞擊到頭部。幾個月內，她無法用她的左手，而且只能拄著枴杖行走。1976年8月美齡飛回美國繼續接受治療。她以假名在巴爾的摩市約翰·霍普金斯醫院檢查了10天。9月中旬，她回到紐約，在長島養病，孔家在長島有房子，美齡在美國逗留期間都是住在那裡。她由外甥和外甥女、靄齡的兩個子女孔令侃和孔令儀以及醫生、護士一起照料。

　　蔣介石把戰敗歸咎於命中注定，但毛澤東能夠表現出勝利者的大度，稱蔣介石為「老朋友」。只有一件事情，他們認識上達成一致，就是台灣應回到祖國的懷抱，但他們都沒看到夢想成真的那一刻。

　　毛澤東沒有為他的政府在國際上的地位顯著提高而歡欣鼓舞，也沒有羞辱他昔日的對手。1976年，首先，周恩來總理逝世，隨後，毛澤東的戰友朱德將軍逝世。接著，大地震襲擊了河北省唐山，造成24萬人的死亡。最後，在1976年9月9日，在標誌著自己革命生涯開始的秋收起義紀念日，毛澤東逝世了。至於收復台灣，他說，這需要時間，由下一代努力去完成。

　　在美國，由於帶狀皰疹和以前受過的傷，美齡實際上已數月臥床不起了，現在她不得不重新學習如何走路。「隨著連續理療和鍛煉，我感到身體有很大的好轉。」她在1977年1月寫給魏德邁的信中說道。至少在精神上她已經恢復。在感謝魏德邁寄書給她後，她又拉回到她喜歡的話題上來，認為世界出現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戰「更糟」的狀況。「自由世界的天真會給人類社會帶來更多的殘酷、悲慘、束縛、滅亡。」她說，「我認為歷史將證實我的思想和那些像我這樣有魄力的人是正確的。」

　　1977年初，美齡覺得身體已經好了，便進行了一次長期的訪問，對象是她的外甥孔令傑。孔令傑搬到了休斯頓，於1961年成立了韋斯特蘭石油開發公司。尼克松先前的競選活動就由這個行為很古怪的石油大亨所資助，這個石油大亨娶了個好萊塢女演員。蔣夫人和她的丈夫曾經希望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孔令傑實際上也在為這做準備，他在德州蒙哥馬利購買了1500英畝的土地，在那裡建造了具有精密安全系統和防彈玻璃窗的辦公大樓，面積是他住所的兩倍。還有一個龐大的地下核防掩體。這個4000平方英尺的混泥土建築，深入地下70英尺，具有自身發電能力，它可以容納1500人，並可以在裡邊生存90天。這裡有日常生活的一切：起居室、工廠、辦公室、健身設施、桑拿室、拘留室、醫院、太平間以及屍袋。這個建築一共花費2400萬美金。

　　在德克薩斯州過了一段時間後，蔣夫人回到孔家在長島的住處，事實上她是被隔離在那兒。她住在山頂，沒有與當地民眾混住在一起，她有自己的公寓，但是她要花很長時間才能走到林地散步。1978年春天，她沒有返回台灣參加蔣經國「總統」的就職典禮。納索縣警方為她提供了特別的保護，當她到紐約市去看醫生時，都有特工暗中保護。當她去理髮店，都要事先安排，去的時候要用頭巾遮住面部。20世紀70年代後期，蔣夫人住進孔令侃為她在曼哈頓東城購買的複式公寓。這套公寓位於八十四街的格雷西廣場公園，離東河只有一步之遙。這套格雷西廣場的豪華公寓有18個房間，包括7間臥室和8個浴室、私人電梯、僕人的宿舍、幾個壁爐以及可以觀賞東河美景的客房。在那裡，她可以接待醫生和她的朋友。

　　1978年12月15日，美國總統卡特發表了電視講話，宣佈華盛頓將與北京建立全面外交關係，斷絕與台灣的關係。雖然早就料到，但是台灣地區的領導人還是很難接受。

　　1981年初，宋慶齡的白血病和心臟病病情惡化。宋慶齡病危時，要求見一見她的妹妹。宋美齡沒有作出任何回應。台北方面拒絕了北京的邀請，台北方面仍然堅持對大陸政府的「三不」政策——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

　　宋美齡非常熱愛評論，上了年紀之後更甚，年齡雖在增長，其言辭卻依然犀利。她經常給知心好友寫些評論，大多都是往事，偶爾也有時事，都出自她自己獨特的視角。

　　儘管雙腿的病痛一直困擾著宋美齡，但是她不願意使用枴杖。每當有人到她的多層寓所前的廣場拜訪時，她總要自己走下樓來迎接他們。她永遠打扮得非常得體，思維敏捷，密切關注著華盛頓與台北方面的聯繫。周圍的工作人員都十分驚歎她在物理治療中投入的精力。她從來不會告訴拜訪者自己要接受的物理治療有多痛多艱難。她展現出了驚人的忍耐力，做的運動比醫生要求的還多。

　　無論宋美齡和她的繼子蔣經國之間的分歧有多大，但在80年代，他們一直都保持著密切的聯繫。當宋美齡的身體漸漸恢復時，年齡與糖尿病的問題卻開始困擾蔣經國。50年代初他第一次診斷出糖尿病時，宋美齡就勸他戒酒，他也的確堅持了一段時間。不過蔣經國並不是一個十分聽話的病人。儘管他一直對大眾隱瞞自己的病情，但相關報道還是出現在海外華文媒體上。

　　1984年，一本名為《宋家王朝》的書在美國出版，迅速暢銷。書中明顯批判了宋氏家族和蔣介石在中國的統治。作為回應，當局禁止該書在台灣發行，並在美國四處敗壞該書及其作者史特林·西格雷夫的名聲。據說宋美齡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她找來一幫美國朋友以及學術界人士反駁書中對宋氏家族和蔣介石貪污腐敗、懦弱無能、殘酷無情的控訴。

　　宋美齡長期在美國居住的時間裡，她的思緒經常回到與丈夫蔣介石在一起的半個世紀。她在1986年的一篇札記中寫道：「那些局勢緊張的日子，擔心焦慮的日子，甚至吃敗仗的日子總在我眼前像萬花筒一般閃過。」1986年10月，宋美齡在美國待了十多年後，回台灣參加蔣介石的百年誕辰慶典。乘坐中華航空為她與她的隨從準備的包機抵台後，宋美齡只做了簡短的停留，然後又回到了紐約。

　　這一去就又是五年。

　　儘管已經接近百歲高齡，宋美齡仍然在台灣政壇有著長久而神秘的影響力。儘管她的支持者說她是支持改革的，她本人也總是宣稱自己是民主人士，但她在公眾場合的發言總是讓人從相反的方面去解讀。1986年12月初，宋美齡在台灣報紙上發表了一篇很長的文章，批評最近舉行的地方選舉粗鄙無禮，不登大雅之堂。她說，民主「不是從國外引進的枷鎖，也不是資本，更不是武器，對我們來說，民主應該建立在三民主義的基礎之上」，她又補充說，「世上有速溶咖啡、速溶茶，卻不可能有速成的民主，有也只是吹牛。」文章結尾說，一個「國家」最致命的敵人都藏在內部，其實很明顯就是指那些「台獨」積極分子。在對美國商會的演講中，宋美齡批評新聞媒體，並警告說如果民主社會最終陷入混亂，台灣就會失敗。聽眾的理解就是台灣如果真的發展民主制，也應該慢慢地發展，不可一蹴而就。